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新四军成立八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肃然让我又回忆起父亲参加革命后的许多往事。
1938年初林之翰东进抗日前的留影。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军医处副处长兼任第一后方医院院长
我的父亲林之翰同志1929年2月参加了由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兼组织科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任随军医生。同年4月，经曹学楷、司药丁守中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是亲自参加鄂豫皖红军医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经历者、践行者之一。1929年5月， 父亲和戴克敏的八叔戴叔先同志（原红三十一师随军中医）授命创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所红军医院 – 黄安（现红安）刘家园红军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1929年5月，鄂豫皖苏区在刘家园迴龙寺创立了第一所红军医院，2006年秦光远将军和檀树中学师生捐款建立此碑。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的妹妹、红军医院原看护戴觉敏题字
随后，父亲又担任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所前方医院红三十一师的院长兼政委，之后又历任红一军一师、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总医院的医生、所长、院长。（其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总医院又称鄂东北道委总医院）。父亲参加了鄂豫皖苏区著名的黄安、七里坪、林英寺等战役，以及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伤病员救治工作，他对伤病员感情深厚，重大手术都由他亲自主刀，对重伤病员他更是亲力亲为，精心照顾。曾听父亲的战友们回忆道：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吴先筹、徐海东、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张天云等许许多多革命前辈，他们当年曾经都是我父亲的伤病员。父亲和他们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红军医院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父亲带着医院同志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为伤病员想方设法搞粮食、找药品、解决医疗器械。伤病员多的时候，父亲还通宵达旦地工作在第一线，哪里有危重伤病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敌人第四次“围剿”期间，生存环境很恶劣，为了伤病员的安全，父亲带着医院同志们和伤病员在大山里到处打游击转移隐蔽时，患上了恶性疟疾，反复发作，但他把仅有的药品用到伤病员身上，自己经常高烧不退、口鼻出血，人消瘦的非常厉害，他仍然坚持工作在伤病员身边，精益求精地医治他们，父亲始终把伤病员的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对自己的健康和安危全然不顾，为此赢得了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的敬重和爱戴，在鄂豫皖红军指战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林医官在，我们不怕挂彩！”伤病员痊愈后，时常还利用战斗空隙去医院看望老院长 – 我的父亲。
父亲和老百姓的关系也非常好。他始终认为红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没有老百姓的支持，红军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无法生存。医院每到一处，父亲不仅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而且还尽量抽出时间积极为老百姓看病，解决他们的身体疾苦，并组织医务人员向老百姓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有的标语至今还醒目地留在老苏区的墙壁上，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也视红军为亲人，他们把我父亲称为“二叔”，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乡亲们看到医院伤病员多了，就会主动到医院帮忙，自发地成立了洗衣队、担架队，细心照顾伤病员的生活护理。直到今天，当地老百姓的后代还有知道当年的红军医院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还记得那个当年被他们先辈称为“二叔”的那个林院长。
