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今朝头要去……”“阿拉侪白相去……”，驻足在上海徐汇区的这个老式小区里，那些陌生又熟悉的音调环绕包围了我。
仿佛是时间的胶片蓦然倒放，又仿佛是许久不曾翻动的匣子突然打开，邂逅过去时常赏玩的爱物，触感略有些生疏，但唤醒熟悉回忆时，那种久违的喜悦、欣慰和亲切如迅速生长的藤蔓般攀满心间。
我听着这些与我的乡音无比相似的发音和字句，想到儿时还浸润在浓郁方言氛围中的光景，说着海门话的奶奶那时还没有这样多的白发，坐在门口剥着豌豆，讲着上海话的舅婆那时眼尾也还没有刻上日子的印痕，依旧是挂着满脸生动鲜艳的表情，讲着闸北哪里出了桩新鲜事儿。
真的是很久没有好好说过方言了，回过神来，我迈向不远处的小楼，此行要拜访的正是住在这方老小区中的上海曲艺界老前辈，《中国曲艺志·上海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上海卷》的副主编，上海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徐维新教授。
此前，我与徐老师从未见过，几经辗转托人联系，表示想向他请教一些关于上海地区说唱曲艺的问题。不想徐老师爽快答复，到我后来去了才知道徐老师还提前准备了不少的资料，电子文献，图像视频，纸质书籍，这一行只能说虽是北风渐冷，但心中感动与温暖却在不断累积增长。
当然彼时初次登门，我还是颇有些紧张，一是担心自己贸然来访会有打扰，二是确实此前对上海的说唱曲艺不甚了解，恐在老师面前支支吾吾，语无伦次。轻轻叩开门，因未知而带来的心慌与不安，如同水面的浮沫瞬间散开。
因为门后的老爷爷慈眉善目，满面笑意，精神矍铄，初逢便是如沐春风的舒适柔和。徐老师热情地招呼我进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让人十分放松。问候过后，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徐老师也坦率直接地打开了话匣子。
他先是认真地对我讲起了几种在上海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曲艺，如锣鼓书、钹子书、弹词等，涉及它们的起源、具体内容、表演形式和现存状况。接下来，老师便讲到了他最热爱也最熟悉的独脚戏，独脚戏的发轫、变迁，在上海这片土壤上，它如何摇曳生姿，又是如何经历风霜。有哪些著名的艺人因何契机结缘独脚戏，创作了哪些作品，对独脚戏和上海滑稽事业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来龙去脉，前世今生，清清楚楚，如数家珍。徐老的讲述耐心细致，温和明了，既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脚戏事业充盈着无限热情，又令人折服于他对理论知识条分缕析的考证与严谨缜密的归纳。
我们的谈话从“独脚戏”这个看似简单日常，但实际意蕴丰富，背后历史关联甚广的名词开始。徐老师平易简明地解释到“脚”就是“脚色”，在上海方言中指某一情境中的人物，扮演一个人物就被称为“起脚色”。独脚戏的表演样式也并不复杂，由两人相互搭档完成。一人主要表演，称“上手”，以方言搭配乐器演奏，讲述新鲜趣闻或地方故事。另一人配合演出，或伴奏，或附和上手的讲述，称“下手”，伴奏乐器主要有胡琴、三巧板等。
老师曾作为下手亲身参与过独脚戏演出，也曾整理过独脚戏演艺历史上的经典剧目，更投注了无数心血与光阴进行作品的创作与理论的研究。独脚戏生长在开埠后商业经济迅速繁荣的十里洋场，在江南地区人口流动量最大，人员构成最复杂的土地上，这就注定它将会是来源多样，传播广泛，包容百态，贴近民俗世情，融汇多种艺术血脉的曲艺形式。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独脚戏的音乐使用上。独脚戏说唱过程中的音乐融汇八方，有民间小调，也有对苏州评弹、滩簧、昆曲等周边戏曲曲艺的借鉴与学习，还有受京剧、西方音乐等传播力强劲的艺术形式影响。
同时，也正因如此，关于独脚戏起源的解释，与上海及江浙地区其他曲艺形式的关联，众说纷纭，难以确切地厘清。徐老师对于独脚戏起源问题的质疑与探寻从一次讲座开始。
