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宇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社会科学》 编辑部副研究员。
摘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坊间已经成为全球史著作的代名词，这种看法在学界也有相当的基础。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在坊间的全球史著作神殿中没有《全球通史》的地位甚至有些不为人所知，但是该著述在学界也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史的开山之作。然而，细究之下就会发现，这两本著作都算不上全球史著述，两本书各自的核心观点与全球史研究方法甚至有不小的冲突。
事实上，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勃兴并非始于这种通史类著作，而是基于那些中观甚至微观著述的开拓。如果仅仅满足全球史研究范式的某一点而整个路数和其他要点相颃颉，那么相关研究是不能被视为基于全球史路径的。近30年来，全球史无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时髦方法，然而，世界史研究范式并不因此就显得意义全无以至于会被完全取代，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世界史研究在全球化呈现出复杂面向的当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从“世界史”到“全球史”并不是一个老旧落后的研究范式摇身一变为一个崭新先进研究范式的史学革命，它们各自存在，互相借鉴又相互交织。
关键词：世界史；互动；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民族国家
一、前全球史时代的伪/准全球通史著述
在这个动辄以“××那些事儿”冠名的普及读物为护身符而实质就是纪实文学的所谓历史书籍大行其道的时代，《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长期位居各大书店和电商历史类图书销售榜前列或多或少为历史学家们挽回了一些颜面。然而，讽刺的是，这部经常被书商们宣传为史上最重要的通史类全球史著作的作品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著述，从核心层面来说，这部作品恰恰是全球史著述一再批评并欲取而代之的陈旧对象。随着这些年世界历史领域全球史写作取向的愈发火热，《全球通史》一书也在迭次的修订版本中不断补充相关内容，以期配得上“全球通史”这一名号，但是，从根本框架和叙述范式来说，该书都是一部标准的以现代化理论模式为圭臬的世界通史类作品。
从“世界”到“全球”，并不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投机取巧，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从什么角度和理论出发，以何种要素为重点，为了和什么样的时代氛围契合进而讲述关于这个星球过往故事的变迁。书写自己生活范围之外地域的过往是一种不分种族和民族的写作冲动，这种冲动在那些具有史学传统的地区就更加明显。当今不少全球史家把希腊的希罗多德和西汉的司马迁列为全球史写作家族的古典鼻祖，看中的就是他们超越于狭隘的族群意识从而对各自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展现出的出色回顾能力，尽管他们仍旧偏狭地把非我族类视为没文化的野蛮人。
这种把异邦人视为低人一等甚至非人类的做法在西方兴起之后的西方历史编纂学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从16世纪西方开始展现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以来，在西方的历史写作中，非西方不仅地位低下，甚至很多地区就是没有历史的，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尽管由于种族遗传学的渐趋式微和最终破产而被视为是与西方人同样的种属了，但仍然是一群没有历史的人。从现代历史学诞生的19世纪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西方的世界史著述中，西方是绝对的主角，其他地区不是没有历史就是停滞于自身的历史深处无法前行，前者如非洲和大洋洲，后者如中国、印度和俄国。
“一战”在人们普遍预测将要到来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西方人失望甚至有些悲愤地看到，那个他们以为会一直完美运转下去的维多利亚美好时代终究以相互的血腥杀戮而灰飞烟灭，失望之余的西方学者开始夸大其词地唱起西方即将甚或已经衰落的悲歌。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韦尔斯开始从人类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书写一种普世史，这就是在民国就作为畅销书出版过而今天不同的出版社不仅变换书籍名字甚至操弄不同的作者译名一再刊出的《世界史纲：生物与人类的简明史》。
韦尔斯对一种人类普世史的追求尽管没有完全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比如他虽然指出了欧洲在历史上的边缘地位，但却认为正是这种边缘地位使得欧洲奋发图强，渐渐成为了中心——然而，这种新的视角仍旧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史写作大门，这座大门通向的正是无论在文字叙述上还是在价值评判上都更加重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彼岸。彼岸的一头最终结出的是如汤因比那样以同等价值衡量不同文明圈历史演进的努力。在这样的努力中，像汤因比那样的西方学者开始给予非西方地区的历史以更大的展示舞台。当有人问起他为何在其煌煌巨作《历史研究》中只用了埃及六分之一的篇幅谈及英格兰时，他回答道：“除了我本人是英国人之外，就没有其他缘由了。这事很荒唐，因为分给英格兰的合理篇幅不该是埃及的1/6，而应该是1/60”。
