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王扬帆：【​我的父亲】（散文）

本期编辑：南友锋

我的父亲

文/王扬帆

人说父爱如山，这话一点不假；我说父爱无声，这话也绝对是真的。

父亲在时，不管身在何处，心忧与喜，也无论逆境或顺境，总感觉身有所栖，心有所寄，情有所系，一切便都有了主张，遇事总想跟父亲说说，不管好事坏事，就算什么忙也帮不上，不愉快的事跟父亲说了，便觉得这也不算是什么事了，高兴的事跟父亲一说，内心那小得意，能屁颠屁颠地高兴好一阵子。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套话，确也是事实。

我的父亲、伯父先后离开我们十来年了，之前无事我老爱写一些不像样的小文四处炫耀，实在幼稚可笑，父亲离世后就想动笔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只是一拖再拖，迟迟未能付诸行动，内心很是纠结，觉得写出来太心酸，又显得有些丢人现眼，再一想，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也就释然了；后来伯父去世了，同样也萌生了想写一写伯父的想法，时至今日也束之高阁了！我曾想写“我的父亲”或“我的伯父”，甚至还想着写“新疆行伯父情”，无论写哪一篇都有断章取义之嫌，加之沉重的心情凝结难开，厚重的情感交织难分，终因笔塞思滞而搁浅。

其实，不是我不想写，也不是无素材可用，而是不想轻易触碰或打开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结，父亲和伯父我都无法单独来写，写谁都不知如何下笔，也显得肤浅单薄，内容无法割舍，怎么开头又如何结尾？中间写些啥？内心很矛盾，我深知父亲、伯父兄弟俩手足情深，命运紧密相连却又相差悬殊，如真要动笔来写，这些情节我该如何处理、又该怎样兼顾？抓耳挠腮一番，终不知从哪入手好？这事就一直在我心里珍藏了十来年，本想一直尘封下去，又怕孩儿忘了出处，思前想后，今提笔启封，就如同剖开胸腔看心跳，痛的是我呀！

爷爷读过一些书，听说从不干农活，1980年爷爷去世了，那时我6岁印象较模糊，只记得爷爷拄拐杖，留着长胡子，在爷爷辈里排行最大，晚辈们都叫大爹或大爷，我奶奶去世的早，应该是1948年走的，之前我问过大姑，说奶奶去世时我父亲才8岁，满姑当时也只有两岁多，伯父比我父亲大6岁，生于1934年，在父辈里排行第三，侄辈们都亲切地叫他三爹，我父亲排行第六，生于1940年，我有四个姑姑，其中有两个都比父亲要小，还有一个大姐姐，当时也是一大家子人。

我父亲11岁那年，伯父正好17岁于陕西军区安康军分区教导大队自愿参加革命，即1951年10月在安康军分区教导大队三中队学习，1951年底至1954年初在安康镇坪二区人民武装部任助理员、团区宣传委员；1954至1959年先后在西安高陵城关供销社、张桥供销社任组导员，后又到高陵政治业余学校任政治教员、团学校机关支部书记，高陵供销社巡回教员等职；1959年9月至1963年8月在新疆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1963年9月伯父被分配到新疆戈壁大漠克拉玛依市，在独山子地区一重点中学新疆独山子中学任教，后成为高中语文高级教师，在三尺讲台挥洒青春、播种桃李，默默从事着祖国的教育事业直至终身。

也就是从1951年伯父参加革命工作开始，父亲和伯父从此分开，兄弟俩的命运就注定截然不同，伯父刻苦求学最终扎根边疆，从此踏上了人生坦途，创出了一片新天地，伯父的孩子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各自奋斗出了美好的前程。正是从那时起， 11岁的父亲从伯父手里接过了承担家庭的重担，父亲一下子没有了哥哥的庇护，也没有了娘，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着爷爷和姑姑，在生产队里起早贪黑的挣工分换口粮，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与此同时伯父在外节衣缩食，几十年如一日支援家里。

