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仇雠，血染浔阳江口！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
《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宋江绣像
读《水浒》，不能不读宋江，因为一部《水浒》，分明是宋江的创业史和破产史。一百单八个枭雄在宋江的号召下聚义梁山，也是在宋江的领导下十损七八，成为最悲惨的结局。
有人单凭这个结局认定宋江是一个无能之辈。其实真的细细想去，一个无能之人领导一群豪杰之众，而且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则也未必是事实。
伟大领袖曾经在非常时期为《水浒传》下过断语：“《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单以革命论，这样的分析也是要得的，但可惜宋江的起义未必可以等同于革命，甚至连农民起义也不算。大概有人算过，在梁山上真正能算得上无产者的恐怕只有三阮和陶宗旺少数几个。
用对农民起义的要求衡量宋江对于梁山泊的领导，是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宋江，看到的最多是眼镜的颜色，并非是宋江的颜色。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宋江是存在误读的。
首先是宋江的武功。在第十八回宋江刚出场时，作者叙述宋江“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三十二回宋江跟武松自叙自己点拨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枪棒，可见其武艺并非泛泛——彼时宋江正在孔太公庄上，想来不是谎话。
之所以我们对宋江有武艺平常的印象，是因为宋江平时根本用不到武艺，也不必出手。
至于他几次被捉，如果不是被燕顺等人在天黑绊倒，就是被李立下药麻翻，或者被张横在江上劫持——须知，以李逵的武力一样被张顺掀翻在水里，所以不能用水上的功夫验证陆地上功夫的高低。
宋江不需要使用武力，只要他自报家门就可以化险为夷。诚如伟大领袖所言：“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早完蛋了。”宋江之不需要动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次是宋江的生存状态。过去认为宋江是投降派，关于迎来送往，甚至对迎来送往甘之如饴，这不是事实。
宋江在浔阳楼醉酒，酒后吐露真言，留下两首反诗。
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仇雠，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所说的“仇雠”显然并不是指阎婆惜一案而言的，因为无论阎婆惜还是张文远都不是浔阳人，宋江没必要要他们血染浔阳。何况这时候阎婆惜已死，张文远最多是撺掇阎婆告状，并不算构陷宋江，没有“仇雠”可言。这里的“仇雠”另有所指，与宋江的出身有关。
古时候虽然“官”、“吏”并称，但是界线十分严明，宋江出身的小吏不但不是官，而且一辈子只能是吏没有当官的希望。
一般看吏跟人家的仆从、奴隶差不多，是辱没家门的。所以雷横、朱仝去查访宋太公，宋太公回复说：“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说他不从；因此，老汉数年前，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在当时是可以被采信的。
当吏的人受的是夹板气，下面的人不用体谅他，上面的官又要压他的任务，把一些得罪人的差事交与他，所以作为吏员，宋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左右逢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他心中的“猛虎”和身份上的“小吏”相冲突，怀才不遇。但他并不做文人式的牢骚，而是在隐忍和潜伏中不断壮大自己，也可见有别于那些自诩有才华的人，宋江的才是真才。如果不是这一次不慎酒后说了真心话，我们可能会被他隐瞒更久。
第二首诗是一首七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黄巢是唐末农民暴动的领袖，自称天子。当年在落地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立志要扰乱天下秩序。
尔后攻下福建，烧官府、杀官吏，有儒生周朴不听他的话，他便将周朴斩杀。黄巢是掌握生杀大权、重建秩序的人，这一点和宋江的愿望相同。
久在公门之内，宋江至少对当时的官僚体系是不满的。所以宋江将所有官吏视为一个整体，不分郓城还是浔阳，向浔阳官吏宣称“血染江口”，实际是对当时的官僚体系宣战，这正是宋江压抑人格的一次爆发。
所以在他脱险之后，并不急于上山，甚至也不关心兄弟们的性命，第一件事是破无为军、杀黄文炳，正是他发泄内心压抑的一个反映。
当然，对当时体系不满的，宋江不是唯一一个。晁盖、吴用以至于王伦，都是对当时体系不满的人。
