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论语》首章是孔子对其弟子们的劝勉之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确实如郑汝谐所言：“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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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孔门教育不是一般的教育，而是文学教育。
据《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文”是其教育基础，“行”是其教育手段，“忠信”是其教育内容。说“文”教是孔门的教育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孔子以文学教育作为其弟子入圣道之门向导的含义。
孔子以前的周代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教授“礼、乐、射、御、书、数”[2]六艺，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3]，取消了射、御等军事教育，也不让弟子学稼、学圃。
《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
显然，孔子的教育既不是周代传统的“六艺”教育，以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合格统治者；也不是普泛意义上的全科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而是对平民开放的有选择性的所谓“文、行、忠、信”之教，以培养道德“君子”为职志。
孔子之前的所谓“君子”是一种身份认定，指具有贵族血缘等级的人，而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却是一种道德评判，指养成良好德行的人，这就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自然有所不同。
孔子教育的基础是“文”教，这种“文教”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邢昺认为，此“文”教是指经过孔子选择和阐释的“先王之遗文”[5]，具体而言，则主要是周代史官传留的体现周代礼乐文化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
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他以周代制度和文献为基础对弟子进行教育，其实是希望弟子们以文、武、周公为榜样，弘扬礼乐文化精神，恢复礼乐文化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
而与孔门“文教”相对应的正是“文学”，孔门十哲中就有“文学子游、子夏”[7]，表明他们在孔门弟子中接受文学教育最为出色，也最有特点。[8]
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学”，并不同于今人所讲的只是语言的艺术，而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笔者在讨论孔子的文学观念时曾指出：“孔子的文学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孔子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着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9]因此，即使从文献学习的角度而言，孔门“文教”也不以知识传授为宗旨，而以文治教化为目标，“行”教是其必然选择，“忠、信”之教则是其内在要求，熔铸其中的是礼乐文化精神。这种礼乐文化精神既有历史传留的文武周公的圣人之道，也包括春秋以来蓬勃生长起来的人文精神。[10]
理解了孔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教育思想，再来看《论语》首章，其真实内涵也就昭然若揭了。
《论语》首章三节，其实包含了孔门文学教育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概括了孔子教育弟子的三个方面，其表述所使用的是劝勉的语气，而非盛气凌人的教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乃就个体学习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超越个体而就同门相处而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指出群居切磋所应达到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其实是从教育培养以期达致的具体目标而言。
三者互有关联又不尽一致，前者是奠定基础的教育，继而是进一步的拓展教育，最后是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认为学习圣人之道，必须首先让学习者从心底喜欢，才可能有所收获；没有兴趣的学习不仅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真正学好。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1]
孔门的文学教育并不局限于文献知识的学习，而是要通过这种学习去了解圣人之道。然而，光有了解是不够的，必须真正从内心里爱好圣人之道，有了爱好才能够拉近和所学对象的距离；而仅有爱好还不够，只有在学习中真正感受到愉悦，才能够持之以恒、心悦诚服地去践行圣人之道，这样就能够将正确的态度和情感灌注在学习之中。
“学而时习之”强调的正是这一教育思想，核心是将文学教育作为进入圣人之道的向导来理解，关键是学以致用、身体力行。这与孔门四教中的“行教”密切相关。
孔子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重要，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2]在孔子看来，不能学以致用，“先王之遗文”学得再多再好都是没有意义的。
孔子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13]这里的所谓“行”，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实践，而是有理想有操守的道德践履，“忠信”“笃敬”是其基本内涵。
不讲“忠信”“笃敬”，就不是孔门的“行教”，当然也就不是孔子所讲的“时习”。关门读书，纸上谈兵，这样的学习自然不可能产生愉悦感，这样的教育也就不是孔子所赞成的教育。
“学而时习之”一节重点强调的是解决个体学习的态度与情感，涉及学习内容与学习方法。
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节，则重在说明个体的学习效果可以通过朋友的反映来检验，从而实现同门敬业乐群的教学效果。
本来，西周学校教育就重视“敬业乐群”[14]，不过，那些个“群”是制度的规定和社会的安排，不是个人的选择，而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是个体的自觉选择，是圣人之道的感召，是个体学习效果呈现后的相互吸引，是同学切磋、共同成长的纯洁友情。所以，“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比“学而时习之”的愉悦感受上升了一个层次。