父亲身材矮小，人瘦力薄且驼背，身高约1.6米的样子，体重不足100斤，应该与小时候的超强劳动有关，父亲常常说，他11岁在生产队干活时，因人小个矮，担粪时粪桶系（竹做的）太高因身高不够挑不着，父亲就用绳子系在粪桶上挑，还未成年的父亲，过早长年累月的从事农耕劳作，身高发育严重受限，个子就没能长高。从小就在生产队里摸爬滚打，也练就了父亲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无论是犁田打耙、耕地播种，还是翻地育苗、锄草收割，样样精通娴熟。

后来父亲有了我们几个孩子，农村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田地分到户，自己耕种，交足国家的公粮任务，余粮归自己所有，父亲就靠家里分得的一些薄地，无论酷暑严冬，还是烈日寒风，也不管是天晴下雨，还是清晨黄昏，父亲总在田间地头精耕细作，一辈子也未曾出过远门见过世面，长年累月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父亲身材瘦小，但却铁骨铮铮，不足100斤体重的身体，支撑着农耕生产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是拼尽了全力，父亲日常的生活也极其简单，不曾休息也从不讲究吃穿，素色布衣常蔽体，粗粮淡饭日果腹，对我们几个孩子却非常疼爱，甚至有些溺爱，从不让我们干重体力活，当然我们也会主动帮父亲分担劳动，如上山砍柴什么的，地里的农活父亲都只让我们打打下手、做一些辅助性的轻活，脏活累活都是父亲独自一人承担，辛苦劳累地把我们养大成人，期间所付出的艰辛不是我苍白文字、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

农村的活是没有轻松和空闲的，除了夏秋季节的抢收忙种外，平时的田间管理也是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总之晴天有晴天的活，下雨有下雨的事，忙碌中还要抽时间完成公社每年分配的劳役任务，投入到当地政府的桥路修补以及国家三线建设工程，俗称义务工。稍有空闲，不是割草积粪、准备农具，就是打米磨面筹备生活物资，来回都是重担在肩，上坡下岭的绝没有轻松可言，每逢夏收结束，父亲还得抽时间到公社粮站交运公粮，因住在山里，这些都需要父亲肩挑一百多斤的重担徒步走六七里的路，再者就是砍柴担粪，开荒垦地，砌坎修田，成天在地里为我们扒食，布满老茧的双手常常是指曲掌裂很是心酸。

父亲视土地为生命，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活来源，因此父亲种地就格外仔细、认真，翻地总要翻得很深，土块一定要敲打得比较碎小才放心，耕种的土地一定要弄得很平整，地里的小石子一定要亲手一个个的捡出来，锄草一定要除得干干净净，田边地角从不放弃，在父亲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多产粮食。是呀！瘠薄的土地养育着全家六口人，繁重的体力活全靠父亲一个人劳动，父亲只能每日天刚蒙蒙亮就下地干活，天完全黑了才肯收工回家，长年累月在地里不停的辛苦劳作，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耕田种地是靠天吃饭，遇上干旱或雨闹年成，投入的子种肥料和人力付出全都打了水漂，这可是全家的口粮啊！辛辛苦苦的付出到头来落得个两手空空，愁容满面的父亲也只能望地兴叹！

记得小时候我家住的是危房，在一夏季的雨夜，左边一间房子轰然坍塌，灰尘四起，当时我们幸好在右边房间的床上嘻闹，才保全了性命，父亲赶紧救出我们，当晚就寄宿在邻居家，父亲则连夜抢出一些生活用品，坛罐桌椅等损毁了不少，第二天就搬家到王家大院子，租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里，否则就真到了风餐露宿的地步了。

