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曹雪芹满怀激情、呕心沥血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红楼梦》人物系列中性格最复杂亦最难理解的典型形象，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独特、最有魅力的艺术典型。
曹雪芹将贾宝玉置身于一个珠环翠绕、脂浓粉香的有情世界，并冠以“千古情人”、“情痴情种”的头衔，又以“意淫”点化出贾宝玉的“感情”是“古今未有”之情。宝玉的情感是博大而精深的，他的情感指向他身边所有相貌姣好、聪明灵巧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做为人性中真善美的化身，调动了他全部的生命活力，牵引着他的人生杭向，他为这些女孩子付出了包括爱情、友情、同情在内的全部情感。因而说，贾宝玉的女儿观及对女儿的情感是他性格的焦点扣核心，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他的女儿观、女儿之情是全面而深人地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关节点。本文拟对贾宝玉的女儿观、女儿之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 “女清男浊论”产生的根源
贾宝玉的心理有一个“情结”, 就是认为女儿清净，男人浊臭，喜欢女儿的清净，而厌恶男人的浊臭。他在七、八岁上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女清男浊论”，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宝玉以“水”和“泥”作比，把女儿的“清”和男人的“浊”对立起来：从人性论的角度做出了女儿的本质优于男人的规定，以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对女儿的赞美之情。
贾宝玉的“女清男浊论”虽属童稚戏语，其中却也蕴含了社会历史的某种真谛。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社会里，男人们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垄断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并为分享社会利益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由于男人在成长过程中过分追求“身外之物”，在争权夺势中迷失了本性，在沽名钓誉中丧失了天良，因而．他们身上存有太多的伪价值，其生命状态表现为陈腐、僵化的特征，男人世界如一潭污水，他们不仅把社会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弄得一身浊臭。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子，往往在社会生活中被迫充当弱者的角色，她们被男人从社会中隔离出来，圈禁在家庭范围之内。尤其是未出嫁的女儿们，可以算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们深居闺房，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不仅没有参与世务的权力，也绝少涉足世事的机会，因而“能够较少受履行原则所摧残，… … 仍然能够保持她的感受性，也就是说使妇女能够比男人更具有人性。”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到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认为“童心”之所以会“失却”,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女儿们正是由于很少受到社会上的“闻见”“道理”的熏染，大多葆有完整的“童心”，如一股尚未受到污染的泉水，充满了新鲜、流动的生命力；她们纯真的天性和优美的心灵给人以无比“清爽”的感觉。
贾宝玉生活在广泛流行“男尊女卑”论调的社会男，他的“女清男浊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他自身的生活盛受。贾宝玉出生灰“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兄长早逝，身为独苗，且又生得天资聪颖、“神彩飘逸”，加之他衍玉而生的奇特“来历”，受到了以贾母为首的家长们的极端溺爱，被当作凤凰一般宠养着。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更兼“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 “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她们个个聪慧美丽、多才多艺，令宝玉敬慕不已。就是他所接触的丫鬟们如晴雯、袭人、金钏儿、紫鹃、平儿等人，也都各具才貌，或“风流灵巧”，或“温柔和顺”，或机敏能干，她们对他关爱备至，以女儿特有的真擎、温柔的心围绕着他。宝玉从他身边的女孩子们― 不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为奴的丫鬟身上看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在他眼里，女儿世界宛如芝兰之室，洋溢着人情美、才情美、青春美。相反地，贾宝玉在贾府范围内所见到的男子大都令他失望，男人们身上沉淀了太多的丑恶、愚钝、凶残，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已丧失殆尽。男人做为一个整体已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气象，他们虽然把持着宗法社会的统治权，却没有能力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他们尽管压迫着人类的另一半，却掩盖不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全面衰退的事实。