只不过，王伦是秩序的逃避者，通过落草为寇的方式逃避当时的评价体系；晁盖和吴用是秩序的建立者，用朴素的道德维护江湖社会的底线；而宋江则是秩序的制定者，他建立的秩序共有三个核心：一曰“忠”，二曰“义”，三曰“权”。忠和义是宋江的核心价值观，权是宋江的行政方式。
对于宋江号称的“忠义”，金圣叹颇不以为然：“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但显然，金圣叹没有理解，作为秩序的制定者，宋江最重要的不是学者般解释“忠义”到底是什么，而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将“忠义”解释为什么。
换句话讲，对于宋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传统的评价体系，而是“宋公明思想”对于传统评价体系的重估。
宋江的“忠义”理论中最被人非议的是他对于“国家法度”的解释，例如宋江在被押送的过程中审批枷锁，不同的人都打算为宋江开枷。宋江在花荣面前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但在李俊和官差分别给他开枷时，他两次都能接受。有人以此来证明宋江的虚伪。但如果我们分析其中的逻辑，花荣是清风寨知寨，算是国家官员，必须将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法律的遵守当成行为标准。
同时也是用“国家法度”自证身份，给花荣灌输国家意识，这和他自己对权力和公务人员身份的迷恋是相吻合的，是属于他的价值观。但在李俊这样的地方头目、江湖豪杰的面前，国家法度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宋江一定要用国家法度要求李俊，无异于用自己的公务人员身份排斥李俊和李俊所在的这个江湖，对于自己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面对两个公人要求开枷时，宋江立刻说：“说的是”，因为在两公人面前他必须强调自己的江湖声望以自保。
所以宋江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正体现了宋江身份的复杂性。如果不考虑身份的不同，光看他不同的表现就斥责宋江的表现是虚伪，那这种申斥跟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用好人和坏人来评价历史人物一样不值一论。
宋江的“忠义”，伟大领袖的另一个解释说的非常明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皇帝就是“忠”，反贪官就是“义”。宋江劝梁山群雄时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在古人的意识里，忠有四层含义：忠于君、忠于国、忠于事和忠于心。比如说屈原、岳飞、袁崇焕都是忠君的典型，不过君王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过失，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来匡扶君主。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这是一类——精忠报国固然是为了天下苍生，但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君主，或者说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君主身上，可是君主往往又令忠臣失望，甚至杀掉忠臣，这是一种悲剧，岳飞之死和宋江之死都是这种悲剧的典范。
忠于国的，譬如魏征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忠臣”，而是决心做“贤臣”，就是说不管哪位国君当政，都要心系国家的命运，为苍生谋福，令社会进步。不为一姓效死力，不为一家做奴仆。
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很贵的品质。这也就无所谓的背叛，心怀天下的，本来就是英雄。但唐朝是开放的时代，北宋以降开始强调正统，朱熹以后更将君臣伦理视为天理之一，无可推翻，这种为天下而非一人的高贵人格因此也便不再了。
所谓忠于事的，或者类似于荀彧，或者类似于豫让，认定就不会后悔，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做对，做好，其实也无所谓大是大非。
忠，源于儒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王安石《字说》解释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忠于自己的内心，摆正心的位置，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就是守住自己的灵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的理想，忠的事业，就在于不违心的快乐。
《庄子》解释“仁”：“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孔子的原意，但是忠于心的生存理念却是儒道两家共同推崇的境界。忠于心，一在于正，二在于守，守住正道，可谓智者。
