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是一个由多元教派杂糅而成的国家，虽然什叶派人口约占黎巴嫩人口的三成，但从1516年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统治起至二十世纪末，什叶派社群一直在叙事历史中处于下位圈，这也导致大多数人对黎巴嫩什叶派的认识是始于真主党并基于真主党。这是由于黎巴嫩历史长期以来一直以法国--基督教马龙派为中心的叙事角度为主，直到21世纪，黎巴嫩的历史叙述才变得更加多元，这也让什叶派从历史叙述的边陲中重回主流视野。
“法蒂玛遗民”：被边缘化的黎巴嫩什叶派群体
● 黎巴嫩地图（图源：Nations Online Project , 图片编辑：刘芝茜）
黎巴嫩南部有三个重要什叶派聚居区——南贝鲁特（Southern Beirut），提尔（Tyre）和赛达（Saida），这三座城市都在黎巴嫩西部沿海（图示），而且都有多年的历史。1171年，穆斯林世界知名英雄萨拉丁·阿尤布成为埃及实际上的统治者，自此终结统治埃及及东部地中海沿岸200余年的什叶派朝廷——法蒂玛王朝（909-1171）。由于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南部和黎巴嫩，法蒂玛王朝对于这一地区最大的影响有三个：十字军、什叶派社群和德鲁兹派穆斯林。
当然，今日黎巴嫩的基督徒，绝大多数还是本地的阿拉伯语部族（黎巴嫩基督徒不认同自己是阿拉伯人的观点，但大多数人文化与血缘传承比很多黎巴嫩穆斯林更为贴近南部沙漠的贝都因部族，部分基督徒家族是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的基督教名门后裔），十字军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主要是造成这一地区的居民具有强烈的“抱团”式贵族政治。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在这批欧洲入侵者进入故土后，建立起自己的“谢赫”（Sheikh，部族长老），从而自保/向不同势力更方便地讨价还价。
由于地理、文化等原因，至奥斯曼统治时期，这一地区主要领主是“埃米尔”（Emir），下辖一堆“谢赫”。黎巴嫩的埃米尔主要是两个王朝：德鲁兹派的马安王朝（Ma’n Dynasty,1544-1696）和混杂逊尼派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谢哈布王朝（Chahab Dynasty，1697-1843）。
● 提尔(Tyre)地区的马安王朝建筑（图源：维基百科）
在此时期，奥斯曼帝国对于当地的非集权统治分为“纵向联动”和“横向结盟”两个部分。当地的政治都被地方的大家族（Notables）掌控，这些家族通过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相互制衡。纵向来说，这些家族对下依赖于社会中臣服他们的人、对上仰仗外来的省长以及统治者。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这些家族采取了暂时性、相互结盟的战略。他们在权力和影响力，在物质上主要基于对土地的控制权、地税、房产、当地手工艺品、地方贸易以及宗教捐赠（awqaf）。现代关于地方统治者的记载由于受到了主流法国以及马龙派观点的影响很少提及什叶派家族的历史，尤其是比较客观的历史。实际上什叶派在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内有三个较为有名的家族，来自的黎波里（Tripoli）的哈马丹家族（The Hamadas），管辖巴勒贝克（Baalbek）以及部分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哈尔夫什家族（The Harfushes），和掌管阿迈勒山（Jabal Amil/Amel）的萨吉尔家族（The al-Saghirs）。这三个家族的起伏和奥斯曼帝国的变化联系紧密。
● 哈尔夫什家族的贵族（图源：维基百科）
● 19世纪德国插画描绘的黎巴嫩什叶派贵族与叙利亚逊尼派公务员（图源：维基百科）
来自的黎波里的哈马丹家族虽然从未被册封为桑恰贝利克（Sancak-beğlik，类似于市长）或埃米尔，但是从1633年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去世到1697年谢哈布家族崛起的期间内，哈马丹家族是黎巴嫩山最为重要的家族，其辖区由今天叙利亚的萨菲泰（Safita）地区扩张至今天黎巴嫩的朱拜勒（Jbeil/Byblos）。在1763年，哈马丹家族被赛达埃米尔——谢哈布家族驱逐至黎巴嫩的山的另一面——贝卡谷地。自中世纪起什叶派游牧民族对叙利亚沿海范围的主导和哈马丹家族的军事和族内通婚的社会特性，让他们在奥斯曼政府放弃了军事封地转而实施税农场（iltizam）的背景下成为了地区税收和监督代理人。也因此奥斯曼政府依赖于哈马丹家族以管理黎波里，包括税收、维持秩序和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包容他们的宗派身份。