这里，孔子实际上强调了志同道合者的相互鼓励、相互提携对于践行圣人之道、促进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个体如果能够努力学习并自觉践行圣人之道，就会吸引远方的志同道合者来到自己身边，和自己做朋友，一起践行，一起成长。
从孔门“四教”的角度看，这里既包含了“文”教，同时也是“行”教。因为个体学习效果如何，常常不是凭自我感觉可以认定的，而是需要有他人来验证。
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5]，后者常被称做贤人。这七十多个贤人大概能够在孔门登堂入室，而那三千弟子则只能跟着贤人们学习，名义上是同门，实际上有类师生，大家以朋友相呼。[16]
这些远方来的朋友选择跟谁学习，自然也表明了被选择者的社会认可度。如何处理弟子间的复杂关系，让弟子们真正享受到朋友在一起学习的快乐，孔门有“忠信”之教，所强调的正是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因为只有人与人相处才能表现出是否“忠信”。
在孔门教育中，“忠信”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指标。孔子曾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7]
他不仅要求弟子“主忠信”，而且提醒他们不要和没有忠信或不主忠信的人做朋友。孔门弟子也明白这一点，曾参便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8]时时反省自己是否“忠信”，说明“忠信”之教在孔子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证明孔门弟子已经将“忠信”作为朋友相交的基本准则。[19]
这样看来，此节所说来自远方的朋友一定是“主忠信”之人，不然，他们不会聚集在孔子门下，成为相互信赖的朋友。即使他们现在暂时还没有能够成为君子，但他们却是愿意接受“忠信”之教而努力使自己成为君子的一批人。
理解了以上两节，第三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就容易理解了。
孔门“四教”要求弟子以文学教育为基础，以身体力行为手段，最后养成具有“忠信”德行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语在孔子之前主要是指贵族统治者，即治理百姓的人，而孔子用它来指具有高尚德行的人。前者是身份认定，个体无从努力获得；后者是道德认定，个体通过努力即可以达到。此节的君子便属于后者。
孔子培养弟子正是以道德君子为目标的。他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科的颜渊等人显然是达到了孔子设定的君子人格的培养要求的。
一次，鲁国执政季康子问孔子，他的弟子谁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20]
孔子只肯定颜渊好学，那么，颜渊的好学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21]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2]
他还对颜渊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23]显然，颜渊的好学体现为对君子之道的践行，即“学而时习之”。
孔子弟子曾参描述颜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24]
从曾参的描述来看，颜渊的德行正与“人不知而不愠”的孔子教诲相一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就是焦循所谓“我所知而人不知”而不骄矜；“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则接近皇侃所云“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而他人不见不知，而我不怒也”的境界。有了颜渊这样的德行，也就可以算是君子了。
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5]；“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6]；“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等等，不就是说的颜渊这一类人吗？
这样看来，《论语》首章确实概括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孔门入道之要”。
孔门教育既是文学知识教育，也是知行合一教育，更是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在吸收周代学校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也是利用教育为平民登上政治舞台、参与社会治理的文化改革，其教育思想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并且，这种教育并非强制性教育，也非痛苦型教育，而是快乐型教育。
从《论语》首章可以看出，孔门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所以孔子要从学者的角度来论述，来劝导。他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疑都是在强调学习不是痛苦而是快乐，同学之间的切磋和互助不是竞争而是更高境界的快乐。
强调学习快乐，实际上也是在阐明教育快乐。即使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同样强调着快乐。因为“君子不忧不惧”[27]；“君子和而不同”[28]；“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29]；“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30]。
孔子的快乐教育，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他在世的时候，不少弟子受到列国统治者青睐，如冉求、子贡在鲁，子路在卫，宰予在齐，都得到统治者重用，并发挥了颇大的作用。
孔子逝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31]
这样的教育成绩十分优异，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证明孔子的确是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教育无疑富有启发，值得认真发掘和借鉴。阅读《论语》，你能看到孔子与弟子们的快乐相处、和谐互动，感受到他们师生之间的情同父子、义似朋友，也能体会到同门之间的相互关爱、亲如兄弟。
孔门的教学，总是从身边的人事出发，不做欺瞒，不打诳语，实事求是，有情感的体贴，有心灵的沟通，也不乏认识的碰撞、观点的争鸣。然而，他们的学习是快乐的，情感是真诚的，心灵是自由的。
2500年过去了，现代中国教育早已抛弃了孔子教育的优良传统，却并没有获得比孔子教育更好的教育效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当然，孔子的教育偏重于人文道德教育，对于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的学习，即使不是漠不关心，也是颇为忽视的，这显然不是一种完善的教育，更不能够适合当今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这又是我们在借鉴孔子教育思想时应该予以批判和扬弃的，照单全收显然也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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