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到同乡老大哥处打秋风，打秋风的形式与感受与早年大不一样了，但情意依然是乡情友情，还是农耕时代的遗响。）
我在厨房摆弄努力做个好厨师的时候，常常想起当年到老乡家蹭饭的往事。
1980年代中，我北上求学。彼时上学还有助学金，家里也竭尽力量供我上大学，但我祖辈都是农民，改革开放后，虽然不愁饿肚子了，但所能提供的经济条件还很有限，我在上学时一般都比较节约，在食堂吃饭，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吃，油水明显不足。
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其实就是礼拜天的到来。
因为可以到同村老乡那儿打秋风。
我出生成长的那个江南小村，号称晦庵嫡裔，旧有宗祠，远近闻名，土改时被分割。
村子很小，只有十多户人家，都是同宗，关系也很近。小村子倒也承了先祖耕读传家的遗风，读书人多，尤以老师为多。当时我们村在京工作的有多户人家，我常去打秋风的有三家，其中两家是在京定居多年，落地生根了，另外一个还是在校学生，论年纪是我老大哥，论辈分，我还比他高。
老大哥比我高两级，在当时甘家口火神庙的北京轻工业学院读书。在村里我们两家关系就特别好，他父亲是公办教师，母亲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在北京读书时，他很关照我。礼拜天他来看我，总不肯在我们学校吃饭，怕我破费；而我去他那儿，他总是买小炒给我打牙祭，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回老家工作。前两年听闻他早逝，我很伤感，曾撰文纪念。
1980年代上大学的人还不多，尤其从老家到北京上学的。所以，在北京落地生根的老家人，对于我们这些从村里到北京读大学的人，也有一份自豪，非常热情。当年我那位住空军大院的同宗姑姑，送打完秋风的我回家，路上碰到她的熟人，就很自豪的说，我们村的，在人民大学读书呢。引来一阵啧啧的赞誉声。
当年我们东西两村，有六户人家在北京定居，我们西村有两户。1985年秋天，我那位在北京轻工读书的老大哥，提前给老乡们打好电话，然后在周日带上我，一户户去老乡家认门拜访。这些老乡，与我的祖辈父辈都相熟，但我过去大多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听闻他们在北京过得很好。
确实，那个年代，我的那些同宗长辈们，无论是普通职员，还是达官贵人，日子都要比他们在乡下的兄弟姐妹不知好过多少，这是我最初理解的剪刀差下的城乡差别。
老大哥毕业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在礼拜天去老乡家蹭饭，有时还会带上我的同学。我去的最多的两家，一家是住空军大院的同宗姑姑，经济条件最好，姑父是军队干部，也是我们前面村的，姑姑在北京的大型国营企业当劳资科长，一双儿女都已工作。每次我去，都是姑姑下厨，张罗出一桌菜来，有鱼有肉，非常丰盛，还让我喝啤酒！姑父虽是军人，却不喝酒，他儿子也不喝，只有和我同龄的女儿，会陪我喝啤酒。我人生的第一次喝罐装啤酒，就是在她家。
另一家是在中科院下属研究机构当工程师的同宗叔叔家，他和住空军大院的姑姑，血缘关系最近，是堂姐弟，婶婶是北京人，当老师。我当年跟老大哥去他家，他总是去买排骨，炖排骨给我们俩吃。
那个时候，在叔叔家吃排骨好惬意啊，可以放开了吃。当时我在学校从来不敢买炖排骨吃！舍不得啊。我是直到大学四年级，才敢在学校食堂买排骨的。
当然，姑姑叔叔们，一边看我们狼吞虎咽，一边也愿意跟我们聊聊老家的变化，他们当年认识的人的变化，也愿意听听我们的大学生活。
就这样，四年间，礼拜天无事而又嘴馋的时候，我总是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去姑姑叔叔家打秋风，弥补学校油水的不足。寒暑假往返于北京故乡间，我偶尔也兼差信使，或从老家带他们亲友托付的土特产，或把他们给老家亲友的东西带回去。
工作之后，我每年还会去这些老乡家走走，频率自然不如从前了。虽然我的经济条件依然不好，但毕竟工作了，有了收入，再像从前那样去打他们的秋风，就不像话了。但他们还是热情地欢迎我去。毕竟，我也是他们了解故乡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姑父退休后住进了干休所，跟我后来买的房子只隔了一条马路。有一天我请姑姑叔叔两家在饭店吃完饭，四位老人到我家喝茶，姑姑发了句感慨，还得上好大学啊。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故乡来人，很少再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在饭店解决，而年轻一代在京上学的，自己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更丰富了，毋须像我们那个年代般，靠到老乡家蹭饭，来解决油水问题。
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或许也不如过去那般亲密了，乡情、亲情都淡了许多。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浪潮，正在与田园牧歌般的情感作最后的切割。
但我依然怀念那个年代在老大哥学校以及在姑姑叔叔家蹭饭的日子，朴素，真诚。
那是农耕时代熟人社会的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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