帕夏与谢赫：什叶派贵族摇摆的政治天平
尽管有时其他地区的统治者试图以哈马丹家族欠缴税款以及过度压迫臣民让奥斯曼政府削弱其权力，但奥斯曼政府都由于缺乏力量以及自身意愿等原因，不愿更换当地的统治家族，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后期。自该时期起，奥斯曼帝国开始经历内部改革以及外部危机，其中包括了其在维也纳战争失利；也是那时开始，地方什叶派家族与帝国的和谐关系开始崩溃。欧洲战争的失利导致了大量难民从巴尔干涌入，促使了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部落定居政策，推崇武装化平民并逐步侵占传统自由的部落领土。
正是这一契机，在面对什叶派在领土问题攻打库尔德人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在1693-1694年间开始讨伐哈马丹与哈尔夫什家族。同时，哈马丹家族的统治开始受到马龙派基督社群的威胁，因为此时的马龙派除了拥有法国的支持，还有与马安家族在商业与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同时也由于马安家族到后来谢哈布家族高效的执政以及对奥斯曼政府新财政政策的响应，德鲁兹和马龙派逐渐开始取代什叶派家族的位置。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谢哈布家族利用马龙派反抗哈马丹家族的契机，结束了什叶派在的黎波里的统治。因此，哈马丹家族从的黎波里（Tripoli）迁移至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赫梅尔（Hermel/Hirmil）。
● 黎巴嫩地图（图源：Worldatlas, Journal of Ethnophar macology，图片编辑：刘媛怡）
如果说十七世纪后期是的黎波里的哈马丹家族遭遇社会巨变的时期，那么十八世纪后期这个遭遇就降临到了掌管阿迈勒山的萨吉尔家族身上。阿迈勒山有着整个地区最古老以及最显赫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社群。从中世纪以来，什叶派的学者把该地区发展成为了什叶派重要的教育中心。自16世纪起，随着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崛起，伊朗高原逐步由逊尼派主导转向什叶派为主，许多阿拉伯经学世家的穆斯林学者移民去了伊朗，并由此制度化伊朗的什叶派。
● 扎希尔·欧麦尔与贾扎尔帕夏，18世纪后期叙利亚地区两个重要政治人物（图源：维基百科）
但由于谢哈布王朝崛起以及掌握铁血手段的贾扎尔帕夏（另译“查萨尔帕夏”，Cezzar Ahmed Paşa，约1730-1820）为赛达瓦利的任命，阿迈勒山由大家族掌管的黄金时期于十七世纪后期结束了。奥斯曼政府在十八世纪对该地区的统治策略与对的黎波里哈马丹家族的不同，其主要威胁来源于日益壮大的马安和谢哈布家族与一些地区贸易强权，例如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Umar al-Azmi，1688-1774）。虽然后来扎希尔·欧麦尔被贾扎尔帕夏连同奥斯曼一起讨伐并斩首，但他逃出生天的曾孙后来成为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重臣，在19世纪上半叶延续阿兹姆家族（Al-Azmi）的权威。
尽管萨吉尔家族被奥斯曼政府视为哈马丹家族的同谋，但他们依旧在17世纪末讨伐战后通过利用谢哈布家族与贸易强权之间的敌对关系，将自己的高度自治权维持至18世纪末。从18世纪50年代起，面对马龙派和谢哈布家族所代表的德鲁兹派分别对阿迈勒山的殖民和军事压力，什叶社群选择了和当时政治经济势力范围已达北部巴勒斯坦的扎希尔·欧麦尔合作，以及帮助其埃及盟友在叛乱中获得了对赛达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什叶社群、扎希尔·欧麦尔、埃及、谢哈布家族与贾扎尔帕夏之间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短暂的成功以及各方势力的关系变化在最后让什叶社群直面了奥斯曼帝国的打击报复。自此，阿迈勒山的什叶社群日益依赖于谢哈布王朝。尽管政治变动、中央政府权力的衰落、法国的相对中立以及埃及的反抗标志着这个时期，但是十八世纪的这些危机还是让各个派系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衡关系中。