为了建房，父亲用力最多，也额外耗费了不少钱财，使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我家那时更是三易其基，甚至厚土换薄地，来来回回的择地选址，几经周折，最终还是选在老屋原址新建，备料筹划，伐木采石，抬石下基，立门行墙，安檩上梁，烧瓦盖顶，粗木重石的，那一项不是重体力活，真是夏天烈日晒脊梁，汗水浸衣衫；冬日北风摧脸颊，双手握冰霜，那时我们都还小，既不能替父亲分忧，又不能搭手帮忙，全靠父亲单薄的体力支撑，既焦心又劳命伤财，把父亲折腾得无可奈何，真累得直不起腰来。

这建房的艰难困苦和劳神费力，不是以一己之力所能为的，期间得到了沈坝大姑家四位兄长的倾力支援，大姑和父亲的感情最深，两家相距不远，姐弟俩常常相互关照，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凡是有需要出力帮忙的活，大姑总是让善群、善新、善智、善平哥上来帮忙，建房尤其如此，没少让这几位表哥出力帮助，同时还有族亲中的叔父和兄长们的鼎力相助，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部分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好在有大爹（显荣）、五大（显华）的热心关照和出谋划策，才使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在此我一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听五大五娘说，父亲临终前躺在安康医院的病床上，流着泪和五大五娘说：“我这一辈子实在太苦了！”是的，父亲哪里享过一天福？真是劳苦终生，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内心隐隐作痛，以致后来在路上看到身材瘦小，衣着朴素的老人，总要脉脉含情的驻足凝视一番，仿佛那就是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苦难我真不忍详述，下面我也只好依据事实，聊聊父亲和伯父几十年间相互感恩的兄弟情谊，以及伯父对我们家的帮助，遵循父亲、伯父一贯谦虚、低调行事之作风，试着略述一二，来记录父亲和伯父这一生中，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伯父对父亲的关照，旨在让孩子们知道他的祖辈曾经生活的那个年代，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以及那些值得感恩铭记的往事。

说实话，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中，我小时候最早知道的地方就是新疆，是从父母和亲人们的聊天中隐隐约约知道伯父在新疆，初步印象就是新疆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第一次见到伯父应该是在80年代初，我大概八九岁上二三年级，伯父是教师，每次回来都是夏天，那一年的暑假，父亲听人说伯父回来了，让我和弟弟到沈坝大姑家接伯父，只见伯父个子较高，至少有1.75米以上，人较瘦留着中分发型，我和弟弟见到三爹都非常拘谨，怯生生的不敢说话，三爹则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当时和我们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大热天的我们兄弟俩穿着旧解放鞋，在姑家吃过中午饭，伯父就带我们在沈坝的供销社给我们兄弟俩各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应该是第一次穿凉鞋，别提有多高兴，回家走路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了鞋。

伯父特别重感情，总是牵挂着老家的亲人，每年都要给家里的亲人们写几封信，不管是我家还是姑姑家，几十年来从不间断，我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学，自然也就不识字，爷爷健在时，伯父给家里写信很正常，爷爷去世后，伯父又明明知道父亲不识字，每年的信还是照写不误，可见伯父对父亲的情深意重，每次收到伯父的来信，父亲总是找大爹念给他听，后来我们陆续上学了，就能吞吞吐吐的念信给父亲听了，再后来我就能歪歪扭扭地学着给伯父写回信，可以说我的小学作文是从写信开始的。

伯父的来信多是问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今年有没有干旱雨涝？地里的庄稼收成如何？家里的粮食够不够吃等等？同样，伯父来信也及时告诉他在外面的情况，比如单位分到大房子了，宽敞明亮，家里新装了程控电话了，拨拨数字就能打通，来信屡屡告诉一些喜人的好消息，哥姐们谁考上了名牌大学了，谁又获得了大学奖学金了，谁又保送研究生了等等，谁参加工作了，谁谈女朋友了，准备结婚了什么的，每每听到这些，父亲总是满脸的兴奋，每次高兴得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取得的成就一样。

