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集联与书法的渊源

（默名生）

对联本身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实用性，再与书法结合起来，还具有观赏性。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是由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成为大篆、小篆，定型于汉、魏、晋朝，流传至今，形成了真、行、草、隶、篆五种各具特色的书体，散发着艺术的魅力和历史文化的渊源，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艺术瑰宝。书法与对联同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在文人的艺术生活中，它们的有机结合，互臻其美，使书法的美和对联的意发挥的淋漓尽致，精妙的对联配上出色的书法，让人观之不仅赏心悦目，美妙绝伦，也使人受到修身养性，增长学识的熏陶教化。笔者浅见认为，集联似乎比其他联类与书法的结缘更直接，更密切，因而本文仅从集联的角度谈谈与书法的渊源关系。

一、集字的起源

书法集字，有史籍记载是早在1500年前的粱朝，作为书法史上的特殊现象——书法集字就出现了。《梁书》卷49之列传43《周兴嗣传》云：

“是时（天监初年），高祖（梁武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

“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显然是集王字而成的韵文，即今俗称的“千字文”。《法书要录》卷3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也记载：

“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

此处说得更加明白清楚，“模次羲之之迹”，毫无疑问是以《千字文》为文本集王羲之书迹。关于这一集字事件，在唐朝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的记载就更为详细了：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羲之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须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这段话用白话文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千字文》这篇文章是梁朝的周兴嗣所编，但人们都不知道开始为王羲之书写。梁武帝命殷铁石在王羲之的书法中选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一个字写一片纸，因而杂乱无头绪。武帝又召周兴嗣来说：“你很有才思，且为我用韵编写”。周兴嗣熬了个通宵把文章编好呈给皇上，自己则胡须头发都熬白了，皇上十分感动和满意，重重的赏赐了兴嗣。后来右军王羲之的孙子智永又临摹了八百本，除分送一些人外，江南的众多寺庙也各有一本。

上述记载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集王千字文》应是目前可知的最早的集字书法。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集王千字文》是先摹拓王羲之的“一千字”，周兴嗣后以这“一千字”“韵之”，就是说先有字，后有文。

《千字文》是启蒙少童的字书，其文叙人伦，多劝诫，加上集自王字，称得上是“文”“书”双美，具有较大的教化之功。而智永“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其意更是为了传播他王氏的家法。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集王千字文》的原本样子，但可以从存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想其风采。原因有二：其一，智永《真草千字文》可能为临《集王千字文》，米芾就在《海岳名言》中说：“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其二，智永为王羲之的第七世孙，他是得到书法史承认严守家法的典范。

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更加推动了集字之风的盛行。这重点表现在《集王圣教序》一碑。史载，玄奘西游取经回国后，历时一年余翻译佛经。玄奘深知弘扬佛法必须要借助皇权，故请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名曰《大唐三藏圣教序》。今天我们见到的《集王圣教序》碑文包括太宗序、玄奘谢表、太宗答敕、玄奘再谢表等内容，还包括皇太子李治读后作的《述圣记》、玄奘诣谢、李治笺答，总共计1902字。这方碑是右军的裔孙怀仁和尚受众僧委托，同40余个助手用了25年时间集王羲之字刻石完成。皇帝是九五之尊，王羲之是“书圣”，皇帝文配“书圣”书，这自然就加重了《圣教序》这块佛教护身符的份量，从而抬高佛教的地位。自此到宋代，有物可证是集王字的碑刻就有20种之多，可见其风行的程度了。

二、集联的兴盛

对联与书法结缘，大约始于明代中期。如目前尚能见到明清楹联墨迹影印本中，就有方孝孺、李东阳、杨继盛等人之作，但其数只有一副。量虽甚少，而恐怕本身他们当时书写亦少，因那时书法对联还未流行起来。如方孝孺之联为“大道母群物//达人腹众才”、李东阳之联为“宝藏储山谷//题诗识汉人”、杨继盛之联为“爱读秦碑兼汉篆//好寻奇字到云亭”，而且不仅是这几人之联墨遗世少，至到明末也未见有多少人的书墨对联。但是，单从集联而言，明代则颇为盛行。集联主要有三种：有集古诗、古文不同作者、不同篇目的诗句、文句而成为集句联；有集古碑文字帖而成为集字联；有集宋词不同作者、不同篇目的词句而成为集词联。

