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济天下——狄百瑞教授儒学研究思想述评

◆ ◆ ◆ ◆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 ◆ ◆ ◆

道济天下——狄百瑞教授儒学研究思想述评

整理：杨义成，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狄百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于2017年7月14日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8岁。狄百瑞是儒学和中国思想领域最知名的研究学者之一，对欧美的中国思想与儒家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狄百瑞教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他于194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48年和1951年先后取得该校硕士和博士学位。1948年，他远赴中国燕京大学求学，并曾与钱穆共同学习。钱穆以de Bary的音译，为他取了中文名字“狄培理”。1982年，香港新亚书院翻译出版他著作时，误译为狄百瑞，当时他并不知情，直至2016年才通过台湾唐奖教育基金会正名回狄培理，但狄百瑞一名已经在华文圈长期通用了。

1949年起，狄百瑞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东亚研究。1960年，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系系主任，1969年至1970年担任亚洲学会主席。他的学术成就使他先后在1974年和1999年获选为美国文理学院和美国哲学会院士，并先后获得圣罗伦斯大学、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所获奖项包括美国历史协会的华图莫尔奖、教育出版社联会的费斯本奖、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教师奖、哥伦比亚学院的约翰．杰伊奖、哥伦比亚大学的莱纳．屈林书籍奖和范多伦奖、谭能邦纪念奖、汉密尔顿奖（两届）以及三等旭日章等。

狄百瑞教授一生出版专著三十多部，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983）、《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East Asian Civilizations：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1988）、《为己之学》（Learning for One's Self，1991）、《亚洲价值与人权》（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1998）、《高贵与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2004）等。他最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是主张儒学并非现代化的障碍，反而是东亚的文化资本。他认为不能仅以西方观点看待世界文明的发展，儒家传统也同样具有活力，值得全世界学习；不同文化传统间需要进行沟通对话。

不同于20世纪贬抑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主流声音，狄百瑞在早年出版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中认为，中国存在丰富的“自由”传统，尤其是明代理学重视保留“自由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种价值。历史上众多儒家“君子”以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反抗滥用政治权力，明末的黄宗羲正代表着这种自由主义特质的新综合。儒家传统是保守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相互交织，教条地把儒学视为守旧和专制的代表是一种误解，这一思想贯穿了狄百瑞的研究历程。

狄百瑞由西方研究者视角出发，探索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互通之处。他发现，儒家君子和斥责以色列诸王的伯来先知在人格上具有一定契合。君子和先知都是以个体身份直接感悟至上精神（“上天”或“上帝”）；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竭力在人间构建理想秩序；而人间的实际政治和生活秩序总是背离至上的旨意，因此君子和先知都承担着社会警诫的作用，不断徒劳而严厉地谴责和呼吁矫正现存秩序。而真正的儒家君子就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君子和帝王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主题，君子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会角色。再如，儒家强调的“礼”（rites）与西方的“权利”（rights）概念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是文明的规范，只是前者与人性的情感联系较为紧密，而后者更具有法律色彩。“礼”是“和”的基础和儒家的主旋律，对人际关系或政治行为的和谐发展都有莫大助益。儒学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微妙契合，开启了儒家和其他文化、宗教沟通甚至转化的可能性。尽管西方自由主义与新儒家学说的自由价值之间存在重大分析，但可以通过对话加以调和。

狄百瑞着重批判了以下说法：认为中国人历史传统上习惯于受束缚，缺乏人权概念。他认为，这种论调可以引申出两种危险的看法，即人权不适合于西方传统以外的人，亦或中国人是愚昧无知、需要西方传播人权福音的。狄百瑞认为，设想儒家传统天生就是保守，这在学术上是不恰当的。

通过对宋明儒学新发展的具体研究，狄百瑞强化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儒学不应该被当作一种保守、泥古不化的思想学说。宋代儒家实际上倾向于改革和更新。更新观念是新儒学全部学说的基石，“新”的概念在宋代被频繁使用，使得儒家经典的再诠释具有了新的批判精神。新儒学的卓越代表朱熹创造了一种较为持久的哲学，引导人们将精力导向成为圣人或高尚人物的目标。为此这种新哲学强调自我更新和自我涵养，特别是个人在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自我发展。朱熹最大的成绩就是形成了他的“为己之学”，即如何界定和对待自我，将自我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朱熹的全部理论系统和思想方法可以看作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他认为认识自我和理解人类本性是一切努力的关键（“明明德”）。狄百瑞认为：“朱熹调和自我与公众哲学的尝试，也许应被看作‘后现代’的思考。”

在为传统儒家正名的基础上，狄百瑞分析和阐明了今日儒学的价值，这一点长期受西方的文化偏见影响遭到忽视。例如，他指出，《论语》具有普适性，切合人们共有的恒久不变的核心价值。以《论语》为代表，儒学最大的特点是将理想人格解释为日常生活规范的一种自然发展。在孔子看来，实现理想人格、成为君子的方法十分个性化，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化传统。儒家的修养过程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强调人际互动的过程和对他人的仁爱精神。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修身、反省和自我纠正出发构建世界观。在文化开放主义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关于我们的责任的儒家观点”。我们需要类似儒家的“全新的关于地球的地方观念”：“它是从自我克服和自我约束开始的，并且提出了以下一些向题：我们不应该做哪些事，我们应该放弃哪些选择，以及为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同代人和后代的幸福，我们应该接受哪些限制，否则他们就会由于我们使地球污染、资源耗竭、遗传紊乱等等的罪孽而蒙受苦难。”狄百瑞充分肯定了儒学经典的当代价值，他提出，儒家经典应该成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应该向全世界推广的至少有《论语》、《孟子》、《荀子》，还要加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研读这些经典有助于人们理解自身的意义，这是儒家对于全球教育的贡献。

除了以上研究，狄百瑞还编写了《中国传统资料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本书翻译和解释了大量中国传统经典文献，将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令许多学生和研究者受益，影响广泛，多次再版。

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到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严酷挑战。作为传统中国思想内核的儒学颇受池鱼之殃，一度遭到全面否定。狄百瑞这位西方儒学泰斗，一生孜孜不倦围绕中国思想和儒学进行探索，始终坚持不懈地挑战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他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突破了以往认为儒家保守、落后的传统观点，剖析了儒学中的“自由”内核，辩证地指出儒家思想是保守与自由相互交织。狄百瑞以清晰的思路展现其研究成果，引导思想界重新审视儒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他为当代儒学和中国思想研究做出卓越贡献，堪称美国大儒。2016年6月20日，狄百瑞因在儒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第二届唐奖“汉学奖”。作为美国新儒学研究的引路人，狄百瑞教授将永久为世人所铭记。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联络员小探

xiaotanxiaosuo

转载 | 合作 | 咨询 | 建议

长按扫码加好友

END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探索与争鸣》

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联系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