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在很早的时候（一九二〇年）从一个正直的普通的人力车夫受了很大的教育，他因而写了《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也就是鲁迅的自我解剖，“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个知识分子，同一个人力车夫比起来，是渺小的。鲁迅在这个小故事里说了“催我自新”的话，说了“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的话。这个小故事是有说服力的，是能感动人的，因为它真实，因为它的情节都摆出来了，没有不完全的地方。
然而鲁迅的有些重要的话对青年人来说就不免隔膜。如《二心集》序言里说的：“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这是鲁迅积一生的经验说的一句极其深刻的话，我们必须把鲁迅的全部著作、整个思想都有体会，而且还要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共同的倾向有所了解，然后可能对鲁迅的这句话有着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这句话是鲁迅背叛本阶级的宣言，鲁迅在背叛本阶级的同时他看出了在中国现代出现了过去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新兴的无产阶级，所以他有了信心。而鲁迅的话说得这么简单，只是一句话。我们不理解鲁迅的这一句话，就无法理解鲁迅在那么早何以能如此重视思想改造。鲁迅重视思想改造的话也都是些简短的句子，然而非常深刻。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辩证法，认识了新兴的东西就看出了前途，陈旧的东西是要灭亡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的这句话不但在《二心集》序言这一篇文章里是突如其来，在整个鲁迅集子里也是突如其来，是鲁迅思想里新认识的。在鲁迅思想里是新认识的，鲁迅的伟大就因为他接受党的教育在中国认识了新兴的阶级，而与鲁迅同辈份的知识分子则由于阶级偏见对新兴的无产者始终是视而不见。鲁迅能够终于认识新兴的无产者，又与他“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分不开，这就是辩证法，看见了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必定成长起来，而旧的东西就要灭亡。我们根据鲁迅对他自己过去思想的总结来回顾一下鲁迅在《二心集》以前的小说和杂文，就都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注解。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所谓“本阶级”，是指家庭出身，指统治阶级，这是鲁迅所最憎恶的。有时本阶级又指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他也憎恶。大家可能说，鲁迅憎恶统治阶级，是当然的事，但我们认为向来对这一点还注意不够，没有注意到鲁迅早期所说的“国民性”按其实质是指他所憎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鲁迅自己一有阶级觉悟之后他就明白了，他具体地知道他原先所憎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里面没有包括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如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充满了革命的事实，鲁迅在《学界的三魂》里就曾叹惜“老前辈们”不夺取政权，现在则有新兴的无产者的领导，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夺取政权，这怎么能不给鲁迅以巨大的鼓舞呢？所以我们说鲁迅的简单的话集中了他一生的经验。鲁迅也确是不惜小资产阶级的灭亡，他决没有留恋可耻的独立王国的意思，他只有憎恶它。我们读：“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所谓“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分明是指小资产阶级。话讲到这里，鲁迅重视思想改造的原故就容易明白了，他认识了工人阶级，从他自己的思想他就知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按照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不可。“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一篇文章里表面上好像是突如其来的话，鲁迅是本着他一生的经验而说的呵！
下面我们就从鲁迅的片言只语里体会他的重视思想改造的深心，对我们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件大事就在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并不是认识得亲切的。鲁迅在一九三一年批判梁实秋“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说：“但我以为传授者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说明鲁迅认识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
二、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里，鲁迅和瞿秋白对法捷耶夫的《毁灭》的主题表示了一致的意见：“新人”的产生。这个认识又非常重要，因为“新人”是指经过改造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这说明鲁迅对待思想改造的态度，对个人前进的道路有着显明的选择。
上面两点是纲。鲁迅明确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具体地认识了新人。
我们再看鲁迅是怎样认真改造自己的，以及怎样帮助同志认真改造。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指出：“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这话很得要领。鲁迅的《坟》不是消极的东西，是积极的东西。鲁迅的满腔自我改造的热情和勇气，就充分表现在《写在〈坟〉后面》这一段话里面：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这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话，因为他还处在那肮脏的社会里，他说他还要讨生活，不“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怎么行呢？但明明白白他的精神是要“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全露出我的血肉来”，“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这才真是我的朋友。”这就完全合乎无产阶级自我批评的精神！无产阶级对于“全露出我的血肉来”的同志，怎么会唾弃呢？那是热情的帮助。所以鲁迅对思想改造的精神准备确非一朝一夕之故，只要在他的思想里认识了“新兴的无产者”，他就能跃进。事实证明是如此。
我们读：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这就是教育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最令我们感动的是鲁迅“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的感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从自身得到“苦楚的教训”，是很危险的。
我们读：
……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学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这同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破坏创作情绪是一样的亲切，“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自喻为“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我们今天读了这些话能不受感动吗？难道鲁迅是无病呻吟吗？鲁迅自我改造的精神是真正憎恶本阶级的表现。
在《二心集》里有《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是答复沙汀和艾芜的，信上说：“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后面又说：“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最后说“不可苟安”，“以致沉没了自己”。鲁迅对青年人说话是最负责任的，在一九二六年他说过这样的话：“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章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后面》）现在对沙汀、艾芜说的话口气非常肯定，态度坚决，这是他确信无产阶级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经过思想改造。
最后我们注意《三闲集》序言里这一句话：“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这话的意义很深刻，鲁迅承认他的文章（如同创造社的笔战）有做错的，别的同志的文章也不都是对的，意思就是重视思想改造，自己错的等于自己的暴露，“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等于向同志们提的意见。
我们讲了鲁迅重视思想改造。鲁迅重视思想改造，同时他确信无产阶级文学。关于这方面的话他说得不多，不多的话都是说得斩钉截铁的。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五四新文学到了左联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是唯一的文艺运动，中国已毫无其他的文艺，这是鲁迅的费尽了思量的正确的判断。这个判断任何的文学史家不能推翻。
当然，那时小资产阶级作家还可以写作，如鲁迅所答复沙汀、艾芜的：“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渣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这话是在一九三一年说的，当时他就料到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创作泉源将会干枯，“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渣而存留”，只是残渣而存留而已，这个教训意义难道不够人深思吗？“别一种作者，别一种看法”，就是具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作者。这“几十年”的具体数字比鲁迅料想的要快些，只有一十一年，就是鲁迅说话时的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世。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又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他表示了他的真正的“可惜”的感情，同时就是他预料到将来有工农出身的作家。他对于真正的工人农民的文学，向来是相信有的，如一九二七年他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当“第三种人”苏汶对连环图画和唱本表示轻蔑的时候，鲁迅讽刺他道：“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这话的意义非常重要，有两点，一点是相信民族形式，资产阶级的文人所看不起的唱本说书可以产生伟大的文学；一点是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托尔斯泰、弗罗培尔。
上面是左联时期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有了确信，是他积一生的经验，尤其是资产阶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党的领导，因而用斩钉截铁的话表示出来。要对无产阶级文学有确信，很不容易，因为到今天为止人们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抱着偏见。高尔基说：“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希望：在马克思主义者将来写成文化史的时候，我们就会深信资产阶级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曾经是大大地被夸大了的，在文学部门中特别是如此，而在绘画部门中更加是如此，在这里资产阶级始终就是雇主，因而就是立法者。”又说：“资产阶级从不曾把文化发展过程的意义理解为整个人类群众发展的必要。”（《苏联的文学》）高尔基这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相信无产阶级的文学。鲁迅相信连环图画可以产生密开朗该罗、达文希，唱本说书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同高尔基是一样的精神。鲁迅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指出了连环图画的伟大前景，指出了唱本说书的伟大前景，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指出了民族形式。到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向我们指示工农兵文艺方向，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无产阶级的文艺就真正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凡属英雄都有用武之地。