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儒学热”中，许多人都在鼓吹孔子的“正名”观念，并且对它进行了当代诠释。栾古兰在《试论孔子“正名”思想的背景与内涵》一文中指出：“以人为本。
孔子遵循的是“礼”之道，而不是刻板的道义，而“名”则是对此道之道的具体反映，它是一种遵循伦理道德和阶级划分的社会性的行为准则。
它以“正名”的方式，使阶级的规制得以建立，从而达到维护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的目的。去纠正与“名”相矛盾的“实”，使人人各司其职，无所抵触，无所逾越，进而促进社会稳定，促进国家进步，也许这对于当今社会的构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中，张晓芒和董华认为：
本文从在孔子的“正道”理念中，“正道以治”理念既是“正道而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正道而治之”理念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是一种“真道”与“仁道”的有机结合。
在“正道”上，求真的是对“逻辑真”的追寻，而在“善道”上，则是对“伦理真”的追寻。孔子“正名”的“逻辑学”具有明显的伦理取向和独特的历史地位，对于当今世界建立理性的“世界”的交流，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
《试论孔子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中，王玲娟和田文国认为：
无论从古今中外来看，孔子的“正名观”都有着一种从个体到群体，甚至从民族到民族都必须具备的一种“道德天平”。
站在“公正”的角度，个体就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内在和外在行为，合理地去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
一个民族可以合理地推行各项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措施，合理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家”的理想圈。
本文作者以为，孔子“正名”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阶级制度，它并不适合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对阶级制度颇有争议的现代，孔子的“正名”也无法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一剂“药方”。
“正名”一词出自《论语·子路》，从秦代到清代，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体可划分为“正百事通”与“正王位”两种类型。自汉代到宋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较为统一，主要是由马融在《百事通》一书中提出的。
魏何晏、梁皇侃、南宋的《论语义疏》、南宋的《论语注疏》都是从这一点出发，对《论语集解》、宋代的《孟子》、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宋明以下，程子、朱熹等人提出的“正太子说”，已成为主流。
除了朱熹所著的《论语集注》之外，清代刘宝楠所著的《论语正义》和程树德所著的《论语集释》都是以这一观点为依据的。直到现代，一些对《论语》进行解释的著名著作似乎也没有脱离这两种学说的范畴。
《论语别裁》中说道：“从字面上来说，所谓的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明确的想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也可以说，把这种对逻辑思维的清晰区分，称为“理顺”。
在《论语》中，只有《子路》是孔子对“正名”进行了最直观、最具体、的说明。子路曰：'卫大人待我以治国，我之子奚先？'子路曰：'岂不是也要立一个名字吗？'奚其正？”而君子之所不能及，则是其所能及。
名不副实，言不由衷；言不副者，事不关己，事不宜迟，礼器不宜于行。不能用礼，就不能用刑；刑不正，百姓不知所措。是以，君之名者，其所能为之。一诺千金。”
从这一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子路向孔子请教的是怎样才能“为政”，可见孔子“正名”的理念，基本上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
在《论语》中，孔子对政事的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孔子对齐景公的回答，则是《颜渊篇》中最符合“正名”二字的一句：“君、臣、父、子。”而且，《论语》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一点。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国事。孔子日曰：「治天下。」子帅刚直不阿，谁能不刚直不阿？（《论语·颜渊篇》）在此，孔子对季康子提出了“帅以正”，要他尽一国之君之职，也就是为君之君，其用意不言而喻。《八佾篇》之中，有三个地方，都提到了季氏违背了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礼仪，这让他很是无法理解。
孔子对季氏曰：「在庭院中跳舞，但不能忍受。」
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叫《雍》。子曰：“相维辟公，君王无所不用其极，奚以三殿为其所用？”
泰山上的季氏之行。子曰：“女子何能为人？”日曰：“不能。”有句话说得好，泰山之于林放乎。”
孔子提出“正名”之说，其本质在于试图还原西周以来的父权等级制度。他对宗法的渴望，从《论语》中的许多文字可以看出：“周而复始，其人之道也！”（《八佾篇》）子曰：“我从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梦到周公了。”（《述而篇》）“德，可以说是最好的了。”
自从周公出兵，周王就开始对各大势力进行册封，而各大势力也开始“以藩屏周”，真正意义上来说，各大势力都是以藩镇为主，将各大势力分割开来。
孔子相信，战国时代各强国之争，其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也就是所谓的“名分”之争。于是，他将西周宗王朝作为自己的政体，提倡明君，重振“君临四海，”的格局，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统一起来，同时也让礼仪和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孔子关于“正名”的观点，在《论语》中，其实质是上述的几个政治性问题。然而，《论语·雍也篇》中却有这样一句话：“君子之道！太好了！”这一点，也一直被视为孔子“正名”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就是“理清一切事物的名字”。
孔子“正名”之说，固然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但从“名”的一般社会现状来考虑，此为“名”也并无过分之处。
