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我的印象里，北京的庆叔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二爷一样，是一个矮矮的秃顶老人。但是他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却使他和口音很重的家乡人迥然有别。他像是一个早晨擎着蒙蓝布的鸟笼子到红墙之下遛鸟儿的北京闲人，举止态度之间有一种基本上看不出是有样学样学来的首都“气质”。这种气质一度使从来都是匍匐在土地上汗流浃背的家人在别扭之余，最终也还是感到了宽容的必要，觉着他以这样的出身到那样的环境里工作生活，不易，学一些这类使自己转变成京城中人的样子，无可厚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待人接物真地就变得和那样的京城人一样了，一样到不怎么认自己还在家乡的亲人的程度了。
每次回到家乡都听到关于他的议论，我也试图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觉着他未必就不能暗通款曲，偷偷地和父母兄妹们保持相对合理的联系。对于家人的求助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终究还是对他的了解太少，只能想象，只能通过去北京找过他的人的只言片语来想象，不能落实，不能完全进入其自身的处境之中去。
事实上，他自从十几岁到北京参加纺织社后，就很少再回到家乡了。那个纺织社是公私合营的时代里从私人小作坊合并成的国营企业，里面收容了不少庆叔这样的乡村年轻工人。
家乡的纺织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发达，孩子们长到一定岁数，早早地就会去纺织作坊里当童工。这样的经历使庆叔在刚刚解放的时候就以熟练工的身份被招了工，招到了北京。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同龄人被招到了天津。这几乎是家乡那一带在后来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里事先就走出了土地，到大城市工作的必由之路、幸运之路。当时被招到哪里工作都是偶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谁也不知道未来北京户口比天津户口金贵，天津户口又比保定户口金贵，保定户口比家乡户口金贵，城市户口比乡下户口金贵。
庆叔到北京工作的纺织社，也承担了一些社会性的安置任务，比如改造妓女的任务，为了让她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就安排她们到纺织社当工人了，成了庆叔的同事。
这些同事所奉行的底层逻辑之中，比妓女下贱的是穷人，穷人之下是乡下老赶。庆叔很不幸就属于最被看不起的乡下老赶之列无疑。这些妓女被改造的结果只是不能再公开营业，她们以及她们周围的底层社会的观念和做派则分明影响乃至“改造”了庆叔这样的年轻人。
从二爷二奶和其他的表叔表婶嘴里听到的都是庆叔如何被她的媳妇钳制，完全不讲亲情，任凭媳妇对乡下去的人公然拉着脸冷言冷语、摔盆砸碗打孩子甚至直接指桑骂槐，让人无法驻足，不得不落荒而逃，哪怕是经过他家门口也不便再去的事情。
除了愤怒地指责和无奈的唉声叹气之外，大家都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庆叔的本意，都是他那个媳妇的坏导致的。当年那个乡村出身的淳朴孩子，那个穿着二奶奶一针一线缝补的衣服和鞋袜走出黄土累累的盐碱地的孩子，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不敢公开表达对自己亲人的亲情的人了呢！
那时候庆叔偶尔回老家需要在保定倒车，火车票很难买到当天的，就要到我家借宿。家里招待他，他就坐在矮矮的小板凳上守着同样矮矮的地桌，喝着酒用京腔说着话。
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和妹妹以及母亲是不能坐在桌边吃饭的，要分开另吃，分开另吃的饭菜要差一些。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到了那样的年纪：饭菜差一些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坐到桌边了，因为对谈话的内容不太感兴趣，还不如另外吃了省事。
所以比较深刻的印象就只有一个：我父亲，也就是他的表弟（在家乡的称呼里，不管比自己父亲岁数大小一律叫“叔”，这个“叔”的发音是“收”，而不是叔）的口音很重的家乡话一点也勾不起他的家乡口音了。他的北京口音改得非常坚决，我常常想如果他急了的时候，他愤怒的时候，他痛苦的时候，会不会喊出家乡话来呢？
因为我那时候很小，没有记住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记住些他在工厂里如何干活的话。纺织是体力活儿，既要体力又要一定的技术，是熟练工，就那么两下子，会了、熟了，没有什么。一天天重复就行了。他喝得脸红起来以后，话就变得有那么一点挥洒自如的味道了。
