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迭出的《〈红楼梦〉笔记》（序）

赵建忠

一

我曾拜读过甄道元教授的《从程高序言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红楼梦〉作者纷纭现象与成书过程析》《〈红楼梦〉荣国府院宇布局研究评述》等红学文章，以其所言，《从程高序言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只是“成书”研究的一个绪论，后面有从建筑布局、人物结构、故事情节等角度的一系列研究，作为这个“绪论”的证据支撑。

《〈红楼梦〉笔记》这套书，不仅是个近400万字的大部头，而且是部观点迭出、信息量很大和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读下来也确实耗去了我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名字叫作“笔记”，但并不是散记，而是成体系的逻辑严谨的文字；领域涉及到解读、点评、校对、考证；视角包括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归纳《笔记》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认为，曹书是由诸多素材并结合自己家世和亲身经历与所闻，如同“抓药方”熬药一般，纂撰成为“旧稿《红楼梦》”，并在脂砚斋的怂恿下，又以此为底稿进行了五次增删，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是由于多素材纂撰而成，不同的素材原本就有着故事情节发展的不同指向。各个原素材中情节流动的指向，也必然是伸向四面八方的，虽经曹雪芹将之一统起来，然仍遗留下了指向上不同的痕迹，导致人们对增删后的《石头记》之情节发展上的分析、解读与探佚，难以达成一致性认识。这个观点与目前既有的观点，有明显不同。

其二，作者认为，后40回便是增删的底稿之一部分，或增删早期的文稿之一部分，即“旧稿《红楼梦》”中后面章回的文字。而“程本《红楼梦》”则是由增删稿的《石头记》之前80回与未经详细增删的“旧稿《红楼梦》”后40回相拼接的产物。作者从建筑布局、人物构成、故事情节等多方面，予以了分析，认为前80回与后40回具备改作与底稿的特征，而不是原作与续作的特征。底稿在增删改写的过程中，遗留下了诸多改写的痕迹于增删改写的《石头记》之中。这些痕迹，作者于书中相应位置，均予以点出和分析。这在“红外”证据匮乏的情况下，从文本内部角度得出一种成书过程的观点，也是后40回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

其三，作者认为，胡文彬先生曾指出的：目前所发现的本子，没有一个是曹雪芹的亲笔原稿，都是传抄者反复传抄的过录本之观点，以及后40回有曹雪芹的文字之观点，是正确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目前所发现的本子（除回数极少的郑藏本等之外），都是混抄杂合本。裕瑞当年也提出，“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即同一版本中的不同章回，来自于不同的增删时期的稿子。换而言之，各版本都有较早时期的文字，也有较晚时期的文字，且目前搜集到的抄本中的一些章回，仍是就没有把最后修改的文字收纳进来章回。比如“俟雪芹”，未必是晚期的文字，也不大可能“增删五次”一直欠缺；而列藏本对黛玉眉眼的描写，则未必是早期的文字。进而言之，各版本均是早期和晚期文字的杂合，也即均各有所长。这是甄道元要采取诸多版本一起汇校的认识基础。结合家世与见闻的“多素材纂撰”和章回的“混抄杂合”之说，被甄道元认作是书中诸多难以解开的疑团和矛盾的原因所在。这一观点，不但与目前既有的观点不同，而且在解释书中的矛盾之时，似乎也未发现与该观点冲突之处。诸如“时序倒流”“大宝玉小宝玉”“年龄混乱”“人物冲突”等等，均能以来自不同的素材和不同增删时期的混抄，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四，《〈红楼梦〉笔记》还提出了一个重新评估抄本和程本的研究价值问题。认为“四阅评过”，仅仅代表着“四阅评过”的“阅”和“评”，与曹雪芹的第四次增删，可能没有关联，即其评阅的版本是何时的版本，有待商榷。还不排除该套书中确实存在少量“四阅评过”的单册，而因版本间的混抄之后，又经反复传抄，抄手中的好事者遂将该套中并未“四阅评过”的册子，也将“四阅评过”数字，冠在了混抄的其他单册之前。因为，“四阅评过”的己卯本与庚辰本，其章回文字水平参差不齐，既有较早期的文字，也有较晚期的文字；且第29回之后批语陡然减少，也与“四阅评过”难符。这些认识，对校对中文字优劣的取舍，避免了盲目崇拜和谬误继续流传。此虽是一家之言，但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会有诸多启示。