在红军时期，父亲非常注重培养部队的医务人员，他从部队里挑选有文化基础，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好学的年轻战士，抓紧时间，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组织他们学文化，学习《生理解剖》、《实用药物学》、《外科学》等，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父亲为了教学，想了不少办法：一是他讲完课，会组织学员相互讨论，便于他们理解吸收。二是做标本，帮助学员有感性认识，加强记忆。三是要求学员边学边干，用所学知识指导实际工作。一般三个月为一期，每期若干人，教室就设在草棚里，山间树林里。有时父亲带学员在巡诊的来回路上也抓紧利用这有限时间讲课。因学员文化程度不一，且理解能力不同，父亲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一些学员补课，费了不少心血。后来敌情紧张了，不能按部就班讲课了，父亲就组织医务主任、医官和看护长用师带徒的方法，继续培养年轻人。父亲从不保守，言传身教，教会大家清创、消毒、骨折固定、换药、压迫止血、包扎等外科基础医疗工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穷、饥饿使得各种疾病成灾，传染病也在不断蔓延，在缺医少药的鄂豫皖苏区也是如此。疟疾、霍乱、鼠疫、白喉、天花等疾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父亲通过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治愈了一些病人。他在给学员上课时也传授了这些疾病的治疗和护理，同时他还教会学员用李时珍、张仲景的一些经典方，以及民间一些偏方、土方治病，也收到了满意的疗效。
父亲在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总医院中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是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队伍，他们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有丰富的战伤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的实际经验，土方法多，适应性强，能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完成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他们为红军部队的医疗保障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和红二十五军北上时都带走了一些医务骨干力量，如曾韬（原名曾纪芥）、秦光远、洪明贵、李其华、彭绍银、杨朝忠、周东萍（徐海东夫人）、戴觉敏（戴克敏妹妹）、余光（女））、余国庆（女）、田喜兰（女）、曾纪兰（女）、张桂香（女）等同志。尤其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在父亲带领下，总院的汪浩（原名汪仁福）、张良德、张文洲、詹绍联、张祥（原名张焕模）、江光权、朱时汉、傅达辉、易良华、林云青、陈坚、张映清（女）、吴继春（女））、范明（原名范绣楼）（女）、胡开采（女）、陈发新（女）、吴茂香(女)、阮竹青（女）、戴醒群（女）、吴继堂（女）、方礼明（女）、段伯祥（女）等同志，其中不少是女同志，随军作战，抢救伤病员，对大别山上红旗不倒，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和完整性做出了很大贡献，多次受到党政军领导的赞誉和肯定。同时，这些医务人员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中，还有不少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继续在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卫生战线上积极为党和国家的卫生事业做出贡献，如曾韬、秦光远、汪浩、张良德、张文洲、张祥、李其华、李清海、江光权、朱时汉、洪明贵、傅达辉、易良华等同志。
红军时期的医务工作者在建国后的合影。
右一：阮汉青，中：林之翰，右三：马俊成。
1953年3月，林之翰任中央卫生部首届
药政司司长
1938年初，确定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刚被党组织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回来不久的父亲，被任命为四支队卫生部副部长（不久改编军医处后为副处长）主抓医疗工作。在敌人监狱里遭受了两年酷刑的父亲出狱时骨瘦如柴，还患有胃溃疡、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长期戴手铐脚镣致使他出狱时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但抗日的使命感让他全然不顾一切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为部队东进筹备医疗保障工作之中。四支队军医处接到高敬亭司令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治疗以往战斗中遗留下来的100余名重伤员，他们是部队的骨干力量，尽可能让他们可以跟随部队东进。经过一周时间，父亲和阮汉清处长、汪浩医务主任从中筛选出60余名有手术指症的重伤员，并把他们集中安置到七里坪方家湾医院等待手术。术前，父亲和相关同志共同进行认真研究、周密分工，由看护长张文洲同志布置手术室、消毒器械敷料；司药江光权准备所需药品；父亲负责手术麻醉（用氯仿和乙醚）；汪浩和阙声两位医务主任当主刀助手；阮汉清处长担任主刀。待准备工作就绪，就根据病情排好手术顺序进行手术治疗。每天做六、七台手术，主要是清创取异物（弹头、弹片、死骨等），切除坏死组织、瘘管。不到十天的时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并肩作战完成了60-70台手术，约70%的伤员经过清创术后很快痊愈归队。高敬亭司令员对这次手术治疗工作很重视，在开展手术治疗工作的次日上午，亲自到医院手术室观看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离开，他充分肯定了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任务完成后还奖励手术参与者每人六块银元作为鼓励。父亲从出狱以来，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同时许久也没有这么连续进行强度较高的手术了，体力消耗很大，加上手术成功与否麻醉很关键，因此他思想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担心，但麻醉任务顺利完成后，使得他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