在讲座中，徐老师一开始沿用了普遍说法，即王无能1912年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家做寿的场合表演了苏州小调“哭妙根笃爷”是为独脚戏表演的雏形。但后来经过与同学们的互动和探讨，他发现这一说法存在明显的漏洞。于做寿之日，唱哭丧调，明显有悖人伦与常理。并且，根据历史，王无能生于1892，初出道演文明戏是1915年。1912年的王无能，刚至弱冠，还未入行，如何能去都督家中演出？
徐老师发现之后，便不断翻查资料，反复翻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宣统年间图画日报。最终，他找到了“唱小曲”一图。街头艺人拉起二胡吟唱民间事的形式与独脚戏早期的传统表演形式极为相近，由此可以大致推断独脚戏在形成的过程中应当是受到“唱小曲”这一民间表演形式的影响，亦即独脚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宣统年间。
徐老师说起这段往事时，眉梢眼角皆流溢着熠熠光彩。求真探微，人与学问之间大抵就是这样互相照亮的吧。他未曾言及卷帙浩繁间辗转求索的艰辛，只是欢欣于更进一步的收获。可以想见在独脚戏相伴前行的道路上，他是一直这样发掘那些或因以讹传讹，或因不够严谨、重视而产生的问题，通过有据可依的考证梳理和充分翔实的文献支持，去解释疑问，扫除误区，构建和完善曲艺理论。
曲艺本身以人为的设计与演出呈现给受众，为他们带来即时的愉悦和享受。人们或震撼于形式，或惊艳于内容，从中收获快慰与感动。而幕落时分，曲中人散，声音与光影消退，那些沉醉于曲艺中的人们又重新投入平凡日常。有的曲艺能够长青而绵延，但更多的曲艺作为时代与地域的产物，时过境迁后，如浪花般湮灭于历史的长河。它们从何处而来，血脉为何，经历为何，内涵为何，无人问津，亦不再有人知晓，更遑论关注、研究与传承。
正是有如徐老师一般的曲艺热爱者，亲身参演者与理论研究者，不惜心血，不惧光阴地实践、探寻与求证，才让曲艺本身拥有了更加厚重可靠的依托，不致飘落泯灭，让世人得以厘清一种艺术门类成长的历程，得以看清艺术感动人心的魅力何在又何来，才让中国曲艺史，传统文化史与艺术史的广袤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与丰富的宝藏。小众地方曲艺也正因为这样的热爱与坚持方才能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继续发光发热。
翻开中国戏曲曲艺辞典，独脚戏的故事里总离不开另外三个概念，滑稽，小热昏与上海说唱。徐老师也耐心地为我梳理了这些曲艺概念之间的交缠关系，带我深入了解了江浙沪一带曲艺发展与交流的历程。
“滑稽”是上海地区喜剧性曲艺的一个总称，主要包括，独脚戏和滑稽戏。独脚戏属曲艺范畴，而滑稽戏则是戏剧状态的表演艺术，兼演两个艺术门类的演员，上海人统称为滑稽演员。
独脚戏与滑稽戏其实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践行相同的艺术目的，表达类似的文化内容。独脚戏主要以说、学、唱，辅之以简单扮演的形式去讲述带有喜剧意味和讽刺色彩的内容，而滑稽戏则通过戏剧表演，舞台布置，情境演绎的方式去呈现完整的剧目内容，从视觉观感上带领观众重回现场。
小热昏原本是清末江浙沪一带“说朝报”（唱新闻）兼带卖梨膏糖的小贩吸引过路人，增加生意的一种手段。小贩首先以敲打小锣或三巧板吸引路人注意，而后讲一段趣事，讲到高潮处停下，向周围驻足的听众兜售梨膏糖。
因其表演形式与独脚戏相似，上海早期的独脚戏艺人在曲种名字尚未确立时，也曾将自己的表演称作是“小热昏”，但两者实为不同的曲艺种类。而上海说唱则是脱胎于独脚戏的新时代产物，其音乐曲调大多借鉴自独脚戏。
独脚戏与其他曲艺的关联也让我们看到江南说唱曲艺如同一张相互罗织的大网，它们孕育于共同的温床与母体，吴歌文化与吴语文化的温润土壤让它们在音乐、语言、表演传统上多有类似。地缘的相近更注定了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偕同发展。
同时，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民间曲艺的共性，以方言为依托，以民俗世情、日常生活为养料，以商业盈利为旨归。以独脚戏为代表的上海民间曲艺，如同一枚万花镜，带领人们管窥老上海街头巷尾的民生百态。
如今，我们翻开独脚戏的黄金时代，更像是走入一座博物馆，那些作品，那些表演在当时具有即时性，演绎的是生活故事本身，传唱的民谣俗谚，呈现的是当下的社会状态，因而城市过去的记忆被凝固、贮藏和保留。
