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1961年，邓拓得到苏东坡的画，将自己的书房更名“苏画庐”，次年赋诗一首《怀苏东坡》，抒发对苏东坡命运及《潇湘竹石图》的感慨：“曾谒眉山苏氏祠，也曾阳羡诵题诗。常州京口寻余迹，儋耳郊原抚庙碑。海角天涯身世感，朝云春梦死生知。千秋何幸留遗墨，画卷潇湘竹石奇。”
得到此画之后，为了研究和考证，邓拓从历史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品的样标，用放大镜细心观察、分析历代丝织经纬的特点；同时细致研究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作品，广读苏东坡所用的金石印鉴。他用了半年时间查阅资料，仔细考证，认定这正是苏东坡真迹。他的考证文章《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随后发表。
6. 《潇湘竹石图》前两位收藏者
应该说一下邓拓获藏苏画的后两位藏主了。
对这两位的介绍在上世纪末颇有争纷，主要有两点：“方雨楼”和“白坚夫”是谁？
对“方雨楼”之误，在于有的误解为古玩店之名，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近年有四川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撰文考证，近代人方雨楼，字天仰，生年不详，卒年约在1952年。是富有学识的北京古董商人，1946年至1948年间由徐悲鸿聘请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8位兼职教授之一。郭忠恕《岳阳楼》、黄庭坚《草书饮中八仙歌》等法书名画曾是方雨楼旧藏。苏轼《枯木怪石图》是方雨楼从山东藏家手中买来的，《潇湘竹石图》则是他家久藏之物。
从方雨楼手中买得两件苏轼画作的是白坚，有介绍说他的名字叫“白坚夫”，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
根据唐林印证多种人名词典考证，准确的名字是白坚，曾在北洋政府中任执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民国27年（1938年）任“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如果是这样，他没有当过吴佩孚的秘书长一职。
白氏早年留学日本。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在1937年的日记中提到苏轼画的《木石图》，称其出价“9000金”（未详考是何单位，似为“大洋”。如果说1万两黄金，数目未免太大）向白氏求购此画，后得知已被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
20世纪30年代收藏苏轼《木石图》的日本藏家阿部房次郎。2018年11月26日的香港佳士得秋拍卖会上，这幅画最终以4.636亿元港币（约4.1亿元人民币）成交。这件藏品有可能是从阿部家族中流出的。
这位阿部氏名叫阿部房次郎，通晓中国古代文化。白氏将《枯木怪石图》出让后，更是视《潇湘竹石图》为珍品，收藏身边。
这位白氏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曾投身汪伪政府任职，日本投降后一度被国民政府送入监狱，不久释放。
唐林考证，这位白先生的名字就是“白坚”，字坚甫，别号石居，1949年后改名“白隆平”。“曾在四川生活过，以私下出售旧藏书画谋生。”由此引出了将《潇湘竹石图》转让邓拓的故事。
现存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左侧，有白氏钤印“隆平之章”，其上还有一章，印“西克白氏”字样，看来是这位白氏先生一起盖上的。但如果说“印章”之文“隆平”就是别号，则与唐林所说的“石居”不一致，且“西克”二字未知何指，似为地名。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要请识者指教的。
苏轼《潇湘竹石图》左侧的印章“隆平之章”。判断为新中国成立前加盖的比较合理，时间自然在邓拓之前。如果是这样，“隆平”也可能是“白坚”自取的另一名号。
苏轼画作边上的“邓拓珍藏”“西克白氏”和“隆平之章”钤印。
因有抗战中置身汪伪政府一段，这位白先生难逃铁窗囚徒之累，后被释放回乡。1949年后，他亦可能难逃监督劳改的命运。
1961年，“三年困难”使白先生难耐饥苦，决定把自己久已收藏的《潇湘竹石图》转售补贴家用。
他专程到上海博物馆找鉴定名家谢稚柳，谢先生认为《潇湘竹石图》属国家特级珍品，指点他去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白先生辗转来京找到旧相识、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再由张珩介绍到故宫博物院找到徐邦达。
没有想到徐邦达认为此画是赝品。白氏生气，卷起画来离去。此时的白先生已有走投无路之感，却巧遇四川老乡——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专家杨仁恺，又经他的介绍，由许麟庐带着来见邓拓。
经一番接谈，名画终于落定。
这位白坚售画后就返回四川了，文革中不知所终。以这场人间浩劫的惨烈程度来判断，白先生结局恐怕不妙。
7.收藏《潇湘竹石图》引起风波
邓拓以5000元购得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的消息不胫，喜爱书画的高层领导康生、萧劲光、宋振庭，还有著名画家吴作人、黄胄等都登门前来观赏。甚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也在席间对邓拓说：“听说你花五千块钱买了一幅苏东坡的画？”
