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锦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教授，从事政治理论、公共政策、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准噶尔问题与清朝西北疆域形成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3项，出版著作1部，发表论文30余篇。
摘 要：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六月十八日，拉萨发生了噶伦阿尔布巴等残杀噶伦康济鼐的骇人事变即阿尔布巴事件。通过分析研究阿尔布巴事件及其事件善后的西藏治理改革之演变过程，发现准噶尔因素深度影响着雍正朝的西藏政策，清廷将西藏的治理纳入其整个准噶尔政策中进行。为防备准噶尔再次入藏，清廷逐步倚重后藏贵族康济鼐主政西藏，引起前藏贵族阿尔布巴等的嫉妒和不安，以致发生阿尔布巴事件。清廷趁此事件对西藏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为配合清军西征准噶尔，清廷将七世达赖喇嘛迁居内陆以保其安全，始设驻藏大臣管理藏务，实行驻藏兵制，西藏治理体制初步形成。
关键词：雍正朝；准噶尔；阿尔布巴事件；驻藏大臣；驻藏兵制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二月，康熙帝就“驱准保藏”后的西藏善后治理，选择暂时搁置驻藏汗王选任问题，接受抚远大将军胤祯等的建议，下旨授予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期望以俗人噶伦体制承担起治理西藏的任务。雍正帝继承大统后，在延续康熙帝治藏政策的同时，为防备准噶尔再次袭藏，逐步倚重康济鼐，这引起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等的嫉妒与不安。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噶伦内部为争西藏最高统治权力而暗中内斗，逐渐形成康济鼐、颇罗鼐等后藏贵族和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前藏贵族之两大派系，噶伦掌政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西藏噶伦间的不和睦，雍正帝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十二月十二日回复岳钟琪奏折的朱批上反思“朕想西藏之事，只觉不甚妥协”，之后也多次提到处理西藏问题不“妥协”，但依然偏向康济鼐，迟迟未能做出决策处理噶伦间矛盾。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六月十八日，拉萨发生骇人的事变，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谋杀首席噶伦康济鼐，本文称其为阿尔布巴事件。此事件的发生，无疑对清朝的西藏政策造成重大的影响。如何妥善处理此事件，在兼顾准噶尔的同时，如何构建起有效的西藏治理体制，此乃当时清朝的头等要事。关于阿尔布巴事件，柳陞祺、邓锐龄、冯智等学者有所研究和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论述准噶尔因素下雍正朝如何建立噶伦治藏的过程，及对阿尔布巴事件的影响，分析清朝对阿尔布巴事件的态度及其演变，探讨清朝兼顾准噶尔问题下如何重新调整西藏政策和探索西藏治理体制的动态过程。
一、准噶尔问题与西藏噶伦间的内讧
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九月，清军成功驱逐侵占西藏的准噶尔军队，将西藏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康熙帝及其大臣非常清楚，清军虽驱逐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但准噶尔势力依然强大，并威胁着清朝的西北边疆，诸大臣纷纷奏请趁成功驱准保藏之威征讨准噶尔本部，彻底解决准噶尔这块心病。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正月十七日，抚远大将军胤祯上呈分兵进讨准噶尔的计划。在研究西征准噶尔的同时，清廷自然顾及西藏的安危与稳定，康熙帝颁旨告诫驻藏的公策旺诺尔布、都统武格等不能放松警惕，要防备准噶尔再次袭藏，“本年圣主遣派大兵顺巴里坤阿拉台等三路攻击贼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被逼，藏不可测，军事关系甚重要，不可不预备堵截”。值得注意的是，清廷驱准保藏的初衷，“清帝室希望做到的，无非是恢复卫藏平静，西南地方亦俱安定无事，使准噶尔无机可乘而已”。故，西藏的善后问题，康熙帝极为关心的是如何防备准噶尔再次袭藏。