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社会史、民族史研究。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细说清人社会生活》《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明清宫廷疑案》 等，发表文章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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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在清初统一全国的战事中，曾几度有八旗兵驻守荆州。“三藩之乱”起，其地位更加突出，时清军与藩兵以荆州为界，划江相对。三藩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乃有荆州驻防之设，“三孽既平，车书混一。荆州势处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自此，荆州成为清代八旗驻防在南方和长江防线上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南方地区少有的驻防将军与督、抚不同城的驻防地区。
荆州驻防兵额常在5000以上，连同家属人口达15000人以上，队伍庞大，按照清廷既定的“旗汉分治”原则进行安置。荆州古城被分为东城和西城两个部分，东城为旗兵驻扎之地，西城为汉族等民族居民及府、县官衙所在地，东西两城之间筑“界墙”进行分割，在荆州形成了一个“旗城社区”。社会学将社区定义为“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助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社区是一个既包括地域概念也包括同质人口和共同利益、区内人口的社会活动及其互动等关系的区域共同体。在汉族文化的包围中，荆州旗城自成聚落，既是一个军事社区，也是一个民族社区、文教社区。
二百多年中，旗城社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辛亥革命后，荆州旗城未能像一些地方的驻防旗营那样转变成为一个农业社区（如山东青州旗城），或城市平民社区（如成都旗城），而是迅速地走向瓦解，旗下人口多数流散四方，旗人及其后裔经历了惨痛的历史剧变。荆州旗城的文化影响和遗迹今天仍然隐约可见，仍有一定数量的旗人后裔生活在这里，民族学上称为“都市散杂居少数民族”。但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它已不复存在了。
本文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点，从社区文化变迁的角度，对荆州旗城的社会变迁进行初步考察。
一
荆州旗城与各地八旗驻防旗营一样，是一座军事堡垒。“驻防城四门锁钥由将军等各级衙门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兵轮班严守，鸡鸣而启，鸡眠而闭。驻防城实际上是一座大军营。”以社区文化视角来看，这就是旗营作为一个“军事社区”的形象。
荆州旗城的建立，既不同于杭州等地旗营的“城中之城”，也不同于青州等地的“择地另建”，而是把荆州府城一分为二，中设“界墙”分割，以“东城”为旗营，将其中原有的官署民舍全部迁往西城，形成一座既与汉城相互连接，又自成体系的“军事堡垒”：“大兵始驻荆州府时，将府城中分，城以东设为满城，其西为汉城，中立界墙，长三百三十丈，满城周围计一千二百五十八丈。”
荆州旗城是一个独立的，在法定意义上不得有汉族官、民掺杂其中的军事社区。旗、汉分治的原则在荆州旗城得到了贯彻，这个政策在清初是为了避免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后期则是为了尽可能防止旗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史谓：“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正因为如此，自雍正时起至晚清咸、同时期，清廷多次拨款对荆州旗城界墙（也称界城、间城）进行维修或重修。荆州城成为平原地区最为坚固、战守皆宜的城池之一，嘉道间包世臣曾评价说：“所见城以百数，平原则荆州为善。”
荆州旗城完全按照军事化的要求进行布局。驻防将军等各级官员官署及兵房等计6000余间，以将军署为中心，八旗兵分两翼展开布防，各占一条大街。按八旗方位，旗城内还布置了演武厅、印房、左右司公署、银库、红白局、验收课租局等事务性机构。建立了箭亭56所、军品库56所、火班房56所、旗务处10所、汲桶房8所、堆拨房56所、城上堆卡36所、八旗步营1所、东四旗步营1所、西四旗步营1所、宣威营4所、将军署前后八旗步营各1所、左翼都统署后四旗步营1所、右翼都统署后四旗步营1所等军事守卫、后勤补给、办公及消防等设施。除演武厅因占地面积较大而设在南纪门外，其余设施均按八旗及两翼格局分别布置，汉人不得随意进入，旗人亦不准随意出城，其军事社区特征十分明显。