只可惜，梁山的群雄们都是忠于事的人，而他们的事又是那样的迷茫与含混。他们有的是底线和自由，但没有理念也没有发展的方向，只是为了“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如何不快活”而已，止此一生，终是强盗。
即使宋江提出了“替天行道”，到底是为天理还是天子，其实梁山群雄说不清也没人在意，而宋江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所以他的忠于事也成为了忠于君。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宋江，是因为在非常时期的“评《水浒》运动”中已经把宋江定性为“投降派”，把一切流民阶层的反抗都定性为“农民起义”、定性为“正义”，那么宋江放弃起义自然就是投降。
但回到今天，我们应该理性地从文学和历史本身出发，以当时作者作《水浒》时的思想来看，向皇帝投降，向最高统治者俯首，在那个时代、在更多的古人眼中并没有错。甚或于《荡寇志》里，违抗皇帝的得其反倒是贼，所以我们不宜用今天的思想苛责古人。
至于宋江将出身将官的呼延灼、关胜等拉入梁山，过去认为是宋江潜移默化地将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加以改变，但要我看来，这也是以今度古，先是有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再把宋江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呼延灼等加入梁山并没有改变梁山群雄的本质：
第一、招安一事是宋江、吴用少数人决策的结果，呼延灼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如果宋江真有意利用呼延灼等人、同化其他反对派，那么他应该拉拢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心腹，但我们从之后的文本中看到，宋江的心腹仍然是反对招安最厉害的李逵等人；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些军旅出身的人物并没有同化梁山，没有将梁山的兄弟关系变成彻底等级森严的军旅关系，而是维护了梁山原有的山寨作风，而反过来，这些军旅出身的人物反而被梁山影响，在高俅来攻打梁山时，呼延灼与韩存保舍命死战，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呼延灼等人对于梁山的忠诚度。
后来钱彩等人编订《说岳全传》时，已经暮年时的呼延灼介绍自己时还不忘说：“金贼听过梁山好汉呼延灼否？”
如果按照何心的《水浒传编年》和阳建雄的《水浒传编年补》，呼延灼在1115年归顺梁山，1122年梁山全伙接受招安，呼延灼在山寨的时间不过七年而已，但以他对梁山的忠诚度而言，一生原意以“梁山好汉”自称其实是可信的。
对于这些军旅出身的人来说，梁山给了他们认同、义气和机会，也可以反证宋江用“义”维系了与梁山群雄的关系。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是靠十两银子界定的。李逵和小张乙赌博输了钱，宋江给他十两银子随便使用，但李逵又输，与小张乙闹到宋江面前，宋江命李逵将银子还给小张乙，李逵于是将银子递在宋江手里，由宋江交给小张乙。
所以有人说，李逵之所以先把银子交给宋江，是因为“在心理上，李逵已经完全臣服宋江，把他看做自己的主人了”“宋江凭十两银子，就买到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买到了自己的心理优势：同样，李逵也因为这十两银子，就丢掉了自己的身份。”
十两银子就能买来李逵的忠心，这未免将李逵看的太轻贱了。一个最有力的反驳是后来李逵在柴进庄上吃花用度都不少，但他对柴进远不如宋江——柴进和宋江刚好是一个比对，他们同样给英雄使银子，但收获的效果完全不同。两个人都用银子结交过武松，但柴进使出来是“人无千日好”，而宋江使出来，武松却败了他当义兄。
宋江是个知道怎么用银子、把银子用到什么时间点上的人。
宋江给李逵使的十两银子，时机正到好处。这十两银子不是钱，而是证明书。一是证明宋江是宋江，二是证明李逵是李逵。
事实上，在李逵接受这些银子之前已经对宋江佩服五体投地，听到戴宗介绍宋江，宋江自承其身份后，“扑翻身躯便拜”。这一拜，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宋江和李逵的关系，李逵此刻也已经“丢掉自己的身份”了。
换句话说，李逵早已视宋江为偶像，即使没有十两银子他也会死心塌地跟着宋江。但他唯一怀疑之处是眼前这人是否是宋江，用他自己的话说，“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
虽然戴宗的介绍与宋江的自陈已经提供了身份证明，但宋江仍然要向李逵证明江湖传言的可靠性。证明自己是李逵所崇拜的“那一个”宋江（人们口中的宋江），而不是打折扣的“另一个”宋江（有别于传言，稍打折扣的宋江）。
江湖上说宋公明“仗义疏财”，仗义通常很难证明，最便捷的证明当然是“疏财”——撒钱就成了宋江最便捷的证明法子。
而对于李逵来说，这十两银子并不是收买，而是宋江对自己的看重。宋江撒钱，证明他对自己“仗义”，一位江湖好汉口中的英雄初次与自己见面就能对自己“仗义”，显然是出自其对自己赏识。