明代开始盛行集句联，究其盛行的原因，是明代的诗人颇喜好效仿宋代王安石集句为诗之故。其代表诗人最早可追溯到元末明初诗人孙蕡，孙蕡（1334----1393），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其生卒年应是元惠宗元统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死因为朱元璋穷治蓝玉案，株连万余人，孙蕡因替蓝玉题过一幅画，被入极刑。孙蕡于洪武三年（1370）考中举人，先授织染局使，旋调虹县主簿，一年后调入翰林院，参与修撰《洪武正韵》。三年后出任山东平原县主簿，因胡惟庸案牵连被充军边地，因证据不足，改判筑城苦役，后释放。回乡后的四年间，遨游云林，潜心学问，寄情诗文。洪武十五年（1382），孙蕡被起用为苏州省经历。孙蕡是岭南著名的“南园五子”之首，即元末明初，孙蕡与赵介、王佐、黄哲、李德五人，在广州南园创办“南园诗社”，他们的诗作一扫元代诗坛纤弱萎靡之气，开创了明初岭南诗坛一代新风。孙蕡写了大量诗歌，其著述也丰，惜多散佚。《四库全书》仅收《西庵集》九卷，为门人黎贞所编。在此书前黄佐、叶初春所撰小传中，称蕡著述甚富，除此集外，尚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和陶》、《集古律诗》。在这里明确提到孙有集句诗专集。据《四库全书提要》载，沈行撰《贯珠编集》五卷，“是编皆集句之诗，兼取唐、宋、元人之作”。沈行，字履德，杭州人，生活于永乐至宣德年间。他善诗文，又工于画。除上面这部五卷的集句诗外，他还有另两部专著，《咏雪集句》共240首，《集古梅花诗》共360首，全都是集前人的诗句。李东阳（1447----1516），官至吏部尚书、大学士，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其诗文著作总名之曰《怀麓堂稿》九十卷，其中集句诗即有二编，一为《集句录》，编于成化十三年，二为《集句后录》，编订于弘治十八年。李东阳之所以好集句诗，是出于他“诗宗宋人”的诗风主张，因而所集之作都是杜甫、宋代诗人之句。另一诗人夏宏，是安徽当塗人，他的集句诗专集《联锦集》三卷，仅集古七律就多达400首，后人曾给予很高评价，说他是王安石以来集句诗的又一捷才。字字协律，句句贴切，篇篇如一气呵成。明代岭南大学者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人。正德五年（1510）乡试第一。正德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兼左春坊司谏。后任广西学督。因母病，请退归。居家九年间，远接近交，从游甚众，门下弟子名士亦多立。建居于禺山东面，潜心钻研孔孟之道，著书立说，成为岭南著名学者。著书39种，数百卷，世称“泰泉先生”。其《泰泉全书》六十卷中第十四卷，有《集古句》一编。童琥，字廷瑞，号草窗，兰溪(今属浙江金华)人。生活于成化至正德年间，弘治三年(1490)进士，曾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工部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等职。平生博览群书，尤精于诗。童琥对梅花可谓情有独钟，所撰《草窗梅花集句》共三卷，集句有五、七言律诗、绝句共310首，汇集了晋、梁、南朝、唐、宋、元数百位著名诗人名句。时翰林院侍读同修国史官、著名学者杨廷和认为：“是诗取诸人或数十百年之前者，一旦会粹于二三卷中，如出一时一人之口……对偶精切而词意连属，即使善诗者自为之，恐无以出此。”朝议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参议沙璧评价到：“珠联玉贯，虽各系古人之名句，而俨然一人机轴，纵横驰骋、开阖变化，无一言不归于梅也……古未有也。”

由于以上人物都擅长并作有大量的集句诗，因此也颇能作集句联，我们从梁章钜的《巧对录》一书可见其集句联。如孙蕡之作“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两副联曾为较多后人传颂书写；如收沈行11副，其中如“阊阖迥临黄道正//楼台直与紫微连”；收李东阳25副，如“文章宇宙千年事//江汉风流万古情”、“古来贤达知多少//旧日人民果是非”。另外收夏宏23副、黄佐10副、童琥5副等等。其他还有明末广州的黎民表、广东琼州的丘濬、莆田的陈于庭、福州的陈玔等等都好集句联。至于福州陈玔，梁章钜讲他曾集唐诗成两本集句联，书名为《宫词》、《闺词》，《巧对录》分别选收了30多副。

