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照相传真方法，只有依靠石刻，拓墨流传，那就是碑帖。说到碑帖，种类繁多。这里要首先说明一点，那些东西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内容多数是不足取的。还有书法作者的历史，也应该分析研究，区别对待。今天讲碑帖，是专从书法艺术角度讲的。
碑与帖是两种东西。今天社会上看到黑纸白字都叫“帖”，一切习字范本都叫“字帖”。这样叫惯了，也可以。实际上，其中有些是碑，不完全是帖。
什么叫碑？
现在先谈碑。碑，最初在庙里是扎放牺牲的石头，在墓上是安卸棺材的石头，都没有文字。后来才有刻字的。最后凡是刻字的石头都叫做碑。直到现在，说起“碑刻”，就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经幢……在内。广义的说，还可包括天然岩壁的摩崖题刻。古代石刻文字，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簋断耳，有十二个字。战国时代著名的十只“石鼓”，用圆形石头在四周刻字。秦始皇、二世两代诸山刻石，据考证是方块石头四面刻字，与汉代以后的碑，形制不同。今天谈“碑刻”，一般都连这些也算进去。汉代有所谓“书丹”，是用朱笔先写在石面上，然后照刻。传世曹魏《王基碑》拓本只有半截，世称《王基断碑》，其实是半截书丹后已刻，半截未刻，并非石断(出土时朱书还明显，后来都褪了)。书丹制度沿用很久。后世刻碑，是先在纸上写字，勾摹上石，这样对书法家来说就方便得多。勾摹之法，不知从何时开始。南朝《梁太祖墓阙》、《吴平忠侯萧景墓阙》，都是东西两阙对峙，文字一正一反(萧景正面阙现已不存)，反面阙上的字非勾摹不行，说明那时已开始有勾摹了，唐碑有集王羲之字的(如怀仁集《圣教序》)，都是勾摹上石。南宋姜夔《续书谱》有一条谈双勾上石的方法，估计赵宋时代勾摹上石之法已经普遍通行。
碑面书丹，经过刀刻，能否保证传真，是一个问题。今天看到有些碑志造像字画方峻，锋棱毕露，不像毛笔所写。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从新疆吐鲁番获得相当于西魏时代的高昌国<画承及妻张氏墓表》(见《高昌砖集》图版二)，前五行志画承本人，书丹后已付刻，并且字沟中填了朱。后三行志其妻张氏，只书丹，未刻，朱迹显明未剥落。后三行朱书各字，落笔收笔纯任自然，与我们今天运笔相同。前五行经过刀刻，就笔笔方饬，不像毛笔所写。前后对照，证明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刀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刻石者左手拿小凿，对准字画，右手用小锤击送。凿刃斜入斜削，自然笔笔起梭角，只有好手能刻出圆笔来)。由此可见历代碑版的刻手大有高低。早期刻碑多不列刻字人姓名(撰人书人也都不列名)，隋、唐之间，万文韶刻字最有名，他所刻欧阳询所写《姚辩墓志》和褚遂良所写《雁塔圣教序》，是否书丹或摹勒，不得而知。此人刻字，效果很好，传真程度较高。至于一般刻手，就很难说。世称李邕、颜真卿的碑版，自己书丹，自己镌刻(李邕各碑刻者黄仙鹤、伏灵芝、元省己，据说都是托名的)，这话难以置信。颜真卿在《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恩敕批答碑阴记》中自己说：“州(湖州)西有白鹤山，山多乐石。于是采而斫之，命吏于磨砻之，家童镌刻之。”证明非他自己所刻。
总之，写与刻是两道手续。字经过刻，不论是书丹或摹勒，多少总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异极大。我们学碑，必须估计到当时刻手优劣，才不会上当(这里必须补充几句：尽管有些碑版写手刻手不佳，由于它或多或少带来几份天趣，从另一角度看，同样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近代书法家有参法《爨宝子碑》峻拔可喜者，便是一个例子)。
帖，本来是指帛书，后来扩大范围泛指一般笔札，包括书信及其他小件帛书和纸书。王莽时代陈遵是有名书家，《汉书》记载他“与人尺牍，主皆藏弃以为荣”。可见名迹保藏，从来就有。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
刻帖未发明以前，唐人复制古代名迹有好几种方法：
一、摹写：将新纸覆在名迹上面，照样映摹。
二、双勾廓填(简称勾填)：将新纸覆在名迹上面，依笔勾取轮廓，先勾出“空心字”，然后用墨填实。
三、硬黄：据说置纸于熨斗上，用黄蜡涂匀，透明似明角，便于摹写，也便于勾填。因涂黄蜡后纸质变硬，所以叫硬黄。
四、向拓：据说在暗室中开一窗洞如碗大，太阳光照到窗洞，挂起古帖与新纸照样映摹。因为古帖绢纸多暗黑，非如此不透明，不易摹取。
五代南唐国开始检取宫中收藏的历代名家墨迹勾摹刻石，这就是《澄心堂帖》，不过没有流传下来。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摹刻《秘阁法帖》(简称阁帖)最有名，后来还有《潭帖》、《绛帖》、《秘阁续帖》等不少汇帖出世，大量传拓，学者称便。从此书法界勾填、硬黄、向拓的技术逐步减少。“汇帖兴而摹拓亡”，这是书法史上一件大事。
汇帖内容多是历代名家的小楷、行草书。当然摹手刻手也有好有丑。一般来说，摹刻法帖的人的技术是比较好的。不像碑志造像普遍题刻，刻手好的固然很好，坏的简直不成样子。所以宋、元、明时代书法界极重视法帖。法帖摹手刻手好的，确实有相当高的传真程度。我们试将现存唐人摹本王羲之各帖与石刻对校，或将各帖传刻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字与真迹对校，便可证明当年摹手刻手的精工，最精的真可说是“下真迹一等”。