清军进藏前，康熙帝曾非常担心清军不被接纳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令平逆将军延信“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未求留兵，大军全部撤回”。尽管之后达赖喇嘛等主动奏请清廷派军驻藏，康熙帝还是非常谨慎。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接受平逆将军延信等推荐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鼐为噶伦办理过渡期西藏事务的建议，暂搁置选任驻藏汗王问题，下旨授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康济鼐，作为西藏唯一抵抗入侵西藏之准噶尔军队且获得成功的阿里地方长官，其事迹自然受到清廷的赞赏。康熙帝授予康济鼐贝子，也是期望其在防备准噶尔上充当重要的角色，“令小人（康济鼐）我管理噶伦之事，第巴阿尔布巴、鲁木巴奈（隆布鼐）等共同办理土伯特之事后，若土伯特人等有不安兵征之事，旨令我在军事上奋行，可免办噶伦之事”，康熙帝还曾下旨令康济鼐“准噶尔事消弭之前，仍驻守阿里地方”。康济鼐常驻守阿里，阿尔布巴则实际掌握着当时管理西藏事务的最高权力，“向来平时办理，若康济鼐在招，皆由康济鼐为首办理，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则由贝子阿尔布巴为首办理”。此时的噶伦内部，清廷虽同时授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因康济鼐常驻守阿里，彼此相安无事。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十一月，康熙帝逝世，雍正即位。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正月初二日，署理大将军事务宗室公延信、四川陕西总督年羹尧奏请西藏撤军，“现今思之，贼断不敢复进藏，派兵驻守二年余，往数千里地之遥运粮甚难，且钱粮糜费亦多。目今虽令伊等于彼处采买，按兵丁给发，然西藏地方较小，米谷等物价亦渐涨。再，我大军在外日久，甚受苦累，而唐古特兵民亦盼望事比。况且，命兵丁久留异域，妄加滋事之处，亦不可料。”延信、年羹尧等判定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不敢再次入侵西藏，而清军驻藏两年有余，问题多，料不定“妄加滋事”，应撤回驻藏官兵。同时，延信、年羹尧提议恢复过去的第巴制度。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三月初五日，雍正帝采纳了年羹尧等撤军的建议，决定撤回驻藏官兵，但否决了设置第巴管理西藏的提议，雍正帝称“大皇帝有旨：在土伯特已设汗、第巴，并未获益”。另，雍正帝也否决了喇嘛楚尔齐木藏布提议的由达赖喇嘛全权管理西藏的意见。此时，雍正帝有意扶持康济鼐专心治藏，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三月，下旨令选拔得力官员，协助康济鼐驻守阿里，使康济鼐能抽身办理藏务，“再，阿里地方，甚属紧要。今康济鼐亲身赴藏，同隆布奈等料理藏地，其阿里地方无人办事，应交康济鼐派出效力之人，奏闻赏与职衔，协助防守”。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五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亲王罗卜藏丹津武力攻打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奈，拉开大小战役绵延半年之久的战争，青海扰攘不宁。因驻藏官兵全部撤走，拉萨守备空虚，噶伦阿尔布巴等藏族上层惧怕罗卜藏丹津南下，寄信康济鼐率藏军来拉萨防备，七次派出专使催促。清廷也将藏地安危重任交付于康济鼐，康济鼐不负众望，其得力助手颇罗鼐按噶伦们的指令，率军出征并招降了罗卜藏丹津管辖下的玉树部落，获得驻藏办事之大臣鄂赖的肯定，并报请清廷奖赏立功的颇罗鼐等将士，清廷依议赏赐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及分队赏赐跟随康济鼐之三十二人。康济鼐、颇罗鼐的功绩，再度证明清廷选择依重康济鼐治理西藏是对的，但他们的卓越才能引起了阿尔布巴等的嫉妒。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五月，清廷令将领周瑛撤出西藏驻军，“照得策妄既经归顺，西海亦已荡平，则西藏路远未便久驻大兵，应将松潘镇带领驻藏之兵尽行撤回”。听闻清廷要撤出驻藏官兵时，达赖喇嘛托常保代奏雍正帝派员管理藏务，“兹据闻得，已谕令撤回总兵官、大军及章京。等语。若无一人奏报我地安危诸事，明断各种是非，则我地距离朝廷辽远，故奏事者不能明白详述。特请轸念西地黄黎众生灵，务必恩遣一员照看土伯特国生活，明断一切事宜，并赏训旨，不胜感戴之处，请明鉴之！明鉴之！”