在一本世界史著作中，大量增加非西方的篇幅确实是缓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与全球史叙事模式共享了同样的写作立场。然而，在全球史更本质的脉络中，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却与之渐行渐远以至于完全没有跳出汤因比式的框架。汤因比把人类文明分成不同的文明圈，尽管他尽量公平看待各文明圈的价值，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并不看重各地区相互的交流与互动。然而，正是交流与互动，人员的、思想的、物质的跨国界跨洲际的交流与互动才是全球史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最在意的历史过往，实际上，全球史的首要特征就是对交流和互动的推崇。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尽管给予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以相当的尊重，但其实还是依附于现代化理论之下的产物。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欧洲的殖民统治和后殖民时代的种种政治控制极其不满，进而对西方的霸权大加挞伐，对这种霸权导致的第三世界的落后大加揭露，但是他并未给予全球史视为首要因素的交流与互动多少尊重和笔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视为全球史著作的典型代表是不准确甚至充满谬误的。
公平地说，随着全球史写作方式的风靡，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的迭次再版中不断增加全球史视角，晚年还出版了一本在形式上更加接近全球史著作的著述，这就是初版于1989年的《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一书。比起《全球通史》，这本被斯塔夫里阿诺斯视为“毕生探寻和思考的结果”的总结之作受到的全球史写作范式的冲击更甚，因而在体例上出现了很大程度的突破。尽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次并没有完全放弃历时性叙事手法，但是却以不同的空间存在掺杂其中以求与全球史重视空间领域的流行态势挂钩。《全球史纲》一书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人类社会分成了三种类型，分别是氏族社会、朝贡社会和自由市场社会。
尽管这三种社会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社会发展谱系，但是其时间发展顺序却是明显的。这三种类型的社会都被四种因素缠绕，因而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围绕这四种因素对这些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演进进行描述和分析，这四种因素也是近年来全球史写作比较重视的微观领域，它们分别是：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但是，细察之下就会发现，该书仅仅是在形式上做到了与全球史视角的对接，内容和结论依然是比较老旧的，与其说是一本全球史著作，不如说是《全球通史》一书的精简版。
在当今全球史学家构建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充满谬误的例子绝非一例。《全球通史》这本因其名字容易招致误解进而被视为全球史典型著作流行了几十年，如果说是大众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致之从而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威廉·麦克尼尔初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被视为全球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显得匪夷所思了。该书的内容并非只是涉及西方崛起的历史，如此命名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还没有退潮的现代化理论对世界史写作余晖式的影响。
西方兴起的故事包含着非西方如何应对从而如何跟随西方的步伐走向繁荣的理论预设，这种标准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认为西方或者确切地说欧洲是现代社会的模型，其他模范生包括英国的北美和大西洋殖民地以及日本，所有其他社会都会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之下破除传统而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制，非西方社会只能被动回应，回应得好至少是大部分采纳西方的社会体制，就能摆脱前现代的束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回应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予回应那就只能深陷前现代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麦克尼尔才会认为，“西方的兴起”这一故事就可以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简要概括，他也才会把前现代的雅典、中国以及阿拉伯的生活通通看成是充满了暴力、危险和动荡，而认为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社会则处于伟大的黄金时代。尽管《西方的兴起》一书对全球历史发展中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全球史模式最具标识意义的要素重视有加从而影响了其后全球史领域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理论预设之一却是和全球史背道而驰的。同样出自威廉·麦克尼尔之手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就是一个企图使得研究方法从世界史越来越趋向于全球史的个案。