再度回望，民间曲艺为我们看向以往的那些时代，纷乱的清末，动荡的民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以及其中始终处于多种文化激烈碰撞的老上海，提供了穿梭光阴的隧道和认识历史的凭证。而民间曲艺本身不仅是那些时代和过往的见证者，更是时代标识和时代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徐老师还告诉我，独脚戏是一门笑的艺术，让观众发笑是最终的目的。独脚戏讲究说、学、做、唱，“说”即讲述，学即模仿，做即演绎，唱即歌唱，四种方式务求让故事的讲述活色生香，精彩生动。而为了达到令人发笑的目的，要求创作者在表演中设计“套子”，即包袱，指固定的创作模式，往往能形成喜剧情势，令人发笑。
徐老师曾收集整理过独脚戏过去的经典套子，以期传承。在此过程中，不少名家往事也由此浮现出来。徐老师重点为我讲述了“滑稽三大家”，王无能，江笑笑与刘春山。
1927年，王无能首先在申报上为独脚戏这一曲艺形式命名。
1928年，刘春山开始与盛呆呆搭档表演独脚戏。刘春山有一手名为“看着报纸唱新闻”的绝活，将独脚戏艺术生活化、即时性、即兴表演的艺术精髓发挥到极致。刘春山的表演地点多在游乐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他翻看报纸，为观众讲唱当天发生的新鲜见闻，将报纸上的新闻以方言用押韵的方式歌唱出来并且在唱段中加入噱头与笑料。这极为考验独脚戏演员的现场发挥，随机应变与平素积累。刘春山正是以此出名，从此“唱新闻”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独脚戏表演样式。
独脚戏的繁荣与发展吸引了不少周边地区其他门类的曲艺演员涉足其间。杭州文明戏、四簧演员江笑笑正是如此。1927年，江笑笑来到上海后，转行表演独脚戏。至1942年，江笑笑成立“笑笑剧团”，广泛招纳滑稽演员，让独脚戏与滑稽戏的表演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早期的民间艺人，在独脚戏开创、演绎与传播的道路上，融汇才思，创新求索，结合自身特色，讲出时代故事，尽力将其向民间、向大众推广，独脚戏才得以在中国曲艺史上留下流光溢彩的身影，从一种谋生的手段逐步扩充内涵，丰富形式，定格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回声。
而若前辈艺人筚路蓝缕，开创摸索的心血，不被后人珍视与继承，那么这回声显然就会转瞬消失于历史的夜空。所幸，有如徐老师这般的戏曲理论工作者，接续热爱与决心的同时，也在传承对于一门艺术的使命和责任。
徐老师说，他对于独脚戏相关资料的搜寻是不惜成本的，即便是别人认为不起眼的，他也都要收集。例如，江笑笑曾经将他和搭档鲍乐乐的表演作品整理成《江鲍笑集》共两册，目前上海市图书馆收有一册，徐老师则将两册全部收集。
《江鲍笑集》其实还有第三、四册，只是当江笑笑将三、四册作品交付商务印书馆印刷时，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手稿也被付之一炬。江笑笑逝世后，鲍乐乐于晚年曾凭借回忆，再度书写三、四册中的作品。徐老师也是各处辗转，收集这些沧海遗珠。
徐老师不仅重视对独脚戏史料的用心收集，珍惜保存，更致力于对独脚戏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期盼能将独脚戏的光亮与温度延续至今日。徐老师曾经在上海滑稽剧团担任学馆馆长、监课，教导与培育新一代滑稽演员。
也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15年专栏《滑稽档案》，每周讲述和评点一个曲艺段子。这些年来，更是奔赴多地进行讲座，为广大曲艺爱好者，学习者，研究者传播理论知识，厘清学术误区，鼓舞研究与传承的热情。
在与徐老师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几乎只说得出几句话“哇”“哦”“我知道”“原来是这样”，这些回答的语词充分表现了我当时的心理。我震撼于上海曲艺庞大的脉络，枝繁叶茂的根基，错综复杂的体系，惊叹于在文化的旷野与源流中，邂逅独脚戏这样一片花园，更赞叹于在庞杂、广博、立体、多维的曲艺文化世界中，徐老师那般慧眼如炬，思路明晰，厘清那些久远的根脉和纠缠的关联。