这一点对于自命为好汉而身居落魄地位的人尤为重要。阮氏三雄在接受吴用撞筹时说：“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彀见用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戴宗评价李逵“这厮虽是耿直，只是贪酒好赌”，又说“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胆大不好”，而宋江见了李逵的粗鲁举动却赞美道：“壮哉！真好汉也！”不管这赞美出自真心或假意，对李逵而言，显然相比于戴宗，宋江更为赏识自己。
银子收不到好汉们的命，但赏识有时却让人披肝沥胆。《燕丹子》里写荆轲受到太子丹的礼遇，但是无动于衷，直到太子丹砍下美人的双手证明自己的赏识，荆轲心生感动，毅然选择帮助太子丹刺秦。
聂政受托于严仲子，也可以作如是观。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被当做一般人，所以我用一般人的方法报答他们，而智伯将我看作国士，所以我用国士的方法报答。”
李逵等人无所谓国士，但可谓义士，他也是用义士的方法回报宋江。所以一旦他发现宋江并非义士，甚至只是存在他强占民女的流言，他立刻忍耐不住，到梁山泊上砍了“替天行道”的忠义大旗。
所以宋江虽然恼怒，但并没有真心要李逵的命。无他，这份“义”正是被宋江看重的。只不过对于宋江而言，这个“义”字仍然得由自己来解释，而不能由李逵来解释。所以他虽然决心放过李逵，但必须对其恫吓，让其在生死线上走一遭，再也不敢造次。
同时燕青让李逵负荆请罪，即使不是出于宋江的授意，也是燕青揣度、体谅宋江用心的结果，目的在于让李逵彻底丢掉赖以和宋江抗衡的尊严。
所以，宋江的“义”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对权力的控制，就像他用“义”感召呼延灼等人，但最根本的目的让然是利用这些人在军队和官僚系统的声望为自己增加在江湖和朝廷上的筹码，使梁山在当政者的心中有一定的分量。
讲忠义、重权力，在讲道德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打算，这就是我对宋江最基本的看法。我重申，我并不认为宋江有自己的利益就是虚伪，这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当下和兄弟们一起创业的老板们其实很少有把忠义二字做到宋江这个程度的。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审视“坐楼杀惜”一节，我们发现阎婆惜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宋江的权力欲极大，不可能被她攥住把柄，受她威胁；
第二、虽然宋江私通晁盖并非死罪（白胜参与了劫生辰纲，只是入狱拷打，并没有死刑），但是他与晁盖等江湖集团的勾结会葬送其政治前途，而这一政治前途也是他在江湖上得以呼风唤雨的关键，同样是锒铛入狱，反而是杀阎婆惜一事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较小；
第三、她低估了宋江的可信度，在权衡利弊之下，宋江一定会选择息事宁人，宋江拿回招文袋以后一定会筹金子给她，这对宋江来讲并不算难事。只是阎婆惜断了宋江的前途，宋江只能断阎婆惜的生路。
宋江一路上流亡，最重要的弄权的两场好戏，第一是搭救刘高的妻子，第二是会见戴宗。
宋江在清风山上获得了尊敬，便准备将燕顺、王英、郑天寿三人收为己用。所以他必须在山上立威，但显然地，立威的方式不能是耀武扬威，而应该从三人所钦佩的道德、声名方面入手，而王英强抢民女刚好给了宋江这个机会，便和燕顺、郑天寿一道去劝王英。
等到这妇人自认是刘高的妻子，宋江便对王英说道：“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个人情，放了他则个。”这一句话是表明了自己和花荣的关系，但不是用官位压人，而是代花荣求情，等于向清风山透风，使其以后可以和花荣一路。
稍后从山上来到花荣处，跟花荣说起此事，让花荣买清风寨的人情。花荣嘴上说：“兄长，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正好教灭这厮的口。”但在思维方式上已经将清风寨的人是自己人了。
而后镇三山大闹清风寨，花荣更与王英等人同气相求，宋江也便将自己在清风山上新结识的这些豪杰和自己原有的派系整合到了一起。
至于在江州见戴宗，不急于亮明自己的身份，也不急于亮出吴用的书信，而是静观其变。作为文吏出身，宋江当然知道戴宗这样的人的惯例，故意不给他“常例钱”。果然，戴宗在公门内不能免俗，来向宋江逼要，这就现了原形。
宋江觑出了戴宗的弱点，然后再从弱点突破——既然戴宗爱财，就用利益引诱；既然戴宗和吴用有交情，就用情义笼络。阳义阴利，戴宗的弱点和优势都在宋江的算计之中，遂被收服于无形。
而后他与戴宗事发，在晁盖营救下，宋江从法场上捡回性命，与戴宗、李逵等人一同上了梁山，并且在晁盖的安排下坐定了第二位。晁盖死后，宋江排除万难，接管了梁山。虽然在梁山地位一时无二，但他并没有任人唯亲，他的弟弟宋清只负责派宴。
宋江其实并不准备让宋清参与到梁山的建设中来，梁山一旦失败，宋家可以保全一点血脉；而梁山一旦成功，宋江最多让宋清补一些履历，例如让他参与到对契丹、西夏的作战也就是了。
这也是宋江的权谋——为自己的家族留一条退路。因之，宋江可以大刀阔斧，统率梁山，壮大、强劲，最终受了招安。