孔子提出“正名”说，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从周代开始，父权阶级制度瓦解，才使得周代出现了如此大的动乱局面，而且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重建父权阶级制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因此，我们对于孔子“正名”的主张，往往表示出一种同病相怜，甚或高唱颂歌的心态。但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孔子“正名”的理念，在那个时代是不适合的。
然而，在这个时代，建立在这个时代之上的父权制度已经不复存在，而建立在这个时代之上的“礼”与“乐”，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但孔子对此并未充分意识到，因而无法通过“正名”来拯救战国时期的局面。
在战国时代，诸强相争，王道衰微的情况下，仅凭“正名”之说是行不通的。在这个权力至上的时代，唯有以绝对的力量，来掌控国家，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争霸。
孔子在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刻思考后，所提的“正名”之言与方法，正是他在此基础上所提的。若说周朝的立国根基仍存，孔子则不失为一剂“良方”。
孔子推崇君主专制下的稳固阶级，从而营造出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因此，我们认为，在战国时期，处于一个政治秩序错综复杂的时期，孔子之所以有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孔子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论语·季氏篇》就是这么说的：
孔子日：“凡有道者，必有礼，必有武；当这个世界没有了道德的时候，就会有君王来统治这个世界。从诸王而出，十世无双；从博士起，五世希未有过；与君共守一国之旨意，三世希莫有闪失。世间尚有大道，而非君臣之治。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正义，那么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
《礼》中的“诸侯之制”和“侍从之臣服于君王”就是这一时期的现实反映。要扭转局势，谈何容易？
因此，“明知其不可行而为之”这句话，不但是别人对孔子的一句中肯的话，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已经无法再维持森严的父权阶级制度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乱世”，但这并不代表着“乱世”就是落后，相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革与进步。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准备的探索期。
最后，大秦统一了整个世界，实行了君主制度，并由郡县制度取代了分封制，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而孔子则强调，当务之急是要重振西周的父权等级制度。
“正名”，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孔子拯救天下苍生的正义之道，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限制，使得“正名”必然与历史脱节，成为一种空想，一种忽视了时代的发展。
胡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一书中写道：
我深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摆脱儒家思想对道义、理念的束缚。要使儒家思想获得自由，仅靠大量引进的西方哲理是不够的，只有使儒家思想回归其原有的位置才行。
胡适对儒家“在它的环境里的位置”作了这样的说明：
儒家学说，一度不过是中国众多对立的流派之一，所以，如果不能认为儒家学说是唯一的精神、道德、哲学和权威的来源，而是一种光辉璀璨的哲学星星上的一粒星星的话，儒家学说的废除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胡适的这一篇文章，恰恰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儒学热”状况的一种反映。一些学者在阐释“正名”的时候，曾提出“孔子”的“正”对于当今的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然而，孔子“正”的目标却指向了“重启”，那么，它对于倡导“众生平等”的当今世界，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孔子看着眼前的事实，思考着周朝，试图让这个世界回归到男尊女卑的时代，以求安定，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孔子的此一论断与其所处的时代发展轨迹相背离。这样的实践常常使人对真实的世界产生误解，怀疑在时代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男尊女卑的制度。
但现在，很明显，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孔子“正名”的观念，带有明显的周代等级制度色彩。我想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才是君主？什么是臣子？就算是父子，也应该是平起平坐的。
我们是一个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没有什么阶级观念，不管是中国的多党合作，或者是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都是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而努力。
与人治理的等级制度相比较，它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还不够完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一目的一直都是当今时代的人所追求的，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确实要建立一种优良的文化观来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支柱，但是，这种价值观念是要在我们对优良文化传统进行深入地探讨，来寻求并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仅仅利用好这些优良传统来炒冷饭。
而且，什么是“优良的传统”，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把它用在当代的一些价值观念上，那是不明智的。
1.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
2.试论孔予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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