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王碑》临写技法
周毛新
《好大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陵碑》。碑为高句丽第20代王为纪念其父谈德（好大王），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所立，至今已有1580余年。原碑位于吉林省鸭绿江边的集安县，碑高
艺术特征：《好大王碑》与南方的《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成碑几乎是同一时期。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两碑风格各异，但在“由隶变楷”这一点上，无疑双双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一方面是无法摆脱隶书的控制而均带隶意：另一方面，又试图新变追赶“流行”（新体）。表现在用笔上都弱化了隶书的“纵”势，而全身心倾注于一个“敛”，即使有该纵的笔画，也仅示意而已，故线条表现常常是“笔短意长”。结字则是在熟练掌握用笔的基础上，均追求形的“整，”只要重心平稳，字内笔画大都随意布置，因势利导。由于没有唐人结字那种精心安排，精雕细琢，故呈现出的是一种“未加粉饰”的朴素美。不同的是，〈宝子碑〉多用方笔，而〈好大王碑〉几近纯圆笔且富篆意。前者结体方劲、朴茂，风格呈现为古掘、浑厚、沉雄、刚毅，后者结体圆劲、疏朗，风格呈现则是古朴、浑穆、纯真而憨态可掬。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现将〈好大王碑〉临习要点归纳如下：
1、 用笔。该碑线形并不复杂，多以圆笔出之，但对线质和笔意的要求却极高。因此，临习时应在熟练掌握“中锋运笔”的基础上，注意行笔过程中的提与按、轻与重、快与慢的交替运用和细微变化，以增强运动感，从而使线条更加圆浑，更加厚重而富于力度。点画的起、收处注意用笔要灵活，点画之间的笔锋转换应顺乎笔毫的自然状态，因势利导，顺势出之，方能使线条形状姿态各异，丰富多变，另外，该碑线条虽多带篆意，但许多地方已出现明显的“楷变”消息，入横画的“斜方头”、撇画的“尖尾”等。如图一
2、 结构。该碑结体方掘，起聚神灵，外廓大多整齐而不放纵，但内部结构却变化多端，对比强烈而妙趣横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点画熟练地“排兵布阵”的能力和大胆超凡的空间构造想象力。有些字长则任其长，如图二中的“誓”、“贡”、“吾”、“贤”等；有些字扁则任其扁，如图三中的“而、“丙”、“亦”、“沸”等。合体字则不乏运用夸张的手法，以强化构成对比，如：“左大右小”的如图四中的“讨”、“散”、“献”、“创”等；“左小右大”的如图五中的“烟”、“后”、“溃”、“相”等；“上大下小”的如图六中的“家”、“客”、“恩”、“墓”等；“上小下大”的如图七的“看”、“为”、“资”、“负”等。对于相同的字则“重者异构”而“字字意殊”，如图八中的“国”、“烟”等。由此可见，《好大王碑》这种自出新裁，别开生面的结体尚未被法度森严的唐揩所规范，也正因为如此，它那孩提般的充满天真烂漫的“憨态”，无疑包含了更多的审美****，也由此把该碑推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
3、 章法。该碑章法有行有列，字字独立，但其篇章构成仍带有明显的从隶到楷的过度特征。一方面，由于字型大小不一，自然天成，使她无法用以后的北朝碑版惯用的纵横界格使自己应规入矩，另一方面，它又力图摆脱隶书“左挑右波”的束缚而力求新变，这就使它无法（或者根本不情愿）采用汉碑那种拉大字距，强化横向“行气”贯通以造成空间对比的篇章处理手法。由此，采用靠近“楷法”（当时是属于“新”的）排列方式并辅以竖界，自然成了该碑当时的最佳选择。当然，今天我们在章法的处理上，已经获得比古人更多的手段和技巧，在临习和创作中未必就须强求一致。而事实上，无论采用哪种布局方法，只要能够充分展示各种艺术因素，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都可以尝试运用。我所临摹的这幅作品，则纯粹采用传统的 隶书构成形式，只不过按照当今的审美习惯，稍稍加大了“计白当黑”的空间对比而已。
节临《好大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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