周瑛等驻防官兵撤出后，谁来负责藏地的安危稳定？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四月初二日，年羹尧奏报称，康济鼐、阿尔布巴等虽皆感戴皇恩，“但伊等之中，康济鼐为人颇信实，且有才能，技艺亦优”，建议康熙帝“一切事务俱交与康济鼐”。年羹尧的建议符合清廷之意，但雍正帝还是有所顾虑。早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八月，鄂赖奉旨前往西藏办理增加两名噶伦办事时，前藏贵族上层就反对颇罗鼐为噶伦，提出按传统后藏人不能安排到噶伦这样的位置。康熙帝虽同时授予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但康济鼐的重要职责是驻防阿里，现令后藏贵族康济鼐至拉萨主持管理藏务，雍正帝自然要顾及噶伦内部和谐，“尔欲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所议虽是，但康济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紧要，不知康济鼐情愿与否，且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彼此能和睦与否，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忒往居西藏，阿尔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年羹尧、鄂赖等顺从雍正帝之意，回奏称“请将康济鼐即照谕旨，于招地方、阿里克地方往返行走，照看两地”，如果“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拟即令贝子阿尔布巴为首，会同其余之公、诸台吉办理招之事务”。岳钟琪也向清廷力荐康济鼐主政西藏事务，“再，康济鼐、阿尔布巴既封为贝子，管理西藏事务，请令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颁给敕谕，晓谕唐古特人等，尽令遵奉二人约束，庶免扰乱之患”。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十一月，清朝决定派遣副都统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前往西藏宣谕，“特简授贝子康济鼐为总理，噶伦阿尔布巴为协理，着二人掌办藏事”。清廷刚做出这个决定，雍正帝就接到达赖喇嘛奏请清廷派官员管理藏务的奏折。与此同时，雍正四年（１７２６）正月初三日，康济鼐奏请辞退噶伦职务的奏折也到达清廷，“土伯特之所在事情，皆由于至高皇帝陛下恩施多派办事噶隆，因而无所难得，极为顺当，小贝子康济鼐已无事可做，故请免去我噶隆一职，特请睿鉴”。另，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也曾去信请果郡王、阿拉锡等向雍正帝转他们之意，“去年（即雍正三年）阿尔布巴、隆卜鼐等皆有字述已效力处与果郡王、阿拉什等”，期望雍正帝的认可及重用，“朕皆令作伊等话皆教导去矣”。此时的雍正帝及其大臣似乎没有完全察觉或没在意西藏存有危险的信号，下旨勉励康济鼐，另则下旨告之达赖喇嘛“若令康济鼐可信之人办理藏务，则与朕处遣员无异”。
二、康济鼐主政与阿尔布巴事件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六月，副都统鄂齐等抵达拉萨，宣读谕旨即噶伦康济鼐为总理，噶伦阿尔布巴为协理。此次进藏，鄂齐等发现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噶伦内部矛盾严重，并立即奏报雍正帝：西藏噶伦内部分成两派，前藏的阿尔布巴、隆布鼐、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等因姻亲关系结党，排挤康济鼐，且各噶伦以受达赖喇嘛赏赐为由分据一方。“除扎尔鼐无记号外，其他噶伦等各用各之记号”，康济鼐孤立故奏请辞退噶伦“是惟恐受牵连之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十二月十二日，雍正帝接到另一份同样反映噶伦不和的奏报。自藏返抵西安的参将王刚通过岳钟琪向雍正帝奏报噶伦内部不和情形，“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然未免与隆巴奈等诸人相联一气，而康济鼐则孑然孤立者也”。雍正帝在回复岳钟琪代转王刚的奏折中称“朕想西藏事只觉不甚妥协”，这时已感觉到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并反思过去依重康济鼐治藏的政策，“康济鼐虽一片公忠，未免是外人孤立，今朕信用荣任，伊等未免心寒”。雍正帝此时想起达赖喇嘛提请派遣驻藏官员，但还是感到“若令人监住西藏，非善策”。雍正帝非常担心准噶尔是否会趁机插手西藏事务，也顾虑阿尔布巴一旦有所疑惧而投奔准噶尔，令岳钟琪等预为留心、早做谋划。