通过在女儿和男人两个世界中体味人生，贾宝玉感悟到：“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把女儿奉为人上之人，与女儿们交好，在女儿身上“留心用意” ，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女清男浊”形成了贾宝玉好女恶男的情感倾向，进而产生了向女背男的行为准则，指导着他的人生选择。也就是说，贾宝玉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厌恶男人的污浊，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与男人世界的分离趋势。他拒绝接受社会和家庭对白己的设针和规范― 在宗法社会中，遵守社会和家庭对个人的设计和规范是一个男子长大成人的必要条件一一不愿进入男人世界而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他甚至对自己主人男子而感到难堪和遗憾，在女儿面前常常自惭形秽，动辄自贬为“浊物”、“浊玉”、“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对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的逃避态度决定了贾宝玉与他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紧张的、不可调和的，劝导、谩骂、答挞等外部力量都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走完“于国于家无望”的一生。
贾宝玉降生在贾家从富贵的峰巅走向没落的途中。在经历了百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以后，贾氏家族已“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进入了它的“末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家长们把宝玉当作“略可望成”的接班人，对他寄予了振兴家族的希望，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材”, 为他指定了一条贵族子弟传统的人生道路：读书、应举、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具体要求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宝玉敏锐地感觉到，这恰恰是一条充满男人浊臭的道路，他便尽力逃避以保全自己的真性。他梦想一个“人迹希逢，一吃尘不到”的清净之地，在那里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可见，贾宝玉分离的决心是坚定的，家长们越是想方设法把他向“正路”上规引，他分离的趋势越是强烈。第五回写警幻仙子曾受贾氏宗祖的鬼魂之托，“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使之浪子回头，不料，宝玉不仅没有听从警幻仙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教导，反而“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以至更深地陷入了“情天情海”的“迷津”, “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更加无情地嘲讽并大胆否定既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归入“钓名沽誉”的“国贼禄电”之流，骂他们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禄蠹”，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圣贤之书”．生宝玉口里被说成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并做出了“焚书”的壮举。“君子杀身以成仁”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最高道德准则，“文死谏，武死战”则被当作封建社会中大丈夫的两大名节加以鼓吹，而贾宝玉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她那是出于“只顾邀名”和由于“疏谋少略”的胡闹。宝玉无意按照“修齐治平”的封建道德模式塑造自己，在他心里，家族观念较为淡薄，面对他的家族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势，他毫不动心，对积极“补天”的贾探春的改革之举不以为然，反劝她“只管安富尊荣才是”。贾宝玉的种种言行与社会规范、家族期望背道而驰，表现出明显的叛逆精神。
弗洛姆说：“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分离意味着失去依靠和保护。贾宝玉从男人世界中分离出来后，带着一颗孤寂的灵魂到处流浪、漂泊，成为一个“富贵闲人”。所幸的是，他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大观园中找到了尚存的一块未被污染的情感圣地，他的灵魂也就找到了精神家园。贾宝玉倾向于女儿世界是他对男人世界深感失望的必然结果。
二 以真善美理想为底蕴的女儿之情