荆州旗城作为一个军事社区，其成员均为旗下官兵及家属，所有成员都过着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生活。所有成丁都是国家的兵丁或预备兵，理论上须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每年春秋两季进行两三个月的实兵操练，接受检阅。旗兵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对旗城及汉城各城门进行守备，在各“堆拨”站岗值守。国家发生重大军事行动时，旗兵随时准备奉命出征。兵丁的身份在法定意义上是世袭的，由于兵额的限制，其子孙虽然不能保证人人都能“挑补”当兵，但理论上却只有当兵吃粮一条出路。日常守备、军事训练之外还要讲求“骑射”的文化精神，听讲“圣谕”接受忠君教育。
兵丁及家属均不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其生活来源唯有朝廷发放的粮饷。在清初的物价水平下，可保衣食无忧。但承平日久，在人口增长而兵额为增，物价涨而饷额不加，甚至时有减少（如太平天国时期兵锏减半发放）的情况下，社区成员生活日渐陷于贫困却无法改变。如最低的“步甲”兵月支银1两，要养活一家人就比较困难了。这个大军营中，所有人员包括兵丁家属均不得随意出城20里（关外为40里），外出需要请假，限时返回，未办理请假手续或私自出城不归，将会被作为“逃人”受到法律的严惩，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荆州旗城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社区，其法定社区成员均为满族、蒙古族旗人及其家属。荆州旗城未设八旗汉军，社区内民族关系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的关系，如同成都等地满族、蒙古族混编的驻防旗城一样，其旗内民族关系呈现单一的友好关系。
笔者曾在多个满族、蒙古族共同驻防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同一驻防区的满族、蒙古族最后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荆州旗人后裔这样表述他们的关系：“历史上，由于驻防的关系，旗内满族、蒙古族关系十分亲密，'关起城门（指界城）我们是一家’，是当时普遍的一种说法。当时这样说，今天仍然还是这样说。就婚姻关系而论，在旗内，旗人通婚不分满族、蒙古族。今天的满族、蒙古族后裔，往往有父亲是满族、母亲是蒙古族或父亲是蒙古族而母亲是满族的情形，基本说明了当时满、蒙之间的亲密关系。”以社区理论来观察，这种“共生关系”是于一个社区内部的“同质人口”，在重大利益一致和长期共同生活中结成的关系。
旗城居民与当地汉族居民的关系，则呈现出曲折发展、文化互相濡染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族等民族成员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社区，如旗人买仆、雇佣汉民、收养当地民人子女以及汉民入城经商等。整个旗城社区与当地汉族等民族的关系，对社区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已有专文，此不赘。
荆州旗城也是一个民族文教社区。荆州旗城学校门类齐全。驻防初设，即于最基层组织中设立相关的民族教育学校。所设各类学校多为“义学”性质，“牛录官学五十六所，均牛录子弟，其束脩膏火俱由牛录兵丁共助。将军、都统按季委印房章京考查勤惰，分别赏贲”。本旗子弟均可就近在本牛录入学，其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远高于一般汉族地区。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设八旗两翼总教习10名，“在本旗领催、前锋内考取，系九品顶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添设八旗两翼满汉官学、义学各一所，“每一所学生二三十名不等，均由各该牛录官学按年挑入”。不同于一般汉族地区学校的是，社区内部各级学校均设置满语教学，同时训练骑射，形成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为适应满汉双语互译，旗下设有翻译义学，光绪二年（1876年），特设“八旗翻译总义学一所”“由八旗满义学各挑取三四名，延本驻防精通翻译之举人、生员二名教之”。同年，设辅文书院一所并制定了详细的书院章程。
