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说起印铸局来，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比较陌生。印铸局，是一种清代铸造经营的机构，清印铸局下设文牍、庶务、发行等科室，宅院根据需要进行了改造，建立了铸字、排版、印刷、装订、机房等车间。
帝玺、官印是皇权、行使权力的象征和信物，所以在印章成系统以后，历代政权都很重视，设有专门机构治印和专门官员来督管。清《钦定历代职官表》记：“《周礼》春官，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郑康成注：瑞，节信也。若今符玺郎。谨案：掌节言货贿用玺节。郑康成谓，如今之印章。后世百官给印，其权舆盖本于此。至典瑞掌玉瑞以为符信，郑康成举汉之符玺郎，当之考。符玺郎一官，始于秦之符节令丞。
自汉而降，历代相沿，有符节御史、主玺令史、符玺郎中、符宝郎诸职，属于少府及门下省。至元，则为典瑞监，明则为尚宝司，设卿少司丞等官，以处恩萌寄禄之员。”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二汉侍御史，凡有五曹，二曰印曹，掌刻印。”《五灯精舍印话》载：“《晋书·职官志》：侍御史所掌有五，二曰印曹，掌刻印也。是晋代设官治印，犹今印铸局。
汉建武间，马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皋字为白下羊，丞相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似当时亦有专司其事者……然此皆指官印而言，若私印或秩小官印，如乡印里印等，皆出印工私制。”
《宋史·舆服志》记载这样一段史料：“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这段文字说明一个现象，铸印作为一门技艺，具有世袭的特征。
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国玺”条云：“文宗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臣虞集篆文。今上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臣杨瑀篆文。洪禧，璞纯白而龟钮墨色。”
唐宋元明清均名铸印局，属礼部管辖。明代铸印局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万历九年革一人。铸印局负责百官印信，“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 “凡诸司之印信，领其制度……刓敝则换给之。”《明史》“舆服四”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嘉靖十八年，又新制七宝，有“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等，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枚，由尚宝司官掌管。
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设铸印局汉官”记“复设礼部铸印局汉员外郎一员。乾隆二年例。”清代官印铸造实行双重审核制度，首为礼部，终为内阁。雍正元年定“镌给印信关防……铸造完日，礼部堂官验明，将监造官姓名，登记册籍。倘有银色不足，铜质不精，及字画不清，怠忽从事者，将监造官指参，交该部从重议处。”六年又谕：“向来铸造金银宝印，所用金银，皆有一定成色……嗣后著该部稽查验看……铸就之后，送内阁，著内阁学士阅看，再行颁发，并将铸印及颁发日期存案备查。”我在“犬肖形带钩印”一文中提到古人铸铜多在丙午日，“以其支干皆火也”，雍正在铸印程序上也很讲究时辰，他曾下谕：“印信乃一应事件凭据，不惟藩臬印信，即州县印信，亦属紧要。著礼部俟有数印，一同交与钦天监择吉铸给。钦此。”
那么清朝到民国时期的印铸局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手边恰好有陈庆余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我们可以通过陈老的字里行间一窥究竟。文章不单讲述了印铸局的故事，也饱含了老人对王府井大街的回忆。