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善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所追求的真善美的内容即是才貌兼备（美）、心灵“清爽”（善），个性自由（真）的人。贾宝玉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就在他被父亲贾政打得卧床不起之时，面对女孩子们的眼泪，心感女孩子们的柔情、他忘记了疼痛，郑重宣告道：“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叮惜。”他把对女儿之爱和赢得女儿之爱置于“一生事业”之上，甘愿为女儿们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生命中的一切，无红无悔。听了宝玉的宣言，我们也就深深地理解了他只愿在女儿堆中“厮混”，喜欢对女儿“作小服低”、“低身下气”；以及他那“爱红的毛病”等等“怪癖”，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那说成是贵族公子的劣根性或空虚无聊的表现，那正是他关怀女儿、爱慕女儿达到无以复加境地的一种折射。贾宝玉把“作养脂粉”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对其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他的理想、兴趣爱好、生活乐趣以及喜乐悲优都是以女儿为中心，女儿之情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并成为他生命的最终目的。有脂评为证：“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 … 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融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在女儿们身上，贾宝玉找到了庄严的人生，美好的人性，只有在女儿世界中，他才能达成他的人生愿望。
在外人看来，贾家是个“诗礼簪缨之族”，最是“富而好礼”，这个“礼”，便是封建的礼教。礼是从人本身分化出来的异化模式，它反过来统治着人本身。在礼教盛行的社会里，礼似一把尚方宝剑，高悬在人性之上，所谓“非礼勿视，非札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一言一行都为礼教所操纵，人的个体欲望受到礼教的无情压制，人的自然天性淹没在僵化的礼教之中，人成了礼教的傀儡，仅仅是礼的体现者。礼教还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来说，礼教是残酷的，它成了“尊者”、“贵者”残害和压迫“卑者”、“贱者”的堂皇借口和不见血腥的屠刀。贾府象维护祖宗的基业一样维护着礼教的统治，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礼的影响，荣宁府内无处不笼罩着礼教的气氛。元春省亲本应是一出骨肉团聚、暂叙天伦的喜剧，脉脉的温情硬是被“君臣大义”搅成一行行硬咽的泪水;一场场欢快的家宴，一搬出整套的繁文缚节便显得索然无味。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尊卑长幼有序的封建秩序;贾宝玉虽然备受封建家长的宠爱，却也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贾母对他的溺爱可以说达到了纵容甚至包庇的地步:她纵容他“淘气憨顽”、“有天无日”地胡闹;原谅他种种“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包庇他逃学、不读书、不务正业，但是，这种溺爱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宝玉的行为可以偏僻乖房，可以顽劣任性，但就是不可以超越“礼”这个度。贾母曾对甄家的四个女管家说过:“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竞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这就证明了，爱是有条件的，而讲礼守礼是无条件的。
贾宝玉天生“重情不重礼”，在礼教辖制下，他的内心里充斥着个性遭禁锢、意志受扼抑的痛苦。在家族中，他是骄子，是“命根子”，是“小祖宗”，他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象一条锁链，将他紧紧地拴缚在贾府的高墙深院之内，宛如一只鸟儿被关在金玉笼中，别说想飞出去，就是稍微扑一扑翅膀，也会立即引来更多的羁绊。他曾经满腹牢骚地对柳湘莲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也不由我使。”池想做而愿意做的却不让池做，他不想做而不愿做的又被迫着去做。他去一趟袭人家里，妥偷偷按漠的：去郊外私祭金钏儿，要瞒上瞒下的。池“赖与士大夫诸男人按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又不得不为之；他不愿读书，也是避之不及。富贵荣华并没有给贾宝玉带来精神上的快乐，难怪他要发出富贵“限人”的感慨。在“锦衣玉食”、“饮甘餍肥”的富贵生活中，贾宝玉强烈地感受着身心不自由、意志不自主的烦恼。他恨不能挣脱一切桎梏，发扬正常的人性，他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任情”地活着。显然，贾宝玉的这种生活理想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他的思想被看作“异端”，他的行为被说成大逆不道，连他整个的人都被说成“疯”、“傻”、“痴”、“呆”。同时，就贾宝玉而言，由于缺乏理念的支撑，他的生活理想流于过分的情绪化，使得他在行动上难以有所表现，顶多，只能在生活小事上玩玩小花样，比如摆个“自斟壶”什么的“别致”一下。
放眼大观园“有情人之天下”，纯洁美好的少女们身受礼教更为深重的压迫，她们更没有自由度和自主权，女儿们的不幸引，泣了贾宝玉的强烈共鸣。他有意把大观园女儿世界营造成一个个性自由、意志自主、平等互爱的理想王国，以买现他的人本主义理想，他明确宣扬“世法平等”、“物不平则鸣”的主张，并首先“从我做起”, 把弘扬个性、尊重人性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入对女儿的爱慕之中，使得他的女儿之情带有“因情忘其尊卑”的特点。在与女儿们的交往过程中，他既不情逼也不情忌，而是抱着以情换情的态度，能够真心尊重他人的情感和个性，听凭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选择。
