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超越范式
作者：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国际研究和政府学系教授；Dustin Tingley，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
来源：Joshua D. Kertzer and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1, 2018, pp. 319-339.
导读
本文是基于国际关系中政治心理学发展现状的文献综述。作者首先将国际关系领域主要期刊四年内的文章分类，展示了国际关系中心理学方向正在研究和尚未涉足的议题。随后，文章强调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心理学发展的六个方向，包括当前研究热点，即情绪和热认知、舆论研究、颠倒的第一意象、神经生物学和进化论方法，也包括对未来学术研究的愿景，如整合大众和精英政治行为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学研究等。
国际关系领域在二十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革：范式不再作为其核心组织框架，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不再作为其核心，分析和方法上变得更加折中。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是国际关系正在经历的更广泛变革的一个缩影。文章总结了国际关系中心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
为什么人们会对心理学重拾兴趣？
国际关系领域内心理学研究正在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国际政治和学科本身三个方向的发展。
第一，国际事件使学者们产生了一系列困惑，政治心理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反恐战争重新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对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成因的兴趣。全球反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不仅凸显了外交政策中公众舆论的重要性，还提出了传统经济自利模型难以解释这些偏好的问题。对政治人物行为的根植于人格特质的心理学研究，体现了个人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问题。
第二，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中得到推广。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即便是宏观理论也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假设。另一方面，调查实验的兴起和成本的降低激发了国际关系中的公众舆论研究。作为广泛因果链中的一部分，心理过程和心理学颇受关注。
第三，国际关系学者对心理学与理性关系的理解开始转变。传统意义上，心理学和理性选择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宿敌，但过去十五年来对立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争论往往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代理战争，而经济学发生了行为经济学的转型——将更现实的人性概念纳入经济学。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通过重新发现理性选择的心理学根源，来探索心理学与理性的交叉点。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图景
作者对政治心理学的投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研究方法来看，虽然目前整个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主要由统计和案例研究两套方法主导，但是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在方法上更加多样化，使用调查和实验方法的程度远高于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且使用案例研究的程度也于整个领域持平。
从研究内容来看，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中占比较高，这反映了心理学与外交政策分析之间长期的联系。然而，政治心理学绝不仅限于传统领域，在人权研究中也占较大比重。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议题呈多样化特征，不仅探索国际间冲突和国际关系理论，在社会运动和跨国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还更有可能解决身份认同问题，触及外交的心理微观基础研究。
总体上看，政治心理学研究较少关注实质性问题，如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国际法、外国投资、对外援助、金融货币政策等，这些传统上属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范畴。这表明更多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仍关注冲突而非合作，关注行为而非机构。
国际关系中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本章总结了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六个主要方向，既有过去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发生重要变化的领域，也有作者认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
（一）从冷认知到热认知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正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很难从实际上区分。二者都越来越多地超越情绪唤醒的一般水平或积极消极情绪的心理效价，转而研究愤怒和焦虑等离散情绪的独特影响，探讨情绪如何被精英操纵的问题。然而二者仍存在重要差异，建构主义长期关注整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因此更倾向于群体层面的情感描述。许多建构主义关于本体论安全的研究议程更直接地受到精神分析和社会理论的影响，而非实验社会心理学。
（二）外交政策中舆论研究的新视角
过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主要关注精英而非大众，而如今民意研究在国际关系心理研究中已占据了突出地位。过往关于公众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心理学甚至政治行为研究脱节，如政治学家将一般外交政策取向作为特定外交政策态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党派关系对外交政策态度的影响远小于对国内政策态度的影响。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外交政策态度是超越政治性的，是由指导国际关系的更广泛的信仰体系塑造而成的。
（三）缩小领导者研究中的差距
早期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特定的领导人，最主要的形式是对领导人个人的认知图谱、行为规范和心理特征进行研究。最新关于国际关系中领导人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较少关注认知特性。前者研究领导人的性情，而后者研究领导人所处的情境影响其行为。两方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交流，探索情境风险与性格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对精英政治行为和对大众政治行为的研究之间有些脱节。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精英走进实验的困难），两种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截然不同。大众政治行为中的人格研究是围绕人格心理学中常用的框架展开的，如大五人格模型（the Big Five），而研究精英行为的政治心理学家则倾向于使用其他框架，如领导风格。因此，国际关系中的精英实验兴起，不仅允许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工具来研究精英行为，也允许学者使用相同的理论框架，在两个群体中检验相同的认知互动主义理论。