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八月初三日鄂齐等奏报西藏情形时，鄂齐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即颁给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印章，“倘奉皇上之命赏给康济鼐以印信，则办事有力，且于地方佛法甚有裨益，众亦无奈服从康济鼐”。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十二月三十日，鄂齐回京后面奏西藏情况，雍正帝让大臣廷议，廷议决定还是要遣官驻藏监察，雍正帝修正之前的认识并同意了这个决议。与此同时，雍正帝还同意了鄂齐的方案：一是颁给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印；二是解除隆布鼐、札尔鼐噶伦之职，“再，噶隆甚多，反增繁扰，隆布奈行止妄乱，札尔鼐庸懦无能，应将此二人以噶隆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无作乱之人矣。请降训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均应如所请”。
雍正帝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派遣僧格、马喇携圣旨进藏监察。尽管做了如此安排，雍正帝还是顾虑准噶尔是否再次插手西藏事务，“西藏甚要紧。想策妄若不肯歇，仍在西藏着意，其他不能动”，令做好出兵西藏的谋划。雍正帝在给岳钟琪的《岳钟琪遵旨奏陈拟在察木多等处设兵应援事折》的朱批云：
此奏到，朕与怡亲王商酌，王奏言，前藏［亲］王见你时，曾备细问过西藏情形，王言卿曾言可保无事，即有事，两路进取甚易之语。今奉旨着将驻兵弹压，他敢不将驻防事宜筹画奏闻，若如此，事固出万全，但恐国家经费施与无用，亦恐唐古特因此而生疑畏，奏朕当再斟问与卿，今又遣官住藏，若或可不用此一举，省许多事。言卿若以为西藏事属可疑，必当用此一着，皇上再发廷议，云云。朕深是王之奏，因特谕问卿，汝可详悉再加通盘筹划，权变［其］轻重，得确见合宜之论时奏闻，朕再斟酌。此事原所关甚巨，当详细谋出万全而行者。
雍正帝告诉岳钟琪，怡亲王允祥不赞同他提的设兵应援方案，理由是：岳钟琪曾向他提过由川陕两路进兵西藏甚易，如果驻军于里塘、革达地方，这既费钱又会使藏人疑畏，且当时已遣僧格、马喇进藏，若真要采取军事行动，“皇上再发廷议”。雍正帝表示赞同怡亲王的看法，但他还是要求岳钟琪在里塘、革达两地方不预前设兵之下“详悉再加通盘筹划，权变［其］轻重”。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二月二十二日，岳钟琪向雍正帝复奏，首先述及当时提出由川陕两路进军西藏甚易是以西藏内部和睦为前提的，若没有此前提，“我兵虽两路疾趋进藏，亦已缓不济急矣”，接着岳钟琪依雍正帝的指示提出一个新的应对措施，其文如下：
今口外若不设兵驻防，则惟有一面预备川、陕两省兵马，事事早为料理，一面差官驻藏，以为防护达赖喇嘛、体察番情之计。臣愚以为廷议令臣委官一员随钦差进藏，固属甚是，但止遣官员，不带兵马，则恐索诺木达尔扎等结党勾连，岂一二官员所能钤制。应请派拔陕省参游一员，马兵三百名，随钦差进藏驻扎弹压，凡有关系紧要事务，令其与康济鼐等相商料理。其一切地方钱粮诸事，不得干预，以免滋扰。至口粮钱粮宽裕支给，每岁约需银三四万两，到藏之日，听其自行买备，三年更换一次，如此则有备无患。一遇谆噶尔有窥藏之信，即便会同康济鼐等督率唐古忒之兵，于喷多、样八井险要之处，勒兵拒守，乘其远来疲乏，以逸待劳，不难剿灭。倘贼势众大，度量唐古忒之人不能拒敌，即领官兵先护送达赖喇嘛由叉木多一路，前赴内陆，则喀木、藏、卫之人心有所归向，自必皆为我用。纵使谆噶尔之人再踞西藏，亦不能团结彼处之人，为其附和。加以我兵照从前川陕两路齐进，恢复西藏，实属不难。
岳钟琪认为，既然不设兵驻防，则需两手准备，一面早日备兵，一面遣官监藏。当时西藏的阿尔布巴等已结党勾连，岳钟琪认为只遣官进藏是不够的，因进藏官员没力量去应付突发事务，所以主张派拔参游一员，马兵三百名随钦差进藏驻扎弹压。更为重要的是，若准噶尔大势入藏，此官兵也可护送达赖喇嘛前赴内陆。岳钟琪之所以如此考虑，这都是与清朝把西藏的政策方针从属于准噶尔政策有关，“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关于这只驻藏官兵的粮饷及更换问题，岳钟琪也做了详细的计划。“三年更换一次”，也就意味着清朝军队将长期驻扎于西藏。对于岳钟琪让僧格、马喇带兵入藏的建议，雍正帝称敕书已写付来使，敕书内因未写明带兵前往，若忽添兵去，恐西藏人惊疑，因此需先令僧格、马喇等到拉萨后与康济鼐、达赖喇嘛商议，若他们请兵，则再派兵前往。雍正帝暂未令僧格等带兵入藏。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二月，清朝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进藏宣读旨意。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六月十五日，噶伦阿尔布巴等获知僧格、马喇等携带解除隆布鼐、札尔鼐噶伦职务的诏书及赐予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印信进藏的消息。三天后即十八日趁噶伦会议之机，阿尔布巴等人残杀了康济鼐，随后出兵至后藏，前后藏战争即将爆发，此即本文所称的阿尔布巴事件。
