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社区教育的观念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传入中国。但在实践中，直到2016年6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文件出台，社区教育才在全国迎来了大爆发。文件对社区教育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都给出了清晰规定。
尽管如此，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在很多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也陷入了困境。其核心集中于两点，一是政府的顶层设计不明确，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不完善，二是基层人才和师资不足，流动性强，缺乏可持续性。针对当下发展，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结合金牛社区教育的经验，金牛社区教育学院院长杨学富提出了构建“高质量社区教育体系”的思路。以下观点仅供参考。
金牛区社区教育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已经呈现美好态势，逐步向更高质量迈进。图为金泉运动公园
本刊记者：现在除了提社区教育，还有终身教育、家庭教育、老年教育等，他们之间有交叉，有时也使用混乱，从实践角度，我们如何来理解它们的关系呢？
杨学富：现代社区教育的概念主要发源于美国，是以社区学院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可以说，社区学院是载体，终身教育是内容。包括大学预备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及继续教育、补救性教育和社区教育等。大量的移民和失业者都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新起点。我们建立社区教育学院，也主要借鉴了这一点。
但在我们的实践中，又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比如2015年提出的，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所以我们终身教育的目的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它是一种教育服务体系。那么，除了现在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学历教育体系（这是狭义的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就成为终身教育的主要载体。
一个人只要不是在单位（或企业），或学校，他就回到了社区，回到了家庭。社区教育自然就要涵盖全年龄段的内容。而关于家庭教育，早期教育和老年教育，目前主要是归口管理不同，所以常混在一起表达，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社区教育，当然也是终身教育。
所以，我们讲的社区教育，它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兼具教育和社会属性，既姓“教”，也姓“社”。
本刊记者：对比历史也很有意思。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除了科举，就是社区教育。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出乡，只在本乡本土接受教育。现代化之后，要工业化市场化，学校教育被单独提出了。社区教育逐渐被边缘化，但社区教育实际是传统教育的核心所在。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变化呢？
杨学富：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生活还是有街坊邻居的，放了学真正有社区的生活，所谓群居生活，熟人社会。现在是关门闭户，对面人不相识，小孩在小区玩一下是比较短暂的，基本没有社区的朋友。所以，我们重提社区教育，很想构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社会，把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还是任重道远的。
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拆迁安置社区，都是四五个村社并在一起，加上外来务工人口、流动人口，怎么融合，进行社区治理，就要通过社区教育来实现。
在实践中我们就发现，虽然现在中青年人很难参与，但是抓住一老一小，只要他们有交流，其实问题就解决大半了。老人对社区是最熟悉的，小孩是最容易成为朋友的。比如我们做“儿童友善社区”项目，一个创举就是“小手牵大手”春游活动。农村孩子教城市孩子认胡豆、豌豆，城市孩子教农村孩子玩魔方、打游戏。孩子是很容易融合起来的。
我们说建设学习型社会，人人都爱读书，提高居民综合素养，这是大目标。说小一些，就是社区和谐。比如两个孩子发生矛盾，熟人的解决和陌生人就不一样。社区教育如果能让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学习，相互认识，这样社会就有共同的情感纽带，对社区营造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做家庭教育，口号就是“建老百姓家门口有温度的家庭教育服务圈”；做早教，就是“建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普惠早教服务圈”，都在家门口，形成朋友圈。
杨院长表示，金牛区要建立一个老百姓家门口有温度的家庭教育服务圈，一个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普惠早教服务圈。图为妇联主办，社区承办的“最美家庭”分享会
本刊记者：您原来长期是在中小学做老师、校长，这段经历对您现在做社区教育有何影响？是否能更有效地建立一种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融合教育机制。
杨学富：原来不论在哪类学校，都是阶段性人群，服务对象是有限的。而社区教育是服务全员、全龄，因此站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最大的改变。但社区教育是新生事物，难度要大得多。