到了一九五八年的采风运动，新民歌大量产生，工农大众开一代诗风，令我们确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正在出现无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在分析《灯下漫笔》的时候，曾说鲁迅把妇女与儿童问题同阶级斗争混淆了，因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综观鲁迅所有的写作都是和他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他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文学家鲁迅的最伟大之处，他是一个革命家。因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革命家鲁迅的路线必然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政治上往前进，他自己的阶级的局限性就给突破了，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规律。然而不认识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没有好处的，他的这个局限性就是到晚期也还偶有流露。《三闲集》同《二心集》是同时编的，同时写了两篇序言，在《三闲集》序言里鲁迅自己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错的，这是作者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曾经指出。对他所有的文章，如果取绝对肯定的态度，首先就不合乎鲁迅的精神。如早期写的《娜拉走后怎样》，就表现了鲁迅的局限性，而许多论者把鲁迅的这篇文章同易卜生的戏剧作比较，认为鲁迅看出了社会的经济问题，比易卜生深刻，显然是不恰当的。易卜生的戏剧同鲁迅的文章，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但两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各有其社会力量，反映在作品里的不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像对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的作家那样作比较的。若说经济问题，鲁迅和易卜生又都没有超过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写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娜拉是可以走出家庭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认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虽然讽刺这样说话的态度，但他认为实在没有第三条路，分明是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特别指出来的必要。
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提出中国的女子争取较为切近的经济权的问题。若像娜拉的出走，鲁迅说，“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下文里又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下文又说，“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到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些话就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篇文章里的思想情感是一样，不过重点是解放自己的女子，话不是向“父亲”说而是向“母亲”说，鲁迅当着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女性青年面前认为这一点起码应该做得到。至于“此后去读书，或者去生发”云云，当然是幽默的话，表现了他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把握的神情。篇末他便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的老实话。帝国主义是打在中国人民背上的很大的鞭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定是要动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当时确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鲁迅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表现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表现他的苦闷，他要求中国革命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文章里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是他的真实的感情，他希望中国的改革，如果他的话是废话，那中国就有希望了。到了“三一八”时期，他感到他写的东西是“无聊的文字”，并说着“苟活到现在的我”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就完全不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认清鲁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同时就是体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必然会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鲁迅晚期的文章，如一九三二年写的《上海的儿童》（《南腔北调集》），还是早期关心妇女、关心儿童的思想的流露，所谈的都是本阶级的事情，因此表现着局限性。当然，这不属于鲁迅晚期思想的主流，我们只是举出来让青年善于区别而已。
《狂人日记》本来是我们应该首先要讲的，它是五四前夕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无论从反对中国封建文化来说，无论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来说，令人感到最亲切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们的方法则是先研究了鲁迅的杂文，研究了鲁迅的思想的发展。回头再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们认为就容易理解些，否则像这样的小说，要今天的青年完全理解，是很有困难的。首先是它的内容，相当复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鲁迅的立场，鲁迅的观点，鲁迅的迫切的感情，都交织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难以一下子理得清。而这些同样在鲁迅早期的杂文里存在着，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思想内容之外，就《狂人日记》的技巧说，在鲁迅当初是读了不少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果，它同我们今天写小说的方法很有不同，接触起来，也是有些隔膜的。下面我们试着把这篇小说逐章分析一遍，求能对读者有些帮助。
1
小说全文的分析
一
以日记作为一篇小说的体裁，在五四后新小说里是普遍的，是从外国文学学来的。因为是日记，可以用第一人称自叙，易于收抒情诗的效果。因为是日记，不是诗，可以容得小说的描写。狂人日记，又是鲁迅从俄国文学学来的，果戈里有他的有名的《狂人日记》。因为是狂人日记，则可以不受日常生活的逻辑的约束，二十四史可以把它当作一页纸撕了。所以，一篇小说，在短篇里也不算长的，短短的篇幅而能放进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反封建的内容，等于一声霹雳，真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匠心。
鲁迅首先用很少的文字给我们制造空气，换句话说在陌生的读者面前导引一个狂人出来。这里一定要很少的文字，因为制造空气不是小说主要的事情，而且文字多了容易为写狂人而写狂人。而空气又一定是要制造成功的。鲁迅小说的第一章便达到了这个目的。
第一章，分作三段。第一段，只有一句话。第三段，也只有一句话。第二段是三个句子。这个格式，对当时中国的读者完全是新的。新的，然而令人一定要看下去，看作者到底要说些什么事情。这就是吸引了读者。
鲁迅的格式是新的，是欧化的，然而鲁迅的句子完全是汉语式的，丝毫也不蹩扭，这件事情我们也必须指出来。如果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像后来写小说的人的造句一样，句子很长，不合汉语的习惯，读起来不顺口，那也一定是不行的，读者就不肯读它，更谈不到它能吸引读者了。好比这第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在后来一般的作品里，就很少有这样的句子，因为受欧化语法家的影响，我们不敢写这样的句子，怕人家挑剔，首先作者自己也挑剔，这样写，主语在哪里呢？动词是哪一个呢？其实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的第一句是一个道地的汉语的句子。其余的句子也都是道地的汉语句子，只是句子里所叙述的事情，也就是说句与句的连贯同平常生活逻辑不同，——这个倒不令读者奇怪，因为它是“狂人日记”，读者正要懂得它的究竟。
鲁迅在他的小说的第一句何以一定要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有什么意义？说别的话不行吗？这倒确乎是一个问题。然而是很小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面去追究，那我们就不能说是会读小说了。我们已经说过，这第一章是制造空气，是要导引一个狂人出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便行，第一句一定要写什么倒确乎是没有一定的，只要说的话合乎狂人的口气，合乎狂人的心理。鲁迅的文章就合乎狂人的口气，合乎狂人的心理。鲁迅之所以能够如此，如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面所说的，鲁迅在当时接触到一个狂人，对狂人有了解，在另一方面，鲁迅的叙述还是通过生活的真实来的，我们推想作者在开始写他的小说的时候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于是他就把这个做背景来替一个狂人说话了。我们不必再深究，深究便没有意义。一定要像“索隐”家那样搞起来，我想我们也一定是胜利的，鲁迅当时白天在衙门里办公，他写小说是他的“业余”时间，总在夜晚，没有例外。
“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这一匹“狗”恐怕是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里面引来的，果戈里的《狂人日记》里面那匹狗起了作用。“赵家”的“赵”与旧日的《百家姓》有关系，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赵秀才也姓赵，假洋鬼子便姓钱，《百家姓》是从“赵钱孙李”起头的。我们这样说，不属于“索隐”的范围，这些事说清楚，足以见鲁迅笔下的旧中国的任何事都有其代表性。
“我怕得有理”，这句话当然合乎狂人的心理。这句话也代表了以“狂人”作为觉悟了的中国人的鲁迅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的这种思想感情表现在《狂人日记》里，也表现在《热风》的文章里。
二
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在开始写他的这篇小说的时候是在晚上，那天晚上可能月光很好，他就从“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写起，以之作为背景代替狂人说话。第一章写得很短，不需要费多大的工夫。于是就写第二章（就小说的体裁说当然是另一天的日记）。第二章开头乃是这样的话：“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这是根据前文来学狂人说话。前文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现在便说“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妙在话说得没有逻辑，而有心理的根据。在第二章的起头这样一句话确乎合乎狂人的性格，而这一句话是从第一章发展来的。第一章制造空气，第二章第一句很快地把空气带过来了，往下就要发展故事，首先要替小说布置一个所在地出来。所以接着“早上小心出门”以下便写出所在地来了。替小说写出所在地，而又不能有描写，要靠狂人口里的话。“早上小心出门”以下写狂人的心理写得极真实，这个真实我们想是因为有生活的根据的，就是作者以作者自己的生活为根据，把这个生活的轮廓用狂人的心理叙述下来，便成功狂人的话了，小说便真实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有的。鲁迅那时在北京住在绍兴会馆里，照例每天早上上衙门，他是很孤独的人，他走在路上也总是深思的人，他总不免观察路上的情形，“早上小心出门”以下便是孤独者鲁迅早上在路上之所见。赵贵翁正同《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一类的，鲁迅后来在生活当中所遇见的“正人君子”之流，也正是新派的赵贵翁，他们对于爱中国的人，对于要求中国革命的人，如鲁迅，真是怕，真是想陷害，所以《狂人日记》便有这样的文章：“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接着“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是街上的闲人们聚在一块儿谈闲话的速写。现在作为小说《狂人日记》的背景，写狂人的性格，作为狂人的话，当然要说交头接耳议论“我”，“又怕我看见。”实际生活是街上说闲话，声音小，怕人听见。在旧社会里，北京街道很长，到处看见闲人无事交谈，那怕是“一日之计在于晨”！鲁迅很注意这些事，正如后来在上海写《知了世界》说上海从早到晚街头有戏唱一样见他对街上的关心。如果这里的“早上出门”不是有北京的街上在那里作为背景的话，则“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的话是胡为乎来哉，哪里的闲人也没有这么多，哪里的路也没有这么长，看见“一路上的人”，——因为这里的“出门”分明不是远行，不是从甲地到乙地去。若鲁迅在北京早上出门的事，还有《一件小事》里面的叙述可证：“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我们在这里也不可犯了“索隐”的毛病，但小说之所以能够写得真实，常常是依靠细节上有真的生活作底子的。