震撼赞叹之余，也有经过老师点拨和答疑之后茅塞顿开的了悟；还有在当思维跟随老师漫步在这片崭新艺术园地中时，偶然遇见某个熟悉的文化背影的惊喜；更有推开新世界大门时，骤然心明眼亮，豁然开朗的欢畅与痛快。
自宁来沪，我仿佛奔赴、享用了一场为我精心而设的文化知识盛宴，仿佛是我一个人的专属课堂，独家讲座，何其庆幸！而更让我感到幸福的是，对面的老人，在谈起说唱，独脚戏时，即便身姿是那样的稳重，语调是那般的平和，可是双眸深处依然是时间冲刷不淡的雀跃和兴奋，如同盛满星光的清池般闪亮。
回忆与独脚戏相拥相伴的过往岁月，老师微微上扬的语调和唇边浅浅的笑意都在告诉我，他的骄傲和满足，珍惜和爱恋，那些过去的故事是他挂满勋章的事业，是他心甘情愿的追逐和仰望，是他勤勤恳恳的耕耘与用心，是他最引以为豪的阅历。那些和独脚戏同行切磋、携手、并进的日子是老师心中的珍宝。
我看着对面的长者，既惊叹又感动，原来真的有一种热爱可以绵亘持续这么久，始终润泽在生命的光阴里，化作知识阅历的积淀，也成为一种智慧的底色。而人也真的可以因为热爱与敬畏，始终焕发着光彩和活力，不轻易委顿、不轻易落泪也不轻易老去。
徐老师对独脚戏纯粹的赤忱，持久的坚韧，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待后辈的真诚温暖，无一不令我敬佩。在交谈中有不少的细节非常戳中我。
徐老师说，高中毕业时原本想去学独脚戏，但是老师们却劝阻他，认为培养了他读书多年，不应成为戏子伶人，供人娱兴。于是老师便转而选择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戏曲创作，但是从高中毕业到79岁，漫漫六十多年的岁月里，那个与独脚戏之间热爱的绳结只有越结越紧，从未松开过。
在云淡风轻的描述里，我好像看见一个一直不辍前行，满身勇敢与活力的身影，背负着一门他所热爱的艺术赋予他的使命。即便同行的身影逐渐变少，他仍不惑于寂寥，不困于误解，毫不犹豫地坚定向前。一定也有很多的艰辛、坎坷、不易吧，但是多年来能为心中炽热而奋战，想必也很充实。
谈话间，徐老师提及独脚戏早期表演的传统乐器“三巧板”。我未曾见过三巧板，故而一脸不解。老师便拿出自己珍藏的三巧板，并耐心教我怎样使用。三巧板是两块木板组成，一块单独，为长条状；一块中间开口，分为两片，可开合击打。
第一次见到这般新鲜的乐器，我很是兴奋，拿在手里不停把玩，老师见我喜爱就将三巧板送给了我。而其实这只三巧板是老师早年专门请人定做的，质地厚实，声音清亮，看颜色与纹路，便不难知道它曾被它的主人反复摩挲。
然而说到独脚戏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徐老师饱满沉稳的语调中仍然渗进了几丝淡淡的怅然。流量时代下年轻滑稽演员为快速收获名利，而大量转战网络综艺，投身新媒体平台之上短平快的盈利方式，并因此不再专注精研本业。
这样的现象令老师心痛，而近年来滑稽剧团与滑稽演员安于国家提供的保障，创新不足，动力不强的局面，更令老师担忧。独脚戏事业的繁花似锦，笑靥如春，蓬勃热烈仿佛只能遗落尘封在过去的时代里，成为曲艺志和辞典里一行行固有的记载。
而眼下的困境似乎又很难突围。方言是曲艺的生命土壤，而在国际化与开放性程度极高的上海，外来人口甚至多过本地居民。方言早已不再是能通行于这方水土，为所有人接受、理解和悦纳的语言载体，以方言为依托的曲艺又如何能再有市场？但失去了方言文化的加持，独脚戏又如何还能再称之为独脚戏？
此外，对传统曲艺的留存、延续和保护，无法脱离国家政府的支持与政策的大力保障，正因为有了政府政策的保驾护航，今天独脚戏仍然有这样多的演出机会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网络信息时代里它的名字不至被遗忘和抹除。
可也正是因为国家提供了收益和受众方面的保障，稀释淡化了曲艺本身的商业性，而商业性原本是曲艺的生命来源。剧作者无需再挖空心思撰写编排，演员也无需再穷尽所学卖力表演，因为剧目的精彩程度、叫座反馈、流传口碑已经不能再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因而出现了从业者得过且过和另谋出路的现象，独脚戏不再完全是从业者们的理想追求、谋生之选和深研对象，而逐渐成为了被放弃和被将就的那一方。