其五，作者认为，曹雪芹在五次增删中，对人物进行了整合归并，巧姐儿与大姐儿、多浑虫与吴贵、多姑娘与灯姑娘、袭人与珍珠、珍珠与蕊珠、紫鹃与鹦哥、鹦哥与春纤、王子腾兄弟、邢家兄弟、周瑞家儿子等，反映着人物整合的迹象；而晴雯与檀云、秋纹与媚人、彩云与彩霞等，又明显地存在着将一个人的戏份，转移到另一人身上的迹象，其一形象较为清晰，而另一则较为模糊；鲍二、多浑虫、吴贵的家庭，也有整合简化的迹象；以春燕为核心和以司棋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也有仆人之间搭建起裙带关系的迹象。这种简化人物数量、复杂人物关系、鲜明重点人物形象，倒是多素材整合中简化角色、深化意涵的正序。这些迹象，在前80回的字里行间以及前80回与后40回的关系中，能够被发现，并标记了出来。甄道元认为，细研这些文字，能够发现曹雪芹增删改写的指针，比如将袭人与具有特殊含义的珍珠联系起来（虽书中明文袭人由珍珠更名而来，但字里行间又遗留下了拨给宝玉的并非珍珠之早期痕迹），应反映着曹雪芹增删改写的意图。

其六，作者的校对，不仅立足于版本间的文字细节，更注重从宏观的和系统的角度着眼。空空道人开篇便指出“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这些文字，版本之间或繁或简，存在着差异。人们也常从言语的繁赘程度和颂圣言词角度来评论，并提出对版本取舍的建议。而甄道元则认为，这不是一个仅仅凭借言词优美与语感的舒畅等文字优劣层面，可以简单处理的，曹雪芹之所以有不同的用笔，可能与五次增删不同时期的构思有关。曹雪芹在牢牢把握着康雍乾帝王的脉搏，只有将之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才知作者的最终意图。清初，朝廷极不信任汉臣，康熙要“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要乾纲独断。至乾隆，则十分憎恶人言“大贤大忠”之名臣，曾在圣旨上批文：“无名臣亦无奸臣”乃“社稷之福耳”，还怒将宣扬“名臣”的尹嘉铨处绞立决。鲁迅分析乾隆心态，认为乾隆自诩“明君”“英主”，其臣子“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在乾隆骨子里，或许存在着：“若有名臣，则表明朝纲不明；制度混乱，则必人治，则必有名臣，则皇上昏庸”之因素。书中第36回，“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等语，与之也存在着一致性，均是为迎合皇上，避免文字狱之灾。实际上，开篇便在把紧紧握着这一问题，如第一回的“班姑”“蔡女”“踮脚”之文等。通部所写，也却无大贤大忠之人，而均为良莠优缺于一身的现实之人。雪芹不写国家而写贾家，不写大贤大忠之重臣而写闺阁女子，不写补天的治理朝政、补地的拯救世道风俗，而写家庭琐碎、儿女私情、不肖子孙，写“或情或痴，小才微善”的“几个异样女子”，这既是曹雪芹深知乾隆之忌讳，开篇便言“并无大贤大忠”之良苦用心，也是甄道元遵循“一致性”法则和增删之指针的校对依据。