“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这便是作者善于把这一段暂作结束，而这个形象是取得很自然的，也就是说这句话确乎是狂人说的，看见街上的人，其中有一个张着嘴笑，他认为“对我笑了一笑”，他认为最凶的一个。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狂人的这句话就表现着作者鲁迅的一种精神。战斗者鲁迅常常有这样的神气：“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鲁迅的这篇小说确乎是鲁迅的抒情诗，作为抒情诗的小说不同于抒情诗的特点，就在于它不要有诗的警句，不要诗的精炼，而它的效果很可能胜过诗的警句。鲁迅的“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的话在这里证明是如此。接着“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这里便是小说，这里也便是抒情诗。小说者，是说这里有描写，描写路上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耍，他们当然都是交头接耳的，可是一个狂人走来，认为他们是议论他，就向他们大吼一声，小孩子当然就跑了。所以这里的描写是生动的。抒情诗者，作为一个诗人的鲁迅的形象完全绘给我们了，他本着他的进化论的观点把中国的希望寄在年青一代，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他有时又感到这个希望可能是渺茫的，小孩子也都不免像赵贵翁，于是诗人鲁迅就着急了，这到底是什么原故呢？“你告诉我！”这句文章，等于屈原的《天问》，爱国诗人要问出一个道理来。鲁迅用了他整个的思想感情发出这一问，它的意义是：“孩子呵，你们可要进步！如果你们不进步，还是老一代的封建头脑，国事将不堪设想！”所以在下一段狂人便说：“这真叫我怕，叫我纳罕而且伤心！”
小说写到这里，虽然只有不多的文字，空气已制造成功了，场景也布置出来了，——这是伟大的技巧！作者的主题思想渐渐就可以拿出来，于是很自然地写了下面的话：“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古久先生”便指着封建中国。狂人代表当时中国的觉醒者，辛亥革命前后以及五四前夕鲁迅处在中国的社会里正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
三
第三章的开头还是“晚上”，——当然，很可能还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的晚上写的。
在第三章的第二段，我们应该给以注意。鲁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者方面。他就觉得奇怪，告诉社会上那些被压迫的人说：你们又不是知县，不是绅士，不是衙役，不是高利贷者，为什么怕我呢？我是告诉你们要打倒旧道德！可见封建社会之所谓道德是维护知县、绅士、衙役、高利贷者的利益的，换句话说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鲁迅是伟大的，他初期不可能有阶级观点，而他从实际生活当中认识被压迫者不应该害怕革新者的“狂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只有鲁迅这样的思想感情——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揭穿封建道德的本质，是最进步的思想感情。
第三段又属于场景的描写，取了女人打小孩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却不一定是从北京街上摄取来的，在中国各处都有，女人打小孩子确乎总是“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鲁迅便利用这个“咬你几口”可以很生动地联到下面的“吃人”。鲁迅也认为做母亲的这样打骂小孩是野蛮。女人打小孩当然不是同自己的小孩有什么仇恨，只是一种坏习惯，很容易自己和解的，所以一面打的时候一面又瞧街上的什么，鲁迅在生活当中很可能遇见了这样的眼光，此刻便记录下来。借这个形象来写狂人的心理，是最合式的，所以《狂人日记》就有这一句：“他（她）眼睛却看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这样的文章也都是从实生活来的，鲁迅在街上走路遇见令他出惊的事多得很，而街上的人，却都青面獠牙似的哄笑，——《明天》那篇小说不就是这一类的最悲惨的形象吗？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动人，确乎是因为作者把社会生活以及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都集中起来的。
第三段最后一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这可以说是“说时迟那时快”的表现法，由上文忽而转到下文，而这句的形象又是极真实的，在旧社会里我们看见疯子，疯子在街上走路被他家里来寻他的人一下子拖回去了。《狂人日记》从这一句起，一直到小说完了，都是狂人关在家中的事情。（这个“家中”，都是鲁迅故乡绍兴的“家中”，所以小说在这以下的背景完全离开北京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写小说的技巧，他善于布置，往下只要狂人在家里的事情就够了，因为“路上”的事情写得太精采了，已经制造了空气，导引了人物，而且狂人之所以为“狂”，读者已经亲切地接近了。
第四〔五〕段所反映的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即革命志士“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范爱农》）这件事对鲁迅的刺激太深，这才是真的吃人，比女人口里“咬你几口”一种口头上的话大不同了，所以接着作者就写了这样格式的两行：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在狂人被拖回家之后，“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是很形象的叙述。然而鲁迅的小说不是为叙述而叙述，鲁迅的小说是“诗”，诗是作者要说他最要说的话，所以连忙就把作者最为痛心的徐锡麟被挖了心的事实记录下来。《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是要说明封建历史是“吃人”的，那么作者把徐锡麟被挖了心的事实在这里记录一笔，就表示“吃人”两个字并不是作者故意危言耸听，读者在未读到下文之先已为小说的真实性所说服了，——读者纵然不一定知道小说的本事，即是徐锡麟被吃的事实，然而是这个事实激动了作者的感情，所以读者很自然地为作者下笔时的感情所传染了。艺术是依赖技巧的，伟大的匠心同一般的形式主义不同，总要以真实来感人，不以文章作法之类为能事，用文章作法之类的话，将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写到这里开始点题，拈出了“吃人”两个字。错当然也不怎么错的，然而有些可笑。
下文“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叙叙〔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把“仁义道德”的性质同“吃人”连起来了。这是鲁迅小说的伟大的主题。很明白，伟大的主题，完全吸引了读者，是艺术的力量，不是逻辑的力量。若说逻辑，那是社会生活的逻辑，即是中国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封建的“仁义道德”在社会生活面前已经成了问题，所以人们能够为鲁迅的艺术力量所耸动。
从这一章里又表现出鲁迅的反封建的思想是一种启蒙时期的个人解放思想。“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所谓“他们”，里面有佃户，也有“大哥”，而从后文看来，“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可见“大哥”同佃户是立于敌对地位的，可见鲁迅这时不能从阶级上分清敌我。同时，很显然，鲁迅是背叛他的本阶级的。呼喊礼教吃人，就是背叛本阶级；“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所谓“人”是求解放的个人。
“大恶人”是革命爱国主义者。鲁迅的愤怒的感情要替“大恶人”的被吃作一记录，但这一件血写的历史在小说里没有法子交代清楚，只好借狂人的口说这一句话：“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后文又把“疯子”与“恶人”相提并论。那么徐锡麟的历史在小说里虽没有法子交代清楚（也无须乎交代清楚），然而作者还是从逻辑上告诉了我们的。主要的当然还是艺术的感染作用。鲁迅是以“狂人”的姿态出现于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的，同时鲁迅念念不忘于辛亥革命时代的“恶人”，这充分说明前期鲁迅是革命爱国主义者，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
四
前面的三章是很不容易写的，鲁迅乃能如此成功地写出，制造了空气，布置了场景，导引了人物，拿出了主题。往下就比较地容易写了，好比一条水流一样，开始难得流动，流动以后水就会畅快地往下流，要怎么流就怎么流了。在文章是应该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狂人日记》的第四章便能很完整地写出一个形象来，旧日中医诊病的形象。
启蒙主义者的鲁迅对封建社会中医（包括迷信与欺骗）害人的现象看得太多，他真是深恶而痛绝之，后来的小说和杂文里留有许多记载。现在这里的一位“何先生”，根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说，是实有其人的，鲁迅借狂人的口把他描写出来。首先写狂人吃饭，“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小说家鲁迅的本领，他本来是要给读者介绍“家中”，因为上文已经说到“拖回家中”了，家中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不能不说一点，当然也不能多费文字，就简单地写吃饭，写一碗蒸鱼，这个鱼写得多么好呵，很自然地“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我们读着像读一篇童话，很不厌倦。接着本来就可以写开门，因为医生来了，然而鲁迅要写一句狂人的话：“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我们读着真感到狂人“想到园里走走”的感情是很重的，这就表现作者的感情是很重的。下面“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该写得多么精炼，多么形象，因为狂人是被关在门里面的。往下才正式地写医生。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这几句话把旧日社会里家中有了病人请了医生进屋来的形象写得逼真，而是通过狂人口说的，狂人的心理也写得逼真。那般骗人害人的医生的眼光是最令病人害怕的，而从坚强性格的狂人看来他是“满眼凶光，怕我看出”。病人亲属引了一个“满眼凶光”的人进屋，又是极深刻的描写，是第三章“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的思想的形象化。“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这真是善于写病人亲属的口吻，善于写狂人的口吻，写出了狂人的愤怒和纳闷。“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这固然是写狂人的说话，也确是表现鲁迅自己的愤怒，他后来说过，“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把害人骗人的医生认为是“刽子手扮的”，决不是夸大其辞，我们看一看《明天》那篇小说里“指甲足有四寸多长”的何小仙罢，在可怜的宝儿的生命的面前，他不是刽子手扮的是什么？鲁迅确是有许多的实际的接触的，他的小说的概括性是很大的。当然，他概括的人物的形象又是生动的。他又决不放弃他的抒情诗的力量，只要得着机会。“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多么可爱的鲁迅的诗句呵！“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这当然又是会写小说，生动的描写。
在上一段最后的生动的描写之后，鲁迅又有机会写他的抒情诗了，他这样写：“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我们读着只觉得狂人可爱，也就是小说人物的个性写得生动。
下一段：“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这里又表现小说的伟大的技巧，从狂人的耳朵听见了一个“吃”字，又看见了“大哥点点头”，于是“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的思想证实了。这是多么善于写狂人的心理，写得多么自然。这样的狂人的心理，又反映着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不是偶然写得出来的。鲁迅的观点是个人解放的观点，他要求个人解放，他反抗封建，因之小说里的狂人同“大哥”是取着敌对的立场，在五四前夕乃能有这样伟大的声音：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在第四章里通过何医生看脉把狂人对“吃人”的愤怒写得很形象了，但作者还得向读者提出一些根据来，然后才真是持之有故，不是无的放矢。第五章便提出一些根据的材料，这样写：“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这就说得叫人没有话答，等于在法庭上拿出的证件，因为割股饵亲在封建社会是孝子的标准，用狂人的话说就是“吃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鲁迅所佩服的书，在《南腔北调集》里面有一篇《经验》曾说到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藏”，大约因为它是药物的著作，故狂人把人肉这一味药饵记在它的帐上，应该属于篇首引言里说的“记中语误”之类。总之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实质看来，人肉煎吃是一件标准的事。在后文第十一章里还记有这样的话：“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我们可以推想，这种“药”，在鲁迅做小孩子的时候还是有权威的。鲁迅因为从小对于这些事情怀着极大的义愤，所以在《狂人日记》里才“有的是义勇和正气”，写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动人的形象来。小说主要是靠形象说服人，但材料根据也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感情之外也需要逻辑，《狂人日记》于写了医生的形象之后，又援引“本草什么”，就是这个道理。