总之，古代的碑都是先用朱笔写在石面，然后依朱照刻。他们写的目的专为了刻。帖的底本则是通常手札、散绢零纸，原来并非为刻石而写，后世为保存和推广流传，才选它摹勒上石。前者统称为“碑”，后者统称为“帖”，性质完全两样。但作为后世学习书法的范本，两者是一致的(怀仁集王羲之字的<圣教序》、大雅集王羲之字的《兴福寺碑》。这类碑刻，名义是碑，实质是帖，那是例外)。
石刻以外可作书法范本的主要有下列几类：
一、甲骨文，商代卜课用的龟甲兽骨上所刻文字。
二、金文，也叫青铜器铭文，旧称钟鼎文。商、周两代青铜器上范铸的文字(先刻在泥范上，然后翻铸)，少数也有直接刻在铜器上的。
我们用兽毛制造的柔软的毛笔，去学写刀刻的甲骨文与少数铜器刻款，是不容易的。学写范铸的金文，工具不同，也不很方便。但现今许多书法家学写甲骨文金文学得很像，而且别有神韵，说明学习书法取法甲骨金文也是一种方法。
三、历代真迹，包括竹简、木简、绢素、纸张以及少数器物上的手写文字。大多数是墨笔，偶然也有朱笔。例如春秋晚期用朱笔写在玉简上的山西侯马出土的篆文盟书，汉代陶瓮上朱笔大字隶书，以及各时代的砖石墓志有一部分是朱墨书写。
真迹是最上等书法范本，比任何碑帖都好。旧时代没有照相影印技术，只有刻石传拓一法，总觉得隔一手。何况过去求得好碑帖也极不容易。自从清代晚期照相影印技术应用以后，石印、珂猡版的碑帖风行一时，价廉物美，人人都买得到，对学者帮助更大。随便举几个例子：上面谈到山西侯马朱书玉简盟书，完整的有六百多件，是春秋晚期人手笔，字体是古篆。
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湖北睡虎地、湖南马王堆、山东银雀山等处出土的大量秦、汉、晋代竹木简牍，是当时人所手写，篆、隶、章草都有，偶有行书、楷书。但这些墨迹，有好有丑，也有儿童习字，不是件件都好，必须有所选择。
甘肃武威竹木简，是西汉成帝至王莽时代的作品，写的是《仪礼》七篇，隶书极工，似汉碑缩影，必定出于好手.可惜不知姓名。
陆机《平复帖》。陆机，晋初华亭(今松江)人，此是现存名家墨迹最早的一种，书体在隶、草之间。
王羲之《兰亭序》唐摹本三种；《王羲之传本墨迹选》(也是唐摹本)；《王羲之一门书翰》(也叫《万岁通天帖》，都是唐摹本)；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中秋帖》或说是米临本)；王珣《伯远帖》。
《高昌砖集》。高昌即新疆吐鲁番，曾出土大批北朝、隋、唐时期在墓砖上手写的正楷，墨笔朱笔都有。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祭侄文稿帖》、《刘中使帖》(此外还有其他墨迹，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以上各种真迹，都有影印本出来，有的是专册，有的只在期刊上发表过。我们临摹真迹影印本，当然比临摹碑帖好得多，这也是生在今天的我们的幸福。
明以前习字范本主要是帖。那时人们看到碑版不多，宋人黄庭坚诗“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瘗鹤铭》是南朝萧梁时代石刻，唐代中期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字稍大。从这两句诗证明，宋代苏、黄、米、蔡等人都未曾见过每个字大到四十多厘米见方的《泰山金刚经》。清代中期以后，金石学大发展，新发现的汉、晋、南北朝石刻极多，其中确有“神品”、“妙迹”，书法界厌弃“帖学”，崇尚“碑学”(帖学碑学的名称是后起的)，成为一时风气。著名书家邓石如便是得力于碑的，被推为清代第一。
北碑南帖的说法，创自阮元(嘉庆、道光时人)。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文，轰动一时。他认为正书行草可分南北两派：南派由钟繇、卫瑾传给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他又说北派书家长于碑榜，南派书家长于启牍。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他在上提倡，给予全国学者的影响极大。直到清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才开始批评他的话不全面。康有为说：“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欧阳询)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元)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竞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我基本上同意康有为的意见。各种艺术，虽然免不了带有地方色彩，但不能谫成是绝对的。北方碑版特别多，固然是事实，宋以后摹刻汇帖多收南方书迹，也是事实。我认为北方书迹留传到今天的大多数是碑刻，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启牍，不能便说他们不长于启牍。今天看到敦煌、吐鲁番等处发现的汉、晋时代木简、纸片和吐鲁番发现的东晋经卷，见得汉、晋人的启牍也不错。南方书家写的碑版，数量虽少，书体与北魏出入不大。康有为所举萧梁《始兴王碑》之外，如萧梁<吴平忠侯萧景墓阙》、《萧敷及王氏墓志》、南齐《吕超静墓志》，书体与北碑几无区别。还有：碑版中间字形奇拙锋芒毕露的二爨碑(晋《爨宝子碑》、刘宋《爨龙颜碑》)在云南，《嵩高灵庙碑》在河南，《大代华岳庙碑》在陕西，书法界认为这几块碑风格极近似，地点则远隔南北。运笔柔润，结体秀美的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在陕西，近年江苏句容出土的无书人姓名的南齐《刘岱墓志》，书体近《灵飞经》，与褚遂良一样柔润秀美，地点也是一南一北。随便补充这两个例子，说明阮元将钟繇、卫瓘以后的正书行草硬分南北两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碑学与帖学
