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北亚能维持
最低限度的和平？
作者：Singh B（Singh Bhubhindar），南洋理工大学S. Rajaratnam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
来源：Singh B, Minimal peace in Northeast Asia: a realist-liberal explan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May 18, 2022, https://doi.org/ 10.1080/09512748.2022.2075441.
导读
本文以东北亚从冷战时期和平过渡到后冷战时期以来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和平为前提展开。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由一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框架解释，该框架由三个因素组成——美国的霸权、东北亚各国之间强烈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东北亚和大东亚地区稳定且不断增长的制度结构。
作者采取了与现有文献不同的角度。一方面，在承认自由主义因素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文章降低使用观念因素，例如厌恶战争的观念和促进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集体规范来解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文章采取一种融合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东北亚的最低限度和平的条件，将美国霸权、地区均势和中美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与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建设两个自由制度主义因素结合了起来。
东北亚地区指的是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俄罗斯。美国虽然地理位置并不在东北亚地区，但由于与该地区交织的历史、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以及在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军事存在，所以被纳入该地区“安全复合体”中。
一般观点认为，东北亚总是与冲突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后冷战时期。本文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东北亚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的和平过渡中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和平”（minimal peace）。与T·V·保罗（T. V. Paul）对“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的理解相符，“最低限度的和平”被定义为“不使用军事力量和战争的国际变化和转型”，而与之相对的“最高限度的和平”被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而且国家间还实现了持久合作，以创建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虽然东北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最高限度和平的定义，但东北亚秩序的以下几个特征很容易破坏来之不易的最低限度和平：（1）战略挑战；（2）国与国之间存在历史对立；（3）薄弱的东北亚国际制度；（4）其区域架构仍被以前冷战秩序的残余所定义。
最低限度和平的出现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框架
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最低限度和平的基础，是在二战动荡的结束和随后冷战的出现之后奠定的。美国将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东亚纳入其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地缘战略角度，美国构建了以轴辐（hub-and-spoke）体系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术语中，美国形成了一种促进开放贸易与自由贸易、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与自由民主国家占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本文认为，尽管相比欧洲一体化具有差异，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框架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为东北亚提供了一个统领性结构。基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文确定了三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因素来解释冷战后东北亚的最低限度和平条件。现实主义因素是美国霸权，自由主义因素是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建设这两个“自由国际主义的组织原则/理念”。与伊肯伯里（Ikenberry）融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框架不同，本文分别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1990-2009年：最低限度和平的加强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东北亚秩序仍然保留着冷战的痕迹。尽管有这些特征，以及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对东亚/东北亚的悲观解读，但东北亚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和平。
1. 现实主义因素：美国霸权
本文认为，冷战后，作为剩余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定义了全球均势。作者认为，美国霸权在轴辐体系的支持下，确保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均势。美国的存在保持了其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外交稳定，特别是在由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引发高度政治紧张的时期，并排除了除朝鲜之外的地区国家获得核武力。
2. 自由主义因素：经济相互依赖
