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查良镛）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大侠从此成记忆。
作为金迷，我在1982年便读到了《书剑恩仇录》。当时，衡阳师专图书馆图书目录上存有两本——但从来也只存于目录，书本无法回归馆藏，一直只在同学间私自流传，张三李四王五，划定时限轮流阅读。我有幸抢到了半个晚上的时限。“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泪眼迷茫，抬头已见熹微盈窗。
从此跌入金庸迷粉。90年代中期，买过一套盗版金庸武侠全集，摩之挲之，琢之磨之，眼底心头，孜孜不倦，那是真能称得上读破了全卷。
1999年5月，新浙江大学成立不久，金庸先生受邀出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我在次年举家来杭，入浙大人文学院读研究班，时有闻先生来校讲座的消息，屡次想去亲灸听讲，但屡次都是楼宇廊道爆棚，故而屡屡畏途止步，终与先生缘锵一面，空负师生之缘。
如今楼宇依旧，高山不再，江湖已绝。
（一）金庸的侠客梦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表述了他的的大侠之旨。
金庸一直恪守“文以载道”，传载着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教谕世人。其中，以《天龙八部》最为典型：段正淳多情却为情所困终与诸情人同死于非命，慕容复终生帝梦营营役役寡情绝义却只能沐猴而冠自欺欺人，让巧取豪夺以求武功的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失去武功，让一心向佛的虚竹得武功娶公主，让善良痴情的段誉得偿夙愿花好月圆，谕世劝人，鞭挞假丑恶，激扬真善美。
金庸武侠人物，大致不脱儒家情怀。陈家洛的风流蕴籍、琴心剑胆，胡一刀、胡斐父子的刚烈侠气，杨过的激烈浓情，狄云、郭靖的鲁钝诚朴，张无忌、令狐冲的善良谦冲，到萧峰达致顶峰。严家炎、倪匡、陈墨等论者都许他为金庸武侠第一英雄。他的武功不依苦练不遭奇遇却莫之能御，仁侠善良却恩怨分明不滥好迂腐，为大王、为帮主、为普通人都能感念天下苍生不为己甚，做情人、做兄弟、做儿子都有肝胆有担当以死相报义薄云天。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先生寄寓了崇高的审美情怀，表达了儒家文化对于人性的最高理想。唯大英雄能本色。他携阿朱赴聚贤庄，在反叛辽军中杀南院大王、擒皇叔，率燕云十八骑南下少林，直至在辽军阵前“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等等，如广陵绝响，令人血脉贲张、心往神驰，展现悲剧的震撼力量。在郭靖、杨过等人物身上，我们也都能见出种崇高之美。
（二）传统侠客梦
再往前推，武侠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旧时有一个典型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其人生理想是：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三侠五义》中“御猫”展昭大致可以算作此类的典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出现，其鼻祖梁羽生仍旧不能完全突破这些樊篱，总是一成不变地在民族矛盾中展现文武双全的报国之士，始终存在着“主题先行”的概念化倾向。
“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是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目的，也是武侠小说的传统创作原则和基本图式，“厚教化，美人伦”。 洪七公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 侠客以武行侠，或则仗义，或则报恩，光明磊落；可以是报自家冤仇，也可以是赴他人厄难，锄恶扬善，执掌正义，替天行道，自是大快人心。
但文学的目的与功能，绝不是单纯的传道。
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得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如令狐冲、杨过、胡斐等，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
金庸武侠小说大大生活化，世情化了。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只生活在神与魔的简单二度空间里，透过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地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金庸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只会抡刀弄剑的虚幻影子，也不是遁土御风的百变神魔，而是赋予了深厚的文化、蕴涵了生动丰富的人性。
对金庸的创作，严家炎教授将之与“五四”文学革命并称，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三）侠客的价值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侠”之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到《史记·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李白的《侠客行》，演绎了史记精神，也寄托自己关于“侠”的理想。敢于公义、不计私利，也应该是我们普罗大众心目中侠客的本相。
古之游侠诗篇往往借助於“仗剑行游—驰骋边关—立功受赏”这么一个三部曲，使得侠客少年时代的不法行为不但可以原谅，仿佛还是日后保家卫国的前奏，以便让这令人仰慕又令人害怕的轶出常轨的流浪儿重新回到文明社会。
侠客行侠，并无一定之规。司马迁不讳言其“不轨於正义”，班固则称其“惜乎不入於道德”，后世反游侠者抓住其“不法”、“不道德”不放，赞游侠者则力图使其行为合法化、道德化。其实，这两者都是害了游侠，扼杀了游侠精神。
陶潜《咏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的相互撞击中，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比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侠与人的社会或家庭背景无关，不属於任何阶层，而只是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
“游侠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感召，它使得千百年来不少仁人志士向往并追求那种崇高但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当我们读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歌燕市,从容坐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武侠之魂，就如雷霆般觉醒。
（四）武侠梦
袁承志曾对青青说：“武功强的只能办些小事，可办不了大事”。
到后期，金大侠的眼光，从理想的天国转向现实的尘世，《鹿鼎记》就不再“以武行侠”。武功极高的前明公主九难神尼、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深陷于现实的尘世之网，受制于种种掣肘与顾忌，徒叹回天无力，空有一腔热血终至一事无成，算不了英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西藏大喇嘛桑结武功高强野心勃勃同样一事无成不说，甚至常常被韦小宝玩弄于股掌之上；无武无文的韦小宝却杀了像满州第一勇士鏊拜、西藏喇嘛、大内副总管成栋等武功高强之士，办成了无数陈近南、洪安通、桑结等武功高强之士想办而办不成的大事。
现实尘世中没有英雄，只有机变和权谋。扬州丽春院妓女的私生子韦小宝，在皇家朝廷、神龙教、天地会、九难师父处等利益根本对立的各方面，左右逢源、无往不利，娶到了七个如花似玉武功高强的老婆，青云直上，官爵一直做到一等鹿鼎公。
“现实停止的地方，理想便开始了”，反之亦然。“为主行侠”也好，“为王前驱”也好，一部《水浒传》，前半部是锄强扶弱、杀官取义的狭义英雄传，后半部是反噬同类、为王征讨的当权鹰犬。当宋押司变成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黑旋风封授了镇江润州都统制，从快意江湖走上权谋朝堂，天国蜕变为尘世，英雄只能俯就凡俗。舞刀弄棒、舞文弄墨，跟舞弄庄稼、舞弄牛羊啥滴，也就没啥两样，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三十六行，都只是为生计、为稻粱、为雪花银，跟武侠也就没啥关系了。
新世纪更逢新时代，社会需要英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都给我们这片有缺有污的尘世以希望和光明。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或者未来，武侠英雄不单能驰骋在理想江湖，也能照耀在街头巷尾、庙堂商场，将人性演绎得至醇至善、熠熠生辉，以淘漉我们有些污垢的性灵，升华我们有些卑俗的精神。
有华人处即有金庸武侠。生当此境，金大侠足慰平生。愿先生放心前行，快意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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