伯父有一次来信，还专门谈到了关于他给自己孩子取名子的趣事，伯父说，我（显高）自己的名字显得有点“高”，给孩子们的名字就要尽量取得低调一些，于是给哥姐取名分别为“愚”、“鲁”、“钝”、“騃”，伯父说，这些字都是别人取名认为不好的或者看不上眼的字，伯父反其道而用之。毋庸置疑，从哥姐的情智、为人处世，以及各自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本人名字恰恰相反，这恐怕是学中文的伯父把中国文字在孩子们身上深透、独到的运用了！而相反，我父亲(显贵)一生的命运都与自己的名字相背道而驰。

伯父的重情不仅体现在书信上，而是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在践行着，每隔三五年，伯父就会回老家一趟，他要看看他的岳父大人，看看他的姐姐、弟弟和妹妹，每次都会在我家小住几天，这样伯父才放心，好像也才能安心，尤其对我的父亲，伯父最是放心不下，当然关照也最多，因为伯父离家时，我父亲实在太小了，受的苦自不必说，以致在后来的岁月里伯父时时挂念和资助，每次回来伯父都要帮父亲下地干活，锄草施肥，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单说每次回家就很不容易，花钱不说，来回折腾人还得受罪，新疆到陕西，路途几千公里，在上世纪末，那时还没有动车、高铁，火车也还没有提速，坐的全是绿皮火车，车厢里也没有空调，哐当哐当慢悠悠的行驶，吃不好睡不香，来回光在路上就得一个多星期时间的颠簸，旅途的劳累疲惫可想而知，想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人愿意去受这样的罪，何况是一位老人？伯父却乐此不疲，可见伯父心中的大爱，无非是想多陪陪、多见见他的亲人！自己受这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伯父和父亲一样，都是多子的家庭，我们相互之间年龄相差都不大，个个嗷嗷待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困难，物资匮乏，每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伯父依靠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养育自己的家人，还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接济我们，每到年关，总能收到伯父从新疆寄来的汇款单，或多或少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也正是有伯父寄来的这些钱，我们姐弟几个每年正月初一准能穿上新衣服，还能稍微置办一些简单的年货，可以说小时候对伯父的记忆是从过年开始的。

其实伯父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还总惦记着父亲的日子过的更苦，这里写两个小插曲。有一次伯父与我们闲聊，说哥姐还小的时候，家里买了几个白面馒头，应该是数量不多，可能平时家里生活也差，买来了馒头就觉得是美味佳肴，其中一位哥就偷偷的藏了一个，不知是藏忘了地方，还是担心伯父知道后挨骂而不敢吃，后来在家里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发霉的馒头，这事伯父内心也很心酸，觉得亏待了孩子，可见当时生活的拮据。有一年过年前我家收到了一张伯父从新疆寄来的汇款单，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张金额相同的汇款单，我们以为是伯父弄错了，还写信询问，后来得知，第二张付款单是伯父瞒着家人偷偷寄来的，这发霉的馒头和重复寄来的汇款单，诠释了伯父当时生活的艰难和对父亲的倾囊相助，伯父总想着，父亲养着我们4个孩子，在农村依靠土地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更不容易。

父亲向来少言寡语，不善言辞，遇事只做不说，每逢伯父回来总是满心欢喜，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应该在读初中了，伯父回来在我们家玩了一段时间，就打算从我们家到大姑家，再到蒲溪禹哥外爷家玩，最后准备返回新疆，伯父从我们家离开约一个星期左右，父亲让我到蒲溪禹哥外爷家再接伯父回来玩一段时间，两地相距约60来里，那时还不通公路，我步行好几小时来到禹哥外爷家，正好郭舅妈在家，我说我来接三爹上我家玩，郭舅妈说你三爹前两天刚走，我扑了个空，这也是父亲对伯父最直接、最朴实的爱了。父亲没有什么经济条件可以回报伯父，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伯父的回敬，后来伯父也回来过几次，我在外务工，未能谋面，印象不深。

