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社员证
丁东（江苏）
人上了年纪，总爱忆苦思甜，我也不例外。与家人闲聊，回忆起改革开放前、那挣工分的岁月，女儿充满了好奇，来一句：“我也是醉了。”这就是代沟，因为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管理体制以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我父母自然是社员中的一份子。每天清晨，他们与其他社员一样，踩着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到社场集中，领了任务，下地干活。按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其余的9分、8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其余的7分、6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相应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未成年人3分、2分。这样的分值是评出来的，相对公平，但视情也会有所照顾，往往由生产队长说了算。工分算少了，个别“犟蛮”的社员找生产队长理论，即便争个脸红耳赤，生产队长也很少妥协。挑担、锄地、开沟、插秧、轧稻属重活，分值自然高些，大家心里有数。同时插秧，几个小后生谁快、谁慢、谁质量好，一目了然。谁记10分，谁记8分，清清楚楚。亮分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每月有合计，年终有累计，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的重要。当年，父亲还年轻，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记10分。连年获评先进，领个奖状，10多年下来，墙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母亲年轻时是工人，在城里的工厂上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遭遇下放，到她嫁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经其姑妈牵线搭桥，嫁给我父亲，成了农民。头两年，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记7分。
为多挣点工分，未成年的姐姐和我，每到大忙季节，在假期或星期天，也会凑个数。大多干些除草、摘棉花等轻活，当然插秧也干过。在我看来，插秧是天底下最累的活，弯腰时间长了，如同遭受酷刑，只能变换姿势，拿秧苗的左手支在左膝上，既难看又影响进度，也遭长辈们奚落——“干活不像样”。插秧还得提防蚂蟥的叮咬，一旦咬上，撕都撕不开，常常鲜血淋淋。除插秧外，积肥也是苦差事。当年，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农闲时节，生产队长给每户下达积肥任务，每一百斤草料记4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两天内，田埂、岸坡如婴儿的肌肤，光滑细嫩，不见一根杂草，吐露着泥土的幽香。小小年纪的我只能站在齐胸的河水中捞水草，其中的苦难可想而知，而安全早已置之度外。这一幕，现在的孩子是极难想像的。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对于劳力多的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全部工分都抵扣不了口粮钱，不足部分先欠着。印象中最好的年景，我家分了20多元人民币。只见父亲躲在房门后，粘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挣工分的年代，贫穷成了生活的底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吹角连营，神州大地风潮涌动。土地承包到户，乡镇企业兴起，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母亲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每年领取生活补贴。姐姐进城当了工人，我考入了大学，弟弟做了裁缝，一家人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世纪初，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在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嬗变后，实现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活由职业农民干，全程机械化作业，原本的“农民”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俨然“地主”——旱涝保收，坐享其成。现如今，生产队家家住楼房，户户有汽车，享收这改革开放带来的小康生活，我家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切，用辛苦了大半生、月月领养老金的父母的话说，“这样的好日子，以前连做梦都梦不到。”
幸福难掩旧时光。原来的“社员”成了历史，成了永恒的记忆。
【作者简介】丁学东，笔名丁东，男，196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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