三、清军进藏及其驻藏兵制的初设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八月，清廷接到达鼐奏报康济鼐被杀的信息，雍正帝非常震惊，明确表示：“今康济鼐系敕封贝子之人，若果被擒害，国体所在。”雍正帝也试图趁此难得机会永久解决西藏问题，“前闻康济鼐被害之信，西藏事总未妥协，欲借此问罪征讨，甚属有辞”。于是，雍正帝依据阿尔布巴事件与准噶尔是否有关，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大致方针，兹录其文如下：
但不知西藏此番之事，与策妄阿喇布坦有通信处否？倘与策妄阿喇布坦相关，则当将两处之事一并计议。若只西藏自生事端，朕意亦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方久远之计。当发兵之时，别立名色，出其不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果策妄有瞻顾西藏之意，遣人帮助，已抵西藏地，则我兵或者先直捣其剿穴，以剿灭之。策妄既灭，则西藏料理易耳。若目今将西藏之事料理清楚，将来亦可置策妄于不问，则先急理西藏。此事关系重大，岳钟琪既亲身来京，朕自面同计议。尔等可先将此意密行寄知。所派陕西之兵，若明春草出进兵，则似应于此时前往西宁为是。著岳钟琪即行差派前往，并知会四川兵马前往打箭炉驻扎，云南兵马前往鹤丽镇驻扎。倘岳钟琪之意以为此时且不必发兵，恐惊骇西藏、西海人众，则著岳钟琪自行定夺，并知会四川、云南二省兵马，亦各在本营预备。
雍正帝非常清楚，西藏问题之所以会一再出现，是因为“西藏事情从前料理甚不妥协”，上述内容显示，不管康济鼐被杀是否与准噶尔有关，雍正帝都确定了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至于如何安排这次军事行动，雍正帝一方面令岳钟琪进京商议，“此事关系重大，岳钟琪既亲身来京，朕自面同计议”；另一方面派军前往打箭炉、鹤丽镇驻扎。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八月十八日，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上奏清廷，内容由岳钟琪转奏，其内称：康济鼐违背圣恩，将众生害苦，故众噶伦、头目等将他杀死。对于达赖喇嘛等的奏报，岳钟琪认为，“臣等伏查康济鼐系奏旨管理西藏事务之人，今被阿尔布巴并众噶隆头目人等擅自危害，显有捏词倾陷情弊”。收到岳钟琪的奏折后，雍正帝朱批云：
前一闻西藏之信，朕意欲出其不意先机整理，借此将西藏清楚，故有前备兵来年西藏之旨。今览达赖喇嘛之奏，似目下未有强梁之为，恐大兵一临其境，伊若挟喇嘛逃往谆噶尔，则难措置矣。朕念及此，觉前意不可行，总俟你到来通盘面讲。
上文表明，雍正帝本想备兵进藏，但看到达赖喇嘛等奏报得知“康济鼐被害情由，乃系西藏噶隆等彼此不睦，自相残害之小事”，担忧清军进藏会迫使“伊若挟喇嘛逃往谆噶尔”，于是调整对策，“则取藏务更当慎，不如暂安西藏人心，只得再看光景，所以又改谕，止派兵”。鄂尔泰接到雍正帝暂停进军西藏的谕旨，立即上奏附和：
达赖喇嘛兹称，众噶隆伙杀康济鼐，意在法不责众，欲宽阿尔布巴之罪。窃料此举，达赖喇嘛之父或主使之。虽蒙圣恩详切开示，以安其心，终恐伊等畏罪之心未能遽释。此际番人鼓惑，边将恐吓，或反激成事端，俱不可不预算。至于攻取之策，万不可行，圣谟弘远，动握要机。据臣愚见，即安藏之后，再图他策，亦断不应计及攻取。姑无论攻取之难实倍前此，纵使长驱进藏并无抗拒，噶隆等惟向谆噶儿逃躲，我师既然更深入藏地，复不可以久居，大军一撤，旋来盘踞，彼逸我劳，终难以善全。……固知西藏有事，亦直以无事处之，仍无所事事也。
雍正帝暂停进军西藏，是因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这顾虑到清军入藏以免阿尔布巴等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准噶尔，但不表示雍正帝放弃进军西藏永久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然而，鄂尔泰并没有真正领悟雍正帝的想法，由此提出的“固知西藏有事，亦直以无事处之，仍无所事事也”的看法。此观点当然会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雍正帝回复朱批云：
西藏、谆噶儿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诸国，西海、哈儿喀等众蒙古人心系焉，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掖之患。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