从贾宝玉所属的阶级来看，唱戏的女孩子是“奴才的奴才”，身份最低贱，地位最卑微，被当作“猫儿狗儿”一样的“顽意”。只有宝玉将爱心输送给她们，尊重她们的意志和感情，还她们以人的尊严。一次，宝玉兴兴头头地去梨香院请龄官唱曲，不想碰了一鼻子灰，但他没有恼怒龄官的违忤，也没有拿出主子的款儿加以逼迫，反而“讪讪的，红了脸”，无言而归。又因被龄官的情有独钟所感动“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 “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怡红院中，贾宝玉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无视封建宗法的等级规定，主动放弃阶级特权，平等待下，以情为出发点，力求建构自由年等的人际关系，使主奴尊卑上下贵贱的界线融化在平等互爱、互相尊重的宽松、自由、舒畅的气氛中。在丫鬟们面前，宝玉不愿摆出主子的成严，表现得“连一点刚性也汉有”，甚至“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他不仅不欺凌作践丫鬟们，而且纵容她们“没上没下”, “无法无天”。他的丫鬟可以“偷懒”，反过来享受他这位“贾府第一公子”的服侍；可以随便排揎他，用硬话“村”他，而不必担心会怜怒他这位“爷”，即使把他气得“浑身乱战”、“黄了脸”，结果还得是他这位作主子的主动向女奴陪不是。宝玉不仅自觉尊重丫鬟们的个性，处处维护她们的权利，而且鼓励她们为“不平”而“鸣”，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她们“各得其情，各达其欲”。（戴震语）他甚至要解放奴婢，打算“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 … 都要回太大全放出去，与各人父母自便。”让她们都获得人身自由。在重礼轻人、礼教钳制人情的贾府及至整个社会里，怡红院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尘世间唯一的一片情之圣地，而“怡红公子”贾宝玉便是“圣之情者”。
但是，应该看到，贾宝玉的女儿之情是直觉的，非理性的，不代表一种郑重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在等级森严的家族中，贾宝玉除了地位优越而外，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任何权力，甚至连一个有体面的奴仆都不如。他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志趣去选择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也不能凭借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婚配对象和朋友，就诊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小丫头的去留等生活小事，都要一概听命于家长的安排。他自己尚且处于被封建象长任意摆布的位置何谈给予奴隶以自由？所以，他的“解放奴隶”的设想，只是在那个病态社会里所产生的一种企图改变女儿命运却无法实现也不能实现的社会空想，是一座比乌托邦还乌托邦的空中楼阁。或许，这仅是他兴之所至的虚言枉语，谁真见他“回”过“太太”？非旦“解放奴隶”是空想，就连“保护奴隶”他都做不到。金训儿因为同宝玉说了一句玩笑话，被王夫人一巴掌打了出去，宝玉竟一溜烟逃离现场，避他的祸去了。抄检大观园后，王夫人亲自督阵将身患重病的晴雯硬给架了出去。面对母亲的盛怒，宝玉一句求情的话都不敢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残酷的一幕，王夫人走后，他才倒在床上号陶大哭：“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尽管他万箭攒心般地痛惜晴雯，但他根本做不出任何于事有补的积极举动。对于此，除了表示原囿和谅解，我们还应看到：贾宝玉的女儿之情的针对性是尖锐的、现实的，而其思想涵盖却是空泛的、超现实的。在现实世界中做着超现实的斗争，这就是贾宝玉软弱性的集中体现
三 “意淫”
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称他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并阐发了一番篇言：“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警幻仙子的倾向性很明确，“意淫”是与“皮肤淫溢”相对立的，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意淫”发乎“痴情”, “好淫”止于色清。然而究竟如何理解“意淫”的内涵，警幻仙子没有做出更为确切的说明，她只把“意淫”解释或“天分中生成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痴情”。按脂砚斋的说法：“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体贴二字，故曰意淫。”按鲁迅的说法，则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综合地说，“意淫”，就是对女儿人格的体贴入微的尊重与同情，对女儿清净洁白人品的赞扬与仰慕，是一份亲密而又高洁的爱心。贾宝玉的“意淫”是脱尽了“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的“饰非掩丑”之矫倩的真情，是扬弃了以蹂躏与占有女性为目的的滥情的纯情，是以关怀体贴尊重同情女儿为内核的柔情，是“淫隐而不俗”、“情淫化一”的痴情，是人性的自然而率真的表现，闪耀着感性美的光华。贾宝玉的“意淫”在古今中外都属罕见，是他获得“今古未有之一人”华冠的资本，是他独特个性的独特表现。
限于历史的条件，曹雪芹不能找出更科学更新鲜的概念来评断他的主人公．只能借用陈旧的字眼儿，杜撰出“意淫”这一词语，为“异样的孩子”命名。是贾宝玉给“意淫”赋予了神奇的新意和奇特的内涵，宝玉的“意淫”具有如下两大特点：
（一）超性别（审美化）