其七，作者明言，不追求“原笔原意”，而更在意“终笔终意”。“终笔终意”，在甄道元这里，体现为“增删五次”的最终意图。既然存在着“增删五次”，那么最初的原笔，必是粗糙而幼稚的文字，而增删后期才是曹雪芹最后思路的反映，这一观点，颇具有合理性。但他又不放弃从版本之间和文本的字里行间去捕捉“原笔原意”，以便从中发现曹雪芹五次增删的调整指针，并归纳了早期和晚期文字的特征。柳家是一心要五儿进入怡红院的，而柳五儿偏偏不得进入。不但五儿不能如愿，宝黛、宝钗、袭人、晴雯、可卿、王夫人、王熙凤、王善保家的等，无不如此，谓之非其所愿、事与愿违。而反映柳五儿并未死去的文字，以甄道元之意，当是与增删之指针相悖的早期文字；与五儿愿望相反，进不得怡红院，才是“终笔终意”。五次增删的指针，不仅反映着成书的过程，也是文字取舍的依据。而这种涉及增删改写指向的诸多策略和写作手法，甄道元一一进行了归纳，而依据于此，则读者读之更为轻松并能感觉到情节设置的妙处所在。甄道元将成书过程参与到校对中来，是一新而有益的尝试。由此所得的校对结果，也便耳目一新。

其八，作者早年毕业于哲学系，可能习惯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思维方式，凡事便问“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此段文字的写作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上下前后存在着什么联系？”以及如若没有此句会怎么样，等等问题。这种追问，使得道元又发现了诸多很值得商讨的疑似批语。这些疑似批语混入正文之中，不但有冗赘之感，也扭曲了作者的旨意。而剔出这些可疑文字，以批语来处理，则正文上下贯通，有一气呵成之感，且观点鲜明，更能体味到一代文豪曹雪芹的文字之美。而且，正文与批语相结合读之，还能感受到幽默的调侃风趣，也更利于解读、欣赏、评点曹文之意。甄道元也将这些文字标记出来，供同好讨论。