集句联从明代开始以来，影响较大较快，至到清初有不少文人均好作集句联。如仅浙江嘉兴一个地方，喜好集句的就有一批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就收有好几人之作。彝尊说他的叔父朱茂晥，“雅好集句，客至觞行，恒举如联，坐客服其工緻”。如“细推物理须行乐//高视乾坤又可悲”、“萧何只解追韩信//贾谊何须吊屈平”等。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景伯，又字虎臣，嘉兴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习闻历史掌故，著名学者，以《万历野获编》著称于世。《诗话》收入沈集句联14副，如“天长地久有时尽//物在人亡无见期”、“去日已多来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等。周筼(1623----1687)，初名筠，字青士、公贞，号筜谷，嘉兴人。明末兵乱，遂弃举子业。21岁时移居王店镇，以开米店为业。好读书，工诗，尤其擅长五言律，以诗闻名于当时，与王翃、范路、朱彝尊等相唱和。诗作俊逸脱俗，不轻袭前人片语，自有面目。又精于词律，广泛搜集唐、宋、元词家作品，按体裁编成《词纬》30卷，又编《今词综》10卷。著有《采山堂集》24卷等。

《诗话》云周筼擅集句联，选介8副，如“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此联后也有不少书法家书写。原籍宜兴因兵乱移居兰溪的胡天岫，亦常与嘉兴文人交往唱酬。胡亦擅集句联，《诗话》收其21副，如“独在异乡为异客//自怜长病与长贫”（此联甚为胡自我写照）、“共说陈琳工奏记//焉知李广不封侯”。因受前人影响，朱彝尊也擅集句联。他曾有集句联在1000副左右，可谓是集大成者，但他在世时未付印，至到他去世180年后，一个叫杨中子的刊印于1888年，书名《雕玉集》，收联约900副。再如文学家、学者金兆燕（1718----1789），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国子监博士，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68---1779）任扬州府教授等。他因较长时间在扬州，曾为扬州瘦西湖及周围景点集句联上100副之多，所集之联无不贴切景点，大多收入《扬州画舫录》。