“易子而食”，“食肉寝皮”，都是最好的证件，令人没有话答。“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这句文章我们推想确是代表鲁迅小时听人讲书的心理，讲书的人自以为“讲道理”，而小孩子听了心跳。《朝华夕拾》里面的《二十四孝图》便是鲁迅记了小时许多令他心跳的事情，都是吃人的“道德”。“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这话充分表现出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对他本阶级的背叛的思想感情。鲁迅小说的力量就在于他有这个背叛本阶级的思想感情，虽然他当时不可能有阶级观点。
六
第六章，又是鲁迅写他的抒情诗。因为是在小说里面插写的，情节上必然前后有联系，故写一句“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而这一句就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篇小说的场景上面，不感到是泛写。从前面所写的，又真令读者感到中国的前途“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很可能作者自己写到这里有这个感觉：“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作者是在夜里写作，也很可能夜深人静听见狗叫，故写一句“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总之一句话，作者要感动读者，所写的东西首先要感动自己，要对自己是生动的。就写小说说，还要善于依靠细节的描写，把故事联系起来，发展下去。《狂人日记》的这一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行，实有这些作用。总之这两行是插在小说里面的两行诗。鲁迅之所以是小说家的原故，是因为他的抒情诗离开小说就不能存在了。这两行所证明的是如此。“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真表现鲁迅的伟大，如他自己后来说的，“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狡猾的狐狸，怯弱的兔子，凶的狮子，分明是指统治阶级，“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分明不在内。“大哥”当然也在内，因为“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七
第七章所写的正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中国历史上从屈原一直到鲁迅正是小说写的那样遭受迫害的。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转劝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以上两段话反映鲁迅思想的矛盾，也就是没有阶级觉悟的局限性。其实在下文第九章里有了明白的认识：“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所以“大哥”的思想意识还是从“大哥”的阶级决定的。
八
第八章反映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加一番考察。（我们对第二章里狂人对小孩子说“你告诉我”的分析已属于这种考察。）
鲁迅后来在《三闲集》序言里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在《灯下漫笔》里他明白地将中国的希望寄在青年一代，“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然而在实际接触中他又感到他的这种思想每每不合乎情况，在阶级斗争的人类社会里运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如何而能不陷于失望，鲁迅的深心便把他的实际的观察记录下来，这便是他写了“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之后现在第八章又不能不写“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人的原故。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的表现。在《药》里面也是如此。《药》里叙了刽子手说夏瑜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之后便是这么地写：“'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往后这二十多岁的人坐在茶馆里还说了一句话，说夏瑜“发了疯了。”这都是鲁迅的深心，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如果说前面看脉的老头子是鲁迅写辛亥革命前中国农村的封建情形，第八章所写的青年应该包括辛亥革命后鲁迅在北京遇见的学生出身的官僚。鲁迅到这时真急了，二十左右的人为什么居然也是一伙！狂人对他一连几个质问“对么？”是问得太天真了，太可爱了，我们到现在仿佛还听见鲁迅的声音：“对么？”
九
在这第九章里，鲁迅用了两个字我们应该注意，就是“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里面的“仇敌”两个字。这所谓“仇敌”，不是人民口中分清敌我那个“敌”字的意义，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作用，如《阿Q正传》里面的赵秀才和钱洋鬼子的“历来也不相能”。只有狂人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当中脱离开了，所以狂人是他本阶级的叛徒。
十
到了这第十章，通过狂人的口，鲁迅把他的进化论的思想都说出来了，也就是他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
在小说里，通过人物的对话发表作者自己的思想，最容易变成说教，那是顶失败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没有这个缺点，总是以狂人的形象和狂人说话的感情说服了读者。这当然因为鲁迅有写小说的本领，同时他是诗人，他的小说又有抒情诗的成分。第十章正是如此。“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狂人这个出来说话的形象，出乎“大哥”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出乎“大哥”的意外，所以只得让说话的人说，“'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出乎读者的意外，便是小说的惊人的描写，读者要往下听了。所要说的便是作者的进化论的思想，通过狂人的口说出来。首先两句：“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这当然是学狂人的口吻，但确实表现着鲁迅自己久欲说话的感情，便是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自然淘汰”、“天演公例”的思想，怕国人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骄傲，结果将有亡国之忧。鲁迅通过狂人的口郑重地说着：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在后文又有：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这些话代表鲁迅当时全盘的观点。所谓“吃人”，按其实质鲁迅并不能够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封建基础，他借狂人的口具体地说出来是“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我们分析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他确实笼统地认为中国还是“野蛮”的，有“给真的人除灭了”的危险。他心目中的“真的人”是指具有资本主义文化的人，就是指西方人。等到他觉悟到“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他就尽量揭穿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那是后来的事。因为是学狂人的口吻，所以在话里有的是语误，如“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便是，易牙与桀纣并不同时，应是蒸给齐桓公吃。这一误写很有意趣，反正桀纣是古代有名的暴君，佞臣蒸了自己的儿子给暴君吃正是他们的面孔。“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徐锡林是徐锡麟的语误。这充分表现鲁迅的愤怒，把这件历史重复记录一下。“徐锡林”是实写，“狼子村捉住的人”是虚写，指的是一件事。“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从这个记录，再同《药》的故事比较看，可以推知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一定是事实，对鲁迅有很大的刺激，到后来写成《药》的小说乃把事实诗化了一下罢了，即把“犯人”写成一个革命志士。这里也是鲁迅的小说所写的东西首先感动了他自己的证据。他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这又是鲁迅的诗，诗有时是诗人善于鼓动感情，把读者意外的激动的事情像浪潮一样涌到意识边来，像这里由“不能”两个字的声音联想到地主说不能减租，伟大的诗人呵！鲁迅的小说感动人岂是偶然的。
小说快要结束了，小说里的人物最后最好也集中一下，作者便趁着狂人在堂门外说话的机会把人物都召集来了。这个形象是非常自然的。在旧日社会里，常常有一群人挤着谁家的门口看热闹，好比看疯子便是的。这一群人，首先是“大哥”，“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这不是鲁迅“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是什么？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里又是鲁迅写小说的本领，写得多么形象，谁读着都要喝采。通过这个形象鲁迅又借狂人的口讲出大道理：“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豫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这说明了封建中国的历史，反抗者都是这样被吃掉的，“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
最后“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在小说里最初的时候也是陈老五把狂人拖回家中。）狂人说，“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这按不住口的话我们已经引过了。
故事到这里应该算完了，所以小说这样收结着：“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这最后的文章，就表示鲁迅“有的是义勇和正气”。
十一
在第十章里，作者已经准备结束故事了，从读者看来，《狂人日记》也确实有了结局了，那么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写的什么呢？为什么又有写这些的必要呢？这对我们学习鲁迅又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狂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叛徒，狂人的勇敢，狂人的清醒的头脑，都是丝毫没有疑问的，正因为勇敢的叛徒具有清醒的头脑才有《狂人日记》的第十一、十二两章，其重要性相当于鲁迅后来认识思想改造的重要。鲁迅认识了封建道德是吃人的东西，他是封建家庭出身的，狂人猛烈地攻击“大哥”，封建家长，但自己是不是也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呢？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有第十二章的文章：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鲁迅的思想该是如何地深刻，考虑到国家社会问题该是如何地负责，《狂人日记》的狂人最后要审问自己！
第十二章的文章是从第十一章来的，第十一章的叙述一定是有生活作根据的，所以才叙得那么亲切，那么沉痛。我们推知这与害人骗人的医生有关。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有过“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的话。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吕纬甫说着“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说明，这个小兄弟的事指的是鲁迅自己死去的六岁的弟弟的事。那么综合起来，《狂人日记》第十一章所说的妹子的死，在实生活上很可能是作者隐含着自己弟弟死时的情境，其中有医生这个因素在内。文中也点明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这是指割股饵亲，同前面第五章一样。接着的两句：“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这是狂人指妹子的死。我们联系起来读，应该说与鲁迅痛恨医生有关。当然，鲁迅是当作社会问题来考虑，他认为吃人的是整个封建文化，所以借狂人的口说：“我提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原故，也全在他。”又说：“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下文便再补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这既合狂人的口吻，又最能表达鲁迅的思想感情，他是和他所出身的阶级为敌的，虽然他当时还不可能有阶级观点。
十二
《狂人日记》最后一章是：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就是鲁迅本着进化论的观点自己陷入了不可解的矛盾之中，在人类社会里分不清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徒徒抱有“救救孩子”的希望。然而在客观效果上，鲁迅《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五四前夕成了一篇声讨封建的檄文。
2
总论“狂人日记”