《西方的兴起》一书篇幅不小且受众必须掌握一定的历史常识或知识，这就不利于将该书呈现出的诸多新观点传播到受过教育的更广泛的人群中去，毕竟受过专业历史教育的人是极少数。有鉴于此，麦克尼尔于1967年推出了《西方的兴起》一书的简写本，此即《世界史》一书。该书在当时没有全球史味道浓厚的副标题，更缺乏此后再版的版本中对疾病、环境、交通路线这些全球史关注之焦点的重视程度。问题不是出在书名上，该书比作为完整版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更加远离全球史研究路径，更像是一本标准的以民族国家和地区文明为叙事中心的世界史著作。麦克尼尔在该书中一再强调，任何时代，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衡与打破都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明中心，由此彰显出的不同文明的接触、交流和碰撞才是世界史主轴。
虽然这种认识与全球史取径的核心认识相去不远，但是这种认识在书中的作用却是为了引领以下看法的出现而作为理论铺垫出现的，这种看法的核心在于指出西方成为强势文明之后世界其他文明必须单向学习或汲取西方的核心价值。麦克尼尔认为，如西方一类的文明中心在扰动世界之后，其邻居或者邻居的邻居就会“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模式或观念，但更多的情况，是加以调整和改变”。
是以，优越的文明中心首先会开启变革，世界上其他民族在二手甚至三手认识或体验之后只能做出相应反应或奋起反抗。这是标准的“冲击—回应”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在世界史写作中的典型体现，这种范式完整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要义，而全球史研究方法的一大立足点就是反对、破除以至于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宰制。全球史研究方法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双向遭遇、互动和交流，但是现代化研究范式立足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单向汲取或者模仿。
尽管《世界史》一书的后续版本中增加了不少全球史研究方法最在意的不同地区、族群、文明的互动交流现象的历史描述，但是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立足点使得该书与标准的全球史著作大异其趣。此外，《西方的兴起》及其简写本还有一个与全球史模式大不相同的写作倾向，那就是过于关注精英。承袭“二战”之后社会史兴起的余续，全球史著述尽管主张全球视野，但一样关注社会下层的过往，可以说，全球史的理论旨趣本来就具有反精英倾向，其理论底色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反建制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全球通史》还是《西方的兴起》及其简写本，都不能完全被视为全球通史著述，毋宁说它们都是前全球史研究路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伪/准全球史著述，尽管后期的各种版本中出现或者增加了一些全球史视角和色彩。
二、全球史研究方式的特点
《西方的兴起》与全球史理论的这种缠绕是分析涉及这个星球的过往叙事从“世界史”走向“全球史”的一个绝佳范本。与世界史相比，全球史存在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重视不同社会的交流与互动，认为这种交流与互动是不同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所在，人员、物质和思想的流动促进的不仅是相互了解，更会促进社会的根本变化。而世界史路径一般认为社会的根本发展要素在内部，不在外部也不在互动和交流。二是与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息息相关的，是全球史着力破除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历史研究倾向。现代历史学诞生的19世纪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时期，所以当时的本国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总是和历史研究的方向纠缠不清，国别史研究和民族国家建构密不可分，区域史研究兴盛于“冷战”时代，而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流行的史学潮流自然就是全球史。然而，世界史基本就是重要国家的国别史和区域史的叠加，这种研究方法是全球史极力反对的。三是反对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全球史在这方面的反对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历史叙述中大幅度增加非西方历史的篇幅，相应地大幅削弱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核心地位。这当然只是一种浅表层次的反对。