我1913年出生在王府井大街的小甜水井胡同一所小四合院里。我的童年、青年以至少半个壮年，都是在这条大街度过的。我对这条街有着特殊的依恋之情，在我记忆的筛子里，留下了很多亲切、美好、令人留恋难忘的金沙。几十年来，每当我走到这条街上，特别是走到小甜水井和现在的经济日报社——早年的印铸局所在地的门前，我总要停步仁立片刻，众多往事和先父的音容笑貌，以及老人家给我讲过的一些轶事琐闻，便在眼帘里浮现，在耳边萦绕。事隔多年，有的记忆犹新，有的回忆起来却犹如雾中观花。我以为仅就自己尚能忆及的，把它介绍出来，供作研究这条街发展变化历史的参考，也是一件颇有意义而引以为幸的事。
在民国初年（1912年），这条街还是一条土路，那真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那时这里并不是十分热闹，更比不上当时人们常说的“东四、西单、鼓楼前”等几条街热闹。马路两侧的商店大多是平房，只有靠近南口东侧的长安大饭店，和西侧的印度力古洋行是楼房。各店的门脸儿，都按照各自经营的商品，装饰得各具特色。店堂、门前都收拾得干净、整齐。惟独三家煤铺（东侧两家、西侧一家）的门脸儿，两扇蒙着一层黑乎乎的煤尘的木门与门前的一片煤尘，显得与左邻右舍很不相称。这三家煤铺中，一家便是现在同陞和帽店的前身，一家是帅府园把口，现在蓝天服装店所在地，另一家是菜厂胡同把口清真寺的北侧。这三家煤铺在30年代初便随着这条街的发展变化被迁出了。此外，这条街上还有几家切面铺、羊肉床子和一家黑白铁铺，也早已撤去了。
当时这条大街的路灯，都是在六尺多高三寸左右粗的木杆的顶端装着个圆形的木托儿，木托上装着个亭子形的木框架，四周安上玻璃的灯罩，灯罩里放一盏煤油灯。每天傍晚，有专门负责点灯的工人，肩扛着一架小木梯，手提着油瓶和擦灯布，沿途点灯、添油、擦灯罩。次日黎明，又扛着梯子来熄灭。这条大街从北到南只有五六个路灯。在各条小胡同里，在胡同中间，住户的墙上，挂着一盏形状与路灯一样，但下面没有立杆的路灯，昏暗得根本看不清道路。街上各商号门前，有的挑挂着各式各样的纱灯或壁灯，也有的高悬着一两盏亮堂堂的汽灯。
大街北口和东华门大街东口、八面槽街南口的交叉处，当时叫“丁字街”。在靠近王府井大街北口偏西，当时公兴合油盐店门前，有一口官井。这口井两个井口，井台是用青四丁砖砌的，井台上竖着一丈多高的井架。井架横木中间，悬挂着一个滑车（俗称辘轳），滑车上缠绕着又粗又长的大麻绳，麻绳两端，各系着一个大柳罐。两个打水的工人，站在井台上，用手拉着大麻绳，一上一下交替地从井里往上打水，打上来的水，专门用来泼洒王府井、东华门、八面槽、金鱼胡同等几条街道。至于这几条街的商店和居民生活用水，则由大甜水井、小甜水井等处井窝子，按各自水道供应。
负责泼洒街道的清道失，每天早晨、中午两次按时从井里打上水来，倒在一个三尺来高、直径二尺上下的大木桶里。木桶里放着一把五尺来长。直径一寸左右的木柄，前端用铁丝捆扎着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柳斗。俩人指着这个木桶，沿街泼酒，他们一斗水泼出去，洒落在地面上，呈扇面形，又匀称又美观，堪称一绝。
在王府井大街路西，纱帽胡同和梯子胡同中间有占地约一万六千平方米，房屋近百间，清末成立的印铸局，也是明代一座府第。在印铸局成立前，这里是光绪年间吏部官员延熙（镜臣)的住宅。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经当时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组成的皇族内阁会议决定，在内阁承宣厅下，设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四局，先严陈钧（字景山，湖北黄陂人)经同乡至好、翰林院编修傅治芗（岳芬）伯父推荐，被任命为印铸局总办。当时先严在山西大学堂担任印刷工艺教习，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印刷工艺工作多年。
印铸局成立后，每当开重要会议，清政府便派当时学部侍郎禁烟大臣宝熙（瑞臣，号沈盦）参加。
先严在奉旨筹备期间，先去英国购买机器设备，后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邀请技术人员。当时请来的有张国玺（江苏人、原商务印书馆副经理)、石庆和（原商务排字房工长）、魏永生（原商务铸字工长）、杨景秀（原商务机修工）、冯月祺(原商务排版工)、汪梓根（排版工）等。同时将院内住房，改建为印刷、铸字、排版、装订、机房等车间。该局设有文牍、庶务、发行等科室。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于同年10月投入用铅字印制邸报（即官门钞）的工作。从此，逐渐结束了近千年木刻版的印刷。该局每日从内阁领取各项谕旨，京内外大员的奏折，以及官吏升迁调转、请假、销假等应发表的各项文件，汇编印成宫门钞，分发给当时设在宣武门琉璃厂南铁老鹳庙巷内的巨兴、巨恒、巨升、信义、合成、集文等六家报房，由他们雇用报夫，送投到各衙门、各大员府第及各大商号、钱铺，每月报费仅两吊钱。
