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里的镇江人

“窑洞对”是这样一段历史：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断地挑起内战，竭力维护独裁统治。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

当时的民主人士如黄炎培等心急如焚，为了促成国共合作，避免内战再起，1945年6月6日，黄炎培与冷遹等七人致电毛泽东与周恩来，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期盼。

收到电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即以他们个人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邀请黄炎培、冷遹等七人赴延安访问。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一行乘机离重庆到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刘伯承等领导人的迎接。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商谈国是，又参观了农场、学校，，尽可能详尽地了解延安，了解解放区。延安的访问，让黄炎培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与光明前途。

在延安访问的第四天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与冷遹到家中作客，在窑洞里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会见中，黄炎培在看到中国希望的同时，与毛泽东进行了震古烁今的“周期率”对话。对话提醒共产党千万别权力刚到手，腐败跟着来，导致“惰性发作，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出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与黄炎培、冷遹在延安窑洞关于“周期率”的对话，是一部治国安邦的传世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就是“窑洞对”的故事，故事里和黄炎培先生一起到主席的窑洞里谈话的，是镇江人冷遹先生，他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

1945年7月，毛泽东（右一）和周恩来（左一）等欢迎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右二）、冷遹（右五）等人。

在延安冷遹等民主人士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餐。

1882年6月22日，冷遹出生在镇江丹徒县黄墟镇。

家境不裕的他，6岁丧母，有3个哥哥，一家人全靠大哥开的一爿杂货店维持。大哥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到了13岁那年，经人介绍，到宝应县城一家钱庄当学徒。旧社会的学徒地位很低，因不堪折磨，没到满师他就愤而辞归，在大哥店中协助料理店务。

20岁那年，他得知安庆武备学堂招收学员，于是约了几个好兄弟一起报考，结果都被录取。

在安庆武备学堂学习的时候，当时革命党人有个秘密团体叫“岳王会”，是常恒芳、柏文蔚发起的，也发展了冷遹进群。1905年毕业后，他被分发到南京新军第九镇当队官。赵声、林之夏、柏文蔚等革命党人也在这支军队里，赵声还是他同乡，顺理成章发展他进了同盟会。

加入同盟会的冷遹在宣传革命思想，从事反清活动的时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秋，冷遹被解除军职。

这时，恰逢当年安庆武备学堂监督顾忠琛担任了安徽新军混成旅协统，于是冷遹等人去投奔安徽新军，被顾忠琛当做自己人，冷遹还被任命为管带。

1908年，湖北新军与南洋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冷遹就策划“岳王会”利用太湖秋操的机会，发动一场新军起义，冷遹为总指挥。

起义策划得不严密，走漏了风声，两江总督端方立即下令，调冷遹到南京任转运局提调，冷遹到南京，就被捕入狱。在遭受酷刑审讯后，他始终咬牙不招，所以迟迟不能定罪，经过多方营救，终于获释。

1910年，赵声在香港组织新军起义，冷遹婚后才8天，只身赴港和赵声会合。

这时，同盟会成员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歧委托，延览新军人才，由北京取道香港回广西，遇到冷御秋，两人一见如故。王孝缜邀冷遹同入广西，这样，冷遹又成为广西革命最初发动者之一。

冷遹在广西任陆军小学提调。当时，李宗仁、白崇禧正在这座学校读书，是他的学生。他创办《南风报》，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介绍进步学生加入同盟会。

第二年，4月27日，黄兴、赵声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冷遹遥相呼应，不过黄花岗起义败得太快，赵声逃亡香港，冷遹还没起义就成了“嫌疑犯”，但他十分镇定，与清政府周旋。

武昌起义终于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广西新军改称民军，冷遹任民军混成协统领，率民军援鄂，进至孝感，南北议和已开始。

奉临时政府陆军命令，广西民军遂移师南京，编入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其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冷遹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大总统孙中山授予冷遹中将军衔。

