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草《杜甫诗》
明末清初，被后世誉为“神笔”的王铎，尽管与明代书法家董其昌都高举法古尊王的大旗，两人生活的年代也十分接近，出生前后相差不过37年，然而两人的书风却截然相反，格格不入。问题是王铎恰恰身处明朝统治急剧衰败、满族势力迅速吞并全国的大转折时代。社会崩溃、岁月丧乱、降清失节、落寞孤独等等都在王铎的心里投下痛苦的压力，诱发他焦灼、燥迫、抑郁、颓丧、苦闷，甚至是绝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变态，促使他走上一条与董书南辕北辙的道路。王铎书法那激烈的情绪宣泄、跳跃的心理节奏、左冲右突的险峻不羁和粗服蓬头、荒幻狂怪的体貌，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铎行书八言联
王铎传世的作品，至今可见的大都汇集在他的刻帖《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之中。他的大楷写得伟岸豪壮，小楷也高古朴厚。但是艺术成就最高，在晚明、清初书坛堪称第一流的还是他的行草书。他那飞腾跳掷般的行草，艺术特色十分鲜明。
我们曾经说过，明代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其中包括集历代书法技巧之大成。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书家对各种笔法技巧的运用，熟练而又精确、完备，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明代书法的深入和普及，带来了对用笔技巧的极端追求。不过，书法用笔的技巧毕竟是有限的。艺术技巧如果不和艺术家的才情结合起来，那么必然走入程式化的僵死道路。明末盲目崇尚董书而导致的黄茅白苇一望而知的形式主义书风，就是玩弄技巧的最终结果。
明末书法家查士标行书《湖上访友》
眼看着书坛花残柳败的局面，王铎起而力矫时弊。他不仅以险劲沉着的书风来对抗董书的丰神潇洒，而且对用笔技巧也极端蔑视，开始无法无度地率意书写，如上图他的行书八言联，许多横画都是有起无收；“远”字长捺侧锋折笔；“荒”字的弯钩毫无提锋；“冷”字的最后两笔随便拖带，如此等等。如果用传统观念去衡量，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用笔技法可言。
王铎的确矫枉过正了。他走到这种危险的地步，并不是因为他不懂书法用笔技法，而是他想不受任何笔法的束缚，在无法无度之中解放个性，进行自由地精神创造。我们从他的书艺发展中可见，他曾长期不懈地临习晋唐书帖，训练自己的书法技巧。《临徐峤之帖》中许多字的提按、使转，以及行笔中对中锋的熟练使用等，都透露出他运用传统技巧的出色能力。不过，他还是否定了技巧，进而要抛弃技巧，率意表现自我。这也是当时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全面崩溃，而新的法度准绳尚未建立的现实的折光。
王铎行书《临徐峤之帖》
道家认为“无为而无不为”，佛教奉行“无法为至法”；王铎同样觉得超越技巧是书法艺术的最高追求。他在《钱鲁斯帖》中说：“凡作草书，须有吾登嵩山绝顶之意。”这是目空一切的境界。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笔法技巧标准来衡量王铎的一些行草作品，那么他确实是败笔连篇。然而，这种无法无度的率意之书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姿态，具有一种粗野犷悍的特殊魅力。这正如美学家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伟大的艺术力量甚至在技巧有所欠缺的情况下也能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作品；而如果缺乏这种力量，即使最完美的技巧也不能产生出最优秀的作品。”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 蔑视技巧，不守法度，这正是王铎“神笔”妙招之一。
（本文作者：王世国）
王铎行书《郑谷华山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