随后有中央高层领导提醒邓拓“不要玩物丧志”云云。
再后来，有种种传说从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传出，说邓拓收购了国家拟购文物。
时当“困难时期”，拿出5000元购画相当惹眼，这使邓拓产生了警觉，即请画家黄胄把故宫鉴定家徐邦达请到家里，请他再仔细地研究鉴定《潇湘竹石图》，并委托徐邦达转告故宫：如果他们认为此画是苏东坡真迹，我邓拓立刻把《潇湘竹石图》无偿捐献给故宫。可是故宫博物院反馈信息仍然说，此画是赝品。
邓拓花了心力考证《潇湘竹石图》，也可能出于这个缘由，有这方面的考虑。
邓拓是爱护名节有如生命的人。考证了《潇湘竹石图》为苏轼真迹之后，1964年秋，邓拓画家许麟庐帮助，把自己收藏的古代绘画全面地进行了一番鉴选，从中选出精品145件，首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捐献活动全无仪式，也没有消息报道，一切做得非常平淡。对于心爱的《潇湘竹石图》，他唯一添做的，就是在图侧钤印一枚“邓拓珍藏”。
这场风波闹得也算有些波澜，一度引出调查。“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收藏此画得罪了一位“大人物”。王力明明是知情者，“文革”结束后还不愿直说其名。联想到“文革”爆发时邓拓献出生命，不禁使人有背后生凉的感觉。
8.余波未尽说春秋
邓拓捐献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中国古典书法精品140多件，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是在1964年的事情。然而在两年之后的1966年，实际上还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劫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邓拓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初牺牲者，在这年5月长辞人间，年仅54岁。
果然，在文革中崛起的“红卫兵”没有放过已经离开人世的邓拓，红卫兵小报上像发现爆炸性新闻似的竟相登出：邓拓倒卖国家文物，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一件谋取暴利50万云云，成为当时邓拓“诸多罪状”中的一条。如果当时邓拓还没有完成这批书画的捐赠，那么蛮横无理的“批判”还会更加甚嚣尘上。
文革兴风作浪浩劫十年终于过去之后，历史给予邓拓公正的评价，胡耀邦主持了邓拓的追悼会。1981年1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邓拓藏画书法展览》，以展出的书画珍品向观众展现一位优秀新闻工作的高尚品德和他对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展览前言上，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引自邓拓名著《燕山夜话》：
收藏家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
国家文物局7人鉴定组合影，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1984年春，为了掌握10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大陆文物的保存状况，国家文物局组织了7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专家组，历时5年，对全国的博物馆收藏进行鉴定、造册。他们在中国美术馆鉴定《潇湘竹石图》，7位鉴定专家中的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久庵、徐邦达认为《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真迹。
邓拓的收藏规模到底有多大？据学者孙炜研究，约有500余件，其中70%是中国古代书画。其余多为契约、证书、手札等，以纸质文献为多。邓拓捐献的是这些书画中的精品。
邓拓的儿子邓壮要在1981年冬天才第一次看到《潇湘竹石图》的展出，距离父亲的捐献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了。出于对苏东坡《潇湘竹石图》曲折离奇的收藏历程的关切，邓壮走访与父亲这件收藏相关的前辈：鉴定家杨仁恺、画家吴作人、周怀民、许麟庐、黄胄，写有一文《身为物主不为奴——邓拓收藏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始末》，以1964年父亲参观故宫古代绘画展后的一句诗为题，全诗为：
八百年间古帝都，石渠秘籍继河图。
丹青旧迹嗟零落，翰墨奇缘意婉愉。
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
人民艺术新天地，展望方来万里途。
（完）
附记：苏轼诗词文章书法，自幼习之，惊叹苏轼多才多艺，古今罕见。至于苏轼绘画，则仅知所传之两幅。中国文化中书画同源，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兴感之间积为笔记，若梳理中引据评判失当，敬请识者垂教。
7月10日临苏轼《黄州寒食诗》局部，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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