然而，精英实验不太可能涉及实时危机情景，且样本越精英，实验规模就越小。不过，精英实验仍有助于弥合两个鸿沟：不仅是研究领导人的特殊规律研究法（idiographic approach）和普遍规律研究法（nomothetic approach）之间的鸿沟，还有研究精英和他们所统治的大众之间的鸿沟。早期研究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假定世界政治中的决策者与他们治理下的公民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但精英决策者所依赖的认知结构是否与普通公民存在根本不同这一开放性问题，应该通过经验来检验，而非公理化地假设。
（四）探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心理学
最近一些研究已在IPE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研究侧重于特定经济制裁偏好的起源和性质。学者用群体内外区别的社会认同理论，如种族中心主义，来解释贸易偏好、移民偏好和产业转移偏好。另一部分学者将个人效用函数性质的概念引入行为经济学中，如研究厌恶不公平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倾向于关注冷认知，而非情绪或情感的作用。
然而，即便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工作，也往往建立在心理学的微观基础之上。在IPE的研究中，传统侧重于思想和信念的作用，其中一些研究否定心理学视角。但作者认为大部分研究隐含地建立在心理学框架之上。如 Rho从有界理性的角度出发，不仅研究了信息缺陷如何扭曲贸易偏好，也研究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社会偏好的作用。如果IPE研究中出现了基于信息或意识形态的理论，那么心理学的研究可以作为微观基础。
(五)颠倒的第一意象（The First Image Reversed）
过去十年中，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突破是“颠倒的第一意象”，即不研究个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是研究国际关系对个人的影响。
这类研究一方面关注军事履历对个人态度和特征的影响。如有军事履历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政治，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技能，不太支持与对手谈判等。另一方面研究则更广泛地关注受暴力影响的程度。如在受暴力影响的社区中，个人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动机，在对诱因做出反应时更支持报复性正义。这些影响有着显著的下游效应：大规模政治暴力行为造成的创伤会产生代际效应，因此遭受政治暴力的社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仍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
颠倒的第一意象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质重点，即从战争和冲突的原因转向其影响。对政治心理学而言，颠倒的第一意象将该子领域的分析重点从微观—微观的因果关系倒置为宏观—微观因果关系，从行为者层面的特征或个体差异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转向环境力量对行为者层面特征的影响，凸显了情境特征对于心理机制研究的重要性。
（六）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学的方法
过去二十年来，国际政治中心理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或许在于神经生物学和进化论方法。如利用行为遗传学研究攻击性的起源；借鉴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生物遗传如何与环境特征相互作用，形成冲突行为和决策；高睾酮水平与统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领导人为何热衷于为名誉而战；利用社会神经科学解释面对面外交如何减少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
这些研究呈现出四项特征。
首先，这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神经生物学革命使国际关系学者有更多机会超越学科界限，为传统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其次，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学不仅为政治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因此，除了熟悉的定性和调查实验外，研究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方法还可以借鉴新型证据，即激素、神经或生理证据等。如将皮肤传导测量引入讨价还价的实验，以展示参与者体验讨价还价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
第三，与将人性纳入政治学的还原论不同，遗传学、生物学和进化论往往结合颠倒分析的层次，类似前文探讨的颠倒的第一意象。如行为遗传研究的主力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模型，学者们不是简单地证明政治行为具有遗传起源，而是证明环境因素如何激活遗传倾向。社会神经科学关注神经水平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进化方法下的政治心理学家关注自然选择规划的进化心理机制，以解决先人在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
最后，进化政治心理学方法的魅力之一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形成了一种具有解释力的心理学，而非对经验规律的简单描述。进化心理学认为，许多偏见实际上是为了功能性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由各类启发式方法和偏见组成的。如进化心理学不是将前景理论视为偏离理性模型的研究，而是试图解释其起源。
结论
在这篇综述中，作者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方法的最新发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边界的扩展。心理学方法和理性主义方法之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应用心理学关注实质性问题，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国际关系心理学不再仅研究决策者为什么会犯错。
最后作者提示两点，一是我们如何引进心理学见解，二是我们是否选择输出这些见解。首先，心理学是一门活跃且存在多种声音的学科，有选择性地引进至政治学有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心理学中存在的共识比实际情况更多。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继续批判地引进心理学。其次，研究心理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不应简单地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而应寻求将见解输出到其他领域，正如在进化论和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的努力。同样，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行为学研究也应能为更广泛的行为经济学提供见解。国际关系中许多最重要的理论发展都来自于学者们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尝试，持续的合作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词汇积累
热/冷认知
hot/cold cognition
大五人格
the Big Five
特殊规律研究法
idiographic approach
普遍规律研究法
nomothetic approach
颠倒的第一意象
The First Image Reversed
译者：赵怡雯，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专业。
校对 | 范昊晖 潘顺之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陈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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