更深层次的拒斥涉及对《西方的兴起》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著作的否定，也就是说不再认为西方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再认为非西方地区只能被动回应西方的冲击。非西方社会具有和西方社会同样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被充分重视。四是反对历史目的论倾向。这实际上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副产品。西方中心主义设定非西方社会会跟随西方先行者的脚步，一步步走向实际上就是西化的现代化。这种对历史发展道路的设定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但都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痕迹。
全球史理论深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尽管没有像后者那样解构人类社会太多的存在，但是却从后者那里吸取了反目的论的追求。对于全球史家来说，历史并不存在一个框架明显的终局，历史并不会走向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结局，无论这个结局是无阶级社会还是自由民主，因为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因素，历史上很多繁荣社会最后走向崩溃并不难见到。这也是《西方的兴起》这一类呼唤一个人类同质终局路数的世界史著作与全球史理论又一个格格不入的方面。
五是对之前世界史领域中不受重视的现象进行研究，这些现象和不同社会的交流与互动息息相关，比如疾病给不同社会的人们带来的影响，致瘾性物品跨洲际的流布，不同地区不同作物和动物的播散，人类思想的互通以及灾害、气候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微观和中观领域。最后的一点是，全球史的研究单位并不一定是全球范畴的。全球史的命名方式容易给人以其研究范围必须是全球层级的错觉。实际上，全球史更多地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它要求的是以全球高度来看待人类生活的过往，哪怕研究对象很小。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史来说，研究单位可以是中观甚至微观的，但是观察、描述以至于总结的视角必须是全球的，重在互动和交流。
在全球史研究方式的诸特点中，对“互动”的强调和追求是重中之重，甚至说“互动”就是全球史范式的生命所在也并不为过。全球史的“互动”指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这种互动“侧重于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域、跨文明”的交流，运用比较分析法来揭示在之前的世界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人口迁移、环境变迁、帝国扩张、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扩散等历史现象”。实际上，全球史研究不仅是跨地域的，更是对那种完全围绕各种主体进行研究的路径之否定。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史不以民族、政治、地理和文化区域为单位考察历史进程，而是把那些对跨地区、某块大陆、大洋、半球甚至全球有影响的事件作为考察对象”。全球史研究不仅关注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更关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历史事件和网络联结。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史可以被认为是去中心的，这也是全球史研究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在全球史家的眼中，宗主国是中心，殖民地也是，过去那种只重视强势一方向弱势一方传播文明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被彻底否定，转而重视殖民地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对殖民者以及这些殖民者回到母国之后给母国以及其他国家民众带来的持久影响。
这样一来，那些之前世界史研究范式中被忽视的边缘主体，无论这个主体是一个民族、一种身份还是一种职业都受到重视，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标识对下层社会和民众的研究偏好在全球史研究中继续发扬光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兴起》一书被认为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方面做得不足从而没有满足全球史著述的要求之外更被一些学者“罪加一等”地打入另册，那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该书的精英视角。总之，任何被视为全球史研究范式内的著述都必须把人类历史上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作为叙述的主线索，没有这种基础性质的理论偏好和叙事倾向，即使在其他全球史特点上具有鲜明的体现，那也不能被视为全球史著作。
正是在这种规范性认识框架内，《全球通史》一书根本不能被视为全球史著述更遑论开山或者代表著述，尽管其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姿态甚是明显。是以，一种著述能否被视为全球史著作必须要满足上述全球史的几个特点，最起码在以互动作为叙述中心和反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标准上要符合。这是因为，符合以上特点之一的著作在全球史兴起之前就有不少，它们和全球史无关。