要说我真正和伯父熟悉，聊得最多的还是2009年，这一年春夏之交我父亲不幸离世，伯父是在我父亲去世约一星期后回来的，从新疆坐飞机到西安，騃哥从西安包车陪同直抵王家湾，伯父当时已是75岁高龄了，内心及其悲痛，父亲比伯父小反而先走一步，伯父深知父亲苦了一辈子，从没享过什么福，不禁令人伤感连连，同时我们姐弟几个失去了父亲，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内心全无主张，伯父就对我们关爱有加，陪伴了我们一些日子，谁也没料到这是伯父最后一次和我们相聚的温馨时光。

这段时间伯父和我谈了许多知心的话，伯父对我说起他当年离家和我父亲告别时的情景，奶奶去世的早，爷爷又不做事，伯父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家里种地砍柴照顾着年幼的弟弟妹妹，一次偶然的机遇，伯父争取到了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当时伯父心里也很纠结，看着一家老小去还是不去？伯父把当时只有11岁，矮小瘦弱的父亲叫到跟前，试探性地对父亲说：“你让不让我走？”父亲回答说：“你走吧！家里有我。”说到这里伯父内心明显凝重，他知道父亲虽然答应了，毕竟才11岁呀！受苦是明摆着的，不去就失去了机会，都窝在家里又怎么办呢？伯父接着语重心长的对我说，正是当年父亲没有阻止自己外出，让他走出了大山，也成就了他和他孩子们的今天，伯父说如果当年父亲不让自己走，那自己也就真没法走，现在肯定也和我们一样，依然还住在农村，孩子们也不可能有条件考上大学，甚至过得还不如我们，当然这是伯父的自谦话，以哥姐的聪明才智，相信无论在哪都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伯父这次和我聊了很多话题，包括家族中的过往兴衰、荣辱变迁，以及那个年代非人的苦难生活，让我很是受教，聊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伯父自己孩子们的一些事情，一下子突然觉得伯父原来是这么的亲近，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当时正值暑假，禹哥的儿子王琰高考结束，后伯父得知长孙王琰考入了北大，高兴得喜形于色，满脸笑容的对我说，他给王琰准备了5万块钱，等鲁哥、騃哥、钝姐的孩子将来考上了大学，他同样每人都给5万元，这是伯父当年和我说的第一个计划，我听着很是羡慕，觉得这是一笔好大数目的钱。

伯父很谦虚，不居功自傲，从来不说他是如何如何培养孩子们上学的。哥姐们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伯父说是他自己的运气好，孩子们出生逢时，赶上了好时代，伯父说如果他的孩子早几年出生，上大学靠推荐，在讲阶级论成分的年代，又是地主成分家庭的孩子，根不正苗不红是没有资格上大学的；如果再晚出生几年，上大学需自费，家里孩子又多根本就上不起大学，你看看压根和伯父就没什么关系？纯属机缘巧合，生逢其时，是时代的功劳，政策好的结果，多谦虚呀！

谈到孩子们，伯父总是乐呵呵的，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每次回家只是对最亲近的人说说，其他人如有人问起，伯父仅礼貌式的回答，说孩子们只是有工作罢了，饿不着！从不对外张扬孩子们的成就。

禹哥在新疆一建行当领导，说他成天很忙，难得有休假时间，就在伯父离世前的一两年，禹哥有打算陪伯父回老家再看看的想法，我顺势打电话邀请伯父回家，并把禹哥的想法告诉了伯父，伯父笑了笑说，他忙得很，只是口头说说，不现实呢！隐约觉得伯父还是有想回来在看看的意愿。

伯父说孩子们都非常团结，鲁哥当年是自己创业，他弟妹们都出钱资助，帮鲁哥开了一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店，伯父说虽然辛苦，年收入也能弄个十来万，比我在外面打工要强得多。

钝姐是伯父唯一的女儿，自然是疼爱有加，每每说起都是一脸的自豪，钝姐大学在沈阳就读，在校保研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已是该校教授。伯父说钝姐某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留学了一段时间，回校后继续从事大学教学和项目研究工作，说2009年前还出了一项药物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政府50万元的奖励。

