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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赟，靖之霖（北京）律师事务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刑法谦抑性关涉立法与司法两个维度：
立法层面，通过社会调查、法经济学及法社会学分析等方式证成刑事立法是否应当就特定领域、事项或行为保持谦抑，进而影响立法内容；
司法层面，刑法谦抑性得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影响犯罪构成的解释（不限于形式的要件判断，还包括实质的违法性、刑事可罚性等判断），由此进入司法论证。
此种意义上，在立法活动中，刑法谦抑性本身系证成的对象，其对立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在司法活动中，刑法谦抑性则是证成犯罪构成实现与否的一种考量因素，其在刑法规范出入人罪的实质解释论证中，须借由具备更加明确之法益关联性（能够直接指向具体法益的实质判断）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以间接发生作用，但并不能逾越甚至径行替代犯罪构成以直接适用。
事实上，刑法谦抑性的判断几乎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系一体两面的相向但同频的关系，其在立法与司法中均须受到客观性（立法调查或者犯罪构成）的制约。否则，刑法谦抑性的滥用将导致立法与司法流于恣意：当有权主体（立法主体与司法主体及其中具体的人）自认为某种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值得立法或处罚，则以刑法谦抑性为由不予立法或处罚；反之，当有权主体自认为某种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应当立法或处罚，便绝口不提刑法谦抑性。
与此同时，该原则一旦被滥用，也将导致学界与社会公众在讨论一些争议案件时难以有效也不够严肃：刑法谦抑性或成为参与讨论的主体完全用以服务于其个人关于出入人罪的主观立场与意愿而随意选择是否祭出的“大旗”，刑法判断便由此沦为价值观臆断。
一言以蔽之，此种不受客观性约束的刑法谦抑性“论证”，貌似什么都说了，但其实等同于什么也没说。
由此，犯罪构成须为刑法谦抑性不可逾越的屏障：刑法谦抑性只能借由影响刑法规范的实质解释以进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从而间接作用于犯罪构成是否实现进而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判断，但其绝不具有径行抽象地援作刑事可罚性之判断依据的正当性。
正如长期在西方国家发挥作用、当前在我国广受关注并逐步兴起的刑事合规，其同样是一个刑法教义学框架内的问题（可以概括理解为企业内行为的主客观归责判断问题），理论上其实并不存在真正需要突破性创新的规则性障碍，但实践中必须有规范文件作为启动开关，同时需要实务界接受理论体系的新发展。换言之，其作用须以制度实体为依托，而不能仅停留于观念或者域外法层面。
刑事合规理论框架下纠缠着组织体责任与合规官责任两个维度：在组织体责任的范畴，将合规计划作为新的超法规要素或者旧有要素的新的考量内容（譬如相当因果或客观归责、可谴责性、预防必要性等）纳入犯罪论与刑罚论体系，从而发展实体上影响定罪量刑的组织体责任论以及建立相应的企业缓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合规官责任的范畴，从静态授权内容与动态履职流程两个侧面研究证成监督管理义务的保证人地位，从而在刑法教义学体系之内讨论合规官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刑事可罚性。
此一在我国兴起不久的刑事合规概念与尚在探索的刑事合规制度，有别于过去早就存在的企业合规即Compliance概念。Compliance作为法律实务的一个颇为传统的领域，其更本土化的义译法近似于法律风险防范，其中当然也内涵着刑事法律风险防范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有关刑事风险的内容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目标等具体业务实际下的法律风险研究或者说企业合规研究中的重视程度与篇幅比重有异。简言之，此种Compliance法律研究是一项已在先长期存在的重要非诉实务。
若在谈论刑事合规时跳脱其前述教义学解释与体系定位问题，而径行将刑事合规与Compliance的概念相混淆（正如当前刑事合规的很多拥趸者的误解），则湮灭了其特定范畴的刑事合规概念便没有被独立使用的价值和必要，只能沦为最传统的面向企业的法律研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或者犯罪预防换上的一个新“马甲”，恐怕难免主要是炒了个概念、赶了下时髦、蹭了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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