现代学校教育已经成体系，人力物力财力配置都比较充分，但社区教育还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比如，学校教育上有教育局，下有家长支持。但社区教育不能光靠教育局，必须对区域内的资源进行整合。做早教，没有卫健委参与是不行的。老年教育原本即是民政局的职能，他们长期做医养教结合，有非常多资源。还有老协，我们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就让这个过程有了保障。推动过程中，大家发现社区教育对自己工作有帮助，就会配合更加密切。比如我们和妇联合作做家庭教育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一种误区，就是认为只有教育部门主管的教育才是教育。但社区教育实际上全社会都在做。因为评示范区不是评教育局，而是评政府。所以，我们说社区教育是大教育，首先要更新观念，整合资源，创新机制。
以老年大学为例，现在的老年教育多种多样，有民政局、老干局在办，还有社会机构举办。金牛区做的尝试就是由教育部门主管，社区教育学院主办，其他部门支持。这在全国还是一个新尝试。那么如何整合观念，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我们提出了“银龄学，金牛道”品牌。
“银龄学”当然指老年教育，但为什么说“金牛道”呢。这是金牛区独特的人文符号。道，首先是道路，金牛道在历史上是蜀国通往中原的道路。我们要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向外学习。第二层意义，要有融合的路径。社区教育学院是主流渠道、示范渠道，目的是专业化发展，但覆盖率是有限的；必须依靠社区教育的三级网络；发挥行业部门的优势，建立特色渠道，比如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他们提供的学习资源是非常有特色的；还要发挥社会组织、线上教育的补充渠道。一共五个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资源供给体系。
那么，相对于学校，社区也是学校的一个补充渠道，比如我们原来学校教育存在的“5+2=0”现象，现在“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假期托管，都需要得到社区的支持，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终身学习的生态。
图为早教学院正在户外进行早教咨询服务活动
本刊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构建“高质量社区教育体系”，结合金牛区的实践，我们如何理解？
杨学富：我们前面说“看天气，接地气”。简单说就要看整体国家教育发展的趋势，如何与社区老百姓具体的需求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当然也包括社区教育。而且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越是细分人群需求，对专业和质量的要求就越高。
比如我们学院刚成立时，主要是开设通识课程，后来细分人群，逐渐发展二级学院。而到了社区一级就更明显，比如做家庭教育，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简单的通识课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我们做了“2+3花语讲堂”，3个家长交流经验，2个专家点评，现在效果很好。
所以我们说，高质量，就是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从“有没有”变为“好不好”，既要吃饱，还要吃好。
本刊记者：那当下社区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呢？有哪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杨学富：我们主要从顶层设计和基层组织两个层面说。
在顶层设计上，首先，我们现在只有社区教育相关法律规定，还没有专项法律。所以很多时候是硬性规定少，执行措施不够具体。我们已经有专家在呼吁相关立法了。
其次，政策保障还缺乏硬性要求和制度规范。从全国范围看，社区教育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现状。比如成都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全国应该是非常有力度了，但仍需进一步强化。我们认为，高质量社区教育体系还应进一步细化服务不同学习者的运行机制。社区教育覆盖全龄段人群，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专业性的服务，发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作用。
第三，资源整合机制尚不明确或不完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经费保障。因为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并没有硬性规定，如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要求社区教育经费人均不低于2元。但事实上，社区教育经费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政府也不可能大包大揽，我们还要探索建立“政府兜底保运转、市场参与促发展、学习者分担显公平”的常态化保障机制，才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相应地，在基层组织上，人才问题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现在的社区，工作人员流动非常频繁。以成都的社区教育学院管理层为例，2014年开始参与工作的20人，现在已有一半退休或转岗。街道和社区更不用说了。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了综合素养不够，管理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一年时间，工作都没熟悉就走了，怎么做工作呢。所以我们都还要不断地学习，去摸索解决问题。
陈伟副院长有句话说，有为才有位。我们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主动作为，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以创促改，促发展。只要争取来了的政策，就要固化为制度，形成长效机制，为后来发展铺路。
比如我们创建示范区时，把创建内容纳入考核机制的举措就对后来工作形成了有效推动。再比如我们现在品牌发展策略，就是尽可能利用品牌影响一个区域一群人，积少成多，最终发动群众的力量，形成燎原之势。当然，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是初心，也是夙愿。
“银龄学，金牛道”是金牛区社区教育学院针对老年教育打造的特色品牌，以“接地气”的方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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