可能是因为吃住都在我家的缘故，也可能是我们都有城市户口，虽然保定户口、保定口音远不及北京户口、北京口音那么价值大，但在别人家里也不好怎么表现明确的歧视，所以他的言语态度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地域歧视这种东西往往要在本地才有效，到了外地就不太能兴起来了。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他穿的布鞋已经非常陈旧，没穿袜子的光脚在大脚趾的位置上顶出来很多。他拎着的人造革包上有白色的北京站钟楼和候车室图案，头顶上仅有的一点点头发飞飞着，吸引着人一再注意他光亮的头顶。那就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是我们一生中只有一次的交集。
他像二爷，据说二爷也像我爷爷。我爷爷在我父亲八岁的时候就不在了。二爷实际上是被父亲作为自己的父亲来对待的。二爷家的孩子也就都和亲兄弟姐妹一样，走得很近。包括这位庆哥。家乡话说发庆的音，听起来是“情”，这样叫“情”哥的时候，我听着就有点怪，想笑又抑制住了，慢慢也就对这个发音习以为常了。
要说“情”叔他和自己家乡的家人完全拒绝往来其实也是不准确的，那些偶尔有过的经过保定往返家乡和北京的旅途说明他至少在那个年代里还是没有做绝的。
父亲后来跟我说，你庆叔在家乡的时候有外号叫作木头大人，就是木讷无言，从来都不多说一句话。一辈子苦拉苦拽，更不会多花一分钱，有那样的媳妇管制着，就更是把这两个传统发扬光大了起来。
由此我一向以为庆叔的北京话的纯正和对家乡人的冷淡都是因为他在当地娶的媳妇使然。直到最近疫情防控放开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各自都戴着口罩一起散步的时候，父亲又说起来才知道，其实庆叔娶的媳妇是新城县的，和庆叔一样也是乡下来的，都在那个纺织社当工人，俩人的北京话都是后来自学成才。
而俩人由口音的改变而终于获得京城中人的身份之后，便将京城底层社会里看不起乡下老赶的歧视态度（他们自己当初当然一定是这种歧视态度的受害者）变本加厉地使了出来。这种变本加厉之中透着一种要努力择清自己的出身的不懈努力，就是不能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一点点自己有乡下亲戚的事实，不让乡下老赶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哪怕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爹妈。
庆叔庆婶作为扎根京城的第一代付出了这样不无残酷的代价之后，终于培养出来了几个出生在北京、没有任何乡下痕迹的后代。他们虽然大致上依然是在底层社会中做工、当服务员，却已经有了名正言顺不容置疑的北京人的身份。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都拥有自以为天然“高人一等”的地域性符号。外地人再有钱、再有文化也依旧是外地人，他们再穷再没有权再没有文化，也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见官大一级，见人高一等。
庆叔庆婶当时如果九泉之下有知的话，大可以狠狠地欣慰一番了，终于摆脱掉阴魂不散的乡下人身份了。即便是在今天，在一度有所增益的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再次远离这块皇朝传统的土地的时候，我的那些表哥表姐及其后代们，大致上一定还是可以维持这样由第一辈儿的庆叔庆婶“艰苦”创业留下的优越感的。当然我这是猜测，因为我与他们从未谋面。
这其中有一个悖论是，杜绝了一切乡下老赶亲戚之后，他们实际上也就丧失了对比的参照，自己就会再次因为有权没权、有钱没钱而沦为他人歧视的对象。解决之道是靠着回忆和想象，在关于家乡老赶亲戚的回忆中产生优越感，在对普天之下有无数乡下老赶的想象中产生高人一等的坚定愉快。
这种皇权时代的和后来的治理机制上的城乡差别导致的事实上的人分三六九等，其半官方或者说是民间的划分标准仅仅是户口所在地和口音归属。口音和户口，生生地就能在庆叔庆婶这样的人身上产生如此与亲爹亲娘亲兄弟老死不相往来的悲剧，如今总结起来很简单，对于当事人来说，便都已经是一生的代价了。
乡下的家人亲戚就只因为出生地和户口所在地的原因，居然就被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人给拒之门外，非必要不相见。这是多大的不自信，这是多么沉重的自私，这是多么为别人的眼光而活的懦弱自戕啊！
庆叔庆婶当年做出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和他们家人的一生。这当然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更是生存环境中带有相当必然性的潮流使然。
文明的光芒什么时候才能普遍照耀到类似这些幽暗扭曲的心灵之中的问题，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无解的。它有赖于个人的努力，更有赖于社会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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