1990-2009年期间，中、日、韩三国通过贸易和投资加强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从而加强了经济相互依赖。两种相互关联的力量推动了东北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在国内推动经济改革，支持国际经济全球化。这一战略使中国成为东北亚所有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并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这一结构中，中国加强了与其邻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并成为多边主义、开放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日、韩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增加。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如表1-3所示，自2002年以来，虽然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伙伴份额大幅下降，但它们对中国的份额却在逐步增长——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种影响加强了贸易依赖，以及区域内投资的增加，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表1 1989-2018年日本对中国、韩国和美国出口伙伴份额
表2 1989-2018年韩国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出口伙伴份额
表3 1989-2018年中国对日本、韩国和美国出口伙伴份额
3. 自由主义因素：制度建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东北亚对地区内外制度建设进程的承诺。
首先，它不仅加强了东北亚对东亚多边进程的参与，而且增强了东北亚国家塑造和/或构建东亚多边主义的能动性。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东亚范围内旨在通过区域解决方案来解决区域问题的机构，如“东盟+3”（ASEAN-Plus-Three, APT）和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
其次，中国表明了对区域主义的积极支持。中国发起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SEAN-China FTA），从而加强了与东盟的制度联系。同时，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和21世纪初成立的上海合作对话（Shanghai Cooperation Dialogue, SCD）等倡议，在加强东北亚多边合作方面提供了思想引领。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助推了由韩国、中国和日本组成的东北亚地区主义。2007年底，韩国总统卢武铉提议在三国各自的领土上举行正式的年度东北亚三国领导人峰会。尽管三方会议的制度化有限，但三国都明确了应从经济议题开始推动三边合作进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亚制度主义并没有与东亚秩序分离开来，而是包括东盟主导的机构和非东盟主导的机构在内的东亚秩序强大的“复杂拼凑”的一部分。这一总体性秩序对于东北亚的最低限度和平至关重要。
2010年至今：最低限度和平的持久性
2010年以来，日益加剧的中美结构性竞争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可持续性。然而，本文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因素支持的最低限度和平的“脚手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在东北亚持久，但将以一种修订的形式。
1. 现实主义因素：美国霸权
作者认为，与美国因内部和外部因素而面临“权威危机”相反，美国霸权这一现实主义因素仍将是东北亚最低限度和平的关键因素。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美国的长期经济和战略优势、美国地区盟友更加支持维护美国霸权秩序、以及中国在创建替代性地区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方面，美国仍然是东北亚国家投资和贸易的重要市场和伙伴；在战略方面，美国在东北亚维持着强大的联盟网络，在日本和韩国有大规模军事存在，并以高额的国防支出和研发投资为支撑。
2010年后盟友对美国的支持确保了其霸权的延续性。例如，日本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的出现，以及美国2017年退出TPP时，日本率先获得其余11个国家的支持，最终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中国在超越经济领域的秩序构建尝试中遇到阻力——外部来自美国的压倒性力量及其地区盟友，内部则来自国内的挑战，如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可持续和公平的增长、人口老龄化、环境问题等。中国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声誉来支持其在经济领域之外的秩序建设努力，其任何在政治和战略领域追求秩序建设的尝试都可能被视为可疑的。
2. 自由主义因素：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建设
尽管美国霸权因素经历了调整，但自2010年以来，自由国际主义的组织理念/原则在东北亚秩序中保持了弹性，以对抗地区秩序转型的趋势。
尽管偶尔发生贸易争端，但中、日、韩三国通过贸易和投资政策加强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从而加强了经济相互依赖。在更大的层面上，美国和中国都在捍卫或加强地区秩序的竞争愿景，即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愿景vs.中国领导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愿景。尽管这些发展广泛体现了多边机构内部的平衡逻辑，但东北亚国家继续在东盟主导和非东盟主导的平台上努力进行制度建设。此外，东北亚地区主义仍然是东亚多边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
对东北亚地区的动态，作者总结了三点结论。
第一，等级秩序是东北亚实现最低限度和平的必要条件。霸权型主导国提供稳定的均势，（尤其是其权力指标优于竞争对手时）、缓解多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双边紧张局势升级为全面冲突，并保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全球公地。
第二，尽管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在未来几十年仍具有韧性，但维持美国主导的秩序的任务在未来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中国决心在东亚及其他地区建立替代性的区域秩序以反映其偏好的区域秩序愿景，不仅会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霸权秩序。作者认为，美国必须投资于东北亚的区域架构，通过加强政治和外交接触，加强促进经济相互依赖和制度建设的政策，并加强联盟网络，以维护其霸权和利益。
第三，东北亚最低限度的和平仍然脆弱。为了确保东北亚的最低限度和平在长期内保持可持续性，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他们必须避免推行针对中国的分裂或“脱钩”的全球或地区秩序的风险战略。相反，这些国家应该将中国纳入地区倡议，使中国从现有的地区秩序中受益。
词汇积累
轴辐联盟体系
hub-and-spoke alliance system
能动性
agency
译者：何伊楠，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能源政治和气候政治。
审校 | 陈勇 曾庆鸣
排版 | 杨凌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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