根据我们在前一节的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同他的杂文一样，表现鲁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个人解放思想来观察国家命运的。它充分现〔显〕示出鲁迅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同时就表现了他的局限性。《狂人日记》写作的时间在十月革命后五个月，然而很分明，鲁迅写这篇小说与十月革命并没有关系，如他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的话，他是把他的“后起的《狂人日记》”同果戈里和尼采作比较的。有些论者摘取《圣武》那一篇杂感里“新世纪的曙光”的字面，因而推定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写的，显然不合乎鲁迅思想的实际。鲁迅当时思想的实际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反〉封建社会，所以《狂人日记》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它里面，充满了礼教吃人的势力，这是封建；它有被外国“除灭”的危险，“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这是半殖民地。因此，鲁迅的资产阶级个人解放思想，是从欧洲资本义主〔主义〕文化吸取的，反抗礼教吃人的狂人乃是封建家庭的逆子，所以他高呼：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这就是向封建家庭要求个人解放。所以资产阶级个人解放思想在鲁迅的思想里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同时在五四前夕中国的知识界起了进步作用，就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又是和他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他怕国人“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结果“会给真的人除灭了”。虽然当时他不知道他所谓“真的人”按其实叫做帝国主义，但因为他是爱国主义者，经过时事的教育，慢慢他就知道了。
我们又分明地看出，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没有反映中国社会的新生力量。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中国社会生长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这是二十四史上所没有的。鲁迅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不能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所以在《狂人日记》里也就没有反映。狂人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义勇和正气”。“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这是宝贵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情。
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鲁迅以“狼子村”作为封建中国的象征，对中国社会不能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这是把农民同“大哥”——地主阶级同样当作封建道德的代表了，混淆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界限。然而鲁迅的观点总没有影响其爱国主义者的立场，没有影响其人民的立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就觉得奇怪：“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是不是真是对呼喊封建吃人的狂人“这么怕”，“这么凶”，这里面很有作者的主观成分，但作者的立场则是正确的，他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分别开了，他站在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认为他们不应该“怕”。
在《狂人日记》里，“佃户”确乎是虚构的，没有具体的形象。若从小说的形象说，“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鲁迅所刻划的都是本阶级，“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而且“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也没有说不行”。
以上是我们概括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的思想性。
我们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所反映的鲁迅的思想，再来看他后来在《二心集》序言里所说的话就知道鲁迅对自己是分析得极其中肯的：“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我们必须注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没有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新兴的无产者来。本着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必然地有其局限性。毛主席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中国共产党人。鲁迅在当时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这种新旧文化斗争最后一次的而且最激烈的冲锋陷阵。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反封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内容之一，所以鲁迅的冲锋陷阵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队伍了，毛主席称他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下面我们从中国新文学的角度就《狂人日记》谈三件事。
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确实已经诞生了，《狂人日记》之于新文学，正如屈原《离骚》之于古典文学。中国新文学第一篇小说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鲜明地为政治服务的。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如此，作品的客观效果是如此，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鲁迅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鲁迅用了“命令”两个字，他用得多么欢欣鼓舞呵！作品的客观效果，那是举世承认的，鲁迅的一篇小说做了反抗封建的檄文，五四时期中国的有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不受其影响的，只是“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鲁迅的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又切切实实地表现在他服从于政治，他没有丝毫的空头文学思想，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文化革命第二期末、第三期初，他对他的《狂人日记》便这样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这是鲁迅认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的政治已经前进了。凡属具有为政治服务精神的人，一定认为政治标准应该是第一，艺术标准是第二。
二是读者问题。鲁迅当时是为知识分子而写作的，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也认为是少数。所以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说，“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在一篇《通讯》里（《华盖集》）还这样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又说：“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很显然，这都属于鲁迅的局限性，他认为应该从少数人“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上的局限性是一个问题，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运动中立下的伟大功劳又是一个问题，我们都必须有明白的认识。这个“读者问题”，鲁迅后来解决了，他在晚年非常关心大众文艺，他认为“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论“旧形式”的采用》）他对此是有极其深刻的经验的，是辩证的统一。
三是外来形式和民族形式的问题。中国的封建文化，在文学方面，所谓正统文学，到了五四时代，它非彻底垮台不可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对它就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鲁迅是最早有准备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为欧洲文学所吸引。到了一九三四年写《拿来主义》的时候，他还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狂人日记》就是他自己的“拿来”的成绩。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他更特别指出这篇小说的写成，“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里主要说的就在于外国小说的形式。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突出地表现在文艺形式上面，对当时的新的读者是一新耳目。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所谓“格式的特别”就是用的是外国小说的形式。文艺形式问题和读者问题有密切关系，当读者变成了广大群众的时候，广大群众又要求民族形式。这是前进当中的了不起的大事。鲁迅自己到后来就确实表现了他的倾向于民族形式的感情。如我们所已知道的，他反对“第三种人”，他相信从唱本说书里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家作品。他对文艺的民族形式又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如《连环图画琐谈》里他说，“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这些话同鲁迅最初的小说《狂人日记》、《药》所采取的外来形式处于对立面，从艺术形式上面探索出了中国文艺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如“人物旁边写上名字”，在画里可以，在小说戏曲里也是可以的，所以舞台上人物自己登台报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可以说，鲁迅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树立了这个对立面。在前后两个时期，他都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他最早的“拿来”表示极大的敬意。
1
“药”的主题思想
《药》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我们现在谈谈我们的看法。
首先应该看看鲁迅自己对这篇小说说什么。《〈呐喊〉自序》里面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消极”两个字当然根本上同鲁迅连不起来，但他以为瑜儿坟上的花环是平空添上去的，是他不恤用了曲笔，那么《药》的主题不是歌颂革命的志士，而是揭露“愚弱的国民”（这五个字也见于《〈呐喊〉自序》），换句话说鲁迅是要把他所认识的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不觉醒的程度写出来。我们认为就是如此。
鲁迅在一九二八年还写了一篇《太平歌诀》（《三闲集》），对于探讨《药》的主题思想，这篇《太平歌诀》应该有参考的价值，我们把它完全引了来：
四月六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一段记事：——
“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藉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
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
鲁迅在这里提出了“市民”两个字，我们认为很重要，占据他的思想的中国“国民”，除了他所熟识的“本阶级”以外，就是“这一伙市民”。若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新兴的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早期对之不能有科学的分析，或者没有加以考虑过。当他写《太平歌诀》的时候，中国虽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然而是“黎明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鲁迅个人则处在“彷徨”时期，“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这是“彷徨”时期的鲁迅比“呐喊”时期苦闷的表现。本来在《药》里，瑜儿坟上的花环应该就是“黎明之前”的象征，作者是极其珍贵它的。《太平歌诀》这一篇短文章特地作一番“枭鸣”，把鲁迅的藏之已久的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罢了。借用《太平歌诀》的话，《药》的主题思想是鲁迅认为中国问题是革命者同市民的“厚重的麻木”是“同在”。他极其悲愤：“'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很显然，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辛亥革命对他留下了极深的记忆。鲁迅所经常考虑的确实是“这一伙市民”的问题。
2
关于小说题材二三事