从17世纪末起，受战争影响日益虚弱的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改革一开始并不针对什叶社群，但却设立了一个对他们相对劣势的环境，使这些传统的封建家族，如哈马丹和哈尔夫什家族，无力与其他有更多外部联系的家族竞争，致使什叶社群在黎巴嫩山和贝卡谷地的统治处于长期衰弱状态。哈尔夫什家族在18和19世纪虽然保留了自己的财政权，但代价却是其几乎完全臣属于谢哈布家族。谢哈布家族负责给哈尔夫什家族提供保护，包括当他们与奥斯曼政府起冲突时，给予他们支持与庇护、帮助调停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谢哈布家族并没有完全掌控哈尔夫什家族在贝卡谷地的势力，因为谢哈布家族需要他们的势力去抵抗自己在当地的权力竞争对手以及奥斯曼政府。也正是这一层的笼络关系使得哈尔夫什家族与谢哈布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使得哈尔夫什家族，相较于其他什叶派家族，在现代的黎巴嫩历史编纂中享有了更高的地位。
相比起担任过“黎巴嫩山”实际掌权者的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虽然数量上比德鲁兹派多，实际上不如人数最少的逊尼派穆斯林有影响力——黎巴嫩历史上第二个王朝，谢哈布王朝，创立者是马安王朝末代埃米尔艾哈迈德（Ahmad Ma’an，1648-1696）的外孙，海达尔·谢哈布（Haydar Chahab，1684-1732）。
海达尔本人是古莱氏族的逊尼派移民，他的后代因奥斯曼帝国背后干预，通过部分成员的基督教受洗，被强行划分为两个支系，即在山区首府的基督徒支系，和在贝卡谷地的逊尼派支系。
谢哈布王朝最著名的埃米尔，海达尔的曾孙巴希尔二世（Bashir ibn Qasim Chahab，1767-1850），此人的家族更是深刻体现黎巴嫩贵族政治在教派上的平衡与张力：
据黎巴嫩现有的公开资料宣称，他本人是基督徒，一出生就受洗，但正妻莎姆斯夫人是穆斯林支系的谢哈布家族，因此他直系儿孙也成为穆斯林。但对此实际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巴希尔二世出生的时候不太可能一出生就受洗，因为成为“埃米尔”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宗教信仰（这个说法有争议，因为历史上其他宗派出任穆斯林主君麾下的埃米尔并不是个案，但又有部分资料显示巴希尔二世实际上一直在科斯坦丁尼耶，直到成年才返回黎巴嫩山）。而且由于他在世时的种种操作，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巴希尔二世本人一直没有背离过逊尼派，只是因为墓葬所在地把其归类为基督徒。由于他执政期间时而信任基督徒，时而利用德鲁兹派，时而联结对奥斯曼帝国不满的其他逊尼派军政贵族（例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为此最终被奥斯曼、英国、法国等列强联合攻击，巴希尔二世全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科斯坦丁尼耶），以Paksoy这个姓氏成为普通的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公民。
● 刘梓琳博士2013年手绘的巴希尔二世素描画
即便巴希尔二世最后的战场是在提尔（1840年），到这个时候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还是鲜有出现的记录——尽管什叶派社区是提尔最大的宗派社区，但提尔的长官却不是什叶派出身。从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在法蒂玛王朝灭亡后，到奥斯曼末期，在“黎巴嫩山”扮演的角色在黎巴嫩主流叙事中相对其他宗派还是比较边缘的。实际上，黎巴嫩什叶派家族（例如哈马德家族和哈尔夫什家族）在整个地区发挥的作用是很显著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和马龙派天主教徒势力真正在整个区域发挥作用得到了17-18世纪。从法赫鲁丁二世被处决（1635）到谢哈布家族入继（1696）、海达尔·谢哈布继位（1712）这段时间内，哈马德家族在黎巴嫩大区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18世纪德鲁兹派权贵才通过这一间隙插手什叶派贵族内政。
● 现代蜡像模拟的巴希尔二世（中间）与宾客，大致是反映1830年代（图源作者）