集联盛行后，从清代至民国，出现了一大批集联作者，据胡君复编（商务印书馆1918、1923年分别出版）《集联汇选初编·二编》二书统计，至清末民国初集联作者达92人，而且，其中还未包括马慧裕、何绍基、俞樾和民国中期后的集诗与宋词联的作者等，可见喜好集联作者队伍之庞大。另外，集联的领域也发展到集诗、文、字、词等等，种类日臻完备。集联专著和个人专集也颇为可观，数不胜数，笔者据常江先生的《古今对联书目》统计，其专著属于集句等类的共59种，属于集字类的共96种（两种均有较少数重版、合刊重复计算），另笔者分别获悉3种书目。这些集子少则数百副，多则上千至数千副，集联数量之多，叹为观止。专著最早者除朱彝尊的《雕玉集》外，当推清初钱芳标的《望庐集句》。钱芳标（1635----1679），初名鼎瑞，字宝汾。后易今名，字葆馚，号莼鲛。江南华亭（今属上海）人。康熙丙午举人，官内阁中书。他是清初重要词人，所谓“前七家”和云间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与董俞齐名，人称“钱董”。他的《湘瑟词》以才气见长，其书后即附有《望庐集句》。另较重要的是刊于乾隆七年（1742）的《类联集古》，安徽宣城人刘庆观编，全书按帝王、仕宦、祭祀、庆贺、市肆等十类分别集句，共收3000馀副。梁章钜《巧对补录》说：江南李义贤，字芝庭，熟于唐人诗集，尝著《秀谷集》，集唐诗，气体自然，无异己出。如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对王维“疏雨过春城”；以孙逖“今日逢新夏”，对钱起“前程未夕阳”；以徐牧“惭无下钓处”，对孟浩然“徒有羡鱼情”；以刘禹锡“一声玉笛向空尽”，对姚合“万架金丝著地娇”（梁共举13对，馀略）。皆工稳绝伦。另外，一直到民国较著名的有，何栻(1816----1872)，是颇受梁章钜称道的对联家。字莲舫，亦字廉昉，号悔余老人，江苏江阴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考授内阁中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直至咸丰四年（1854）一直在吏部任职，颇受吏部尚书柏葰赏识。次年何氏以京察出守江西建昌知府，咸丰六年何氏因城陷罢官。同治元年（1862）何氏又官吉州知府，同年又以嫌去官。何氏一生仕途颇为坎坷，人缘极好但官运极差。诗文极具才情，蔡云万称为“奇才天授”，曾国藩则评为“才人之笔，人人叹之”。何氏尤擅骈文、对联，留世数十副佳联，用典精当，对仗工稳，词藻华丽，或喻情或状物，无不妥当之极，至今仍为联界所称道。同时，他又有集苏东坡诗句联，名《纳苏集》（又名《悔余菴集句楹联》），共有集句联3000馀副，几乎后无人能超越。侯绍瀛（1840----1904后），字东洲，号寥山樵，广西桂林人。清末举人。曾任清河、睢宁县令、泰州知州等。有集句联《乐府雅联》。张开模(1849----1908)，字印塘，别署守诠子、瓮珠室主，安徽桐城人，是相国张英的后裔。他因足疾而废一肢，不良于行。曾从事幕僚二十余年。工诗文，好藏书。有《守诠子瓮珠室集联》。白遇道(1836----1926)，字心悟，后改字五斋，号慎，晚号完谷山人，陕西高陵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代理甘肃按察使，巩秦阶道盐运使等。有《摩兜坚斋汲古集联》。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号寒柯，别署龙丘山人，浙江衢州人。早年赴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先后任众议院秘书、司法部代理总长、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司法储材馆教务长等职。余氏约于1945年时，在三年多闲暇时间集得数千副联，选千副编为《寒柯堂宋诗集联》（5卷）。马金墀（1860----1953），字直坡，白族，云南洱源人。清光绪五年（1879）举人，授蒙自县教谕，后主讲当地书院并兼考试校阅院士，云南省整理金融委员会委员，省志馆顾问等。有《培桂轩集句对联》。以上所道仅是举例，另应还有不少，不能尽举。

集字联主要是集碑、帖、甲骨文、古文等。较早的是马慧裕，字朗山，辽宁铁岭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翰林，官湖南巡抚，礼部尚书。卒于1816年。谥清恪。他是甚好王羲之书法者，亦善章草，曾集《兰亭序》、《圣教序》等帖为联，后刊名《马慧裕集联》、《集褉帖及续集》。以后的集字联作者连绵不绝，比如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号惕甫。长洲（今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官华亭教谕。工五言古体诗，尤以书法名，常书自集联，近代上海雷瑨曾说王有集字联数百副。湖南长沙的唐仲冕(1753----1827），福建龙溪人郑开禧(1787----约1840前)，湖南祁阳人唐李杜(1797----1864)等等，而且他们都有集字联专集。后来作集字联最多者要数何绍基、俞樾，何是大书法家，所以好集字，据统计他的集字联有967副，其中单是集《兰亭序》就是417副。进入民国后，则有浙江嘉兴吴受福（1843----1919后）的《小种字林集字偶语四种》、罗振玉的（1866----1940）《集殷墟文字楹帖》、许宝蘅（1875----1961）的《巢云簃集汉碑字联》、经颐渊（1877----1938）的《爨宝子碑古诗集联》等等。因集字联与书法关系更密切，放到后面一点细述，此不多说。