科举考试方面，荆州旗城子弟与各直省驻防子弟一样，在科举方面“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不平等之路”。清初以降，各地驻防旗人一直“诣京应试”，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议准，各地所有驻防旗人，准许就近参加岁、科考试，酌量录取为府州县官学生员，并特定了各地录取旗人额数。驻防旗内学生，终于可以成为正式生员，虽然他们仍然需要在应考前先行考试骑射。荆州“驻防文武生员皆每五名取进一名，额设廪生二名，增生二名。唯翻译童生亦五名取进一名，至多不得过五名”。
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廷批准各地驻防旗人子弟于所驻省分参加“乡试”。道光时，出于对“国语骑射”的要求，又令旗人一体参加“翻译”考试，直至咸丰时才恢复驻防旗人文闱考试。笔者依据《荆州驻防八旗志》卷十《选举志一》统计：嘉庆中允许驻防旗人就地参与乡试后，至光绪初修志书时，考中进士或翻译科进士共13人（其中12人为道咸时翻译科进士）；文举人及翻译举人计108人（其中翻译举人23人）；武举人192人。驻防志人物传中，文人雅士数量不少，著书立说者亦多有之。旗城社区的文化教育走在人文蔚兴的荆州地区前列。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科举制的衰败和废除，荆州驻防军中也陆续兴办各种学堂和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牛录义学和满汉官义学共计67所，学生达1400余人。次年，其中56所牛录官学归并为10所蒙养学堂（即初小学堂），10所满汉官义学合并为4所小学堂。”学堂完全采用新式学堂模式管理，经费由驻防将军府开支，辅文书院亦于是年改为新式荆州驻防中学堂。同年，开设方言学堂和工艺堂各1所，开设包括外语、染织、机械等课程在内新课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旗城开办陆军小学堂，成为全国驻防旗内设置军事学堂之一，亦采用新式学堂模式办学，学生90名，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堂。
清末，留学之风盛行，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推动下，湖北成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荆州旗人分赴日、德留学者不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荆州旗人子弟铁良经湖广总督张之洞荐举赴日本留学。此后，“荆州驻防八旗子弟中，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的达31人，主要学习军事、政治、师范、商科、工科等，其中学习军事者最多，达22人”。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旗学、义学及戊戌变法以后各级各类学堂的普遍设置，才使江陵县的教育走在湖北前列。也是由于荆州旗人的大量留学，使荆州成为鄂省留学生最多的地区。辛亥前的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江陵县小学数量居全省第二位。这里无疑有驻防旗人各种小学堂在其中起作用，当时荆州旗人每千人所占小学生数是江陵全县的七倍。
二
对荆州旗城社区生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参加战争。
荆州驻防八旗几乎参加了清代所有较大的战事，有时大半兵丁均外出参战，只留少数兵丁守城，如嘉庆元年（1796年），荆州驻防出兵人数即达3000以上。以笔者对相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荆州旗兵所参加的较大战事包括：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平武昌夏包子兵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本部兵2000参与进攻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讨湘西镇筸红苗。乾隆朝两次出征两金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荆州旗兵1500名出兵缅甸。
乾隆末至嘉庆初，征湘西苗民。嘉庆初参与围剿白莲教起义。咸丰五年（1855年），与太平军襄河一战。咸丰时太平军两陷武昌，荆州旗多次参战及保卫荆州，并赴鄂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后，参与围堵搶军。光绪初，少数官兵从征新疆农民起义。义和团时期，出兵力保沙市。辛亥革命时期，荆州旗兵与荆宜革命党人“相持匝月”，等等。
有战事必有伤亡，战争伤亡对旗城社区必然产生巨大影响。仅据相关史料对有明确阵亡人数记载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中统计尚不含荆州旗外放为文武官员之死于战事或因他故死于战事者。