独脚戏事业自然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上下坡路，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局，精彩作品与经典套子再难诞生。此外伴随着独脚戏行业的式微，这一艺术领域的门槛也在逐渐降低，从业者艺德有失，文化素养过低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这直接关系到独脚戏创作，大量低俗、无趣、重复的内容滥竽充数。
然而一门曲艺若想长盛不衰，传承与弘扬两大维度，缺一不可。需要代代接续者胸中虔诚，珍惜独特珍贵之处，加以完整保留；也需要心怀忧惧，因时而变，推陈出新，发扬华彩夺目之光。眼下这些无解的命题看着、想着，令人不由得心焦，但似乎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全有效的正解。
当我把迷思和困惑同徐老师交流时，他也深知这些羁绊和阻碍是时下不可逆的难题，更非一人之力所能扭转，而作为一个始终深爱和奉献在曲艺事业中的人，他所能做的便是以他的方式和力量继续勤勉不辍。努力呼唤社会各方为滑稽艺术提供一方净土，号召曲艺界人士自重自爱，抵御诱惑，打好基本功，莫要于声色名利间过分迷失。
辛勤几十载，到颐养天年的年纪，徐老师对世事诸般多已释怀。声名与收益，都早已不能再构成任何执念。但释怀之中仍然有一份坚持在汩汩流淌。徐老师坚持在社区中公益教授孩子们学习上海方言和俚语，传承和延续上海本土的民俗文化。而徐老师教授所用的教材，正是由他根据多年来曲艺剧目的积累编写的。
最近，他还策划组织了上海绕口令拜师收徒仪式，号召、鼓舞更多青少年亲近本土文化，学习传承经典曲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高中毕业时立志要永远热爱和投身曲艺事业的少年，在滚滚岁月中奔袭千里，如今年届古稀，虽鬓发皆白，但仍精神明亮，初心热烈。
临行前，徐老师相赠了一大兜书，并许诺之后会将电子资料打包通过邮箱传送。他依旧是那样笑意盈盈，说着“我就喜欢把这些材料都送给年轻人，我自己留着没什么用”。
他曾经这样帮助过不少像我一样上门求教，或通过其他渠道请教的后辈，对于那些和曲艺相关的问询者、求索者，坦率磊落、倾尽心力地解答释疑、关怀扶助。我抱着满怀的书，好像抱着满怀的光热和期待，这些书好像也压在心上，但不觉沉重，只觉振奋，只觉心脏好像在更有力地搏击。
或许曲艺真的也如人一般无法脱离自然规律和命运走向的控制，或许花开花落自有时，但我若能够撷一瓣芬芳制成标本，岁月留香，珍藏于掌间，便也不枉一番心血。
坐在回去的车上，我翻开一本书的书页，冬日的暖阳穿过车窗细碎斑驳地落在纸面上，滑动在字里行间。时代背景下的整体局面，虽难轻言可解，但作为个体总还有用力之处。徐老师仍然在努力延续着他认为值得的尝试，那至少我也可以好好地认识、拥抱一番独脚戏，然后在课程报告的讲台上也许也可以在更多的思维和记忆里刻下一点属于独脚戏的印迹，那样也不算辜负了吧。
这时一串来自邻座的手机铃声响过，耳旁响起了熟悉的乡音。身边的场景瞬间出现了重叠，走之前徐老师问我，海门话与上海话有什么区别？既然要研究曲艺，对方言就不能不熟悉。我坦言感觉到在语调、用语习惯以及字音上皆有差别，比如，上海话分尖团音，但海门话中不分。
徐老师简单教了我几种判别尖团音与入声字的方法。我高兴之余便说，如果用方言读古诗一定更有韵味。老师便让我用方言读上一首古诗，可谁知当我念了一首《江雪》的第一句，便再也读不下去。
方言与乡音仿佛已经在我不察觉的情况之下，不打一声招呼地撤离了我的语言表达体系，我总以为它们是我的本能，不必刻意查看，它们始终都会在我身边。可是它现在仿佛在我的听觉里变得模糊，在我的舌尖变得生涩到无法吐出，就连和长辈交流时我都不怎么再习惯使用方言。方言文化就这样在它的子女们身上萎缩、衰老，那么民俗和曲艺又如何能免呢？
我握紧手中的书页，口中轻轻地分别用上海话与海门话念起那首《江雪》，阳光照在手边那只颇有些年岁的三巧板上，泛出一种古朴又温润的色泽。
注：
我的家乡海门位于长江之畔，黄海之滨，与上海在地缘位置上非常接近。因此文化风俗，饮食习惯，语言发音等方面基本共通，而两地的居民更是相互流通。上海话和海门话基本发音相近，能够相互听懂并相互交流，但在个别用语和字音上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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