其九，《〈红楼梦〉笔记》集聚了目前发现的戌、己、庚、蒙、戚、列、杨、舒、晋、寅、卞、郑本和“中大本”等十四个手抄本，程甲、程乙、程丙、程丁四个程本，东观阁、双清仙馆、桐花凤阁、藤花榭、妙复轩、金玉缘、东洋本、仓石本、大观琐录等十几个刻本，共计三十多个版本，以及《犬窝谭红》《痴人说梦》等资料提及到的版本内容。其校对的参照面之广，尚属少见；其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角度，对人情世故、传统文化、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价值观念、哲学寓意等，所进行的评点，也可谓视野广延；其评点形式，常常对某一观点以数百字的议论文形式呈现，进行专题讨论，尽可能地澄清一个问题，也利于读者系统其意；其评点风格，常常是将前人不同的观点置于一起，又利于读者在比较中形成自己的看法。所汇集的脂砚斋、畸笏叟、周春、松斋，玉兰波、绮园、鉴堂、棠村、梅溪、立松轩、陈其泰、东观阁主人、王希廉、姚燮、张新之、哈斯宝、黄小田、涂灜、洪秋蕃、刘履芬、诸联、苕溪渔隐、二知道人、张子梁、佚名氏、解盦居士、篑复山房主人、青山山农、境遍佛声、张笑侠、邱炜爰、侠人、俞明震、陈光崇、解弢、李长之、狄保贤、王伯沆、王国维、刘熙、李长之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几十位评点家的评点，以及今人钱钟书、杨绛、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王昆仑、王蒙、白盾、吕启祥、胡文彬、张俊、沈治钧、林冠夫、戴不凡、卜键、郑庆山、蒋勋、徐少知、刘心武、胡联浩、徐乃为、胡元翎、夏薇、钟离梦、老葵、冯育栋等七十多位的评论，并注意到，将以往碎片化的、就是论事的评点，系统起来，使自己的评点与前人的评点结合起来，实现即便是脱离了正文，在纵向上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之目的，以便于读者对全书故事情节和创作目的形成一个图式。此种想法，也是尚未有过。正如作者在自己的序言中所言，注解不想放过一个死角，要让初读者方便地阅读；评点要有思想性；考校要在继承俞平伯、周汝昌、人文社、郑庆山、邓遂夫、蔡义江、张俊、郑立德、吴铭恩等校本成果的基础上，有学术性，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第十，《〈红楼梦〉笔记》对书中人物如脂砚斋等，也进行了原型还原的尝试，对脂砚斋归纳了十几个方面的特征，并倾向于脂砚斋是与曹雪芹价值观相反而与“石兄”相近的一类人物。这便抻出一个脂砚斋是否也给曹雪芹提供过素材的线头。甄道元发现，《石头记》前面的章回，言语锤炼润色效果极佳，很难再发现仍混在正文中的批语，而脂砚斋的批语也颇丰；但后面章回，则常仍有混入批语之感；还能感觉出，前面章回言语干净利落之下，好似是因一些文字原本是素材中固有，而转为了按注。甄道元以为，这不排除脂砚斋也提供了素材之可能，并经曹雪芹增删改写之后，脂砚斋有将其中的一些未被曹雪芹采纳的文字，作为了批语，如以“石头口角”等方式来呈现等。而后面的章回仍存在的混入的疑似批语，或为尚未经曹雪芹的进一步润色；或为那些章回本就是较早期的文字，脂砚斋也尚未反复评批。甄道元还认为，不但存在着脂砚斋提供了部分素材之可能，而且曹雪芹的增删改写也是脂砚斋怂恿的结果，脂砚斋主动请缨要为之评批，可能是一种口头协议下的协作。赵国栋1990年《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也意识到脂砚斋和“石头”可能是同为一个人。人们不约而同产生一种直觉，应当是曹书字里行间的流露。脂砚斋既是评者，也是书中人物，对于书中人物原型探索，甄道元以为，《红楼梦》研究更突出的应是牢牢把握住为曹雪芹“占地步”，在曹雪芹牢牢“占地步”之下，人们所做的诸多丰富多彩的解读性尝试，都应视作“研究”之外的文艺之繁荣。甄道元牢牢把握着科学与艺术的界线，明确何者是为启发性的猜想，何者是关联性的文本证据，并且以明白的词汇标出，以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区分。

第十一，书中编制了人物表，绘制了荣国府图和大观园图，插入了完整而高清的孙温彩图，还配有数千枚紧扣评点主题的评点章，辅助点评。这对于读者方便阅读和珍藏，都很有意义。

近400万字的作品，有着太多的信息，难以一一列举，有待读者细细把玩。

二

毫无疑问，将《红楼梦》作者判归给曹雪芹，到目前为止算是一个矛盾最少、因而也更能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结论。但《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红楼梦》诞生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及文本内部的诸多矛盾，仍难以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释，这让人们明显地感到，这些症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困扰。

我们应当正视这些客观存在的症结和困扰。自1970年代末戴不凡提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问题以来，关于这部伟大作品的“初创者”与“写定者”的讨论便一直没有停止过。以梦觉主人的观点，谓作者不详。“说梦者谁，或言彼，或言此”。程伟元也只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实际上也是没有弄清楚。这种状况与旧时代轻视小说的现象有关，作者根本不懂得也不重视自己的“著作权”而普遍署化名，尤其是《红楼梦》这样存在着“碍语”的小说，作者自己就更不会主动署名。