1912年，柏文蔚继任都督职，冷遹改任第九师长驻军徐州，腾出营房，办工厂，为贫民解除生计困难，受到陆军部的明令嘉奖。7月中旬，袁世凯对南方诸省用兵，北洋军从山东向徐州进犯，第九师由徐州向山东反击，占领韩庄，北洋军向兖州退走。

7月下旬，北洋军得到张勋辫子军的支援，再向第九师进犯，第九师全力抵御，终因后援不继，寡不敌众，退出柳泉，放弃徐州。

7月29日南京失守，冷遹流亡日本。

1915年2月，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冷遹身在日本，心系祖国，他与林虎、熊林武、张孝准、耿毅、章梓、程子秸、陈强、龚振鹏、程潜、李根源等在日本发表联名通电，通电称：“世事日非，大局益殆，西望祖国，弥深忧思……”。

同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开恢复帝制，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军起义，冷遹立即从日本回国，投入护国讨袁运动。

第二年5月岑春煊、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举兵讨袁，冷遹任都司令部参谋处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冷遹致电徐树铮，敦促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组织合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

但段祺瑞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冷遹随即投入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东宣誓就职，成立军政府，冷遹受命任军政府总参议，并内政副部长，后代理部长。颇为孙中山所器重。

在任总参议时，某军阀见冷遹一人在军，未携夫人同行，为笼络冷遹，以美色相诱。一次送来两个小妾，被冷遹退了回去。第二次以伺候冷遹为名，又送来两个小婢女，又被冷遹退了回去。当时一般小军阀都是三妻四妾，而冷遹身为总参议（武官之首），竟拒绝纳妾，一时传为佳话。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

1921年，冷遹从广州回到镇江，专心致志为地方服务。他协助地方办医院，办孤儿教养院，办女子职业中学和蚕业指导所，培养小学教师和蚕业指导人才，组织镇江县塘工委员会，帮助农民开塘筑坝，蓄水灌溉，发展生产。

1928年春，冷遹代表镇江黄墟地方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暨江苏省农矿所合作，兴办农村改进事业，以他的故乡黄墟镇为中心，就近划入12个自然村，作为农村改进试验区。一方面设立示范农场，指导栽桑养蚕，提倡植树造林，推广优良种子，推行新式农具，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千方百计，帮助农民走生产致富的道路。同时又与镇江县教育局合作，将镇江县立师范学校迁黄墟，改名黄墟乡师，积极开展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树人树木，兼筹并顾，为桑梓造福。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冷遹在黄墟成立了一个青年励志团，组织农村知识青年进行时事教育和定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抗战时期，青年励志团团员联合民众学校毕业的学生组织地下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抵抗敌伪侵扰。

1945年7月，黄炎培、冷遹同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人不畏险阻，从重庆飞延安，商谈国事。

这次商谈共5天，在延安除观光之外，有3个半天忙于正式谈话，其中毛泽东约黄炎培和冷遹个别谈话一次。

黄炎培谈了延安考察的感想后，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日记》里，提到这次谈话是毛主席和黄炎培、冷遹一起的个别谈话：“7月4日（星期三），与御秋（冷遹的字）二人与毛泽东长谈，反对主观主义、正统主义。”

所谈到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正统主义，说明毛泽东对于冷遹是与黄炎培一样重视。

延安行中的冷遹（左一）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

延安归来之后，冷遹经常称赞延安的社会是个理想的社会，他说：“延安人民都勤劳朴实、体格健壮，那里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公务员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都由公家配给，待遇没有很大差别，那里个个劳动，人人安居乐业”。

7月14日，冷遹与黄炎培、江问渔在重庆联名发表声明，不参加关于国民大会的讨论，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12月16日，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民主建国会37位理事，19位监事。冷遹名列监事之中。

3天后，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等4人被推选为常务监事，4位常务监事中，冷遹位于第一，因为他资格最老。

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冷遹作为民建界别参加会议，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升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同年10月至1950年2月，在上海民建扩大临工委阶段，冷遹担任常务委员。1951年1月，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