正是因为西藏、准噶尔影响国家社稷，所以康熙帝才会“立意来取谆噶儿、安定西藏者”，而雍正帝则是继承康熙帝未完成之业，“欲述先志”。之后因虑及阿尔布巴等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准噶尔，恐不万全，故暂停进军，以安西藏人心，“以图他日机宜”。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八月三十日，马喇等奏报“据闻隆布鼐、扎尔鼐率兵与颇罗鼐兵相战”，于是马喇等则问达赖喇嘛“我们来的时节，蒙圣主就要发兵同我们前来，因颁来敕内未曾开写，恐你们汤古特人等不知情节，反有惊恐，所以并未带来，叫我等向达赖喇嘛商量，兵得多少可以足用之处，令其奏闻”。虽然达赖喇嘛云“今康济鼐已死，想无事耳”，但马喇等认为“以奴才等愚意，虽杀康济鼐，颇罗鼐大败而逃，但事仍未完结”，因此“内陆兵不可无”，奏请清廷“派内陆绿旗兵五百，统兵绿旗大员一名，再派臣一员，驻藏管束”，如此，则“仰仗天威，想无他事”。颇罗鼐与阿尔布巴等内部战争（也称卫藏战争）的爆发，这对雍正帝来说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伊等既已内乱，师出有名，且有婆罗鼐扼其逃往谆噶尔之后门，此正天赐之良便也”。更为重要的是，“近日婆罗鼐已与阿儿卜巴相拒之势定矣，阿儿卜巴竟请兵，真大奇。机会上天之所赐也，若如此，大省心力矣”。于是，清朝开始谋划进军西藏，“现召岳钟琪来京详议此事，伊亦深以朕意为是，今已定于来年四五月间发兵定藏矣。大约云南兵数需三四千，部内自有知会。总兵官内慎选一员，粮饷预为料理停妥，移驻达赖喇嘛处，着实秘密，即派出领兵之总兵官，亦不可使知之”。
清朝在备兵之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二月十七日，岳钟琪向清廷奏称，应派官员进藏安稳颇罗鼐，因关系到清军进藏成败与否的问题：
臣思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奸险诡谲，今探知我兵进发，又见颇罗鼐兵连不解，则其散布流言，将此进藏官兵以声讨颇罗鼐为词，先事恐吓，以冀摇惑人心，欲使颇罗鼐一时轻信，畏惧涣散，亦未可定。或阿尔布巴等自知罪重，竟于川、陕两路通藏要隘处所，负固抗拒，以阻我兵，均未可知。臣查颇罗鼐前差人赍折由哈喇乌素一路来至西宁，副都统臣达鼐随将奏折转进，已蒙圣鉴。因未奉有明旨，来差尚未遣回。今大兵进藏，所有料理事宜，颇罗鼐不能知悉。以臣之愚，仰请皇上颁给谕旨，微示圣意，以安颇罗鼐之心。如阿尔布巴等造言煽惑，令其切勿轻信。
岳钟琪云，清军进藏之事，颇罗鼐因不知实情，恐被阿尔布巴等利用，“散布流言，将此进藏官兵以声讨颇罗鼐为词，先事恐吓，以冀摇惑人心，欲使颇罗鼐一时轻信，畏惧涣散”。因此，当遴选熟悉西藏事务的亲信之人，秘密前往西藏，不必通知钦差副都统马喇等，与把总梁万福同往，向颇罗鼐传达谕旨，探听情况。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帝甚为赞同，但也提出疑虑“今若赍谕前往，未免冒险，使不得”，雍正帝云“若可以使一人去，相机口谕，妙极之举”。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三月十九日，把总马元勋自西安起程进藏与颇罗鼐会面。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五月二十六日，颇罗鼐统领阿里后藏诸兵抵达拉萨，将杀害康济鼐之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拿获，周瑛接到消息后，开始调整进藏官兵的数目，“臣思藏中事势如此，若仍遣发多兵，则颇拉奈不无隐惧怀疑之处。臣随遣发来差星即回藏，将颇拉奈留驻西藏。臣仍将挑定川兵一千余员名，令副将杨大立等带领，兼程随臣进藏”，其六千余名川、滇官兵则听候调遣。周瑛对进藏官兵的安排，则违背了雍正帝的西藏方针，雍正帝对此甚为生气，“周瑛为人心术好，汉仗去得，但甚孟浪冒戆，识见甚平常。今览伊奏，朕心神皆为战栗，几乎未至大误大事。此事用此人大错矣，实朕之过也”。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八月初一日，查郎阿、迈禄、周瑛率军齐入拉萨。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十月二十四日，清廷下旨“著将川、陕兵丁各留一千名驻藏，共成二千之数，令迈禄、周瑛总统管领，并令永昌协副马纪师一同驻扎料理”，清代驻藏兵制开始形成。