集词联比起其他集联来，兴起较晚，也不很兴旺，而且直到民国也没有几个作者，不过，民国时有二人集词联分别多达近2000副、3000馀副，却是空前绝后。目前所知，最早者是清末顾文彬的《眉绿楼词联》。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过云楼主。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福建司郎中，补湖北汉阳知府，又擢武昌盐法道，授浙江宁绍道台。自幼喜爱书画，娴于诗词，尤以词名。其词多抒写离愁别绪，意境清幽，风格细密。其书法溯源欧、褚。晚年引疾回里，1874年起购明代尚书吴宽的“复园”旧址，历时六、七年扩建而成私家园林，名曰“怡园”。“怡园”由其子、著名画家顾承及其画友王云、范云泉、顾云及程庭鹭等共同设计，在造园艺术上吸取了宋、元、明、清园林的组景手法，把假山、桥梁和散置的建筑景物，参差交错地配合成多梯级不同高度的立体空间布局，结构幽深，有山有水，可行可居。园中复廊仿“沧浪亭”，水池效“网师园”，假山摹“环秀山庄”，洞拟“狮子林”，画舫及亭取法“拙政园”，精致典雅，疏朗宜人，有集众锦于一园的特点。在筑园时，顾文彬集宋词为联达220多副，遍题于馆榭楼亭及各景点，其联生动优美，宜景宜物，相互增辉，更加丰富了园林文化。顾氏的这些集联，后人就辑为《眉绿楼词联》存世。自此之后，受顾文彬影响，一些私家园林有效仿集联者，但多是零星少数，声势不大。直到1923年底，梁启超先生因夫人卧病半年，他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以《宋六十家词》、《四印斋词》、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作消遣，“在无聊的时候，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做对联闹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陆续发表了部分于《晨报》，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六年后的几年中，先后有杭州人邵锐在26岁时集词联3000馀副，名《衲词楹帖》；镇江著名对联大家赵曾望之孙赵祖望，在原集词联300多副失于兵燹后，重新集联达1000馀副，名《宋词集联》；福州林葆恒《集宋四家词联》，190多副；绍兴程柏棠于七十岁之际，集联300多副，名《宋词集联》；另一个绍兴人俞镇，更喜好于此道，十年之间集联3000多副，后以《娉花媚竹馆宋词集联》书名出版时，收入1918副。

从上述情况看，整个集联从明朝至民国，都是非常兴旺繁荣的，而且也不断发展。集联作者所作集联，主要有三种目的，一是出于喜好和丰富对联这一艺术，二是为了自娱消遣和陶冶性情，三是为适应书法的需要。总的来说，集联既增加了对联的种类，又丰富了对联宝库，无疑也是对联事业的宝贵财富。

三、集联与书法之缘

尽管明代以来就已有林林总总的集联，但在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书写对联，大多是直接摘书前人一首诗之句。其原因可能是集联家与书法家脱节之故，而此时的集联家好集联，多是出于喜好对联而已。书家直接摘书诗句者如王时敏(1592----1680)，他是明末清初很有影响的书画家，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四王”，是清初开创汉隶的名手。他有副隶书联墨“老境行将及//仙书读未闲”，这就是直接摘书宋代诗人秦观《次韵米元章斋居即事》诗，原诗为“庭木只株茂，盆池一掬悭。支颐至出乐，入眦鸟知还。老境行将及，仙书读未闲。因君歌凤过，通昔梦归山。”清初大书法家查升（1650----1707），字仲韦，号声山，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年（1681）进士，官至少詹事。能诗，尤工书法，以习二王书体著称。他有副联墨“红笺色夺风流座//白苧词倾翰墨场”，此联实出自唐·韩翃《送万巨》诗。红笺色夺风流座：谓红笺之色压倒风月场。红笺：红色笺纸。多用以题写诗词或作名片用。风流座：犹风月场。白苧词倾翰墨场：谓白苧之词倾倒翰墨林。白苧：亦作“白纻”、“白苧词”、“白纻歌”。乐府吴舞曲名。翰墨场：比喻文章汇集之处，犹文坛。此联原本是诗人韩翃赞扬万巨风流文士的形象，这里是泛指文士风流。又如陈奕禧（1648----1709）所书“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是唐诗人王维的诗句。另一个大书画家方薰（1736----1799），他的画与奚岗齐名，称“方奚”。他留世的联墨“无事且从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即是摘书的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之诗。再如被清初大学士陈元龙（1652----1736）及后来许多人书写的一联，“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其实这乃白居易的《池上竹下作》一诗之句，因联意甚具修身养性之说，故为不少人书写。这种例子较多，此不赘言。

