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的出现是有起因的。

我们暂且称之为梁陈方案前传。“梁陈方案'的内容，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大家对中国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有必要多了解一下，他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梁思成在信里曾提到：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陈占祥是我国系统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早期的专家，他对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不少从事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对国外城市规划发展的情况不太熟悉，对于许多新的专业名词不得要领，甚至张冠李戴，盲目应用。

为什么会出现梁陈方案呢？

1949年12月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陈占祥儿子陈愉庆回忆道：“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当时，父亲刚到北京两个月。33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多年以后，陈愉庆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陈占祥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所以，在苏联人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一致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事关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经过反复商议，梁陈二人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