小说可以写真人真事，就典型的概括性说，真人真事正没有必要的意义。《药》里面的夏瑜是秋瑾的影射，革命志士秋瑾的被杀是真人真事，然而秋瑾是女子，夏瑜则改为男子，所以又并非真人真事。小说里又特别写明“古□亭口”，就艺术形象说，“古□亭口”对读者并没有什么形象作用，而且还要参考故事以外的历史知识，这却是作者要小说起的教育作用，他要人知道秋瑾的被杀。写小说一般不需要注解，故事本身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像“古□亭口”之类的注解，不是作者应该加的，是作者要读者替他加的。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里面却也无意间替《药》加了一条注解：“轩亭口离绍兴中学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
除了“古□亭口”，此外《药》里面没有需要注解的地方，作者用的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读者把前后文联系起来，故事可以读得明白。像当时的兵穿的“号衣”前后有一个大白圆圈，杀人在丁字街口，对于今天的读者说当然加一些注解的好，然而从小说的叙述的手法说都是恰当的，作者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心理来描写这些细节，不宜也不需写得更多。
关于那个鲜红的馒头，在《狂人日记》里对它可算是有一个注解：“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个“犯人”并不是革命党，只是当时有这个人血馒头的事实罢了。因为要写秋瑾的故事，集中主题思想，乃写这一篇《药》，把馒头所蘸的血写作革命党的血。我们于此知道鲁迅是怎样选择题材的。
3
小说全文的分析
一
《药》的故事分四个章节叙述。第一节是华老栓怎样买得血馒头。
《药》的形式是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外国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剧本看，在剧本里，先要把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指出来，再来一个布景，然后人物登场，说话，说话时的动作也在剧本上注明出来（当然更多的是在舞台上表演出来），说话者是谁都在话上写出名字来。所有剧本上的这些环节，在小说里也都有，比如《药》的第一节第一段第一句：“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就是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剧本里只简单地表明是“秋天的后半夜”就够了，如果需要的话就靠布景，在小说里则靠语言的描写发生作用，鲁迅的《药》的第一句的描写就是的。接着两句：“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这第一句的描写没有法子放到舞台上去，在舞台上也就没有必要。华老栓从睡在床上而坐起身以及擦火柴点油灯的情境，在舞台上也还是有限制的，舞台上揭起幕来只能是已经点了灯的茶馆的屋子。小说的艺术有时比戏剧更能真实地表现生活，然而外国小说导引故事的手段同外国剧本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在讲《药》的时候首先交代这些话，是因为外国小说形式在中国创作上出现《药》是显著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叙事方法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原有的），我们应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接着两段：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面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这样的格式对中国当时的读者是太陌生了。我们如果了解到西洋的小说基本上同于西洋的戏剧，便知道这样写人物出场，写人物说话，写人物说话时的动作，并没有什么奇怪。这里同剧本不同的只不过说话的老女人的名字没有标明出来，然而这也只是一点表面的差异，说话的老女人是谁，读者从“小栓的爹”的称呼里已经知道，所以下文接着的一段首先就描写华大妈了。我们读这一段：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小说又到底是小说，人物的动作都靠语言的描写，鲁迅在这里便充分表现他的小说家的本领，把华大妈同华老栓对于一包洋钱的授受该描写得多么真实！我们要注意，鲁迅是用十分同情的笔触写这两个人物的。“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当然是熟悉生活，从典型的动作上把人物的性格，一个开茶馆的老头儿，一个老女人，一下子让读者认识了。而最难得的，“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是真真善于刻划细节，因之也表现了人物。写到这里，华老栓便永远是华老栓，留在读者的脑子里。因为华老栓已经这么真实，而且作者只费了很少的笔墨，所以下文写他走到街上，作者就存心来渲染一下，“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读者也很爱这种渲染，所以然就是华老栓已经是华老栓，不会变成没有个性的人物了，否则渲染就容易失真。鲁迅在《药》里极其成功地掌握了这两种手法，一方面抓住细节白描，一方面渲染，往下我们还要举例。鲁迅的小说格外有乡土色彩，他用了外国形式而格外显得是中国的作品，他善于选择他的时代里的中国生活就是一个原因，《药》里的“灯盏”，尤其是“灯笼”，尤其是“点上灯笼”，“吹熄灯盏”，都是中国生活的画龙点睛。在这一段里，本来是交代华老栓拿了洋钱出去买“药”，同时也要把患痨病的小栓介绍出来，在伟大的作家的手下，艺术就是艺术，不光是交代故事，不光是介绍人物，总要求给读者以形象，鲁迅的《药》确乎是榜样。
第五段写华老栓从自己的家里出来，“走到街上”。这“走到街上”四个字也是作者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此读者知道这个故事是叙一个城里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乡村的市上，如果单从前面对茶馆的叙述看，这个茶馆也可以出现于乡村的市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在鲁迅以前，在中国的小说里，是没有作这样的真实的细节的描写的。今日的青年作家必须学习鲁迅描写黑夜走路就真正懂得黑夜提着灯笼走路的实际，“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接着“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也是实际情形，街上的狗对于点灯笼的人是如此。在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家的笔下很可能遇着狗就是吠了，那就叫做一般化。接着“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鲁迅故作渲染，这种渲染也是合乎华老栓的心理的。他是一个饱有生活经历的人，他的衣袋里有洋钱，是他开了多少年的茶馆攒下来的，现在拿出去近乎孤注一掷，而他的孤注一掷是非常谨慎的，是他同华大妈两人共同的目的，一生的生活哪有像今夜一样提着灯笼奔往前途呢？所以鲁迅说这个可怜的老人“跨步格外高远”。事实上路是愈走愈分明，因为天亮了。而社会现实，华老栓个人的命运，是黑暗，这个愚昧无知的老年人无法知道。在描写和叙述之中，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渲染以墨色，中国的小说也是从鲁迅的《药》才开始有的。中国的诗歌倒向来用过这种手法，像陶渊明的“田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是有名的。小说则一般认为是闲书。是的，是鲁迅把中国的小说庄严起来了。
第六段：“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写华老栓、华大妈是用同情的笔触，这里写华老栓看见丁字街而吃惊，又把他写得是很善良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疑问，我们在作《药》的主题思想的探讨时，确定《药》是暴露性的作品，鲁迅是写市民对革命者没有感情，并把他后来写的《太平歌诀》拿来作比较，在《太平歌诀》里，鲁迅极其愤慨，哪里有什么同情可言呢？现在对华老栓确乎是同情，那么同情与暴露怎么联系得起来呢？是的，我们可以作一番说明。《太平歌诀》没有接触到具体的人，鲁迅愤慨于一般市民对孙中山没有感情，鲁迅认为这是社会的黑暗面。同样，《药》里面的华老栓是市民，对大清天下造反的人没有感情，拿他的血蘸馒头，鲁迅写《药》就是写“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如《太平歌诀》所说的，所以《药》也正是暴露社会的黑暗。然而《药》是一篇小说，在黑暗的社会里给我们写出了许多形象，鲁迅的立场当然是站在瑜儿一面，也就是华老栓一面，所以才愤慨他对革命者为什么这样漠不相关！愤慨他对革命者漠不相关，就是告诉他人民应该同革命者一起了。总之鲁迅是人民的立场，他描写人民的愚昧生活时，他应该同情人民了，因为他是在这里教育人民。我们说鲁迅同情华老栓，与说《药》是暴露性的作品，是不相矛盾的。等到我们分析《药》里面的统治阶级人物时，再看鲁迅对他们的憎恶的感情，便知道鲁迅爱憎分明了。我们一方面很容易接触到鲁迅对他的小说的人物的爱和憎，一方面也丝毫不难辨别他的小说的性质。我们还是回到华老栓看见丁字街而吃惊的善良的形象。他“正在专心走路”，他“忽然吃了一惊”，他为什么“忽然吃了一惊”呢？因为这里是丁字街，因为天正在亮，这里就要杀人！“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这一句话也同前面的“点上灯笼”，“吹熄灯盏”一样，真正是华老栓的动作。“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这是在他走一阵子路“跨步格外高远”之后，忽然又站到冷酷的现实面前来了。而在这冷酷的现实面前有他的希望，他的生活的光明，他同华大妈两人共同的，所以他“靠门立住”，就是说他等着。
接着照中国旧小说的写法应该是“话分两头”一类的句子，因为要从说话人口里把另一方面人物介绍出来。《药》却是第一次采用西洋方法，由人物自己登场，登场就说话，话都给“靠门立住”的华老栓听见了，两个人各说了一句：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这些人的话老栓是怕听的，是熟悉他们的声音的，而今天是自己衣袋里装了洋钱来买这怕听的话。听了两个人的话，所以小说接着写：“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个回头看他的人我们想就是今天的刽子手，那一句“倒高兴……。”也是他指着华老栓说的。他自己是高兴，因为华老栓到了。这时天色本来还不大亮，善良的华老栓又确实吃了惊，他的精神可能有些恍惚，所以他不是很清楚地看见那人，小说特地写着那人“样子不甚分明”。虽说“样子不甚分明”，华老栓已经是他的“食物”了，他是食人的狼。老栓确是害怕。所以小说接着写：“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这又是伟大的描写。老栓如果不是吃了惊，天亮了他会自己把灯笼吹熄的，如同在家里吹熄灯盏一样，现在是灯笼自己熄了，熄了他不知道。再一动作就应该是按一按衣袋，是的，“还在”，这两个字的心理与灯笼“已经熄了”对照得多么真实，这就叫做会写人物。而鲁迅在这一段里是告诉读者刽子手已经到了。接着就从老栓的眼里写出许多看众。“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这里面“鬼似的在那里徘徊”，一点也不是空话，是真写得好，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像鬼，这三三两两的人就是鬼徘徊！我们还要记得，丁字街店铺的门都是关着的，街上是阴森的。老栓自己是有很大的事，但旁人是做什么呢？所以“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接着一段：“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这同《水浒》上描写的簇拥法场的情形不一样，这是白描。白描的文章令人吃惊，“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在反革命时代，中国的革命志士不知有多少被拥在这样一大簇人之中，作了这样的记录的第一个是鲁迅！鬼一般的人潮一般向前赶，他们围着看杀革命党人！因为是丁字街，所以他们簇成一个半圆。
接着在白描之后鲁迅又用渲染的手法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这样写着，我们可以推想他的悲哀的。同时他认为他必须大胆地诚实地把“愚弱的国民”给读者指示出来。我们于佩服他的爱国的精神之外，又佩服他的新颖的艺术手法，他把一向认为闲书的中国小说提高到哲学地位了，作家有作家的世界观。很分明，这里所反映的作家鲁迅的世界观是从生物学的观点看社会问题，同《头发的故事》里面这一句话是一样的：“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这就是“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而笼统地有着“愚弱的国民”的认识，仿佛被“造物”，“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这样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在鲁迅本着他的哲学塑造中国的看客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党人就被杀了，小说是这样写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看起来，鲁迅决定要写《药》，是愤慨于愚昧无知的人可以拿革命党的血做迷信物品，他认为这样的人足以为中国市民的代表，对革命党没有感情，完全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而从人物的形象看来，愚昧无知的人倒还是很可同情的，他不能作为市民的代表，鲁迅另外写了许多看客，小说的笔锋完全针对着他们了，——这样《药》的主题思想并没有改变，只是形象更真实了，真实的市民的形象。我们认为鲁迅的小说《药》的产生就是如此。
