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孔子形象。不止于老师，可能还是人们在追寻人生价值的道路上最不自觉的坐标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一生不遇，政治抱负完全落空，却不愿做隐士。他赞同学生曾点的教育方法：“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教育中，他慢慢把自己“隐藏”起来。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了：他就隐藏在《论语》里，隐藏在《春秋》里，隐藏在数千年的礼乐风景之中。
写作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趣味在于表达自我，“我思故我在”，文字也是“我”存在的一种形式。孔子却述而不作，晚年只是删定诗书，教教学生，甚至不想说话，一点也没有借由写作建立“名山事业”的念头。
早年的夫子，周游列国，不可一日无君，惶惶然又是为何？这其间的秘密，他只对最心爱的弟子颜渊语焉不详地提及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
孔子一生不遇，政治抱负完全落空，却不愿做隐士，在最无奈的时候，也只是发发牢骚，“乘桴浮于海”。不得志于庙堂，又不愿隐于山林，孔子到底要“藏”在何处呢？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了：夫子隐藏在《论语》里，隐藏在《春秋》里，隐藏在数千年的礼乐风景之中。
晚年的孔子如此平和，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对文献的裁剪之中，他看到历史的天平在向自己倾斜。鲁国的政治不可收拾，列国的纷争也毫无止息的迹象，人们渐渐习惯了篡逆、谋杀、非礼之事，孔子为之叹息，但在心底，觉得这些眼前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他从时代的前台走下来，三千弟子却奔向了乱世的列国，如火种，在文明的灰烬中燃起。
如孔子一般的人，还有秦末的黄石公。面对时代的残破，帝王的暴虐，他没有出来匡正，也没有束手旁观，而是看中了一位谦逊有礼的后生，循循诱导之，之后，飘然远引，不知所终。
不知所终的又何止黄石公？西出函谷的老子，神秘的纵横家鬼谷子，留下《黄帝内经》的无名作者……他们微笑着离开，没有眷恋，没有遗憾，只留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模糊身影，让后人痴痴怅望。
这是道家的身影。曾向老子问学的孔子，自然深谙道家学问。他的“藏”，惟有那个看似无用的颜渊懂得。“藏”不是绝望，也不是逃避，而是“无为”中的“有为”，壮怀激烈的情怀隐于恬淡谦退的从容之中。儒家后来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固然不失为一种道德理想，但比起孔子的“行”与“藏”，显然不够圆融，少了些许生机，这是没有悟得“和光同尘”之妙的缘故。道家的高明之处也正在此。
明白这层道理的，后世还有一个苏东坡。他被朝廷贬到天涯海角，在一个不可为的蛮荒之地，注解《尚书》，设帐授徒，教民农桑、医药之事，戴着黎族人的斗笠，与他们交谈、饮酒，深深融入到原本陌生的人群之中。他不再是翰林学士，不再是杭州太守，这里也没有中原的文物衣冠，鲜衣玉食，如果不接受这一困境，他将是一个突兀的存在，无以自解，只能如一般的逐臣那样消沉、寂寥且无助。
东坡的智慧在于，他收敛了一切荣光，不再触目，不再张狂，隐藏在椰林的阴影里，隐藏在茫茫海天的荒旷里。与此同时，一个儒生该做的事情，一件都没有落下，当地的志书在书写东坡往事之时，仍充满感激：“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今日，我们到了海南岛，仍能看到东坡的遗爱，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是的，当正面无法突围，还可以从侧面进入；当一件衣服不合适，还可以试试另一件；当我们不被世界接受，还可以换个方式与之周旋，如珍珠之在蚌中，如明月之在彩云。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吟出这句诗的是湖南的一位教员杨昌济，他是二流的学者，后到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一个冬日的夜晚，在豆腐池胡同寓所，杨昌济对前来拜访的弟子毛润之传授了为人、治学的十字秘诀——“修学储能，先博后渊，坚忍”，弟子谨记在心，遵照奉行，此后中国革命所燃起的熊熊烈火，谁能说和这位面容和蔼、眉目清秀的先生没有关系呢？
早年的杨昌济追随谭嗣同，经历过戊戌变法的腥风血雨，又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转而在教育上改变人心、转移风气，平生弟子数以千计，培养出数株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木”。他的身上何尝没有孔子的影子？
当年四处碰壁的孔子，返回鲁国，内心也一定充满了失败的苦楚。或许正是在此时，他才彻悟了老子的劝诫之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君子得明主则驾车而事，不逢其时，则如蓬转流移而行，可止则止，可藏则藏。好一个“藏”的学问呐！
隐藏起来的孔子，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天命，踏上了该走的道路。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孔子深藏功与名，如一条流入沙漠的暗河，积蓄着冲决而出的力量。这力量涌动了几千年，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即使在狂乱的年代，孔子也依然深深隐藏在中国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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