那么集联与书法是如何结缘的呢？这主要是与清代时兴各种书法风格特别是倡导碑帖学有关。顺治、康熙时期，虽然隶、篆书开始出现和推崇董其昌之风颇重，但所书对联多是如前所述为直书前人诗句。只有到了清代中晚期，帖学的延续和碑学的倡行，我们才看到了书家所书对联为自作。帖学书法家中如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书联甚多。如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乾隆廿五年探花，官至云南临安知府。书学米、董，后法二王，得力李北海。在帖学上下过极大功夫，形成自己独特的侧媚取势，神采溢出的“淡墨探花”风格。而王文治书写的对联，几乎都是他集的《兰亭序》字。如“文人天趣清犹水//贤者风期静若兰”、“林亭以外初无事//山水之间大有人”等。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自署不翁、新吾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举人，特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后兼采苏轼、米芾笔法。以羊毫笔作大字，颇为苍劲。能诗擅联，有《梁山舟楹帖》。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对联中，仅集联就在30副以上。清中叶金石学大兴，对汉魏碑刻书法的广泛传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学者士人纷纷四出搜罗，争相椎拓，相互品题考证，一时风起云涌，篆、隶书法的创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现了王澍、杨法、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绶、阮元、包世臣、孙星衍、赵翼、洪亮吉等等一大批对联书法家，而其中尤以金农、邓石如、伊秉绶成就最为突出。邓石如（1743----1805），名琰，字石如，安徽怀宁人。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又参以篆意写隶，并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在邓石如的书法中，可见不少他自作联或他人集联。伊秉绶（1754----1815），字祖似，号墨卿，晚号默庵。福建汀洲人，故人又称“伊汀洲”。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诏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伊秉绶善书，兼喜绘画、篆刻。《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其隶书以汉碑中雄伟古朴一类为学，临碑约十种，尤以《衡方碑》为最，据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可知他临写《衡方碑》多达百遍。从而其隶书融先秦篆籀、汉魏砖瓦及颜体气象于一炉，而自成一家。何绍基、包世臣等许多人都给予很高评价。其隶书对联传世者甚多，如三言联“志于道//时乃功”、五言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等等，极具观赏性。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仕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也是书法家。阮元的书学在书法史上有关崇高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清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拨开了迷雾，成为清代碑学的开宗宣言。阮元倡导的碑学与他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书法实践是一致的，他的书法是从帖向碑转换的基础上，来不断实现自己的观念的。因此，他的不少对联都以隶书书写，带有厚重浑穆、端庄博大的特色，又能在厚重中透出灵动，这是他与前辈书家的不同处。

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朱祖谋等人为代表。何绍基（1799----1873）是碑派书家的重镇，造诣极高。且何绍基尊碑而不废帖，早年临摹颜欧，后攻写《张黑女》、《张迁》、《礼器》、《曹全》等碑铭吸收各方面的长处，书法遒丽生动，人称有仙气。他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同时，我们知道何绍基也是撰联高手，其各种对联在1000多副，其中集《争坐位帖》《兴兰亭序》字为联就多达967副，并常以篆隶行草书写传世。再如集联与书法密切者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曾官知县，为著名刊刻家，著作甚丰。其书法艺术也非常突出，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人称其书“不以姿取容，具有金石气”，圆润婉通，有古雅之势。同时，莫友芝的书法每与自作联结合，据有关书载，他曾集汉碑字、前人诗句为联多达1350副，足见其集联之惊人。如所见莫友芝篆书墨迹联：“惠泽所流一自经史//武略既著群思德威”、“思极六经功专廿史//泽流四野惠及万家”，均为集《绎山碑》之字。清末的著名大家赵之谦（1829----1884），初字铁三，后改益甫、撝叔，号冷君、悲庵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举人，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画篆刻，为一代大师。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篆隶法邓石如，掺以魏碑笔意，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并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从而把北碑书风带入了一个崭新天地。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不时欣赏到他的各种书体对联。

后来，直到民国，又出现许多集金文、甲骨文字体的集联家，形成了将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与文学形式——联语相融合的“书体集联”，诸如许棫、罗振玉、丁仁、经颐渊等。这方面的佼佼者尤数无锡人秦文锦（1871----1969），他出生书画世家，其父秦祖永为清代书画家、画论家。秦家富收藏，文锦也善书画且工篆刻，尤嗜金石碑版。他曾将周秦鼎彝和汉魏碑刻百多种集成数千联语，而联语多为名家所撰，有俞樾、叶尔恺、李瑞清、曹元忠等。可谓书法文辞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些联语都依碑成册，以原碑拓本影印剪接、拼贴成新的集联字帖，1917年在其子秦淦的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仅以《金文集联》为例，此书收以金文铭12种集联多达千多副，仅许棫一人就占330副。许棫（1800----1881），近代文学家。字太眉，一字梦西，自号三橿老翁，江苏武进人。世居阳湖（今常州武进县）马迹山之麓。咸丰元年(1851)举人，未入仕，主讲道南书院十余年。许好学，才华横溢，诗词、小学、历史、地理均有研究。著有诗、词、文集等传世，其对联在清末也甚有影响。至于丁仁、罗振玉等则以集商卜文、甲骨文字形为联著名，其目的在于研究这种文字，此不细述。