在1860年代到1922年间，随着谢哈布家族统治的瓦解，黎巴嫩长期以“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 Mutasarrifate）的政治实体存在，以德尔·阿尔卡玛尔（Deir Al-Qamar）为核心。“黎巴嫩山”不包括今日黎巴嫩最大的两个城市——首都贝鲁特和港口城市的黎波里。南部区域（赛达、提尔）虽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黎巴嫩埃米尔直辖，但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划分至“贝鲁特大区”（Sanjak of Beirut）(注：贝鲁特区为贝鲁特州的下一级行政区)。两个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什叶派的重镇，也是当代黎巴嫩重要的文化枢纽。
● Mount Lebanon Mutasarrifate辖区，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改革后的行政区划分，橙色部分为贝鲁特山(图源：Alchetron，图片编辑：刘媛怡）
谢哈布王朝灭亡以后，列强加强对“黎巴嫩山”的“关心”。1860年，亚美尼亚人达乌德被任命为第一任“黎巴嫩总督”，自此现代黎巴嫩共和国的雏形就此产生。1922年贝鲁特、的黎波里逐步被并入黎巴嫩境内，大批黎巴嫩人走出中东，也有不少中东族群来到黎巴嫩。
作为“法蒂玛遗民”的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他们的“流散”历史也就此开始。19世纪末期，相比起成批前往欧洲、拉美和美国的基督徒，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更倾向于在西非和两河流域经商与求学，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开通后，黎巴嫩什叶派移民前往这两个地区的路线便联通起来。
通过这个网络，不少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逐步改善自己的经济基础，为日后参与黎巴嫩政治提供更好的舞台。但即便有哈马德、哈尔夫什等望族在黎巴嫩地区耕耘数百年，因为奥斯曼、法国和马龙派学者主导的叙事结构，作为黎巴嫩历史最活跃群体之一的黎巴嫩什叶派，反而在近代史之前显得“失声”。
再次走入主流叙事的黎巴嫩什叶派
什叶派相比起逊尼派，更注重“家承”的学术网络，因此也出现大批神职世家，对“家族网络”的依赖也更重，这一点黎巴嫩什叶派也不例外。其中自称家承先知穆罕默德第二个外孙侯赛因（Hussain ibn Ali）血脉的神职世家赛义德-萨德尔家族（Sayyid Sadr），从呼罗珊到东地中海的什叶派社区，都具有长期的学术影响力。穆萨·萨德尔（Musa Sadr，1928-？，1978年失踪）就是这个家族在黎巴嫩的“阿亚图拉”（Ayatullah，什叶派高阶神职工作者），而且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他是一个支持民众自救的进步人士。
穆萨·萨德尔出身名门，但和他的贵族朋友，德鲁兹派“谢赫”卡迈勒·琼卜拉特（Kamal Jumbulatt，1917-1977）一样，都是典型的“左翼贵族”。在欧美和以色列支持下，部分天主教右翼势力开始煽动教派矛盾，而“贵族政治”在黎巴嫩的后遗症也在独立之后一步步爆发。在这个时候，作为旧贵族后裔的卡迈勒，以及作为什叶派上层神职人士的穆萨，都承担起黎巴嫩民众的发声，并呼吁侯赛尼家族的族长侯赛因·侯赛尼（Hussain al-Husseini，1937-）参与黎巴嫩的民生政治之中。
● 穆萨·萨德尔在一个什叶派医院中发表讲话（图源：维基百科）
但随着黎巴嫩内战爆发，这些“左翼贵族”也遭遇各自的不幸：1977年，天主教右翼武装炸死出行的卡迈勒——在此之前，卡迈勒的姐姐探望完刚刚分娩的女儿和新生的外孙，在回家的路上也被这批武装炸死在路上；穆萨支持跨教派的群众运动，并批判卡扎菲利用宗教大搞军事独裁。结果在他去利比亚呼吁卡扎菲正视“人民运动”的过程中，在撒哈拉沙漠被绑架，自此失踪。
穆萨的失踪案极大刺激了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尤其这些人到20世纪70年代的尾声还普遍处于社会底层。与此同时，代表广大伊朗人民群众的什叶派神职支持者，成功推翻西方支持的穆罕默德·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ad Pahlavi，1919-1980）——即伊朗近现代史赫赫有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对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有很大的启发。
因此，在左翼运动和伊朗革命两方面的促进下，黎巴嫩什叶派开始活跃于黎巴嫩内战战场。这个时候，伊朗新政府急需盟友，叙利亚的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也苦于自己出身“少数派的少数”（阿萨德家族是阿拉维派穆斯林，然而阿拉维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即便是什叶派也视之为异端），内外推动下，第一批带有政治色彩的什叶派武装组织应运而生——“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1974年开始运作）。