比如，有学者富有洞见地指出，把世界史视为一种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史并非新近事物，波里比阿就是这样做的，而15世纪之后西方这样做的学者不胜枚举。尽管这一认识有把重视相互交流的世界史研究路径和视互动为世界史原动力般存在的全球史研究范式相混淆的危险，但是不能说全球史的这种根本导向是凭空出现的，它仍然是借鉴和批判前人观点的产物。此外，那种与西方或者各种中心主义相疏离抑或站在相反和批判立场上的知识姿态也并非晚近才出现，古希腊先哲即为平等看待各种历史文化和文明的先声，而赫尔德和汤因比则是集大成者。
全球史范式肯定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但是它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果之一，而非原因。视互动为世界史演进的原动力以及反西方中心主义都是全球史范式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是以，高举反西方中心主义大旗的《全球通史》不能单凭这一立场就被视为全球史著述，而对西方中心主义没有太多批判和反思的《西方的兴起》尽管对不同文明和人群的互动多有考察，也不能被视为全球史著述的开端。
事实上，全球史写作的开启恰恰是和微观中观领域相关著作的出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史不始于《全球通史》《西方的兴起》这一类主旨与全球史理论相去甚远的通史类著作，也不是始于其他名目的全球通史著作，而是在主题诸如疾病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动植物的洲际传播及其对不同社会造成的影响、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和火药技术的传播对游牧民族和定居帝国千年关系的终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类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全球史专著中诞生的。如果没有这些主题并不宏大但是视角基于全球范畴的著述，那么全球通史类著作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全球史发端的美国以及德国等重视全球史国家198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中观和微观全球史著述的基础上，近20年来全球通史著作的出版才会在欧美史学界蔚然成风，其中不少优秀的代表作也来到了中文世界。
三、全球通史著述举隅
矫枉常常过正，这一现象不仅在历史中反复出现，在力图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著作中也一样容易产生。2003年，威廉·麦克尼尔和他更善于从事全球史写作的历史学家儿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就是矫枉过正的典型例子。该书以不同族群、民族、文明的交往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唯一主线，认为只有交往这一因素塑造了人类不同社会的面貌，社会内部发展因素被置于基本不用考虑的位置。矫枉过正的不只是麦氏父子，《人类之网》在交往这个全球史最在意要素的重要性上走得太远，而另一部全球通史著作在反欧洲中心主义方面也陷入了歧途，这就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本特利和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及其简写本《简明新全球史》。
该书的一大优点在于着力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欧洲和北美之外其他地区的各种文明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走向极端，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缺点，那就是典型地表现出现今的全球史写作中，刻意地、过分地追求去西方中心主义，大幅度压缩有关西方的篇幅之倾向。增加其他地区的篇幅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太平洋小岛上的文明和西欧文明等量齐观，显然解决不了为何自15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处于主宰地位的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是必须要加以警惕并反对的，但是要把那种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叙事核心的倾向与着重叙述西方在一段人类历史中的中心地位的写法区别开来，前者就是那种一再被批判的把西方当成世界历史原动力进而抹煞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可以被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后者只是重现了历史的实际，可视为对世界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西方中心性的承认与描述，二者不是一回事，尽管有所交叉但决不能混淆。
再有，《新全球史》一书关于各文明间交流的部分，写得很一般，没有多少新意，这对于一部全球史著作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该书的深度差了些，即使作为入门书籍也是如此。而同样由多位美国教授合著的《全球文明史》一书在深度上就显得强了不少。
然而，尽管该书宣称把“移民、贸易、宗教的传播、疾病、作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等跨文明现象”纳入主要的叙述内容从而使得整部著作充满“全球取向”，但是该书的整个理论框架以及叙述的视角、观点和结论都比较陈旧，对于生态、环境、气候这些全球史写作相当在意的领域涉及得不多，感觉更像旧有的世界通史类著作，总之，该书对于全球史写作的一些核心因素注意不足。