贾宝玉的“意淫”是从性别出发、以“清爽”人性为宗旨的女儿之情，为女儿而不惟女儿，具有“意在花而不为花住，意在花而不，为花私”的美学意境。其“意淫”经历了一个“由色生情，传情人色”的发展过程，它超越了性别的外在性相，达到了与女儿内在品质的探人契合，不仅看到了女儿之美，更感到了女儿之清。在贾宝玉同女儿的超功利的、审美的情感关系中，做为情感主体的宝玉为爱的对象所体现的真善美所征服，他克服了对于对象予以占有与利用的动机，以精神愉悦、心理满足、灵魂慰藉等内心生活为旨归．井把这旨归确定为爱的活动的具体价值。于是，伯的爱的情感就得以提升、醇化，滤尽了世俗的杂质，产生了高尚的情调诗情的色彩，上升到精神审美意义泛的高级层位。相应地，在他的审美观照中，女儿不再是淫欲的对象，而成为审美对象或美的化身，甚至被进位到宗教神灵的地位。作为贾宝玉“衬身”的甄宝玉说过：“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肯、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夭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厂把女儿抬高到超越道家佛国至高无上的教主名位之上，将女儿当作心中的神灵，女儿之情便带有了宗教宗拜的意味。柏拉图指出：“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贾宝玉对女儿的近于崇拜的情感，正是他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崇敬与执着的对象化。
经过审美净化后的女儿之情，脱尽了自然主义情欲，闪动着“忘我无私”的华采，它“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此处，我们可以把“另一个人”作“另一些人”来理解。宝玉的“意淫”恰恰具有了这种“利他”的特点。宝玉不虑自己的“后事”，不为家族前途担忧，只一味在女儿堆中“厮混”，在女儿身上“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痴情”去体贴、关心、帮助她们，以能够和她们接近，替她们分忧解难，在她们面前“稍尽片心”，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宝玉对女儿们的痴情是赤诚而真挚的，有时达到了忘我的境地：玉钏儿手里的汤烫了宝玉的手，他反而问玉钏儿“烫了哪里了？疼不疼？”他自己被“大雨淋得水鸡儿似的”，却只顾提醒龄官：“下雨了，快避雨去罢。”宝玉对女儿们超功利的高洁用心在那个把男性玩弄女性视为天经地义的环境中，就显得“不大合外人的式”，就连见多识广的贾母对他的行为也感到困惑：“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人，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于他们。既细细查成，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又这种难以被常人所理解所接受的事实更进一步证实了宝玉的女儿之情的超乎寻常。
随着女儿之情的升华，贾宝玉的女儿观也得到了深化，在“女洁男浊论”之后，他又提出了“女子三变论”: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加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一番“女子三变论”显然是对“女清男浊论”的修正和发展，他不仅按照自然人性和社会规范的分野将人分作男性和女性，而且根据人世的深浅，将女性分作女人和女儿，结论出“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女儿好，因为她们青春美貌有才智，纯洁无瑕弱小无助；女人坏，因为她们“只一嫁丁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也就是说，女人与世事有染，变得男人化了，学会利用手中的权势欺压女儿了，也就失去了纯真的人性了，就会遭到宝玉的抨击和唾弃。如果情况相反，男子具有“闺阁风度”，女儿化了，则会受到宝玉的青睐。比如他听说北静王水溶是个“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人物，便对他向往已久，及到路遇，一见如故。见了妩媚温柔的蒋玉菡，宝玉心中十分留恋，赠他扇坠，换他汗巾。柳湘莲生性爽侠，无拘无束，放浪天涯，也是个游离于男人世界之外的“真人”，宝玉与他相全，相得，情谊匪浅。贾宝玉初次见到“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的秦钟，就为他那“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的风范所倾倒，“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又起了呆意：“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 … 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一篇呆想，同他对女儿世界的痴想和在女儿面前的自渐自愧心理别无二致。对于具有“女孩儿似的人品”的男子，他就毫不以为“浊臭逼人”了。
贾宝玉对性别划分的模糊性与他对美的崇尚的确定性是密切相关的，人性美才是他追求的第一目标，当然也是他唯一的目标。
（二）“情不情”
按曹雪芹原著，贾宝玉最后随众女儿到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子案前“销号”，在警幻仙子的“情榜”中以“情不情”荣登榜首。所谓“情不情”，脂砚斋解释为“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具有一痴情去体贴”之意。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贾宝玉的“情不情”就是他对女儿们单向式、放射状、全方位的情感。贾宝玉的女儿之情仿佛真如警幻仙子所命名的，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其情感流向是单向的一厢情愿，无须以互爱为前提，也不以物质（广义的）回报为目的。其情感形态是混沌未判的，无论亲疏远近、等级贵贱，无论志趣融洽与否、思想性格是否一致，他都痴痴地钟情于她们，以一片纯情去体贴她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回护她们。尽管宝玉没有明确提出，但他的行为分明表现出在他的情感世界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倾向。