重碑抑帖之论，阮元首先提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格外强调。阮元说：“宋帖辗转摹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南北书派论》) 康有为说：“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勾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勾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更不待论。……流弊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广艺舟双楫·尊碑篇》)
两人的话，有他对的一面，也有他不对的一面。“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阁帖》所收材料，有的凭空伪造，有的传摹失真，主编人王著学识不够，上了大当，这是事实。钟、王、郗、谢诸帖，钟帖辗转传摹，多少有些问题。王门各家以及郗鉴、谢安等帖，其中也偶有羼入伪品，鉴定不是顶精确，也是事实。但北朝碑刻包括造像在内，其中书迹有好有坏，差别很多，不似汇帖内容一般都经过选择。何况原石书丹，经过刻工之手，未必件件能保持原样。北魏、北齐造像最多，一部分乱凿乱刻，大失真面，又一部分连写手也不佳(如《广武将军碑》、《郑长猷造像》)，我们不能以为“凡古皆宝”。刻手优劣一层，阮元、康有为两人好像都没有想到。他们认为凡碑皆好，这是偏见。今天我们看到历代书法的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都比阮元、康有为看到的丰富得多，证明他们的话是有局限性的。
诚然，文学艺术都是群众的创造，书法也不例外。北朝大量碑刻被发现，形成了书法艺术上突出的一种“书体”，后世称为“北魏体”。这批碑刻，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通过后世书法界人士的选择，提炼出若干精品，如《张猛龙碑》、《郑羲上下碑》、《石门铭》、《张玄》、《李超》、《刁遵》诸墓志，《始平公》、《孙秋生》、《魏灵藏》诸造像……一般公认为北魏体的代表作。除《石门铭》明署王远书、武阿仁凿字，《始平公造像》明署朱义章书，《孙秋生造像》明署萧显庆书，《郑羲上下碑》传为郑道昭书之外，大多数不知书人刻人姓名。我们不迷信书家，但应该承认从“碑群”中提炼出来的精品是好东西，可与汇帖中若干种二王名品相提并论。
康有为书中有《尊碑》、《备魏》等篇，《备魏》篇陈述“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的看法。他书中并且标立“碑学”、“帖学”的名称，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把碑与帖对立起来，那也是偏见。明朝人对帖学功夫最深，书法名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继承宋、元传统，大有发展。这一事实，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清朝煎期书法衰落(王铎还是明朝旧人)，主要原因在于清代统治
阶级借以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格外严密，一般知识分子从小就学习“馆阁体”小楷，注意端正匀净，不许有破体俗体，过分拘谨的结果，失去了艺术意味，好比妇女缠小脚，后来即使放大，也成了病态。清朝前期书家如姜宸英、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他们的成就，远远不及明朝人。这倒不是“碑学代兴”的关系。
书法上的所谓碑学，应包括秦篆汉隶在内。世推邓石如为碑学第一家，他的成就，主要是篆、隶，楷书犹在其次。清朝一代书法名家，前期数王铎，中期推伊秉绶、邓石如，晚期有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中晚期书家都是得力于碑学或参法碑学的，他们在我国的书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篆隶与榜书，还超过元、明两代。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书法艺术，不能厚古薄今。
我们学习书法，应当兼收碑帖的长处，得心应手，神明变化，没有止境。我们对待历代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决不可盲目崇拜，也不能一笔抹煞。
以上所谈碑学与帖学，是专从书法艺术角度讲的。我国的碑版与法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资料极为丰富，一直有人专门研究它，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就近代说，叶昌炽的《语石》、方若的《校碑随笔》，便是典型的碑学著作。林志钧的《帖考》，便是典型的帖学著作。当然他们也多少联系到书法艺术，但毕竟是文物考古方面的事，这里附带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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