接着就是刽子手拿了鲜红的馒头来了，就是他杀了夏瑜，拿馒头蘸了夏瑜的血，拿来同华老栓做买卖。小说写了下面的两段：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样刽子手的买卖做成功了，血馒头塞与了华老栓。华老栓对于这种人的眼光是熟悉的，但总是怕的，现在两只眼睛就是两把刀，是自己要来受刺的，有什么法子呢，所以“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然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鲁迅笔下的华老栓是多么善良！他的洋钱实在是刽子手从他的手上打劫过去的，刽子手“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我们想一想，这同前面走过华老栓，望着他说一句“倒高兴……。”都是刽子手对于老实人的口吻。从《药》里所写的华老栓看来，他实在是一个可怜的灵魂，只有希望儿子的病好是他自己的感情，其余他的思想、他的动作都是外面的势力强加给他的，他的洋钱是“抖抖的装入衣袋”，他“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这个叫他害怕的东西是刽子手“塞与老栓”，刽子手“一手抓过洋钱”！等到他拿了“药”回家以后，他只机械地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两个字向着华大妈答着“得了。”一句是两个字答着花白胡子说着“没有。”如小说第二节、第三节所写的。这便是辛亥革命时代善良然而愚昧，对革命没有理解，对革命党人没有感情的中国的市民。鲁迅本来不是立意写他的善良，是要写他的愚昧无知，这个愚昧无知的人是善良的。愚昧无知的根源，长期封建统治的社会根源，鲁迅还探求不出，他认为人们的颈项伸得很长是“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然而鲁迅确是苦心孤诣地给我们写了一篇《药》，他要革命者正视人们的觉醒程度。我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是合乎鲁迅当时思想的实际情况的。我们在这里还不要忽过一件事，就是鲁迅的伟大的描写，过通〔通过〕细节写人物，同时显得中国小说的色彩。我们指的是刽子手抢过华老栓手里的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这几句。中国的刽子手善于了却此一段公案，会欺负老实人！这当然是鲁迅熟悉生活，不过这种写法也很像《水浒传》里的写法，写得仔细，不然华老栓还得提着灯笼回家了。若前面“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则是现代小说才有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到这里，封建社会迷信着的失掉了生命的人的血蘸的馒头的一味“药”已经给华老栓买得了，所以接着一段就这样叙着：“'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鲁迅在这里才真是描写华老栓的愚昧无知，用的又是渲染的手法，而且这里的渲染完全是讽刺的。接着就是鲁迅小说的微言大义，写着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无光：“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暗〔黯〕淡的金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之文，写得非常美丽。所有鲁迅的这些写法，都是从外国文学学习来的。再说，《药》的第一节这最后一段，不等于作者在后来写的《太平歌诀》吗？
二
第二节写小栓怎样吃“药”。
这一节比较简单，运用西洋小说形式把情节慢慢展开，不是作者用直接的叙述告诉我们，如中国戏剧和小说那样，而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的描写，读者联系前后的情节自己明白。如华大妈“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当然是前文叙述的放在灶里烧的“那红的馒头”，她对小栓“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那么，“药”的故事写到这里，老栓一大早去买人血馒头，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子吃，作为治病的“药”，读者已经明白了。
接着描写小栓吃“药”的状况，又是一面白描，一面渲染，白描的部分我们不抄引，我们且看鲁迅是怎样善于渲染的。“他（小栓）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这是鲁迅从外国文学里学习来的写法，在中国文学里，不论戏剧和小说，是没有这样“仿佛”的句子的。还有，小栓最初撮起那烧黑的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是同样的渲染的句子。这种句子把可怜的小栓的心理和命运写得多么深刻。所以鲁迅的《药》，对中国小说艺术的创造上，是开了许多方便的。而善于创造的人，就是善于向外国学习。
我们又说过，鲁迅小说用了外国形式而格外显得是中国的作品，是他善于选择他的时代里的中国生活，在这第二节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这一节开始，写华老栓拿了“药”回家，店面收拾得干净，还没有客人，因为太早了，“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这“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把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的人坐在眼前，令读者害怕！当然，这是过去中国害痨病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新中国社会里这种病人已经遇不见，但我们要知道，鲁迅真是对中国事情会写的作家。
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节里华老栓只说过一句话，两个字，便是华大妈见他回来问他“得了么？”他答着“得了。”在《药》里是取着外国的戏剧的形式，用了这么的两行：
“得了么？”
“得了。”
这样非常明显地显出这种形式的长处，两句极其简单的话，把环境中的两个人物都写出来了；就小说的结构说，把前面的故事都绾住了，往下是吃“药”的事。
这一节最后一段：“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这里“满幅补钉”几个字，又是鲁迅对生活的画龙点睛，连同最初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洋钱的叙述，读者对开茶馆的老夫妇的生活状况留下很深的印象了。同时，很明白，鲁迅是用很同情的笔触写的。
在这一节里，于华老栓一家三人之外，作者又给我们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驼背五少爷。当茶馆的灶里正在烧馒头时他走进来。“'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么？’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在情节的布置上，这里非插进一点什么不可，不然里面烧馒头，接着华大妈叫小栓进去“吃下去罢”，就显得是单调的叙述，不是真实的生活了，而驼背五少爷的进来真是生活，是鲁迅的杰作。鲁迅对他本阶级的人物太熟悉了，随处给以憎恶。今日的青年读者，对旧时代的茶馆，以及城市里在茶馆过日子的人，当然不懂得，不知能欣赏鲁迅的杰作否？
三
读完第二节，读者知道了这个故事是写人血馒头做“药”，但还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血，虽然杀人的地方明写着“古□亭口”。第三节作者便要我们知道是什么人的血，这个人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党人。
这第三节同第一节一样，是很不容易写的，在这里，茶馆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容易集中到茶馆里来，故事的内容便可以和盘托出了。于此，我们推想作者把华老栓选择为一个开茶馆的人，是很费了匠心的，对故事的各个方面有方便，容易写得真实。或者作者是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作底子的罢。《药》里的人物在这第三节里都出现了，大半是直接出现，少半是间接出现。当然，对于其中的人物，作者是爱憎分明的。首先夏瑜是间接出现，在这一节里还只知道他姓夏，夏瑜的母亲在这一节里也是间接出现，这是敌我两方“我”一方面的人物。老栓，华大妈，小栓，作者也是把他们站在“我”这一方面，哀其愚昧而寄以同情。在敌的方面，间接出现的有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告官的夏三爷，直接出现的首先是姓康的刽子手，其余三个，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都是鲁迅笔下所憎恶的。我们看刽子手出现，（其实读者已经认识他，只不知他姓什么！）“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要不是我信息灵……。’”无疑的，鲁迅是亲眼见过这种刽子手的，不是模仿旧小说描写他的衣衫腰带。尤其是“胡乱捆在腰间”一句，仿佛很像《水浒》文章，其实鲁迅看见的这种人就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于鲁迅时代的生活，读起来也有些像读《水浒》了。接着写老栓夫妇对刽子手的态度：“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我们要知道，衙门里干勾当的人，好比这个刽子手，是常日坐茶馆的，他今天因为做了好买卖，就格外高兴要来，所以他来并不是为了要问老栓“吃了么？好了么？”——这样的话便表现他是同老栓开玩笑！他是清早来坐茶馆。老栓夫妇也只是照常做生意，招待顾客，讨顾客的欢喜，而对于像“康大叔”这样的顾客，更是得罪不得的，所以“恭恭敬敬的”，“笑嘻嘻的”，至于昨天从后半夜起的事情，反正自己的洋钱已经给人了，他们是没有法子再关心的，愚昧无知的人一举一动就是这样的，是被外面的势力支配着的。鲁迅的小说之所以令读者感到真实，不是一般的为什么而写什么，真实地表现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看接着写刽子手和华大妈：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赸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这时茶馆里就只有刽子手的“嚷”，嚷得华大妈终于“搭赸着走开了”，刽子手并不听见小栓的咳嗽。鲁迅对于刽子手这样的人物，对于茶馆的生活，真是熟悉的。小说家要把自己的主题思想传达给读者，在许多场合依靠细节的描写配合得真实，使得读者是接触生活，不是呆听作者的主题思想。
往下才是这一节的主要篇幅，由花白胡子“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读者到此方可完全肯定第一节所写的丁字街的事情是杀人，“康大叔”是刽子手，（就外国小说的形式说，是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故事的）而夏家的孩子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又所以引起下文来。说到此，我们又应该附带说一点，外国小说虽然也有些小说作法，但在大作家的手下不显得是小说作法，只显得人物写得生动，好比这里的花白胡子，他既然是花白胡子，他就走到刽子手面前，低声下气叫着“康大叔”，——多么活现一副花白胡子的面孔呵！接着就由刽子手说：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这完全是刽子手的话，他得意洋洋，得了华老栓的洋钱，而他说“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谁都知道他这句话是陪衬的，他着力的话是“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这一句，耸起耳朵听的人也在这一句，鲁迅要我们注意的也在这一句，另外还有夏家的本家告官。不过“告官”两个字还要刽子手再说的时候说出来，现在只说二十五两银子独自落腰包，耸起耳朵听的人也已经知道了罢了。
我们读接着的这一段：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
在刽子手得意洋洋大声说话当中插这一段，表示作者创作的进行总不忘记是表现生活，不肯丝毫显出为解释故事而写的痕迹。小栓的病是不会“好些”的了。害这种病的人就是肚饿，鲁迅把小栓写得多么逼真，一个茶馆里的害痨病的儿子。华大妈问着“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就表示她知道“药”是白吃的了，她向着“康大叔”堆上笑脸，确乎是不敢得罪他。他，当然更是知道的，所以接着写他“瞥了小栓一眼”。这种描写我们都是应该注意的。我们读小说而为小说的真实性所吸引，与这种细节都有关。
我们读接着的两段：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我们在分析《狂人日记》的时候曾提起过鲁迅在《药》里为什么写这“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对造反表示气愤，一句话，在本阶级当中，无论年老的，无论年少的，鲁迅都作过深心的观察，特地要作记录。这里才开始，用间接的方法，说明这个故事里被杀的人是革命党，“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接着两段对话又间接地说明这个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党人，从他说的“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一句话可以知道；又替我们描写了统治阶级，通过红眼睛阿义与驼背，真是不能写得更简单，更深刻。我们把这两段都抄下来：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驼背来得最早，他在壁角坐着，他这时才忽然高兴起来，——从小说的倾向性看起来，这些人分明是反革命派。
我们可以说，第三节往下的文章，类似《狂人日记》的思想感情。狂人说：“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瑜儿也便说打他的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可怜”。不过鲁迅的思想不是简单的，在他的小说里，一方面说“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一方面就说“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药》里把阶级敌人的面孔也描写出来了，瑜儿和红眼睛阿义攀谈是“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结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说话的驼背是多么凶呵！
最后花白胡子说瑜儿的话是“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这同《狂人日记》的情况是一样的。
最后在这一节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件事，就是鲁迅最后写刽子手的凶狠。当茶馆里的人说“疯了”的时候，“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不但他的话是同小栓开玩笑，他的手拍小栓的肩膀是够小栓受用的，不差于“义哥是一手好拳棒”！我们要学习鲁迅刻划敌人的凶狠。
四