林黛玉因为“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从不对他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与宝玉互为知己，是一对生死不渝的情侣，宝玉对她的爱自不必言。薛宝钗、史湘云曾经对他说过“混帐话”，在思想上是宝玉的“异己”，他也当面给过她们难堪，讥讽冷淡过她们。但做为才貌出众的女孩儿，她们仍然得到了宝玉真挚的关怀与体贴。
脂评:“宝玉之心，凡女子之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宝玉不仅真诚地爱着他的美丽高贵、才华横溢的贵族姐妹，而且深切地关怀着大观园中每一个美貌多情、心智灵慧的被奴役的女儿，对她们寄于了无限的怜惜和关注。在怡红院里，他“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允役”;藕官在大观园中烧纸祭亡友，受到管家老妈子的训斥，宝玉不问缘由替她遮掩过失;彩云受人指使犯了偷窃之罪，宝玉又挺身而出替她背了黑锅。
贾宝玉情感中的成分是多元素的，对于每一个“水作的骨肉”的女孩子，他都以水一样的柔情相待，这就决定了他的情感不会满足于倾注住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身上，即使是林黛玉也不能占住他全部的情感生命空间，除了爱情的占领，贾宝玉情感世界中还有太多的空白，他的痴情必须指向所有的女儿们，这就给宝玉的“情不情”涂上了一层泛爱的色彩，他主观地把每个女孩儿都编入他的“情网”，即使素昧平生的女孩子也会牵动他的情思:城外庄内纺线的二丫头，与宝玉仅一面之缘，宝玉竟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临行时十分留恋。看到袭人家中穿红的女孩子生得实在好，他又发了呆念:“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他只听说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且“才貌具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贾宝玉的这种心态不能受到有效的控制而发展成为倾慕幻情的心理，带上了病态的症状，有时候便以有悖于常理的形式出现。第十九回写宝玉到东府看戏，忽想起有个小书房内挂着一轴美人画，便要去望慰一回。听了刘姥姥胡馅的那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知书识字”的茗玉小姐死后成精的故事，他立即信以为真，特意派了茗烟去找寻茗玉的庙，他深信那位小姐“不是成精，规距这样人是虽死不死的。”以上种种，看似可笑，却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绝代情痴。
另外，人是环境的产物，贾宝玉既然不能超越他的阶级局限，也就不能克服贵族公子所特有的纨袴习气、这神纨袴气有时也渗透在他的女儿之情当中，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与花袭人偷试云雨情，与碧痕的关系也不清不白：见了鸳鸯就“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讨嘴上的胭脂吃，见了金钏儿“就有些恋恋不舍的”，等等。对于此，我们仅说白璧微瑕不损玉质，也就够了。
脂砚斋多次以“体贴”二字评判宝玉的言行，他似乎很喜欢用“体贴”来概括宝玉的女儿之情。宝玉对女儿的体贴是深广而宽泛的，不仅包括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女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如为袭人留奶酪为晴雯留包子等事。也包括他在“非常时刻”替女儿们分忧解难的举动，如“平儿理妆”、“香菱换裙”等事。还包括他对女儿的个性脾气的理解与尊重，林黛玉的孤傲、“目无下尘”在众人眼里被看作“小性儿 ” “爱恼人”，而宝玉最与她“亲密友爱”，认为知已，献给她至贵至坚的爱情，妙玉因为“太高”、“过洁”为世道所不容，被挤出世外，成了“槛外人”，只有宝玉最理解她的洁癖，与她隔“槛”为友。宝玉的“体贴”还包括他对女儿内心疾苦的设身处地的体谅，见了花下划“蔷”的龄官，宝玉心里便升起无限的怜爱。恨不能把她的忧愁“分些过来”。宝玉甚至能够先于本人体谅出女儿们的不幸与苦痛，比如香菱、平儿、袭人等人，她们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并没有自觉，对自身的悲哀比较麻木，她们或者“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或者“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无论她们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她们都不能做出应有的反应，而宝玉却能够从局外人的角度激起当事人应有而没有的感情波澜，领会当事人应该领会而未能领会的意义。在人心险恶、人情冷漠的世道中，宝玉的痴情如同一轮明月，照耀着大观园中女儿们的心灵世界，让她们感受到那怕是微弱的温暖和爱心，享受到那怕是些许的做人的快乐。
四 爱的忧患、爱的烦恼、爱的幻灭