毫无疑问，梁山首领十损七八，正与招安有关，宋江是要担负起最大责任的。
梁山座次排定那一日，值众好汉酒酣，铁叫子乐和唱了宋江做得一首《满江红》：“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引来了几位好汉的反对。
武松先站出来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话未落地，李逵一怒，连桌子都踢掀了：“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也醉，就要喊杀，结果被众好汉劝劝阻。
经过这么一闹，宋江的酒也醒了，万分悲凉，回头又问武松。武松没有回答，但是鲁智深站起来了，讲了一通反对的理由，话很精彩：“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如果说，武松和李逵的话仅仅表达了不满，那么鲁智深就为宋江分析了不满的原因，并且做了很精彩的譬喻。衣服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已经确定了它的颜色，凭你怎么洗又怎么可能变白呢？
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难以改变。而且鲁智深的用语也十分考究—— “蒙蔽圣聪”，很符合宋江的价值取向。按说这样的话可以引起宋江的共鸣，没想到宋江心意已定，已无得悔改了。
宋江其实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三位的想法，因为这三个人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思考方式：
李逵头脑简单，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唯一的名言就是：“放着我们有许多人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个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个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鸟水泊里？”
这是草莽英雄最直白的反应，也是正常人最普遍的反应。可是宋江偏偏不听，常常一句：“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或是要李逵项上人头的恫吓来阻止这种想法的产生。
鲁智深是壮士，有壮士的热血和壮士的理智。他很理智地洞察这个社会，面对这个社会，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鲁智深是一把是非的尺，正邪的秤，是以出家人出世的情怀来入世。
可是宋江理智的欠缺，对忠的盲从，使他失掉了判断的可能。明明一把尺子放在旁边又置而不用，不知是宋江的悲剧，还是鲁智深的悲哀？
武松像足了杨过，是一种钢铁般的冷血，在世界之外看世界，人生之外看人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来又悟进去，悟进去又跳出来，“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达到一种美丽的化境，这就放达了，超脱了，达到自然的道理。而宋江连这也不信，未免有些可惜。
但宋江却劝大家说：“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宋江所谓，“至圣至明”、“暂时昏昧”，未必是对那个时代的最高领导集团过于缺乏了解，但他乐于将最高领导集团神圣化、才能确保自己“忠义”理念的正确，这种思想又成为了宋江的政治包袱，导致了宋江在招安问题上的盲目，对朝廷招安的无条件服从。
吴用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清醒：“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所以阮小七偷喝御酒、李逵怒扯诏书，均有可能出自吴用授意。
吴用替李逵等人开脱道：“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这才有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但最后仍然因为宋江急于招安、让步太大，被引导打辽朝、讨方腊的绝路上去。
金圣叹见梁山上的豪杰被宋江输了个精光，读过《水浒》，又气又恼，索性把里边的“大哭”统统改变为“大笑”，以示宋江的无情。我不知该说是宋江的悲剧好，还是有情人的无奈好。只是在忠的形态中情与义的褪色。或如梁山的死，也做一种必然。
不过，即使宋江真称了皇帝，群雄真做了将军，以他们人员来源之杂之混乱，又必然引起一波不小的内乱。
以黄巢而言，就是称帝前后的两个人。做一个皇帝就对自己的弟兄和重将不信任，派了什么监军来苛责将帅们的一举一动，最后惹恼了大将朱温，降了唐朝也埋葬了黄巢自己。
好汉之间，唯义之所系，而又所谓信义并提，无心之义怕是死人之论。而又凭宋江的体系，兄弟的欺虞又比在利的预动下而无所不能，勾心斗角一通，兄弟之间的反目，再如黄巢分出几个朱温，只怕又有人“敢笑宋江不丈夫”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