近来，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认为《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的猜测，又再次浮现。《红楼梦》中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裕瑞《枣窗闲笔》也认为：“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这些观点，似都是在说《红楼梦》存在一个“原始作者”，曹雪芹只是在此基础上“披阅增删”而“写定”。但“原始作者”是否能够足以否定曹雪芹“著作权”？深知作者著书底里的脂砚斋早有定论：“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对此，甄道元教授使用了“纂撰”二字，认为曹雪芹借用了诸多素材，并结合自己家世和亲身经历与见闻，纂撰而成。换句话说，曹雪芹所借用的零零散散的原始素材，各有其“原始作者”，“石兄”也应是其一。进而言之，曹雪芹并非平地起高楼式的“文人独创”一气呵成，又非简单地“披阅增删”，而是结合自己家世和见闻的纂撰创作过程，他已经远远超出了“编辑”的职责范围，而是当之无愧的作者。这在《水浒传》等章回小说时期，“世代累积型”作品就已十分常见。那么，甄道元所言的“素材”，这应不是一个机械的概念。由诸多素材而牵涉到的“原始作者群”，应该能够划分出与曹家相关的核心素材和作为填充、串联情节流动的奇闻趣事素材。简而言之，“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以及书中与曹李家族的荣华兴衰，乃是其文字的、祖辈传诵的核心素材。是一个以“家族累积”为核心的作品。它既体现着不可抹杀的以曹雪芹家族众人为核心的素材提供和草创，又不可否定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创造性心血。“素材纂撰”也罢，“世家积累”也罢，反映着一种共同的直觉和不同的表达方式。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能够产生一种相同或相近直觉，也表明着意识并非无缘无故凭空而降而是四面八方的信息指向：曹雪芹是曹书的最后作者，这个著作权归属曹雪芹！至于有猜测“原始作者”所著为反清复明主题者，虽不排除曹雪芹利用了个别素材中的只言片语，如同甄道元所言的“抓药方”，借鉴了诸多素材，但有一点是无法动摇的，那就是曹雪芹增删之《红楼梦》的“主题”，已与南辕北辙的各个素材，截然不同，是主题鲜明的一部巨著。且诸作者说，也并无可资征信的史料作为立论的基础。

自程本《红楼梦》问世之后，就有人认为后40回是续作。至胡适提出“狗尾续貂”，后40回为“伪续”几乎形成了共识。甄道元教授提出后40回实际上是曹雪芹“增删五次”的底本，并从文本内部之间的联系，着手进行了后40回与前80回关系的探讨，尝试了首先从难以改变和不易形成歧义性理解的建筑布局这类固定资产入手，进而延展到人物结构、生日和时序、人物品位的高低等角度铺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新提法和探究视角的新尝试。程伟元序中提到，“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表明程伟元起初不但见到过八十卷的内容，还知道百廿卷的回目。裕瑞又提到“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表明裕瑞见到过后40回的回目，与“程本《红楼梦》”后40回的回目不同。“程本《红楼梦》”后40回目录与裕瑞所见到的后40回目录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应当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后40回为他人续作；还有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那就是与裕瑞所见的，是不同增删改写时期的稿子。据胡文彬先生的研究，高鹗不具备续书的可能性，这也与程高序言相吻合。而视为他人之续，则原来用于高鹗身上的“张问陶言”等红外证据，又失去了效力，也即无名氏所续没有了红外证据之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从红内寻找文本之证据，便成为了更为重要的途径。甄道元教授除了在院宇布局、人物整合等宏观架构角度进行理性的分析之外，还从用词和用语习惯角度，认为舒本的第13、14、15、16回和第35回，以及戚序本、列藏本、甲辰本第67回的繁版文字等章回，与后40回为同一人所为。这似乎也表明着后40回存在着是增删之底稿的可能性，而且也符合裕瑞所言的“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甄道元从建筑布局、人物结构、时序等方面，捕捉到了后40回是增删稿的《石头记》前80回之底稿的内在联系，并在《笔记》的相应位置一一标记和分析。这给我们对照起来一一核验，提供了便利。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关系着曹雪芹五次增删的指针，便于理清五次增删走向，关系着早期文字和后期文字特征的判断和校对中的文字取舍。总之，甄道元后40回是底稿的观点，是一种新的提法，从文本入手，也是目前研究成书过程和40回的性质的主要途径。这种观点和研究视角以及标记出关联性证据，均值得我们重视和追踪。

庚子避疫期间于聚红厅

（资料来源：《甄道元〈红楼梦〉笔记》2021版.世界图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