騃哥同样是伯父的骄傲，大学就读于陕西顶尖名校西安交通大学，同样在该校保研毕业后进入成都一大型国企上班，目前在该公司旗下一子公司管理岗位任职。伯父说有一次騃哥和单位一位稍年长的同事一起，与日本客户谈业务，估计那时騃哥很年轻，日本客户一直以为年长的这位是他主谈的对象，认为騃哥只是跟班拎包的，稍有怠慢，等到正式谈项目时，尴尬的发现騃哥正用流利的日语和他谈，日本客户顿觉失礼，忙给騃哥解释和赔不是。伯父说騃哥也经常到国外出差，洽谈项目合作等，伯父曾说，騃哥生下来时还差点送人了，因生活压力大，是单位一好心的老同事劝阻说，一个娃也是养两个娃也是养，咬咬牙、挺一挺几年就熬过去了。

谈到儿媳妇，伯父总是满口的夸赞，说她们都聪明能干且通情达理。

哥姐们个个都很优秀，应该得益于伯父的言传身教和用心栽培，不管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技能，伯父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尤其是善于抓住事情的闪光点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伯父说有一次他们大人外出不在家，钝姐和騃哥还小，第一次在家悄悄学做饭，大概是用面粉和水搅拌成糊状做成的某种饭食，伯父回来饭已做好，伯父满心欢喜地夸着，并津津有味地吃着这难以下咽却又特有滋味的午餐，伯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饭真好吃，近而又问你们是怎么做的呀？听罢，伯父笑嘻嘻地接着说，如果水和面粉的比例在稍微调整一下，煮的时候水在多放一点等等，味道会更好呢！你看，既没有打击哥姐幼小的自尊心和做事的积极性，又鼓励和引导了他们下次继续尝试的好奇心。伯父同我说这事时，我心里还在嘀咕着，小时候咋就没人这样教我呢？

伯父闲聊中还说到，他曾经有想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取名为《东游记》，我因才疏学浅觉得写书是一件很高深的事情，具体内容和为啥取这书名均没有详问，伯父说他曾与出版社联系过，得之出书需要自己先垫付一部分资金，图书印刷好后自己还要负责部分图书的销售，伯父认为这事徒有虚名，最终放弃了出书的想法。

伯父这次回来，是我和伯父相处时间最长聊得也最多的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王家湾的小路山坳也都陪伯父转了一圈，走门入户地目睹了乡里乡亲们的生活状态，和过去几十年相比仍没有多少改变，家家依然是土坯墙、泥巴地、柴禾杂院；户户陋室简具，粗桌糙椅、旱厕柴灶的。亲眼见证了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以及家里的过往与现状，伯父目之所及，常常若有所思。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依然要外出打工，家里几乎还是家徒四壁，父亲亲手种的粮食总共也才卖了几百元钱，这是伯父的出生地，是童年玩耍的场所，青少年时代劳作的山湾，屡次回来称作故乡的地方，也是伯父一生牵挂和资助的家！想必定是感慨万千，思绪难平。

在离开我家之前的那天晚上，伯父很晚才睡，他精神异常兴奋，又心事重重，他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吩咐我把大巧叫来一起商量商量。正槐当时7岁，回到陌生的家里，晚上哭闹着久久不肯入睡，伯父一直等着大巧把孩子哄睡，伯父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大巧带着正槐到他那里去，他负责正槐的读书及培养，伯父的想法是，助人重在扶智，扶智重在教育和培养，在父亲的孙辈里正槐最小，还具有可塑性，问我们是否同意？