如咸丰间，荆州旗人祯祥、会祥兄弟二人自京师返荆州，途中以太平军北征军攻沧州，入城助守，后战死。“事平，沧州绅民皆赐恤，而祯祥兄弟不得与。”
这个统计仍然是不完全的，许多出兵数百人的战事，记载中并无阵亡人数的记录，有些战事仅有死亡官员数字而无兵丁阵亡数字，也不合理。但仅以这个数字来看，即使是以光绪中期以后荆州旗兵总数7000余人为基数，这个阵亡比例也是巨大的。如果加上战争和训练中的致伤、致残人数，则伤亡人数会更为庞大。战争阴影时常笼罩在荆州旗城，“旗营官兵效命疆场，动以千百计”，对该社区社会生活无疑会造成重大影响。旗下人口中的尚武斗狠之风、过继族人子弟、抱养当地汉人子女的风气、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唐情绪、不事积蓄的习惯等，无疑都与这种随时准备出征的职业军人心态密切相关。
《荆州驻防八旗志·烈女传》载：“额勒图氏，正红旗贵秀聘室。秀应春操，为火器所银，手残废，例革饱。秀思无俯畜赀，愿退婚，父母背女许诺。氏廉得其情，不肯改字，以死誓。父母无如何，邀秀族党成礼焉。于归后，甘心茹苦，没齿无怨言。”故事主旨当然是要表彰“烈女”额勒图氏，但我们从中看到，贵秀只是因为训练中受伤手残，就被革去兵饷，本已贫困的生活遂陷于绝境。可见战争阴云笼罩，对于旗营生活的深刻影响。所以“满族人世世代代以先世的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又不能不因战争的残酷而陷入痛苦忧思之中”。
晚清旗营编练新式军队，最初似乎给旗城带来一丝新风，但终究未能出现根本变化。湖北荆州驻防八旗挑练新军较早，历任驻防将军等对此事也较积极。光绪八年（1882年）编练1500人，十一年（1885年）以其中的1250人改练洋枪。十九年（1893年）又改练洋枪步军1000人、洋枪马军250人、抬枪兵672人、刀矛兵340人，称振威营。二十三年（1897年）以500人习新添置的后膛枪，并配置克虏伯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总理衙门选派英国军人帮助各地编练新式军队，荆州将军祥亨提出一次性编练2000人的想法，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深恐兵权为外人掌握，建议祥亨在已有的新军中挑选数百人交英将训练。晚清时期各地旗营编练新军，从清廷方面讲，是挽救颓势的挣扎；而对于各地旗营而言，很大程度上是缓解旗人生计压力的一种新途径，毕竟编练新军可以开辟新的饷源。
对于荆州旗营编练新军一事，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财政上给予了积极支持。编练新军并未给荆州旗城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只是旗城多了一种饷源，留下了一标新式武装的队伍而已，“其军队最精者为新军一标，枪弹十分充足，开花弹亦多”。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荆州旗城社区居民的语言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清入关后，满族语言称为“清语”或“国语”，同骑射一样，被视为保持旗人本色的基本要义，不断被统治者强化。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旗人使用的满语，在京旗和直省驻防旗人中，很早就消融于无形之中。荆州旗人初期操汉语北方方言，被当地人称为“城里头话”，它“不同于荆州汉语方言，其语音如发音口型、舌位等近于京、津的方言；'官话’语尾儿化现象普遍；'官话’中保留有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口语中的大量词汇，也保留有少量满语词汇”。满文满语只是在公文往来和正式场合中有所保留。清中叶，在荆州旗城已很难找到仍能流利说满语的旗人了。
《荆州驻防八旗志》中记载了这样的事例：荆州驻防旗协领噶勒柱调任盛京等地，因故被逮至京，“上幸圆明园，噶勒柱伏道旁中想。上问为谁，左右以名对。上曰：'是荆州驻防善清语者耶？’因以国语诘之。噶勒柱以国语自陈事，得白”。此事颇生动，一个驻防官员因能说满语而为当朝皇帝记住，说明当时荆州旗城中真正通满语者已经为数甚少。清中叶以降，各地驻防八旗中，汉语已成为基本语言。这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交往中驻防旗人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荆州旗城与福州、青州等地一样，满语基本消失后，旗人及其后裔却长期保持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形成了一个“方言岛”。其语言既不是满语，又与当地湖北方言有很大区别。新编《江陵县志》称：“清代，满族、蒙古族八旗兵及其家属二万余人来驻江陵达240多年，南北语言交融，对县境近代方言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出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互动关系。
