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这趟本地始发的列车，几乎是周末学生回家的“专列”，乘客的平均年龄应该在25岁以下。其标志在轻盈的体验和稠密的头发、圆润的面孔之外，是很多学生都推着一个大箱子，与此同时，另一个极端是还有一些学生几乎是空着手什么也不拿。
推着一个大箱子是旅行时尚，什么也不拿空着手也是旅行时尚。前者是新兴的，后者则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这两种格式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成年人正常的旅行状态，尤其是定期地短途旅行状态所经常有的。
箱子很大，举不到行李架上，就放在走廊上，放在两两相对窄窄的座椅之间，影响了别人，才会有人出主意，让放到座位下面。如果不是有经验，单凭视觉判断，看起来很厚很大的箱子应该是放不进去的。但是试了试，居然就能放进去。放进去了，对给她出主意的人也没有什么感谢的话，赶紧就坐正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相信下次就应该知道直接放到椅子下面了。
如果逐一打开那些滑轮顺滑的尺寸顶格的大箱子，会发现绝大部分箱子里面除了待洗的衣服之外，少有他物。这些衣服固然可以装在双肩背里，但双肩背时时刻刻都勒着肩膀，而大箱子是可以在候车的时候坐上去的，是可以推着箱子顺滑流畅地行走在火车站大大的广场上的，没有了这样自己认定的众目睽睽地受瞩目的好感觉，旅行包括生活也就少了青春的张力。这接近于这个年龄段一种集体的默认，集体的时尚默认。
至于什么行李也不拿，那是各个时代都很好理解的一种对轻松的一味追求。当一个人未来负荷上工作、家庭、孩子之后，这样双手空空的旅行一般来说就很难再轻易实现了，这是青少年时期末尾的“懒惰”，一种对撒手不管一切的第一段人生的最后依恋。
学生多的车厢里，换座频繁发生。一对恋人为了坐在一起让别人坐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连被换了座位的那一位也这么认为。这也是同龄人、同一代人之间的一种默契，好像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尽管之前不认识，可一点儿也不妨碍在饭厅里、在图书馆里、在教室里、在操场上互相平等地打个招呼、寻求一点对方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过有的人也是单独一个人，没有恋人、没有同伴，可也不愿意坐三人座中间的座位，让已经坐在靠走廊上的人去坐他中间的位置，就被拒绝了。不管拒绝不拒绝，事后大家都相安无事。这是这一代学生们的普遍理性，很多事情都能相对客观地看待，并不掺杂太多情绪。多少年之后，他们上了岁数应该也不会像上几代人那样为这类事情反复计较甚至大动干戈了吧。在人际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可能是更理性也更科学了。
经过发车伊始的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很快大家就都安静了下来。除了身高马大的男女列车员和列车长走过来走过去地用检测仪扫描行李架上稀疏的行李、验身份证之外，再没有说话声。
听到列车员随身携带的对讲机里有另一个车厢的列车员的声音：这儿有一个6开头的身份证，是汉族，登记吗？
不登记，汉族不登记。
同样是其他地方的对讲机终端立刻就给出了这样明确的回答。
此后便是长时间的安静，只有列车运行的声音，有节奏地贯穿着整个运行着的车厢空间，这种节奏以自己从始至终的同一性，完全覆盖并且引领了环境气氛，好像每个人都是这宏大节奏上的一个音符、一个附着物，只有时时刻刻跟着节奏向前、向前，才能抵达自己要去的地方。
没有人说话，没有手机声音外放，大家都不吭声地刷着手机、看着窗外或者是闭着眼睡觉。开车以后半个小时已经抵达了第一站，再过一个多小时的第二站、两个小时的第三站或者四个小时的第三站，他们将分别回到有父母、有家人等候着的家。将大箱子里的衣服一股脑都扔到洗衣机里，说不想吃，坐到餐桌前却又胃口大开地吃着饭，说起这一周学校里的情况：自己吃了什么，用了什么，老师如何了，同学又如何了。他们是即将出飞儿还没有完全出飞儿的雏鸟，处在即将走向社会、走向真正独立的成人之前的最后模拟阶段。人类幼崽漫长的成长史在较好的家庭养护条件之下会自动将这种成长再延长一些，从而为他们的未来社会站位留出更多的选择。
这个阶段没有绝对的标准，长短因人而异，质变的契机可能是恋爱（通过对另一个人类个体从未有过的深入认识而认识社会）也可能是择业（通过对包括明规则、潜规则在内的于自己毫无感情的社会运转机制，来认识社会），但是大致上都会在从上大学开始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也就是说现在这节车厢里这些周末回家的大孩子大多数都已经踏到了成年的门槛上，行为方式上基本上已经成人化，不再没来由地勾肩搭背、嘻嘻哈哈，但行为举止之间还有孩子的影子，有肩负生活的重压的成年人经常没有的轻松和快乐，乃至是轻飘与宽容。
两个女学生隔着过道悄声说着话，越说越投机，干脆就将各自的口罩都摘了，露出红扑扑的脸来。旁边脸色苍白戴着大耳机穿着浅色大衣的男学生则对她们近在眼前的热闹置若罔闻，一味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世界很乱，战火不熄，就业很难，至少是暂时都和自己无关。保持着一个运行节奏的火车在黑暗的大地上穿行，偶尔有灯火，偶尔有光明，进入更其黑暗的黑暗也还是不能奈我几何。不想不看，没有意识到那茫茫中的一切，只以自己的节拍前行，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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