前面的三节，写的是一天的事情，《药》的故事可说是已经完了，我们假定鲁迅认为可以“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然他当时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他所经历的辛亥革命。革命者的勇敢和光明当然也都写出来了，但作品的主题不在歌颂这一面，用鲁迅自己的话这篇小说是“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那么这第四节是不是多余的呢？删掉它可不可以呢？完全不可以。鲁迅小说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又充分表现在这第四节上面。我们应该加以说明。
鲁迅自己也说了，瑜儿坟上的花环是添上去的。其实问题不在添上花环，在于《药》的故事有这第四节，也就是“这一年的清明”要上坟，要上坟，瑜儿的坟上不添花环行吗？不但读者的感情不许可，作者的感情也是不许可的，鲁迅在《呐喊》序里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是把读者的感情替自己作声援罢了。清明上坟的情节在故事里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要说明小栓的病没有“包好”，他是死了，故而描写他的“新坟”。这也许可以成为鲁迅写第四节的原因，但不是重要的。《药》是鲁迅从外国文学学习来的，不但小说形式方面如此，在题材构思上，在渲染手法上，我们认为与安特莱夫的一篇小说——中国译作《齿痛》，有直接关系。然而写到最后，要写一节清明上坟，要上坟，瑜儿的坟上就要添一圈鲜花，我们认为仍然是民族传统的表现，中国民间文学的精华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了。是的，我们想到了《窦娥冤》。在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之下，当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有古代的“六月雪”，于是瑜儿的坟上很自然地写了一圈鲜花。我们读瑜儿的母亲对瑜儿的坟上“一圈红白的花”的发现，“他（她）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这位老母亲的话比瑜儿说牢头可怜的话要显得知道仇恨得多，她要求“将来总有报应”，她应该知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比起“六月雪”的愿望来，现实性要大得多。当然，瑜儿坟上的花环是表示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还要革命。鲁迅写《药》时的思想感情是如此，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由五四运动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瑜儿坟上的花环真表示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也表现鲁迅善于现代化，他把《窦娥冤》一类的古代的浪漫主义变化为现代的现实主义，作者的沉默在这里就是作品的倾向性，不轻于答应，——答应了，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还要革命。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所谓“阴冷”，大约指着乌鸦飞了，使得瑜儿的母亲失望。其实，据我们看，这不是阴冷，这还是鲁迅的“热风”，在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乌鸦是要飞去的，它不能同“六月雪”一样平空地满足人民的愿望，它只是小说的背景。鲁迅的“热风”就表现在坟上的一圈花环，他是极其深沉地思索中国革命的问题。
4
总论“药”
《药》的写作时期比《狂人日记》后一年，是在一九一九年，但它还是在五四运动前写的。它写于一九一九年，而作者鲁迅所思考的还是辛亥革命的问题，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群众对革命没有觉悟，革命离开了群众。这是鲁迅思想比一般知识分子深刻的地方。但群众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群众又如何觉悟？旧民主主义革命能不能成功？这些就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所能达到的。然而鲁迅确实想到群众的觉悟是革命的关键问题。只不过他没有阶级觉悟，他以他所认识的一般的市民代表中国的群众。他不能特别考虑到农民阶级，不能考虑到中国社会新兴的无产者。从《药》所反映的看来，鲁迅也还不能认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他看来仿佛夏瑜就是辛亥革命的代表，是他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了。这一切都反映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学习《药》，应该想到毛主席最早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如何考虑国家命运的问题了，中国命运是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阶级分析方法的工具因而解决了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国人必须打破学西方的迷梦，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不能成功，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现在分析《药》，就完全能够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它，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是一样，作者鲁迅代表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鲁迅后来说：“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这话当然另外有所指，与我们现在谈的《药》并没有关系。然而我们学习《药》确实可以理解鲁迅后来的言语都有他自己的实际联系，他真正是“转而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我们读《药》，总是感到亲切的，它属于鲁迅最早的小说，他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这表示鲁迅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因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从《药》里一点也分析不出鲁迅要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因素，他只是愤慨于群众不觉悟。如果他发现群众觉悟的科学的解释是群众自己的阶级觉悟，小资产阶级个人还要经过思想改造，鲁迅便甘心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如此。所以我们读《药》，总是感到亲切的。
再看一看《药》对新文学的贡献。《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伟大的开端，《药》的价值是它表示中国的新文学确实站立起来了。中国的新文学，在它一起来的时候，是新诗和短篇小说两种体裁的东西，确实给人以信心，新的起来了，封建的正统文学注定要灭亡的。但最早做新诗的人都是不放弃旧体诗的人，其后新诗作者转而探讨诗的形式问题，这又说明新诗有问题。短篇小说一直没有疑问。到今天，民族形式和外来形式的问题在短篇小说中间虽也存在着，而外来形式的优点仍然是非常显著的，大跃进当中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种“小小说”，证明这种形式表现新人新事有很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短篇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它之所以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鲁迅的短篇小说又是分不开的。当时对小说的认识虽有片面的地方，不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的长篇小说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写典型的巨大价值，然而鲁迅的短篇小说之创造新文学与古典文学长篇小说的价值之有待发掘，是两件事，在前进当中应该是并行而不悖。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还写了一篇《孔乙己》，这个短篇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它对新文学的语言工具之美是事实胜于雄辩，但它究竟是小品，它是把中国知识分子“之乎者也”式的生活在新文学异军突起的时候写了一个插曲，它不能继《狂人日记》而开辟而巩固新文学的新的阵地。令人相信中国的新文学确实站立起来了，是《药》在《狂人日记》在《孔乙己》的相继出现而出现。它比前两篇有更完全的新的形式，加之它的刺激人心的内容，一时新的读者认为它压倒古典文学。这当然只能以对新鲜事物有敏感作解释，然而从外国文学学习来的中国新文学，在知识分子当中，能与古典文学的历史相对抗，到了《药》已成定局。在形式上，《狂人日记》、《孔乙己》同旧小说还是有因袭的地方，如叙人物说话，还是如鲁迅自己后来所举的“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的形式，是他在《药》里开始改为“'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式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很快广泛地被采用了，它有百利而无一弊，在采取提行分段加标点符号的条件之下，而这个条件是完全进步的。就在丰富多采的政论文章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也采用了这样的叙述形式。这个叙述形式虽是从外国文学学来的，在中国过去的书面语言里没有，然而在口语里是有的，所以这件事按其实质与“民族形式”问题并没有关系。这件有益的事在当时偏最遭反对，连《新青年》同人刘半农也反对，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玩笑只当它玩笑》里面还谈到。总之在一切方面《药》把新的短篇小说形式确立了。到了今天我们比五四初期当然要求群众化，但在短篇小说的问题之下，群众化与欧化的短篇小说，矛盾并不大，大跃进当中的短篇小说已经给我们证明了。在文学语言方面，《药》对于写普通话有极大的功劳。跟着起来的作家的写作，都认真地学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了。在中国的旧小说里，如《红楼梦》的语言就是最生动最丰富的，但它表现了两种现象，或者是口语而没有加工，或者丢开口语大用其文言的辞章。鲁迅小说的语言则合乎我们今天严格地写普通话的要求。这方面，《孔乙己》比《狂人日记》进了一步，《药》比《孔乙己》又进了一步。《孔乙己》因为要表现“之乎者也”式的生活，鲁迅虽然是写普通话，但用了许多“之乎者也”之类的玩艺儿，所以语言革新的力量不能突出，不能猛烈。《药》就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的新的读者一读到这样的文章：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谁都容易感到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文学语言，这是从外国文学学来的，对中国的新的小说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过去认为小说是“引车卖浆之徒”的读物，现在知道写小说同做诗一样应该用推敲的工夫，不是率尔操觚。中国的读者确实因为鲁迅的小说，对文学的范围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重视小说的语言。
我们在分析《药》的全文的时候，已经把鲁迅白描与渲染并用的手法加以指出，这种手法在中国诗里陶渊明有很好的贡献，小说要待现代的鲁迅。鲁迅是从外国小说来的。《药》与安特莱夫的《齿痛》又有显明的关系。《齿痛》是安特莱夫用《新约》里的人名地名写的一篇小说。在耶苏基督在各各他地方在两个强盗中间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商人从清早起患齿痛。当耶苏在街上走的时候，人们挤着看，他也看。他的妻说，“他们说他曾医好过瞎子哩！”“阿，可不是么！他也应该能医我的齿痛罢。”跟着他也去看钉十字架。从题材构思上说，鲁迅的《药》可能是受了安特莱夫这篇小说的影响。更从描写的手法上看，确是如此。安特莱夫写商人从清早起齿痛是这样写的：“他的全面庞都发皱，聚在他的大鼻子的周围；鼻子也因为疼痛，变了苍白色，上面搁着一粒冷汗。他这样自己摇摆，又呻吟着，迎接太阳的第一缕光线，——这便是规定去照临那有三个十字架的各各他，因为恐怖与悲哀变了黑暗的太阳。”鲁迅写华老栓拿了血馒头回家：“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这同安特莱夫的渲染的手法是一样的。《狂人日记》与果戈里有关系，《药》与安特莱夫有关系，这说明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是起了借鉴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作用都属于技巧方面，鲁迅的思想是鲁迅自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产物。
最后应该把鲁迅的现实主义再提一下。《药》的构思虽然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实践，更重要的，鲁迅小说的倾向性还表现在它同中国民间文学的一脉相承，就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结合，他把瑜儿的坟上放上了花环。我们谁都不能否认鲁迅的现实主义包含了浪漫主义的因素。鲁迅的浪漫主义表现他对中国革命的理想。然而鲁迅的浪漫主义还局限于他的现实主义，这个局限又是他当时的世界观的局限性的表现。到了晚期，他认识了人民的力量，他的浪漫主义也发展了，他写了美丽的复仇女神《女吊》。到了今天，我们读毛主席诗词，读大跃进新民歌，我们的思想大为开展，我们的时代特征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表现着共产主义的风格。然而我们读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药》，总是感到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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