贾宝玉资质甚高，颖悟过人，独具诗心慧眼。他虽然众星捧月般地生活在女儿群中，也曾陶醉于红香绿玉之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意识的强化，他敏锐善感的心灵时常萦绕着悲剧性的预感，内心深处沉积着一段无可名状的忧患意识。首先，人生有限、物是人非的时间概念构成一种巨大的无常感压迫着他，使他随时都能在触景生情中体验到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逆性。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时间是个体存在的过程，也是个体消逝的过程，而人只有体认到个体的暂时性― 必然死亡，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反之，人只要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真实性，也就会把握了人的死亡是个体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听了黛玉的泣血之作《 葬花吟》 ，宝玉先是“点头感叹”，心有所思，当他“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拗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然后，宝玉开始了一段具体而又深入细腻的心理活动：“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贾宝玉在物是人非的泛泛感受中倾注了对存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关切，此时此刻，他不仅仅“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他的眼光已投向更为宽广的人主天地宙视着人生的悲欢兴替．这是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在思考中，他体味到生存形式的暂时性、虚假性和死亡结局的必然性、真实牲，女儿们的“如花美眷”终抵不住‘，似水流年”，女儿们必然在时间里消失，他苦心维护的女儿世界也必将风流云散。带着这种观念展望未来，贾宝玉对女儿们“无可寻觅之时”的将来怀有极大的恐惧感，他最怕的就是女儿们将会“渐渐的都不理我”，渐渐的“散了”。对彼在的未来的恐惧进一步深化，便导致了宝玉对此在的现在也怀有极大的忧虑。他“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怕散”的宝玉把每个女儿的出嫁都看成一个悲剧，不仅是女儿的悲剧，也是他自己的悲剧。
贾宝玉是一个生命力特别活跃、情感特别丰富的人，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诗人气质，他认为“凡夫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他往往以人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去感受世间万物，任何一个小小的契机都可能会触发他的伤感，使他敏锐细致的心灵沉没在“无可如何”的情绪当中。宝玉的生命中充满了无可诉说的悲伤。与此相关联的便是宝玉的心中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虚无感，为了抗拒这种虚无感，他渐渐形成了自己奇特的生死观：活着，他希望女儿们都不死不嫁同他厮守在一起；死后，得众女儿的眼泪，再化灰化烟。这就是他的著名的两段话所表达的意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 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 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必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存时了。”如果说贾宝玉的生存观还含有几分现实的可能性的话，他的死亡观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论，死后化灰化烟还不够，从此再不托生为人，充分表现了他对人生对现实的最彻底的绝望。人对死亡普遍怀有本能的恐俱，而对贾宝玉来说，他对生的痛苦已压倒了对死的恐惧，富贵闲散的贾宝玉该承受着多么沉重的精神痛苦！能够安息在女儿们的爱之中，得女儿们的眼泪掩埋，是宝玉理想中的死亡，是他最大的“造化”，如此死法，多么甜蜜，多么惬意！他差不多在召唤着死神的降临。
宝玉一生对女儿多情、为女儿操心，虽可为“闺阁增光”，但在那个锢情禁性、“以理杀人”（戴震语）的封建礼法统治的社会里，必“见弃于世道”，警幻仙子早就预言宝玉“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眶眦”。在世人眼里，宝玉是个“色鬼淫魔”。他的种种言行被说成是“顽劣憨痴”、“乖僻邪谬”。他的母亲称他“孽根祸胎”，父亲骂他“酒色之徒”、“不肖的孽障”，动辄棍棒相加，气极之时还要拿绳索勒死他。对于世俗的嘲笑与白眼，宝玉可以忍受，甚至父亲的淫威也不能使他屈服，他曾经宣誓般地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然而，宝玉愿为之而死的女儿们并不完全理解他，反而时常误解他、奚落他、冷淡他，将他火热的爱心推入冰冷的孤寂与悲哀之中。
他关切地摸了一下紫鹃的衣服，担心她穿得太单薄了会生病，而对方立即严肃地说：“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宝玉听后，“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进而滴下泪来。
香菱是大观园所有女孩中身世最不幸、命运最悲惨的一个，. 宝玉每每满怀同情地怜惜她“没有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薛蟠）。”一次，宝玉把香菱采的一枝夫妻蕙与自己采的一枝并蒂莲用上绑在一起，以这种奇异的举动表达他对这位簿命女儿的同情与祝福，而香菱见了却笑话宝玉“ 惯会鬼鬼崇崇使人肉麻的事”。薛蟠要娶正妻了，宝玉真心替香菱的未来担扰，而香菱又错以为宝玉轻薄，抢白他说：“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再次令宝玉“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天”，又滴下泪来。一次次的误解与伤害，竟是来自于他真心爱护的女儿们，怎能让他不伤怀落泪，他的泪不是为他所受的委屈而流，而是为他受伤的心和孤寂的魂而流。
爱的误解固然伤心，爱的烦扰尤其伤神。贾宝玉的情爱对象广泛地指向所有“天地钟灵毓秀”的少女，他对众女儿表示了无条件的、泛爱式的痴情，同时也企望得到众女儿的爱，这是一种以一对多的不平衡的女儿之爱，使他陷于“各人有各人的好处”、“不能尽得”的困扰之中，根本经不起外部因素的干扰。本来，他与林妹妹有了“木石前盟”，不想又来了个宝姐姐，兴起“金玉良缘”之说；