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同时我们也有犹豫，去了孩子吵吵闹闹是必打扰伯父晚年清静的退休生活，就算哥姐同意，我们自己也会觉得于心不忍，此事最终没有成行。当时的情况是正槐在宁波一所公办小学（江北广厦小学，现更名为宁波大学附属学校）已读一年级，为上当地的公办学校，一次性给学校交了八千元的借读费，对于低薪的我来说很是不舍。伯父当年的想法是，农村的孩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父亲辛苦了一辈子，还是无法改变现状，伯父总想趁他在有生之年，把父亲的后辈人再拉一把。伯父对我说，把正槐带去新疆培养，自己争取在活10年，看到正槐考上重高，这是伯父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计划，伯父心里清楚，只要孩子进入了重高，将来考取重点大学的希望就大了。终因我能力欠缺，又因生活所迫，正槐也未能进入重高，最后好在有大家的协力相助，经过一番周折，才勉强考入了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未能完成伯父生前的愿望，深感内疚。

遗憾的是，自父亲去世那年伯父回来，之后就在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伯父对父亲一辈子的挂念，风雨兼程大半个世纪的回乡路也随着父亲生命的终止而结束。2013年正月十五日，天不遂愿，我本是打电话问候伯父的病情，却意外得知伯父离开我们的消息，内心无比悲痛，当即决定亲赴新疆，去送伯父最后一程。

时值春运期间机票难求，只买到了宁波至北京的经济舱机票，北京至乌鲁木齐只有头等舱的票，一张票大概要六七千元左右，我咬咬牙买了，父亲已不在了，伯父一生为我们付出的都无以回报，这次一定要去见伯父最后一面。说来惭愧，我一个乡巴佬第一次坐飞机竟然是头等舱，满脸哀容的我脑子里全想着伯父生前的事，一幕幕地在脑海里回放，从陕西到新疆，少小离家意气风发，半生艰辛育儿顾家，从始至终一生牵挂；从新疆到陕西，不顾远途劳累，旅程颠簸，屡屡回家探望……沉浸在伯父往返旅途的情景画面中，空姐把我当成了VIP贵宾旅客，哪知我内心的无限哀思，热情细致的服务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异常尴尬。

到了独山子殡仪馆，看到玻璃门上白纸黑字贴着写有关于伯父告别仪式的时间信息，才醒悟过来伯父是真的离开了我们，不由悲从心来，见到伯父的遗容，脸很消瘦，忍不住眼眶湿润，声音哽咽。伯父这一生也很不容易呀，自己孤身一人在异地他乡成家立业，千里之遥举目无亲，喜悦无人分享，困难也无亲人伸手相援，不曾体验大家族在一起的热闹氛围，也没能感受逢年过节亲人们你来我往登门拜访相聚的愉悦时光，反而以一己之力给老家的亲人带去无限的欢乐和期盼，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的照顾老家的诸多亲人，想着想着泪眼朦胧，无法言语，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晚上在殡仪馆外为伯父烧纸祭奠，只见天空皓月低悬，地上白雪皑皑，全是白花花的一片，显得非常刺眼，抬脚迈步，总有踏阶上坡之感，觉得这里的天低地厚，宇宙的空间很狭小。

第二天伯父告别仪式结束，我们随车送伯父上山，山属沙石土质，非常洁净干爽，除山脚植有少量松木外，山上植被稀少，伯父的葬地很开阔，呈上高下低之势，伯父葬在山腰的中下部，墓呈圆锥形，可以俯瞰整个独山子城区，那是伯父工作生活的地方，不知能否看到伯父心心念的故乡？

此次新疆之行，我也算是在老家的族亲中唯一到过伯父家的人，说实话伯父家陈设及其简单，客厅里甚至没有软沙发，也没有什么高档的家具，伯父生活非常节俭，我们每次打电话，伯父总是问我们好不好，在外注意安全，管教好孩子，还没等我们问候，伯父立马说我好着的呢！让我们不要操心，就这么简单。回想起这么多年来伯父对老家亲人的资助和关爱，让我们倍感愧疚，伯父一生中屡次的舟车劳顿、远途奔波、不辞辛苦的回家看望，他牵挂的是自己的亲人，每年春节前给家里亲人们的汇款从未间断，几十年如此，每次汇款都是禹哥外爷家、大姑家、我家、满姑以及扬玲姐家，虽然我们每家收到的只是给自己的一份，但伯父一个人同时汇出的却是5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靠伯父一人的工资收入，自己还有一家人要生活，伯父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开办实业，也非商贾巨富，仅从事高中教学工作，就算工资高又能高到哪里去？其实伯父正式退休后，并没有就此闲下来享福，而是以补习班的方式，依然在为有需要的学生授课以贴补家用，这就是我的伯父，自己辛苦付出，内心牵挂的永远是他的亲人。

