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至清初的一场书法史的变革之中，一股表现主义的浪潮翻滚而来，徐渭为其发源，继之而来的则是张瑞图对寻味粗率之风的修正和改良，而作为明末表现主义思潮之下的又一批书家，则以倪元璐、黄道周和王铎为代表，这三位同科进士，在书法上的风格与道路是迥异的，与自杀殉国的倪元璐和起兵抵清的黄道周相比，他们的好友王铎则选择了投降，过了所谓的“贰臣”。在艺术上，他们三人均以书法擅长而著称。由于像王铎这样投降入清的文人士大夫还有不少，故晚明的表现主义书风，则又顺理成章的延续到了清朝，继续着它对帖学甜媚柔弱之风的反叛与创造，而此中的重要人物，则当为王铎莫属。
王铎（1592—1652），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顺治九年，享年六十一岁，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别署松樵、十樵、石樵、痴庵、痴仙道人，二室山人等，河南孟津人，故世称“王孟津”，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中任南京礼部尚书。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时，他是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第二年三月，他被清廷任命为礼部尚书，掌管弘文院事，后又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其书法行草取法二王、亦吸收米芾之长，自谓：“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功力深厚而能出之自在，对书法形式和墨法的创新贡献尤大。清人吴昌硕对其书法推崇备至，认为王铎书法“健笔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可见影响之大。从作品中，我们能明显的看到王铎对传统的把握和发挥，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字法、章法、墨法等方面。传世作品相当多，《草书杜甫诗卷》则是其草书作品中的精品之一，此作第一段纵25.1厘米，横220.2厘米，第二段纵25.8厘米，横203.9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王铎是非常讲究古法的，在书法的取法上，虽然广泛涉猎，但却牢牢抓住了文人流派书法的源头。其在古法上重视对笔法的学习，层谓到：“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之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同时他非常重视结体，并谓“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而为了避免自己沾染时风之习气，他定下“一日临书，一日应请索”的要求，并身体力行，“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可间断一日耳”。是可看出，其用功之勤，用功之心，这也是他成就书法的基础，正因为他重视对前人书法的取法，并且将“临”与“创”结合起来，才会让我们感觉到其书法既有古意又有新貌。
从总体风格上讲，王铎的草书属于大写意一派，其最大的特点是奇中见正，纵中有敛，气骨劲键而意态飞扬。梁闻山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说：“王觉斯、张二水字是必传的，其所以必传者，以其实有一段苍老气骨在耳”。王铎书法可以说是在传统上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的一位大家，尤其是以《阁帖》中的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柳公权为主要取法对象，草书拓而展大，入古而出新，其书风强悍不羁。
在用笔上，此作总体流畅，在这种流畅的线性组织中，线条时生涩感，极大的增强了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取其势，骨势洞达，很多地方线条凝练，而又韧性，痛快中见沉着，表现出了一种撼人的阳刚之美。从此卷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铎雄强笔力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极强的控笔能力，正式这种高超的控笔能力，使对作品的驾驭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线质较高，学习取法时应当注意忌生扁薄油滑，桥揉造作之态，同时要在反复练习中学会控笔，增强自己的控笔能力，尤其是要小心那些较为繁琐的缠绕型线性，尽量在顿挫提按中完美的表现出线条的节奏感和空间构筑意识。
在字法上，此作欹侧险峻，体势动荡，摇曳多姿，是线条优美的舞动。结字上，以方圆相结合、以开合相呼应、以大小相穿插、以正斜相调和、以收放相补充、终以变化为主旨，可谓俯仰翻侧，欹斜反正、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并在相互揖让中彰显着空间布白的强烈视觉效果，极有特点。
章法是王铎书法提供给我们的一大贡献，总体上以茂密取胜，前无古人，极善于用势，用字势与体势的奇正变化来调动篇章的气氛，此作为长卷，更显得变化无穷，与倪元璐、黄道周及张瑞图相比，王铎的章法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几乎将所有的对比都调动了起来，并置在一起，却又相互和谐，如他对正侧、向背、粗细、大小、曲直、疏密等的夸张和调和，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舞蹈般的跳动和摇曳之美，一行的左右摆动和数行的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无不统摄于“势”的控制之中，故此，在临习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抓住生动、贯通的笔势和变化丰富的体势特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握其墨法的处理，王铎中年以后的作品，时见涨墨之法的运用，他喜欢将笔写至无墨或少墨状态，故涨墨、浓墨、湿墨、干墨、枯墨，一起都邮寄的存在于作品之中，极大的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内涵和笔墨章法的交响效果，所以在临习工具的选择上以半生不熟的夹宣为宜，既能让墨附着，又不滞笔；而在用笔上，以笔毫稍长、稍厚为佳，取其能随性提按、挥写自如之特点，用墨不宜太浓，太浓则滞笔，滞笔则行气不通，书势尽矣，砚台旁边可以放一小碟清水，以供调节之用。
诚然，王铎草书虽个性鲜明，但是取法却直入晋法，从精神上继承旭素，却又在实践中直以张芝、二王为宗，都显示着王铎理性的风格追求。平心而论，其书法确确实实是取法古代传统又独创时代新风的最佳典范。于此而言，我们不仅仅只是学习他的书法风格，更要从发展与创造的层面上，去探究王铎的成功道路，这些才是构筑王铎书法及其思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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