四、西藏治理体制探索及驻藏大臣的设置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八月初一，查郎阿等率官兵进抵拉萨，次日即开始处理阿尔布巴事件善后事宜即进行西藏治理改革。关于西藏善后治理，查郎阿进藏前即受命与岳钟琪、迈禄商议，后陈奏办理西藏事务十条，获得雍正帝的肯定。查郎阿在藏期间，基本按上述西藏事务十条进行改革。第一，查郎阿与副都统马喇、学士僧格共同审讯事件发动者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后依罪行依次判阿尔布巴、隆布鼐凌迟处死，扎布鼐斩首，其余之人依罪情处罚；第二，将达赖喇嘛迁居内陆，这是清朝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第三，重建西藏善后治理体制。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十二月，雍正帝下旨兵部：“达赖喇嘛来居里塘，已派副都统鼐格前往迎接，驻扎照看。鼐格缺，著派都统巴尔米忒前往”。阿尔布巴事件后，清廷则将七世达赖喇嘛迁移至内陆，此乃按雍正帝早已设想的政策而执行。
清廷非常清楚，西藏问题，明确说就是达赖喇嘛的问题，“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因此，当雍正帝接到鄂齐、班第有关西藏噶伦内部不和的消息后，他就非常担忧达赖喇嘛安全，于是备兵进藏，欲一次永除西藏之忧，“前西藏事一出，朕即欲述先志，乃初次之谕也”。然而，因顾及达赖喇嘛被挟往准噶尔，雍正帝又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及后虑及挟喇嘛奔往谆噶儿，恐不万全，故有暂安谆噶儿、唐古忒之心，以图他日机宜，有二次止兵之谕”。雍正五年（１７２７）七月，康济鼐被杀事件发生后，雍正帝断然决定，“当发兵之时，别立名色，出其不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将达赖喇嘛迁移至内陆，是雍正帝非常明确的态度。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二月二十八日，就达赖喇嘛迁移内陆的安排问题，雍正帝下旨令查郎阿、岳钟琪等商议，“带领达赖喇嘛前来，应由何路行走，应派绿旗兵若干随来，并应需钱粮数目之处，命与臣岳钟琪商议”。三月初四日，岳钟琪向雍正帝奏称，“臣等会查，酌派绿旗兵六百名，同满兵四百名，由四川一路防护前来，颇称妥便”，至于搬迁所需钱粮问题，“于四川布政司库贮军需粮内酌拔银四万两”。雍正帝虽然肯定岳钟琪的建议，但仍谨慎担心：“再者，着喇嘛来，恐索讷木达尔扎疑畏。或里塘、巴塘一带无知番众阴留之举，亦不可不预防。恐查郎阿等视为轻易，带护送兵太少，临期恐烦措置，卿可留收，知会查郎阿。再一路如何防备处，加意料理可也。”
雍正帝起初设想将达赖喇嘛迁至西宁，阿尔布巴事件后他开始重新调整，“喇嘛住居之庙地方，卿亦当筹画奏闻矣”。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十月初四日，岳钟琪奏报云：
今臣钦遵谕旨，细加斟酌。查口外革达地方，在亚笼江内，又有三渡之险，可以防范稽察，且离打箭炉仅二百余里，附近番民俱系久附版图，颇知守法，前经年羹尧奏请于此地安设镇营，复经王景灏修筑城垣，盖造房屋。后因停止设营，此处城垣房屋现在空闲。臣请即于革达城内居中地面建为庙宇，将喇嘛移驻于此，其中旧盖房屋即为驻扎官兵居住之所，于事均为妥协。
岳钟琪建议，将达赖喇嘛迁居革达地方即泰宁，首先是此地“可以防范稽察，且离打箭炉仅二百余里，附近番民俱系久附版图，颇知守法”，其次是“此处城垣房屋现在空闲”，在泰宁城内建筑达赖喇嘛居住之庙宇，则旧房屋即可为驻扎官兵居住之所。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十一月初七日，达赖喇嘛自拉萨起程，因泰宁庙宇尚未修成，清朝则令达赖喇嘛暂居喇嘛寺。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总兵官任国荣奏请清廷，“臣思达赖喇嘛暂居之处犹廑圣心，派拔官兵防范，将来庙宇告成，送往噶达（即革达）居住，自应专设汛防，以为永远遵行之制”，雍正帝朱批云：“交廷议，候旨行”。之后，岳钟琪奏称，“噶达建造庙宇，移驻达赖喇嘛，守护之兵殊关重要”，至是，提出分别于化林坪、打箭炉、泰宁城、雅笼江上中下三渡、泰宁之西吹音堡等地留驻重兵，并将“黎雅营就近改归建昌镇管辖，峨边营就近改归永宁协统辖”，关于朝拜者的管理，岳钟琪云：“嗣后凡有藏内人来噶达者，令西藏噶隆给发图路引，以便稽查。”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均应如所请”。雍正八年（１７３０）二月三日，七世达赖喇嘛启程移居泰宁（革达）。至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七月二十日，雍正帝下旨令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护送达赖喇嘛回拉萨，“今贝勒颇罗鼐实习效力，将唐古特、厄鲁特之兵操练精熟，各处紧要隘口，俱已严固防守，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自此，达赖喇嘛结束了移居泰宁的生活。
达赖喇嘛迁居内陆，一则可就近保护达赖喇嘛不致落敌手，二则使达赖喇嘛及其家庭远离政治，便于西藏建立有效的治理体制。