我于当天离开了独山子，在回来的航班上，邻座约莫十八九岁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抬头问我：“叔叔，这航班几点到达？”我一愣！忽然觉得这人咋就这么不经老呢？

现在想来，父亲当年稚嫩的一句“你走吧！家里有我”，显示了父亲的担当和勇气，当然也承受着巨大的艰辛，伯父当年毅然决然的离家，也促使伯父有机会跳出了“农”门，成就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而伯父也在用其一生的爱回报着父亲，伯父在大半个世纪里，在及其艰难困苦、家里经济并不宽裕的条件下默默的帮扶着父亲，手足情深和相互感恩的兄弟情谊让我们这些子辈们深受感动，这在我们老家的王氏家族里都是不多见的，堪称是兄弟情深的典范和楷模，其事迹值得可圈可点。

如今父亲和伯父都已离我们而去了，凭心而论，就算当年父亲不让伯父走，父亲依然还是农民，其种地的命运无法改变，顶多把伯父也拉下水，多一个相同的陪伴者而已。因此，我现在依然很佩服父亲当年的勇气，没有拖伯父的后腿，同样也赞同伯父的毅然决然，没有过多的犹豫，也正因为当年父亲、伯父都做出了正确抉择，才奠定了如今伯父这一支脉的兴旺局面，哥姐都已跃上了一个新的阶层，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总比都困在家里烂柴倒一湾要强得多。

父亲和伯父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膝下都是三子一女，我们仅在人数上相等，哥姐的学历都是本科起步，还有硕士、博士，职业有银行领导、自由职业者、大学教授、国企精英，分布在新疆、成都和沈阳；反观我们几个，学历低则小学二三年级，高也就高中封顶，均在外靠打工为生，我们才是真正的“愚、鲁、钝、騃”呢！虽说我们和禹哥等是一脉相承的堂兄弟关系，彼此身体里还流淌着四分之一相同的血液，和哥姐比起来，真是天地之悬，泥云之别，对于哥姐我也只能仰视，不敢称兄道弟。

幸好哥姐都非常谦和，自父亲和伯父离开我们后，哥姐与我们也还常有联系，生活上及孩子上学方面屡屡给予了我不少的帮助和建议，每次都是禹哥钝姐主动打电话过来，问我们兄弟姐妹的近况，以及正槐读书方面的事情。说来惭愧，我竟没有主动给哥姐打过电话，顶多在微信里和哥姐简单的聊两句，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除骨子里有一种自卑的基因存在外，还有就是担心打扰到他们，其实我也的确很为难？我说什么好呢？没有欣喜的事情可告知，没有共同的话题可探讨，又不在一个层面，难道我说天气、诉苦不成？我常常哀己不幸、怒己不争，活成了连我自己都不想看到的样子，诸多失礼之处还请哥姐多多包涵为谢！

林林总总的写了这么多，只想依据事实、客观公正的记录一下父辈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父亲的苦难、伯父的大爱，以及他们之间难以割舍的兄弟情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发扬，几十年来伯父对我们家的恩情使我没齿难忘，也感谢哥姐屡次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甚谢！

愿父亲、伯父安息。我们都好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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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王扬帆：男，陕西安康人，在宁波务工，曾从事企业厂报编辑、企业文化、相关材料撰写及宣传等工作，目前在宁波东力公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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