集联与书法相关还有一个间接关系的重要情况。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同时要考察应试者的书法、字体好坏，书法是读书人的脸面，因而从小就注重练字，纵至民国也如此。但是，对联时兴前读书人就只是练习正楷字，而对联兴起后，无论是私塾还是书院、秀才读书的学校，大多以集联内容进行书写练习。因而不少州、县的教谕、教席，书院山长等，每每自己集联为教材，供学生使用。这里且以几例为证：许正绶（1795----1861），字韲生，号少白，浙江上虞人。1831年进士，两任湖州教授达廿馀年，为便于蒙童习字，亲自集《千字文》为联，共695副，又以各名书法家之字编印，供学生使用，书名为《集千字文楹帖》。吴受福（1843----1919后），浙江嘉兴人。工于书法。举人出身，终身教读乡里。为自我喜好和教材之需，编印《小种字林集字偶语四种》、《石鼓文集联》，联数为几千副之多。清末至民国四川富顺人陈泽翔，在清末、民国曾分别执教过旧式学堂和师范学校，为供学生用，陈集清朝前的历代诗人之诗句为联，名《闲可轩集联》，多达1091副；另一清末至民国的著名词人、广西桂林人邓鸿荃亦有《休庵集句》刊印于1913年；再如顾印愚(1855---1913)，字印伯，一字蔗孙，号所持等，四川双流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书画家。光绪五年(1879)举人，常集宋朝人诗句为楹贴，书写出来，后编印为墨迹册《宋锦贉题》，共150副；浙江鄞县杨翰芳(1883---1940)，字蕤荫，号霁园，别署庸溪钓人，学界多称“霁园先生”。一生从事教学，故除诗文之外，为配合教学，亦擅集联。1945年由他众学生编印的《五慎山馆联语》1480副中，集句、集字联共1223副。同时，这些集联书问世后，其作用不仅限于此，它也有助于他人书写。如左宗棠是著名的联家，撰联甚多，却也书写前人的集联。笔者曾见到“搜艺搜”网于去年发布拍卖左宗棠一书墨联：“人能辅世无如德//学可传家止有经”，此联实为前面提到的唐李杜所集《多宝塔帖》联，查《古今集联》一书可证；又如郑孝胥曾书一联赠友：“坠巢乳鹊拳新竹//催粥华鲸吼夜阑”，乃出自何栻集苏东坡诗之联集《衲苏集》之联。

不过，单从对联的角度而论，集联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工稳和谐，如何绍基集《兰亭序》“古有临事观其大//盛气为文畅所言”、朱彝尊集王士禄、吴锡麟诗句“宛被山萝击江芷//肯嗜北鲤忘南鲈”、顾印愚集陆游、苏轼诗句“梁鸿寄食吾何病//蘧瑗知非我所师”等等，作者所集不求工稳和谐，只讲意对而已；二是集联的作用范围较小，大多是描写景物、反映修养、治学的内容；三是无标题，较难读懂联意。然而，这乃是支节瑕疵，不太影响对联主流。

集联与书法结缘后，对联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我们可以欣赏到帖学的、碑学的、篆隶的、楷行的、简牍的、砖铭的等等各种书风对联，也使对联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故被对联界、书法界广而乐为。为什么书法家们热衷书写碑帖集联呢？以碑帖中字集成新的文字，殊非易事。而对联，短小精悍，四至七字即可成联，整个联语也不过十多字，为碑帖集联带来极大的方便，也为一些字数较少的碑帖转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带来可能。因而才产生了群星灿烂的撰书集联的书法家，而且成为一种盛行的风气，这个风气与历史上的“集王行书”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