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长文创作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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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明代商业的黄金时刻：明代商帮如何织就一幅波澜壮阔的商业画卷？）讲到明朝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全面复苏，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川渝、华北以及西北五大经济区，而晋商、徽商、浙商等几大商帮也以歇家牙行等经营模式组织了起来。而五大经济区经过商邦的全国性贸易活动而交织在一起，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最终形成。
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为何明代的商品经济和商邦组织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成近代的资本主义呢？归根到底，其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皇权专制和儒家思想，以及两者相结合而产生的科层制封建官僚制度。
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过的要在一个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一定要把政治秩序的统治基础放在文化资本上，而一定不能放在土地资源上。换言之，统治者绝不能依靠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封建土地贵族来建立起政治秩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诸侯割据、分封建制。
统治者要建立稳固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只能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然后把朝政和地方治理两个层面的政治权利，通过科举考试信托给接受过同一套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士人知识分子。而这些士人之所以能获取权利，不在于自己能否控制多少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在于皇权的信托代理。而各级的士人官僚反过来又对皇权负有信托责任。
换句话说，士人当官获取政治权利，并不依赖于自己本身的实力，而依赖于皇权的授权。然而，皇家能给予就能随时收回。因此，士人官僚的权力地位，其实只是皇权投射在乌纱帽上的虚幻倒影，是极其不稳固的。所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这种脆弱不稳定性的文学写照。
于是，士人官僚对皇权产生了根本性的人身依附，而大一统的封建皇权本身也就稳固了。因此，通过建立郡县制及其相应的科层制官僚体系，依靠科举考试这个“旋转门”网罗士人知识精英成为皇权的政治代理人，去充实官僚体系治理郡县及总理中央朝政就成为明朝以及清朝政治秩序的主轴，而科举考试所依靠的文化资源，正是根植于封建农业自然经济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显然不是宗教，也很难说是一种高明的哲学，它没有多么高深的逻辑思维，有的只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的表层伦理学。儒家思想的价值内核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封建家长制。它的思维层次只能触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把家庭内部血缘关系和治理逻辑通过假想的方式，虚幻的投射到社会公共生活当中去。
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从常识判断就会觉得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学显得不是那么太靠谱。然而，儒家这一套不是太靠谱的政治伦理学，却是极其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构筑其专制权利。因为经过儒家伦理主义这个滤镜的过滤，公共政治竟然变成了家族事务的一种外化。
家族中的家长制，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可以轻易的在公共政治领域外化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皇上成了“君父”，官僚成了“父母官”，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于是官僚对皇帝、人民对官府也都持有孝敬父母这一条正途好走，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由此从思想上驱使士人官僚对君主，百姓对官僚心甘情愿的无条件服从，这是多么的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有效降低其统治成本。
对于儒家思想所背书支持的东方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以及《中国革命》、《欧洲革命》等文章中多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说，中国的皇帝通常被尊称为全国的君父，而官僚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这种家长制的权力是这个广大的国家及其的各部分之间唯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不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欧洲与中国远隔万水千山，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来过近代中国。然而他对于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却有着一种一针见血的洞察力。