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阿迈勒运动不管是在黎巴嫩的政治还是在军事层面都没有输出太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穆萨·萨德尔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阿迈勒运动建设成为一个武装组织，而是旨在利用其扩大和巩固阿迈勒山的神职阶层地位、削弱传统政治家族。影响阿迈勒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穆萨·萨德尔的失踪、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和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在伊朗的建立。这三起事件提高了人们对于“什叶派”这一身份的政治意识。除了以上这三个原因，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的更替对八十年代初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并不发生在侯赛因·侯赛尼（Husain al-Husaini）的任期内，他延续了穆萨·萨德尔留下的传统；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阿迈勒运动的下一任领导人——纳比·贝里（Nabih Berri）。贝里与他的前任不同，虽出身中产，但并没有与统治家族有任何的亲属关系也不在神职的统治集团中，因此他需要借助阿迈勒运动的武装力量进入黎巴嫩政坛，更甚至借助叙利亚占领黎巴嫩这一契机依赖及屈从于叙利亚，以作为外部筹码显示自己的政治资历。
● 纳比·贝里 （图源：Reuters)
阿迈勒运动对宗派主义的回避与其改革派的指导思想都与当时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当时黎巴嫩的什叶社群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南部、北部贝卡谷地与贝鲁特郊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地区中的什叶社群被非什叶社群分割开了，这也延续了黎巴嫩“政治封建主义（Political Feudalism）”的传统——每个当地的社群都有各自的领导者，部分当地领导者甚至比贝里更有权力。这也是为什么阿迈勒运动需要依赖于叙利亚，并且在章程中弱化其“什叶派”的身份特征、提倡民族团结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即使如此，“阿迈勒运动”比起后来的“真主党”，更多还是上层什叶派人士在参与。伊朗革命爆发以后，很多黎巴嫩什叶派民众开始参考伊朗的模式。而且，“阿迈勒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打着教派名义的阿拉伯民族团体，族群与地方色彩要更突出，这既不符合黎巴嫩南部底层民众的实际诉求，也与伊朗、叙利亚所期待的干预大相径庭。而且，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亲以极右翼武装在黎巴嫩各宗派社区制造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事情逐一刺激黎巴嫩各宗派对自身安全的考量。因此，在面临众多压力的情况下，黎巴嫩什叶派底层群众再次自发组织自己的政治力量，并于1985年成立影响黎巴嫩当代史数十年的什叶派政党——“真主党”。
不可否认，“真主党”的发起，看上去有伊朗、叙利亚背后的支持（关于这点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因为“真主党”现实中并不依赖于两者）；但与这两个国家所预期的不同，“真主党”虽然看上去接近民粹主义，被一些机构定义为“右翼”政治团体，但在很多问题的操作上巧妙地传承穆萨·萨德尔的左翼思想。例如，“真主党”的两个骨干成员，阿巴斯·穆萨维（Abbas Al-Musawi，1952-1992）和哈桑·纳斯鲁拉，他们都是底层出身，虽然有神学背景，但也深谙民众的需求。
总而言之，黎巴嫩什叶派是一个长期都活跃、但在历史叙事上看似“边缘化”的“宗派社群”，其历史发展不仅仅是黎巴嫩作为“多宗派”国家面貌最直接的体现，也是社会命运最基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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