旗城社区变迁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道光以降，在生计问题的压力下，旗人从业限制渐渐打破，自主谋生情况悄然出现。“旗人生计”是一个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长期困扰统治者的大问题。各地驻防旗人待遇略低于京旗，出仕与科举等谋得“差事”的出路又比京旗少，其困难程度较京旗更严重。旗人生计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旗内人口增长而兵额基本未增，粮饷额数不增而物价增长。
就荆州旗城而言，虽经历次增补养育兵和余兵，生计问题依然严重。嘉道以降，荆州旗城中也不时出现有人经商的情形，显示出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个情况历来很少受到学人注意，仅举数例：“长允，满洲正白旗人。九龄失怙，母寡家贫，贸易奉甘旨弗缺。”是为旗人中以贸易养家者，唯未说明为何时人，以前后文估计为道光以后之人。“河凌阿，满洲正蓝旗人。幼失怙，家贫，行贾供甘旨。迨长，以善贸小康。”也是以“行贾”得小康的例子。“格蒙额，蒙古正白旗人。家小康。设籴粜于门。一日见佣工注水于皿，诘之，佣工以米得水有羡对。曰：'昧天良致富，吾不忍为也。’尽所积之米半价粜之，遂辍其业。”是旗人有从商业者，但作奸商则不愿为之。接其前后文，亦为道光时人。
咸、同以后，清廷对旗人尤其是驻防旗人的限制有所松她。光绪以后，旗营中从事贸易、饮食等行业以谋生计的事情逐渐增多。荆州城中的有名餐馆“聚珍园”，就是光绪时旗人关氏兄弟所创办。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事例：“在清末，有个蒙旗姓季的，是个殷实人家，就在汉城开了一家酱园，技术工人和普通小工，用的都是汉人。由于他住在东城的满营，不能常去打理，经营不善，最后就把这个园子送给了当地汉人。”荆州旗人后裔对此类事也有述评“由于生计所迫，光绪、宣统年间，荆州驻防旗人，除当兵吃粮的人外，其余闲散人员已开始以卖劳动力，从事小商小販等活动（只限在满营）。森严的八旗制度已开始散漫”。
“自谋生计”未必是普遍现象，却是荆州旗城社会的重要变化。它预示着旗制限制正在被悄悄打破，旗营社区生活中打破旗制限制的因素正在不断成长。
三
辛亥革命是荆州旗城根本性变迁的一个转折点。
辛亥武昌首义军兴，荆州旗营立刻成为革命党亟欲解决的肘腋之患。旗营在整个清王朝已成大厦将倾之势的背景下，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开门投降，成为当时革命党人解决各省八旗驻防的三种典型形式之一。维持二百余年的旗营军事社区土崩瓦解了，社区居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值得注意的是，荆州旗城社区并未如青州等地的旗城那样，在历经动荡与磨难后，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农业社区；也没有如同成都等地旗营那样转变为一个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它在革命后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消失了，作为一个社区，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荆州地区及湖北各地的旗人后裔，已经成为城乡散杂居少数民族的一分子了。其基本原因在于，荆州的战略地位在武昌起义后变得十分突出，“自古言武昌战守形便者，莫不注意荆宜。盖其地并雄踞居武昌上游，席建瓴之势”。旗城中聚集着数万满族、蒙古族人口，他们世代为兵，尚武好勇。当时兵额七千余名，紧急时可调动兵员近万人。虽然其战斗力已经衰退，经荆州城外围一战，元气大伤，但他们聚族而居，向无职业，贫苦异常”，人心惶惶，这样一支队伍如不加以分化处理，则荆宜地区革命党人和新生的湖北军政府无以安枕。
湖北军政府成立不久，还在荆宜及湖南各路革命军与荆州旗军谈判时，即已初步拟定处理荆州旗人办法：“荆满效顺，急须推仁，以重人道。谨拟办法大纲如下：（一）无财产者，均按甲酌给谋生费若干元。（二）有财产者，除与以必要生计费外，其余财产均归民军保护。（三）凡护送出境者，由民军指定地点，分散安置。（四）准其随地佃田耕种，不必指定公田。”所拟四项办法中，以旗产“均归民军保护”及旗人“分散安置”为要旨。黎元洪曾指示荆沙商会对贫困旗人进行救济，但“据称商务困惫，无款可筹，谨以工赈、授田、工厂办法三条”，三条办法在光复后均昙花一现，无法持久，最后只有“分散安置”一项得到部分实施，即荆州旗人后裔所称的“大遣散”革命党人对荆州旗营的各项处理办法，以及荆州旗城的消失，均与这个背景有着极大的关联。