在这种社会逻辑和政治秩序之下，资本、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它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乃是独立法人的资本。资本积累乃是独立法人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产权的制度性保障。而在一个封建家长制主宰的社会里，百姓的财产，甚至身家性命都悬在统治者的一念之间，予取予求，也就更加谈不到什么资本积累了。
百姓为了获取起码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保障，只能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在身；有了功名，才能见官不拜，才能打官司不挨板子，才能理直气壮的去找官家理论公共意见，才能免除强制的劳役等等。一句话，只有考取功名，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地位，才能获得起码的产权保障，而考不上科举的人，只有投献到考取功名的士人以及势要权豪的门下，才能搭上便车享受一定程度的产权保障。
如果不投献，那就只有倾全族之力，在自己家族中培养出一个读书人去考取功名，以获取政治权利和产权保障。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绝非只是一句玩世不恭的俚语，而是旧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从现实生活当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
这也就是说，在旧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只有与文化资本、政治权力资本相结合，成为后者的奴仆，成为官商，才能获得起码的产权保障，也才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资本积累本身，而是为了博取更多的经济筹码在这个以科举制为主轴的资本、土地、文化、权利四要素互相转化的旋转门体制当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其结果就绝不可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对封建主义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是封建家长制的得力助手和帮凶。
在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结构中，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而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被支配地位。封建官僚士大夫利用商来实现权力寻租变现。而封建商人则依靠官来获取贸易特权，以此在商场中获胜。
要知道，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资源通过禁榷制度，也就是官家垄断专卖制度，几乎全都掌握在官家手里。举凡盐、铁、茶、药材、香料等经济作物均由国家专营，尤其是明清海禁，利润最为丰厚的海外贸易同样垄断在官家手中。谁能拿到为官家买办生意的经商特权，谁就能赚到大钱。比如赫赫有名的广东十三行等等。
这样的商人商帮，无论在物质财富上多么富有，他都不会产生独立的阶级意识，都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而只能成为封建商人。他们经商的意义，要么是为了满足他们所投靠的政治主子的穷奢极欲，以换取贸易特权和产权保护。要么是为了投资族中子弟考科举当官，好给自己安排个政治保护伞。
比如在明代后期，晋商中势力最大的蒲州张氏、王氏家族，就是以家族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通过科举考试旋转门，形成官商结盟的典型代表。蒲州张氏的掌门人张四维是整个家族官商结合的权力核心。蒲州张氏就发迹于九边开州贸易，因为蒲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离河东盐厂非常近，守支最容易，因此张家也就因严致富。
张四维本人致力于儒家经学，于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1553年考中了进士。在万历三年（1575年），做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之后，张四维一度还接任过内阁首辅。张四维入世之后，张氏家族继续经商，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三弟张四教都是非常成功的大盐商。
张氏家族还与同乡的王室结为姻亲。王氏家族的权力核心乃是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王崇古于嘉靖二十年，也就是1540年考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宣大总督、陕西总督等要职。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凳州的学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他的父亲王瑶从事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其实也就是参与了朝廷食盐换粮食的开中贸易。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兄长王崇义、从弟王崇勋、姐夫沈廷珍以及外甥沈江都是当时的大盐商。张王两大家族还与当朝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弟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
可以说，蒲州张氏王氏的张四维、王崇古，就是晋商集团在朝廷里的政治代表。在隆庆五年，也就是1571年2月，王崇古给隆庆皇帝写了一道奏章名叫《确议封贡事宜疏》，力主与塞北草原停止战争冲突，而开展互市贸易。正是王崇古、张思维代表的晋商利益集团促成“隆庆议和”，结束了中原与塞北草原之间的长期战争，实现了通商互市。这才令晋商集团近水楼台先得月，重新接入陆上丝绸之路，这才使得晋商崛起成为天下第一大商帮。
在明清时期，商业资本与文化权力资本相结合的网络又岂止是晋商，又岂止是蒲州王氏、张氏家族。商人们通过培养、资助、贷款、贿赂等方式，投资于官僚阶层及其后备军士人知识分子集团，以换取产权保护。同时，官僚士人们也积极帮助商人偷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等，这种官商合作的标准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制度行为。