当时报夫，多系山东人，身体健壮，一律穿着蓝布长衫，肩上搭着一条蓝布长袋，里面放着邸报。最早宫门钞由白报房负责，白报房便设在东华门外，他们从内阁领到宫门钞底稿后，雇些文员用毛笔抄写几百本，派人分别报送。那时报费，每月纹银一两二钱。由于价格太高，中、下级官吏及商民，无力订阅，于是政府才组建印铸局。印铸局成立后，除印刷、发行宫门钞外，还为朝廷铸造、镌刻朝廷及各大员的官印。一次，宣统的玉玺被掌印人不慎摔毁一个角，交印铸局修理，是先父亲手精心修补好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印铸局改名为政治官报局，由俞文鼎（琴贻)任局长，先严被任命为荐任技正。俞文鼎系英国留学生，清末民初，他与康有为的女婿罗昌，为当时最出色的两位会英语的人物。在俞任职期间，袁政府为学习外国政府向各级文武官员颁发勋章以示奖励的做法，特派先严去比利时学习铸造技术。当时詹天佑先生也奉派去比利时参观铁路工程，先严乃与詹先生同时出国。此后俩人订交，归国后经常往来。先严学习归来后，政治官报局又改名为印铸局，并在局内设勋章科及铸造车间，开始铸造各种“嘉禾章”、“文虎章”等项勋章。嘉禾章是授给文官有功人员，文虎章是授给武官有功人员，各分一、二，三等，花纹、大小不同。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民国纪元为洪宪，印铸局特发专刊，一律用红色铅印，以示祝贺。次年(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声讨声中，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纪元，仍称总统。不久袁即病故，改由黎元洪代理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印铸局由郭则沄接任局长，先严仍任原职，又任命叶青贻为秘书，齐如山（即为梅兰芳编剧的剧作家）任文牍科长，李菊林为庶务科长，王亦秋为公报科长，魏永生为印刷科长。从此，政府公报大量发行，并发往外地。
在此期间，京汉铁路局在东单二条胡同内路南成立印刷所，该所首任所长包培斋请先严协助安装机器设备，并在工艺技术上给予指导。现在这个印刷所尚在。军阀混战期间，印铸局长屡经更换，叶青贻被任命为国务院参议兼印铸局顾问。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直系军阀内部，各派系展开争夺权利斗争时，印铸局一度停发职工工资。全局职工在叶青贻、胡茂生等人领导下，举行罢工，向国务院提出抗议，要求补发所欠工资，保证职工生活。后经国务院派人调解始得复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印铸局即告撤销。全部机器设备，由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社接管，社长赵雨霖，编辑金城夫。该报除发行《华北日报〉》外，兼营印刷业务。
先严乃告辞退，原印铸局内经先严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来的一些人员，便先后辞退，自己在北京开办私人印书局。如魏永生在和平门外虎坊桥，开设北京著名的京华印书局，石庆和先后在西长安街、西珠市口两地，开设庆记、达业印书局。他们为北京发展印书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华北日报社南迁，敌日在这里又办起武德报社。抗战胜利后，华北日报又迁回原址。北平解放，党中央在这里办起人民日报社，并于50年代拆除旧房建起新楼。抚今追昔，时代风云在我眼前电掣风驰，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像大海的波涛，在我胸中涌腾，新旧对比，有如朗朗晴空与如磐黑夜。
由此可见，印铸局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主要的只能也随之改变，愈到后期，也就愈来愈和印刷厂相重合了，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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