总观辛亥革命后荆州满蒙旗人社会生活的变迁，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旗城人口迅速流散。最大的一次人口流散，是1912年民国政府组织的“资遣旗民赴鄂东南务农”的行动。这次行动由“荆旗善后局”具体承办，1912年下半年开始拆除东、西城之间的“界墙”，用拆卖墙砖的资金解决旗民出行的资金。由于拆墙所得资金极其有限，当时宣布的每人发给银元30元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为了尽可能多地实现遣散，这笔钱主要用于路途费用了。根据当地旗人后裔回忆，“当时遣散的人口占旗人总数的八成左右。
说是安置，其实只是用官费送到指定地点，遣散费也没有发一分。到达各地的旗人，身无分文，又无土地、房屋，实在难以安身，其中一些人就各自设法返回了”。按：通常的估计，辛亥革命前荆州旗城的满族、蒙古族人口在二万余人：“截至1882年（光绪八年），有籍可查的八旗军户25927人（满族约占3/4），计1100户，一次遣散“八成”左右的人口，以荆旗善后局的能力而言，似可置疑。由于盛传逃回者曾遭遇杀害，所以很多逃回的旗人并未回到荆州，而是流散到荆州周围各县及武昌等地。无论遣散人口具体数字是多少，这次行动都是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遣散。这次人口遣散，以悲剧形式留在了旗人及其后裔的记忆之中：“大遣散是荆州满族、蒙古族历史上一段极其悲惨的遭遇，老辈人都不愿提起，讲起来往往泣不成声。”
旗城人口很快锐减到数千人，除了这次大遣散，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留在当地和回到荆州、沙市等地的旗人隐匿民族成分。在普遍的民族歧视之下，隐匿民族成分是各地旗人的基本状态。人口的零星外迁，也是统计上人口数字减少的原因：“辛亥革命后，荆州、沙市的部分满族、蒙古族人口逐渐向外扩散到武汉、荆门、潜江、鄂北、鄂东、鄂南等地，部分满族迁往北京或迁回东北原籍。”此外，旗人与当地或外地居民通婚后，后代多报称汉族，也造成了统计上的人口锐减。荆州旗人后裔的回忆中，也常常提到这种情况。此外，贫困不堪的生活状态，也是旗下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连年的军阀混战却又加重了满族人民的灾难。在此期间，许多满族同胞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满族人口迅速下降。”
民国三年（1914年），荆州驻防正式裁撤，成片聚族居住的旗人不复存在。据后来的《民国日报》报道：“屋宇鱗比，人烟稠密”的荆州旗城，“今则瓦烁遍地，路断人稀，冷落不堪矣”，“城内只有旗民十之一，沙市营业挪车者十之四五，此外散居各地者十之二三焉”。旗营作为一个社区形象，自此消失于地平线上，而旗人惨痛的巨变，则深深地留存于历史的记忆中。
第二，散落在旗城故地和周边沙市等地的旗人及其后裔，多半以出卖劳动力和做小商販谋生，职业没有保障，生活困苦不堪。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1914年荆州旗营解散，驻防旗人及其后裔走上了大转变的道路，地位和生活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驻防旗人世代为兵地过了二百多年，下层兵丁及家属当然是被剥削者，但他们基本不具备从事一般生产劳动技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民族歧视的环境下，要靠自己谋生，转变当然是巨大的。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些“变卖衣物房产为生，坐吃山空，穷困不堪”的情况。“辛亥革命后，湖北满族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不得不自立谋生。因身无专技，荆州及全省满人生活极为贫困，其窘迫情态可以概见。辛亥革命后，不少人（稍有产业者）专靠变卖衣物、房屋为生，然坐吃山空，身无长物。”
最初的一段时间中，下层旗人也曾以出卖房屋为谋生之计，但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据当地旗人后裔回忆：“当时，旗营的公产如学堂等，一律没收充公。旗人没了饷银，家产都卖完了。遣散时只好兄弟分家，将房产卖掉。当地奸商乘机大发其财，大家都卖房子，多了本来就不值钱，商人又大肆压价，然后商人将房子分卖给汉城需要木料砖石的人家，一次拆一点就给一点钱，结果，旗人希望从卖房中得一点整钱，作为做小买卖的本钱的希望也成了泡影。那时旗人穷困已极，零星得到的一点钱都作为生活费用掉了。”正应了人们提到旗人转变时常说的那句老话：“经商无本，学艺难成。”
旗人旧族中当然还有极少数富户，“如季、超、恩数家。其在光绪年间留学东西洋，及在民初在保定军校毕业者，多当小学教师，军校教官，或在外国人洋行中任职员”。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荆州设立平民工厂，集中荆州城无职业的蒙古族、满族人从事纺纱、织布、织毛巾、织头巾等手工业劳动。“民国政府曾经为留在荆州的旗人开办平民工厂，但只办了一年就挎了。”旗人自办的平民工厂，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荆州、沙市的满族、蒙古族创办了2家平民工厂，以后发展为5家，进行纺织生产。1916年，蒙古族常平天在荆州城内又创办1家织布工厂，最盛时织机达10余架。”
