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人以规矩，岂能嗤之以鼻而睨视哉！

在艺术的分类中有一大类为工艺美术，其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工巧是其一大特点，应该是最为工巧的造型艺术，实用性同时其工巧带给人以审美愉悦，工巧间的风雅。

工致、精密、巧丽、华饰……这种书艺风格美与拙朴、犷野等风格相相对。杨景曾《二十四书品》之一品曰：

天衣无缝，云锦薰浓。工力悉敌，斯为正宗。

得心应手，矩镬从容。绳取其直，剑爱其锋。

风前芍药，月下芙蓉。游神众美，若金在熔。

这是对“工巧”最高境界的描述和要求。工细或工巧是美丽的，它既似风前芍药，又似月下芙蓉，其色、香、形、姿……具有迷人的魅力。

宋徽宗《听琴图》衣服装束、家居等体现工巧

在中国绘画中有一类工笔画，往往受到人们的好评，大抵是因为逼真、工细吧。而在书法的鉴赏品评中，工巧往往只可能获得较低的评价，甚至还受到极意的贬抑或否定。

如：

北宋·黄庭坚《李致尧乞书书卷后》：凡书要拙多于巧

明末清初·傅山《作字示儿孙》诗自注：宁拙毋巧…宁直率毋安排拙清

翁方纲《〈化度〉胜醴泉〉论》：者胜巧……故大璞不完，胜于雕琢也。

以上这类书法的理论批评，认为工巧雕琢只能表现“物趣”而不能表现“天趣”云云，虽不无一定道理，但它们一律地贬抑工巧的美学价值，表现出理论上的片面性，何况工巧之作也可以是丰盈、充实而富于生趣的，从中还特别能见出创作者雕肝琢肾的审美心智。因此，对于在历史上备受贬抑的“工巧”一品，从中国美学范畴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

宋人工笔画

宋代是文化艺术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绘画（工笔画）之花鸟画是史上顶峰，瓷器、家居、装束达到极简美学高度，都是工巧美、装饰性的体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工巧美不乏其书，谓一类书法美。

八分、隶书的装饰性。

张怀瓘《书断》引萧子良语：“王次仲饰隶为八分。”这个“饰”字，就说明了八分比之隶书更具装饰性。

胡小石也说：“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

可见，八分就是装饰化了的隶书。由于装饰，八分成了隶书的代表。隶书的装饰性，主要表现为分势与波势的凤翼开张、横向笔画乃至整幅章法上的齐整排叠，这见于汉隶名碑：如《史晨碑》、《曹全碑》等，以分势与波势见长；《张景碑》、《李孟初碑》等则以笔画、章法的齐整排叠见长，均极工巧之能事。

隶书《张景碑》

《张景碑》的装饰美，表现在字的横画上，如：“写”、“景”、“吉”、“言”等字横画特多，均精心排叠，其横距力求基本上均衡齐一，从而谱成特定范围内令人赏心悦目的“匀画”。这种排叠齐密的间距序列和各得其宜的分配效果尤留妙于画外之白，体现了“均谓间”(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审美特色。再如碑中一个“府”字曳脚特长，呈刀币状，为汉碑中少见。这一特殊的艺术处理，也富于装饰化效果。

伊秉绶某些隶书的装饰美。如他所书隶书五言联“清诗宗韦柳、嘉酒集欧梅”，这一联中的“清诗“宗“集”等字横画特多，处理特佳，将隶书排叠美的齐整特色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使之更趋整饬。“清”字左旁三点，书作齐整排叠的三个横向笔画，偏于左上部，这是“同一形状的一致的重复，这种重复对于对象的形式就成为起赋与定性作用的统一”。右旁“青”的上面三画，均取横向而尽情延展，极其齐整美观，而下部的“月”，特取瘦长的纵势，既与上部横向的三画形成强形式的反差，又使整个字的下部留出大片空白，形成上密下疏，上浊下清的格局。欣赏者在这种“符合规律的关系中所见到的既不是同一定性的抽象的重复，也不是同与异的一致性的交替，而是本质上的差异面的同时并存”，因而“看到这些差异面完全会合在一起，就感到满足”。在伊秉绶笔下，“清”是处理得最为成功的字之一，这种极富装饰美的结构可谓别开生面。此写法在其笔下曾出现多次，可见他颇为满意，这种一再的重复可看做是他无言的自我评价。再如“欧”字中的三个“口”，处理巧妙，上面个呈方形，具隶意，下面两个呈圆形，具篆意，二者异态而同处。

伊秉绶隶书五言联

这种从不协调中求协调，从大胆的对比中求一致，非大手笔莫能奏效。又如“梅”字下面的“母”，呈一足独立的平行四边形，借助于一横，在不稳定中见出稳定来。“母”中两点，又书作圆形，这在隶书中亦属罕见。

吾丘衍《三十五举》说：“圆点圆圈，小篆无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学者慎勿于难写处妄意增入。”伊秉绶却勇于突破传统，在以方笔为主的隶书中写出圆圈特别是圆点，还在“酒”字的“难写处”特作三角形，可谓胆敢独造。于是，在一排排线条横向展开而形成的同一节律中，各种图形异态纷呈，令人眼目一新这种精心的布置，巧妙的安既不离隶书传统，又似乎带有超前的现代气息。

郑簠的隶书则本于《曹全碑》而以工巧求变化，亦即更多地以突出分势与波势来表现工致精巧的美，而且还妙在间以草法。

《曹全碑》

楷书，作为一种书体，其“巧为布置”的结体、齐整的行款章法都离不开工巧。具体地说，魏碑的工巧，主要在排叠之美与波磔之势，这是隶书余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多向发展；唐碑的工巧，是更为深层的，主要表现为结体“巧为布置”的合规则性、合法度性，如符合于智果的《心成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等小楷的工细谨严之美，也不在工巧的范畴之外。但由于历来的鄙视，认为是“雕虫小技又由于小楷须下苦功而又不易成名，特别是当今处于电脑时代，它已完全失去其“抄写艺术”的实用价值，因此，对古代小楷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几成遗忘的角落，而对小楷的研究，也几成理论空白。其实，古代除钟、王外，钟绍京、赵孟频、文徵明、祝允明等，均有小楷名作传世，小楷也应是书艺百花苑中一朵奇葩，退一步说，即使是馆阁小楷，也不应全然否定。

郑簠隶书《贺铸浣溪沙词轴》

刘小睛《小楷临池偶拾》认为，小楷“欲工之极，精之极，古朴之极，趣味之极”，而且指出：“唐之经生书、干禄字、宋之院体、明之台阁制诰体、清之馆阁体，均以工整见长，以法度相胜……盛行不衰，意在示人以规矩，岂能嗤之以鼻而睨视哉！”

卿此话令人深思，而从本质上看，这也是对工巧一品的推崇。艺术需要多样性，书法形式也同样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