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烽火台
儒家和墨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门类，两家都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学问。儒墨两家研究的主题都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者都是从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出发，来研究知识和思想的。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两家的地位和影响几乎是同等的，二者就相同的学术主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论战，其中对人类的重要情感——爱的解说，就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爱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须臾不能离身，因此也是学术界重点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儒家认为人类的爱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对父母、子女、亲属、朋友、同事……血缘和人际关系不同，表达的爱是不相同的，简单说就是“关系越近浓度越高、关系越远浓度越低”，儒家称之为“等差之爱”。墨家认为人类的爱不应该有差异，为了人类的美好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表达爱意，并在实践中切实地体现出来，墨家称之为“兼爱”（平等之爱）。
鉴于二者都是从人的生活出发论述爱的问题，因此每个人不必将他们的观点看得高深莫测，可以根据两家的论述自己进行体验式思考。实际上，从每个人的自身体验出发，儒家的等差之爱更加符合人们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每个人输出情感、劳动和财物，总是遵循着等差秩序的，立足于自己，依次是妻儿、父母、亲属、朋友、同事、同学、同乡、同胞、全人类。而墨家要求平等之爱，思想上可以这样考虑，现实中的确是很难做到的。即使是一心为公的革命者，也很难将自己的情感、劳动和财物均等地分配到全天下人的身上。至于芸芸众生，限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有时候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更加无力关照他人的生活和安危。因此，后来强盛了的汉朝在选择官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盛极一时的墨家学说排斥在了官学以外。
墨家学说的研究和推行是有团队力量的，并不只是在嘴上说一说。在当时的中国，墨家为了传播自己的学问，几乎具备了宗教组织的严密性，皆因墨家要牺牲自己、以利天下苍生的学术思想。史书记载，墨家团队摩肩接踵游走天下，专门解决诸侯和民众遇到的困难问题，《墨子》一书中录入的大量文章，本身就是墨子及其门徒游走天下，主动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真实记载。有趣的是，《墨子·公输》一文，记载的是墨子说服楚国不要攻打宋国的经过，里面的关键人物叫公输盘，据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工匠鲁班（古文中“盘”与“班”是通假字），楚王指定他负责建造攻城的云梯，文章的主要对话就发生在墨子和公输盘之间。按理说，墨子就是当时各种工匠的头儿，鲁班应该加入他的团队，没想到还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文章的最后，墨子说服了鲁班和楚王，促使他们取消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墨子的大量门徒都是高级工匠，他们制造的防御工具完全能够抵御鲁班的攻城云梯，说明当时墨家的工匠水平不输于鲁班。
首先说明，任何学说都是要付诸实践的，即使“最无用”的玄学，也是为了更新旧学传统、开拓人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是如此。由于儒家贴近人们的真实体验，墨家则要求人们过苦行僧式的生活，绝大部分人很难接受，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出现“儒显墨隐”的结果，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加之官方的刻意引导，墨家的学说没有得到多少拓展。
然而，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又重新捡回了墨家的思想，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和工商业的发展，墨家的思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如胡适、鲁迅、王小波等人，都极力推崇墨家学说，批判儒家学说，儒墨两家的风水似乎颠倒了过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儒家的批判更加猛烈，使墨家学说有了彰显的机会。
当今国学热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儒墨两家都得到了大家的青睐，研究者甚众，但能剖析其根源者寥寥无几。起源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学问的互补性。毕竟身处同一个时代，大家都要另辟蹊径，别人说过的就不能再说了。因此，历史上有诸子百家的学说都发源于“王官”（古代官方设置的各类文案机构，如史官、国馆等）的说法，比如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是管礼仪的，老子是管档案的，如此等等。到了近代，大学者胡适实在不甘心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都出自官方，就潜心考证，撰写了一篇《诸子不出王官论》。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完全说服大家，毕竟诸子发源于王官是几千年的观点，一时之间也难以驳倒。
实际上，学问出身于哪里并不影响“文化自信”，关键看它们的内容对当代社会有无借鉴之处。诸子百家的互补性，必然预示着单个学问具有短板之处。当代有学者解读儒墨，提出“儒家代表农民，墨家代表工商”的说法，原因是农民生活在村庄，接触人比较少，适应于奉行“等差之爱”；而工商业者游走天下，需要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适应于奉行“兼爱”（平等之爱）。这个观点粗看似乎有道理，但经不住推敲。首先，儒墨两家追求的都是适应社会的整体效应，并不专为哪一部分人群说话。截止今日，任何研究社会学的人，都不会表明自己只为某一个群体发声，孔子和墨子更没有这样的想法。举一个反证实例，《墨子·公输》中墨子帮宋国守城，并亲往楚国说服楚王停战，自己也算是以身犯险（文章最后公输盘暗示楚王杀掉墨子），如果墨家仅仅代表工商业者，看到楚宋战争的危险，应该把工商业者撤出宋国即可，为何还要召集他们帮助宋国守城，自己也深入虎穴焉得虎子去了？显然墨子是为全体民众考虑的。既然他的思维和行动在为全体民众考虑，他的学问怎么会“只为工商业者着想”呢？孔子也一样，如果儒家学说只为农民着想，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官僚地主为什么要推崇儒家学说呢？事实是，儒家虽然提倡等差之爱，但并非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要关照社会，他们对群体的观点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需求而考虑和照顾到别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等等，都是追求学问完整性的表现。
儒墨两家学问面向全社会的性质和内涵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二者的起点各有侧重，儒家更多地依托于人的个体性，善于从个体的视角出发阐述学问；而墨家则更多地依托于人的群体性，善于从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出发阐述学问。二者之所以争论数千年无法分出胜负，皆因这两种因素是人人身上具有的东西，人们无法丢掉其中的一种而只尊奉另一种，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就表现为儒墨的分庭抗礼、长期共存。
个体性和群体性是人的最底层特性，也是建立一切学问的最底层逻辑。拿这个标尺衡量儒墨两家的学问，自然泾渭分明。而个体性和群体性又是每个人集于一身的特性，即使过往学问不是有意识从这里出发，也无法逃离底层逻辑的审视。由于儒家学说是从人的个体性出发，也就是从人的自身体验的角度总结和研究学问，对群体性的关照不够，就让墨家找到了它的短板弱项，在辩论中独树一帜；同样，由于墨家学说是从人的群体性出发，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总结和研究学问，对个体性的关照不够，就让儒家找到了它的短板弱项。孟子批判墨家兼爱，是一种无君无父的思想，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由于个体性和群体性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特性，即便学问家和人本身可以遮蔽或弱化其中的选项，但人类本身具有的底层特性不会离人而去，只能是被逐步地发掘和彰显，如此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个观点出发，争论了数千年的儒墨，可以在现代社会合流了。儒家从个体性出发的学问和墨家从群体性出发的学问，在现代人身上可以合二为一，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让每一个中国人具备完整的爱：既有关照个体的等差之爱，又有关照社会的平等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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