大多数留居荆州的旗人，迁至沙市的廖子湖荒滩和今天的解放路一带，这里距城区较近，又是荒地。他们在这里搭窝棚住下，在码头当搬运工，到城里赁车，当黄包车夫等。民国初建，当地成立人力车行，“租车为业者多数为满族人”。下层旗人中“男子多当人力车夫，女子傍街设小肆售卖零食，或到沙市富户当佣人为生”。
大多数情况下，旗人“男子多以拉人力车、做工为生，妇女多到沙市当佣人，做保姆”。此外，旗人还有从事饮食行业的。满人善于做面食，所以有一些人就以此为谋生手段，从事小饮食业。“荆州满族、蒙古族迫于生计，从事商业、饮食业的日众，其中满族关德焕创办的聚珍园餐馆较为有名。”就其从业状况来看，多数人的职业是不稳定的半失业状态，生活没有保障，困苦不堪。民国初年《旗族互救急进会宣言书及简章》中说，当时北京旗人“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典儿鬻女之惨，实繁有徒”，而各地驻防旗人“经历之惨状，尤有不忍言者”。
第三，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旗人后裔的教育、宗教和婚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教育方面，“荆州的满族、蒙古族学校在民国初年即停办，以后再未恢复”。据辛亥投降协议，准许旗民投考民国各种学校。但后来一则旗人生活困难，少有读书机会，二则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满族、蒙古族旗人往往在学校中也遭到各种歧视，因而读书的子弟越来越少。“除少数富户子弟能继续读书、深造外，大矣数贫困的满族群众遂成文盲或半文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满族、蒙古族从过去当地教育普及率最高的民族，一变而成为文盲最多的民族。
在教育极度缺乏和普遍的民族歧视之下，被当地人称为“城里头话”的旗城语言渐渐隐退。在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虽有少数老年人和个别中年人仍懂满文，能讲不甚流利的满语，但多已弃置不用，而旗城官话也出现变化甚至逐渐隐退的现象，旗人及其后裔的语言进一步向当地汉语方言靠拢。
宗教方面，满族、蒙古族旗人在政治、经济地位骤变的情况下，精神失去依托，转信天主教的情况很普遍。天主教于顺治时期即已传入荆州，清末渐盛。但在旗城严格的军事控制体制下，旗人并没有信仰天主教。旗城内满族一般信仰萨满教，同时由于受到蒙古族影响，满族旗人信仰喇藏传佛教也较普遍；城内蒙古族旗人则均信仰藏传佛教，旗城所建庙宇均为藏传佛教寺庙。辛亥革命时，民军攻城，天主教神父马修德居中调停，为旗城投降起过一定作用，赢得旗人好感，天主教趁机在旗人中传教。
民国初年，旗人成为荆州天主教徒的主要来源。新编《江陵县志》载，民国初，江陵县“东门天主教堂有教徒300余人，以满族、蒙古族两族信徒居多”。据笔者调查，荆州旗人及后裔信仰天主教，主要是寻求精神寄托。同时，在饱受民族歧视的情况下，也想寻求宗教的庇护。此外，据说旗人信天主教，也有就业方面的原因。当地旗人后裔回忆：“有一些妇女到教堂去学习刺绣，当时教堂以此为传教的一种方法，但信教的妇女可以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也对解决一部分满人的生计有些帮助。”可见，在社会巨变的情况下，旗人宗教信仰变化原因的复杂性。
婚姻方面，晚清时期，旗人与当地汉人的通婚界限被逐渐打破，民国初，旗、汉之间的通婚有了较大发展。但荆州旗人后裔也曾对我们谈到这样一种情况：“辛亥后旗人地位骤变，对外择偶出现困难。当时，天主教堂所办修道院和孤儿院，收养了不少孤女，正可适应旗人择偶要求，据说这也是满族、蒙古族中天主教徒众多的原因之一。”
新编方志也记载：旗人信仰天主教，就是期望“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并从教会所办之孤儿院中，娶孤女为妻”。在普遍的民族歧视下，旗人后裔婚姻方面，在一个时期内出现的这种“择偶困难”的情形，正是其社会生活巨变在婚姻方面的体现。另外，在遭受民族歧视的情况下，传统上旗人内部通婚的原则在观念上得以保留，荆州蒙古族“在清光绪中期以前，按满族婚姻规则，只与满族通婚，而不能与汉族联姻。建国前此俗及观念依然存在”。荆州满族“直到建国后，仍有极少数旗人把在内部通婚作为第一意愿”。