根据两淮盐法志·科举志》的记载，明代两淮地区共考中进士137名以及举人286名，其中原籍徽州、陕西、山西就占到了总数的70%以上。而这些世人基本都是徽商、秦商、晋商的族中子弟，而商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江南地区，自是不甘为人后。明清两朝科举总共出了51000名进士，其中江南商人家庭出身者就有7800余人，竟然占到明清两朝五百多年全国进士总数的15%。
这些得到了商人风险投资的士人知识分子一旦入仕当官后，自然是投桃报敌，成为商人利益在朝中的代言人。在他们的政治运作下，终有明一朝，商税一直是比较低的。朝廷的商业税收只占到了农业税的15%，而大明晚期繁盛一时的海外贸易每年仅仅为国库贡献41万两白银的税收收入。
这一点乍看起来非常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代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似乎比同期的西方国家更有效率，以至于明朝商人只需按照可能是古今中外最低水平的税率去交纳商业税就行了。可实际上，咱们翻过头去看，朝廷从商业尤其是利润最为丰厚的海外贸易当中所能获得的税收收入竟然少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
从朝廷的角度去看，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毕竟农业才是主要税源，自然也就更加没有动力去为海上贸易的华商提供武装保护了。毕竟建设海军远洋作战，乃是一件相当烧钱的事业，而为了区区每年41万两的税收收入属实是人间不值的。
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的大航海时代，这一点将对明代商人的海外利益造成最为致命的打击。明代官商集团目光短浅和缺乏战略思维的危害之深，都是令人非常诧异的。更糟糕的是，官商结盟并不是一种稳定、长期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由于官僚的权力来自于皇权的代理，因此，官僚的权力地位通常是极其不稳定的。
所谓“君子之责，无事而展”，而官僚的宦海沉浮更加充满了戏剧性，每一场政治变动都会导致官场人事更迭。随着官僚权力版图的快速转化，必然由于原有权力版图的分化，导致财富分配立刻也随之变化，命运的齿轮随着权力的游戏而迅速的转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其间的盛衰交替，乃是寻常之事。
“君不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倾忽间便又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里的这首判词，正是传统封建中国之官商结合产权保障制度的一种生动的文学写照。
这种命运的无常和人们宿命般的无力感，使得消极无为的老庄思想和四大皆空的佛学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想底色，试图以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求得一点心理上的慰藉。那么由此可知，依赖于皇权而存在的官僚权利，它只是皇权在乌纱帽上的投影，而依赖于官僚权利而存在的商业资本，只是官僚权利在商场中的投影。
由此在开中法食盐换粮食的跨期交易当中的交易双方，它并不是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主体，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原则的真正的市场交易。盐引上并没有注明兑付的期限，表面上实行见票即付的原则。但实际上，官家滥发盐引造成报中商人实际上难以支取到食盐，甚至存在商人守支三代还未取到食盐的情况。朝廷的信用败坏致此，而商人们对此毫无办法。
在现代制度经济学看来，国家遵守国债的可信偿付承诺，被认为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之所在。通过可信承诺的国债偿付制度，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实现了稳定可预期的长期利益共同体，形成持续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这正是西方最先进化出资本主义，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而在我们明代中国，尽管存在盐引这种特殊形式的国债，却绝不存在什么可信偿付承诺。一旦是官家违约，商人没有任何法律、政治甚或是暴力手段，强制要求官家履行其偿付承诺。于是在明代中国的法统之内，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可以称之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明清商业资本通过科举考试这道旋转门，与政治权利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官商结构在每一宗具体个案当中都具有高度脆弱性和流动性。与此同时，在总体上又趋于紧密牢不可破。与官僚结盟对某个具体的商业家族而言，有利于其增强产权受保护的程度，有利于其财富的稳定和增值。
但也正是因为商人财富的安全与扩张取决于是否与官僚政治权利相结合，取决于此种结合的亲密程度，这就使得相互激烈争夺官僚政治资源的商业家族之间彼此心存芥蒂、勾心斗角，纷争不已。
总而言之，明清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财富增值了，而是官僚们所代理的政治权利。本身在科举考试旋转门内外徘徊的明清商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形成一个独立的、团结的、稳定的、战斗的、有自我意识的阶级，他们已经融化进了封建社会结构的分子式当中，分解成为无数个互相割裂的原子，依赖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安排，彻底丧失了阶级自觉性和能动性，绝无可能独立进化成资产阶级，也就更加不可能采取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去推动制度变迁了。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就在这权力旋转门齿轮碾压的铁幕之下，竟然在封建王朝最不起眼的沿海边陲，在那无尽的山川和海岸线之间，野蛮生长出了明代中国自己的田园野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有一个生猛而草莽的名字—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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