另一本名字相同的著作《全球文明史》，在采纳全球史视角方面功夫做得更足一些，该书彻底打破了旧有的世界史写作模式坚持不懈的时间性叙述模式，转而以不同的主题呈现人类的发展历程，这些主题中的很多都契合全球史的关注热点。但是，该书也存在一大问题，那就是在一部40万字的著作中想要囊括的内容太多，这就导致很多叙述浅尝辄止，不少重要主题的铺陈与主题本身的重要性是不匹配的，这应该是该书的最大缺憾。
如同人文社科很多学科一样，美国是全球史研究最发达影响力也最广大的国家，但是其他国家仍然出产了一些全球通史著作，在笔者看来，最有质量水平最高的恐怕在美国之外。英国学者罗伯茨的《全球史》一书，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史料的丰富程度以及观点的鲜明上都相当不错，尤其是在当今西方学界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学术政治正确已经到了相当过火地步的时刻，罗伯茨依然头脑清醒地写下了如下的话：“虽然我们仍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研究尤卡坦迷人的土地，思考津巴布韦遗址或者遐想复活节岛上的神秘雕像，虽然产生出这些事物的各个社会的知识均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它们对于世界历史来说仍旧是边缘问题。即使是拥有如此广大区域的非洲，或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的早期历史，在本书的描绘中都是轻轻带过的，因为在这些地方，从远古时期直至欧洲人到来，在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对世界的影响不大，远不及产生了佛陀、希伯来先知和基督教、柏拉图和孔子等的那些文化传统具有的世界影响力。这些传统存活了几个世纪，并且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还会继续下去。”可以说，这些话语不仅是清醒的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现今能看到的最好的通史类全球史著作是由罗伯茨的具西班牙血统的同胞阿迈斯托完成的，尽管他和这个星球上的很多成功人士一样在功成名就之后入籍了美国。阿迈斯托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到兼顾学术作品和普及读物写作的历史学家，且无论哪个方面都成就斐然。就全球通史这个主题来说，阿迈斯托主要有两部著作：《世界：一部历史》和《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与引进中文世界的时间顺序相反，《文明的力量》一书出版在前，《世界》一书发行在后。
在理论预设上，比如对待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方面，阿迈斯托在这两部著作中是有变化的。《文明的力量》这部把文明建基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著作充满了全球史意涵，其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势头很劲，态度比较激越，阿迈斯托甚至不惜把阿兹特克和柬埔寨历史的篇幅占比弄到超过雅典史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的地步且以之为该书的特点来宣扬。然而，在《世界》一书中，阿迈斯托放弃了这种幼稚的反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从对人类历史的重要程度出发比较平衡地讲述各个地区文明的演进历程。《文明的力量》一书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文字风格有些随笔化，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这对于一部即使是面向非专业人士写作的历史著作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
有学者过于强调阿迈斯托在《世界》一书中所展现的后现代学术立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该书除了延续了《文明的力量》一书中展现的对一种历史终局的怀疑立场之外，并没有出现太多后现代镜像。该书要深度有深度，要广度有广度，文字的铺排倒有些后现代的意思，但是叙述相当精炼。再有，该书彻底打破了不同地区分开讲述的模式，多以一个个主题串起各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再加上对生态、气候、环境、病菌这些影响世界历史走向因素的重视，使得该书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著作。不仅如此，该书展现了阿迈斯托强大的讲述故事的能力，文笔优良，读之常有愉悦之感。如果说到缺点，那就是知识点太多，篇幅太长，总字数170余万，需要读者慢慢咀嚼。
四、一点讨论
无论对全球化是指涉15世纪以来还是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历史现象有多少不一样的看法，很多史学家都对全球史就是要追索全球化的历史这一认识深表怀疑。但毋庸讳言的是，全球史研究的确是全球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主宰性存在之后才兴起的。这和冷战结束的世界局势变化关系莫大，也就是到了1990年代，全球化才骤然引人瞩目。因为苏东局势的变化，那种全球一体化的印象开始主导世人的想象。尽管那个时候看似无法避免的全球化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复杂的面向，尤其是与各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温和得多的地方文化版本的此消彼长纠缠不清，但是全球史研究范式却越来越主导着世界史研究。