西藏应建什么样的治理体制？雍正帝曾考虑“将南北藏一切均分”而治之：
朕览此光景，颇罗鼐又有些不稳当，阿尔布巴、隆布鼐等甚是可恶之极。查郎阿来时，朕谕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之处，朕又思倘若不合唐古特人情，须当缓图。此事可与岳钟琪详细斟酌，到藏再看情形，合宜而为之，不可即遵朕旨勉强而行。
雍正帝的设想是将西藏按前、后藏分而治理，但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雍正帝还是要求查郎阿与岳钟琪商议，根据实际情况而实行。关于雍正帝的设想，岳钟琪云：
臣伏思颇罗鼐向居后藏，与彼地唐古特聚处已久，现今与阿尔布巴等集兵相恃，皆系后藏阿哩等处之唐古特等相助为力，则其平日之情意相孚，即此可见一斑矣。今臣等酌议，仍遵前奉圣谕，令颇罗鼐总管后藏事务，并将后藏以外，冈底斯以内，以及阿哩等处地方，俱令颇罗鼐管理，并经收所管阿哩等处钱粮，以为班臣喇嘛香火养瞻之需，似属妥协。至于前藏事务，若不择人管理，势必人心无措，但此时相距途遥，未能确定其人。臣查郎阿等到藏后访得老成干练为土伯特素所信服者二人，任以噶隆之职，管理前后藏事务，方属有益。
岳钟琪等认为，根据颇罗鼐的情况，由其暂行管理后藏事务是理想之举，至于前藏事务，还需查郎阿在藏查访到“老成干练为土伯特素所信服者二人”，再任以噶伦。岳钟琪等的分析有顺从雍正帝“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之意，获得雍正帝的肯定，朱批“甚是妥协”。管理前后藏事务，因事关西藏大局，所以岳钟琪称“惟事关重大，未便预为臆度”，这有待于查郎阿到藏查看情况。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十二月，查郎阿向清廷推荐两名噶伦候选人，“据颇罗鼐保选二人，一名色朱特色布腾、一名策凌旺扎尔，俱系大员之子，素为人所敬重。臣等见二人诚实明白，即令管理前藏，授为噶隆”，与此同时，查郎阿称，拉萨刚恢复秩序，由新上任的两位噶伦来办理前藏事务，恐有不妥之处，加之颇罗鼐声誉人望无人可比，于是提出由颇罗鼐暂时总理前、后藏事务，“暂令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俟达赖喇嘛迁移完毕，招地撤兵，再令颇罗鼐专管后藏”，查郎阿的提议均得到清廷的准许，颇罗鼐“著封为贝子，以奖义勇，以昭国宪”。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十一月，颇罗鼐奏请颁总理西藏事务的贝勒印信，“唯我土伯特大小人等往来文书均需钤印，奴才荷蒙天恩荣膺多罗贝勒，并办理前后藏噶伦事务，……若用印信，彼等信服且加恭敬，不肇事端，有利于事，奴才亦将益加奋勉”。颇罗鼐的请求得到清廷的准许，“所颁办理噶伦事务多罗贝勒印信，交礼部以清、汉、唐古特三种文字铸成银印。及至铸成，交其来使返藏时乘便赍回，由僧格等赏给颇罗鼐”。
平定阿尔布巴事件后，清朝依然实行噶伦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然而，此时的清朝对西藏的治理体制有所改变，开始派遣驻藏办事大臣。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正月，清朝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进藏监察。阿尔布巴事件后，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六月初八日，清朝“仍命马喇赴藏，由马喇、僧格总理藏务，迈禄、包进忠协理其事”。自此之后，清朝设置驻藏大臣衙门，并规定任职时间、职责、官员人数等，凡一百八十余年始终贯彻执行如一日，从未间断。
上文探讨了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西藏治理改革的过程。众所周知，阿尔布巴事件是清代西藏历史乃至对整个内亚边疆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事件后清朝进行了西藏治理改革。在分析研究了阿尔布巴事件及其善后的西藏治理改革后，发现准噶尔因素影响贯穿雍正朝西藏政策的整个过程，清廷将西藏的治理纳入其准噶尔政策中进行，为防备准噶尔再次入藏，逐步依重后藏贵族康济鼐主政西藏，引起噶伦内部为争西藏最高统治权力而内斗不和，前藏贵族噶伦阿尔布巴等悉知清廷派使臣携废除隆布鼐、札尔鼐两位噶伦职务的诏书和赐予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印信进藏时，抢先杀了康济鼐，发动前后藏战争。清廷趁此事件，对西藏进行治理改革，将七世达赖喇嘛迁居内陆，始设驻藏大臣，实行驻藏兵制，西藏治理体制初步形成。
【注】文章原载于《前沿》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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