在金玉良缘的设计中，宝钗有一个金锁，湘云又有一个金麒麟，这种错综复杂的多角关系，弄得宝玉意乱情迷，常常“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刚刚对林黛玉赌咒发誓表白自己绝无“金玉”之念，可是，一转身看见宝钗雪白的胳膊，又不觉动了艳羡之心，忽又想起金玉一事，就成了“呆雁”。
做为群芳荟萃的大观园中唯一的男性，宝玉俨然一个护花使者，对所有的女孩子他都以爱相待，“昵而敬之，恐拂其意”，这就不能不使他落人“爱博而心劳”的尴尬境地，大观园女儿们的痴嗔爱僧的焦点往往都集中到宝玉身上，他时尔被弄得诚惶诚恐，时尔又被搞得身心疲惫，今儿得罪了这个，明儿又得罪了那个。他同宝钗、湘云玩，黛玉就耍小性“说闲话”；他与黛玉关系近密湘云又表示不满。宝玉替麝月篦了一次头，就惹来晴雯的冷嘲热讽；宝玉对袭人“另眼相待” ，晴雯又酷意大发；丫头小红偶然为宝玉倒了一杯茶，竟遭来秋纹、碧痕的无情奚落。黛玉和湘云，一个敏感多疑，一个口直心快，有时难免发生小儿女间的龃龉，每当这时，宝玉害怕二人心生烦恼，极力从中调停，却往往是调和不成，“反落了两处的贬谤”。博爱之心受挫，他感到心灰意冷：“日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女儿间的纠葛和纷扰“都成了宝玉自己的灾害，他常在这些人的争夺战中被围困、被割裂，不但不能依他的主观获得调解，而且往往把一切的刀锋招集在自己的身上。”即使这样，也摆不脱无穷无尽的纠纷与烦恼。伤心之极，他流着泪说：“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在极度的失落和无可排遣的痛苦之中，宝玉有时救助于虚无的老庄哲学来疗治他不安的灵魂，他曾有感于《南华经》 上“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句，领悟到自身的情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朦胧之中开始印证“多所爱者，当大苦恼”，甚至希望自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爱的忧患，加上爱的烦恼，宝玉成了一个“陷身于女子重围中的孤独者，热闹环境中的寂寞人，他日夜为了无聊空虚而不停地忙乱着，他实在不堪其灵魂的流浪之苦啊！”就在他孤寂、痛苦得难以自拔的时候，他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感热力，于是，“在一般人眼中他表现成一个精神变态的角色”, “他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咕呛的……”“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他犹如一匹踟蹰在人生荒原上的瘦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伴着孤寂的影子，驮负着“独醒者”的痛苦，茫然而又执着地寻觅着自我的归宿。
最令宝玉痛心的是，女儿世界不断受到俗世的站污，变得不似他想象或希望的那样纯净无垢，毕竟，大观园不是世外桃源，它高高的围墙隔不住举世滔滔的浊浪。宝钗、湘云、袭人等人或晓之以理或动之以情，时常劝导他留心仕途经济、会会官场上的人物、学些人情世故，宝玉听了十分反感，指责她们不该说这些“混帐话”，或者干脆当作耳边风，渐渐和她们“生分”了。他无比痛心地叹惜:“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人了国贼禄鬼之流。……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女儿们给予贾宝玉的痛苦实在不比给予他的快乐少，他与女儿们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情丝缕缕牵扯着他痛苦的神经，就是他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也饱含着无尽的辛酸与苦痛，在爱情的历程中，两人在无休止的试探和猜忌中艰难地跋涉，两颗心灵在拨不开的爱的迷雾中互相捕捉，深深地体味着“隔花荫人远天涯近”的无奈。
不论女儿们给他快乐也好，令他悲伤、忧虑也罢，甚至使他失落，但毕竟让他的情感有所寄托，让他的生命有所附丽。大观园是宝玉精神的故乡，生命的土壤。大观园也曾有过群芳争艳、风和日丽的美妙春天，只是，好景不长，俗世的阴云悄悄压顶，“风刀霜剑严相逼”，无情地摧残着大观园女儿世界，“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金钏儿投井、尤三姐刎、尤二姐吞金。及后，封建势力又借“绣春囊”刮起了一股风暴，横扫了大观园有情天下，又造成了司棋、晴雯之死、芳官等人出家，这一桩桩含泪带血的事件，在众人眼里不过是人生之生老病死不测风云的个别再现，哄动一时后，仪被忘却成往事。只有贾宝玉透过平常的生死祸福现象，领会到悲剧的底蕴，独自为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而悲哀。那些纯真、善良、美丽、多情的女孩子被一个个地毁灭，尤其是他最心爱的林妹妹的夭折给记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
爱的幻灭使贾宝玉再次陷入“失乐园”的灾难之中，此次，他决心与整个污蚀的社会彻底决裂，于是，选择了“爱人者败亡的逃路” ！逃到世外去凭吊那“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
结论
纵观贾宝玉一生情感经纬线，一条为：从“女清男浊论”，到“女子三变论”，再到“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一条是：从希望女儿同看着他，守着他，以所有人的眼泪掩埋他，到与几个人活着一处活着，死后一起化灰化烟，再到只愿与林妹妹病在一起、死在一处。这两条线索如同两条航船，遥遥驶向宝玉心中的“美人灯”林黛玉。当林黛玉人死灯灭之时，宝玉的情感航船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其情感之路越走越窄，最终搁浅在无情之地― 遁入空门。发端于“多情”、结束于“不情”，这其间宝玉千曲万折地走完了他的情感生命历程，因情生、因情苦、因情空，贾宝玉不愧为“千古情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