或者这样说，全球史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新的应该取代老旧的世界史研究方法的新范式，单凭它的时髦性就可以让不少史学家趋之若鹜。在这个与全球化趋势相背离的各种民族/地方诉求互相抗衡以至于难解难分的时代，为何全球史研究范式还是起到了主导作用，从而大有取代传统的以民族国家或者国家之上的地区历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史研究范式之趋势？这是因为，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对象并不一定非要是全球级别的。现代历史研究的诞生与民族国家的创建息息相关，所以现代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
全球史强调互动是世界历史的原动力之根本诉求是要摧毁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世界史研究的合法性，因为在这种学术叙述中边界不再有明确的历史意义，相反，各种流散，无论是人员的、物质的、精神的、疾病的等等才具有研究价值。但是，冲破民族国家的牢笼并不意味着选取越大的研究对象才越能够与全球史范式挂上钩。从根本上说，全球史“从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关注对人类社会整体演化有意义的事件，全球性的力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和人民之间的互动”。
这样一来，研究对象的大小不再是衡量相关成果是否是全球史著述的标准，大至宇宙的历史，小至一个市镇、一个村落甚至一个人，或者一种作物、一种商品、一种食物甚至一种病毒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只要这种研究方法是全球视野的，重在描述对象引起或者体现出的具有跨国界、跨族群、跨种群意义上的遭遇、播散和互动。其实，这种研究态势也和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特征有所勾连，全球化时代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和缠绕甚至鼓励了一些人向更小规模的身份主体单位靠拢，这些单位很多都是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因果之箭并不总是从全球化飞向民族主义。”
全球史范式对中心的疏离也表现在对人作为历史叙述主宰的人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不感冒。与世界史研究注重对人类自身文明历史的考察以及强调人类在过往历史中无可争议的主体性不同，全球史范式更加注意把人和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加注重环境对人类社会的规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诉求中，一些有全球史研究视角的著作甚至可以被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重生，反讽的是，它们论证了全球史研究一再反对的西方中心论的正确，其典型代表就是《国富国穷》一书。
这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史范式中的某个特点可以和它拼命反对的某个观点并行于一种著述之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肯定是一种宏大叙事，它要给人类历史寻找一种规律，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框架。这种研究路数和“二战”之后社会史兴起、文化史繁茂以及后现代思潮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历史研究趋势背道而驰。全球史是这些潮流的继承者，它对历史的偶然给予了极大关注，对探讨历史规律兴趣索然，也对那种千禧年式的最终解释敬而远之。然而，悖论的是，全球史把人、社会和自然结合起来进行全球视野考察的根本取向会不自觉地导致对一种宏大的历史解释框架的追求，这是它一个很大的内在矛盾。
“互动”成为了这种解释框架的雏形，但人类历史并非只有双向的互动，很多历史现象呈现出单向的主导性质，把“互动”视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和目的过于简单化了。全球史对根本动力的追求会导致一种无法控制的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甚至可能产生强烈的目的论诉求，因为全球史范式暗含一种前景预设，那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
这种对历史必然性不自觉的追求与其重视历史偶然性的研究初衷和起始姿态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更与其反对历史目的论的理论预设形成巨大矛盾。对中心的反感本来会导致全球史范式对多中心以至于无中心的关注，对不同文明和不同族群历史的多样性存有天生尊重，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很可能在强调全球化时代统一结局的背景下导致对这一初始立场的乖离，轻视以致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
尽管全球化来势汹汹且仍在深入，但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历史研究范式不会消亡，它要做的是借鉴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尽量疏离诞生之初那种与民族国家构建纠缠不清的发展态势，而学会与全球史研究范式和平共处。世界史范式是老的，但未必就是陈旧的；全球史范式是新的，但未必就是进步的。那种从“世界史”到“全球史”呈现出一种线性进步图景的设想不仅是反全球史范式的，更与史学研究的历史面貌格格不入。
【注】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9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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