辛亥革命后，荆州旗城消亡，旗人及其后裔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但旗人的民族文化与特色仍在很大程度得以保留，满族、蒙古族旗人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认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驻防旗人散居到全国各地，彼此间少有联系，长期处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却仍能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一些文化要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造成驻防旗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与二百多年的旗城社区生活有极大关系：
其一，共同的“社区”生活形成了他们族群认同的基础。清代驻防旗人生活在与其他人民相对隔离的“满城”“满营”之中，如同“社区”的同质人口，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需求，使之形成了共生共存关系的小社会。
其二，与当地及周边地区人民的不同法律地位，强化了此种认同。清代旗人法律地位不同于普通民人，一般犯罪多可用鞭责等形式抵罪，在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的政策下，较易形成某种“优越感”久而久之就助长了他们对自身地位的认同。
其三，清廷对旗兵的限制措施，固化了这种认同。按制驻防旗人不得出城20里，他们“生则记档，壮则当兵”，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唯赖兵饷为生，也使他们局限于某种生活空间和思维之内，民族认同在此基础上得到固化。清廷的所谓“恩养”政策，也使他们对本民族的统治者产生认同。
其四，战争与生活的贫困化，加剧了此种认同。如前所述荆州驻防自设立以后，参加了中国南方包括台湾在内的几乎所有战事，战争伤亡成为影响旗城社会生活的重要事件，这种共同的战争生活也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旗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打下并保卫了今天的天下，吃一点粮饷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应当吃得更好更久些才对。朝廷的军队，不由朝廷养起来行吗？正是基于此种心态，才有当年旗兵不事积蓄、追求奢侈生活的情况。清中叶以降，“旗人生计”问题日益严重，但仍未打破旗制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对生计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不能明白其根本性的问题所在，所以只会形成消极的抵触情绪，提笼架鸟就是消极形式。严重的生计问题，也会使旗兵更进一步走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丧生活。在驻防地，旗兵向地方官员闹事，向粮仓管理人员闹事，向民间滋事，也成为一种宣泄。
其五，辛亥革命后的生活落差，更加强了驻防旗人后裔内心的此种认同。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完全不从事农工商各业，无疑是一种羁绊，但具体到辛亥革命时，却又不能不做具体分析。满族全民皆兵地生活了二百多年，如此巨大的落差，的确是极难适应的。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加上当时宣传“革命排满”的资产阶级内部对“排满”在理解上的差异，革命队伍的复杂，都使得“排满”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革命时的伤亡是惨烈的，革命后的民族歧视更是普遍的。从旗人的角度说，革命使之被迫隐藏民族成分与特征，被迫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心理上会形成一种抵触情绪，加剧了他们在心理上不能与周边民族融为一体的情况。
荆州旗城社区的建立与消亡，可以说是与清王朝相始终的社会现象。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的社会大动荡后，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典型的军事、民族与文化社区消失了，荆州旗人及其后裔已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之中。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审视这一社区的历史变迁，仍然具有学术求真的史学意义和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满学研究》2021年。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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