1939年12月，为加强江北指挥部军医处的技术力量，由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撤销四支队军医处，将支队军医处及所辖医院一、二分所的大部分医务人员和大部分药品、器械一并调整到指挥部军医处，阮汉清处长离任参加第一期卫训班学习，父亲调任到江北游击纵队军医处担任处长。有些同志看到大家苦心组建充实起来的军医处和两个分所突然被撤销调整掉，思想上一下子有些想不通，但由于阮汉清处长和我父亲俩人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四支队领导的决定，并亲自带头毫无怨言，以身作则，无条件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高尚品德，赢得了同志们的理解和配合，四支队军医处的撤销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如期完成。
1940年5月的一天，日伪军近3000人突然向我津浦路西根据地“扫荡”，一路侵占了定远县城，一路奔袭驻扎在藕塘太平集的四支队司令部。在四支队七团一部赶来英勇阻击下，战斗打的很激烈。在太平集附近瓦屋薛还驻扎着江北游击纵队军医处及医院里的百余名伤病员也在敌人包围圈内，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同志们和伤病员安全突围出去，身为军医处处长的父亲不惧危险亲自持枪带领警通排的战士配合闻讯赶来救援的七团一个排，掩护同志们和伤病员全部安全突围后，自己才最后撤出阵地。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我联想到最近在寻访河南罗山县铁铺镇韭菜崖红28军总医院一个分院遗址时，陪同我的当地原村支书记王柏林同志告诉我，“1935年你父亲带领红军医院的一些同志来这里组建一个分院时，由于叛徒告密，7月3日医院突然被包围，敌我双方激战了一天。林院长当时完全可以冲出去，但为了掩护伤病员先突围，他带领一部分同志（其中有他的前妻朱淑良同志）坚持到了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林院长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朱淑良同志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战斗中他还失去了五岁的女儿。我们这里很多人从小受教育就知道林院长的英勇事迹。”
皖南事变后，1942年10月，为保卫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父亲带领六旅卫生部和医院跟随新四军二师六旅全体指战员，日夜兼程赶赴路西，与之前在该区坚持战斗的第四旅部队会合。为协调两个部队伤病员的收容治疗工作， 时任四旅卫生部长的阮汉清同志带着警卫员策马数十里，风尘仆仆地赶到六旅卫生部驻地，时任六旅卫生部长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由于我军战斗在日、伪、顽三方的夹击中，战场上的敌情瞬息万变，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敌情，我军行动变化也非常频繁迅速，部队之间有时独立作战，也有时协同作战，伤员不断出现，时间就是生命，为了让前方两个部队后送下来的伤病员不分所属都能得到及时救治，不分彼此全力以赴联手做好收容工作。红军时代并肩合作多年的老战友见面后，分别介绍了各自部队卫生机关的配置情况，经过简短的分析讨论，迅速达成两旅卫生队、所相互就近收容伤病员的协作约定，但在伤病员治愈出院归队时，仍回到各自原部队，以确保各部队的战斗骨干力量，达成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部队战斗力的共识。两位老战友的默契合作一直在延续，这次短暂的重逢相聚，没有任何客套话，开诚布公，一拍即合，仍能互相理解、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密切协作，主动承担任务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同志，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最为实际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为部队服务的教育。
1948年，林之翰、张映清夫妇与孩子们的合影
父亲虽已逝去四十多年，但他从未走远。他的音容笑貌还在鼓舞着我，他崇高的思想品质还在鞭策着我，他的党性很强，对共产党无限忠诚，哪怕在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而蒙冤，他都做到了不计个人恩怨，能上能下，忍辱负重，无私无畏，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坚守信念、坚信组织的革命情操；为掩护伤病员突围，自己在一天内同时失去两位亲人的痛苦中，即便身负重伤在敌人监狱酷刑面前，他也做到了宁死不屈，不为利诱，铁骨铮铮。他居功不自傲，不为名利，默默奉献，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他工作积极负责，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精益求精。他待人热情诚恳，宽人严己，关心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豁达乐观，高风亮节，甘为人梯。他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尊重、被人们深切怀念的好领导。他是鄂豫皖老区人民没有忘记的林院长，更是一名共和国的伟大的老红军战士。他也是一位好父亲，为后代留下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林之翰与本文作者、女儿林媛合影
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后代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忻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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