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文明进程的历史
有人说，我一直致力于打破旧的年表划分，或曰通过重塑时间轴的方法，来解释世界与中国的文明发展序列，以求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解释。其实，我可能一直试图为解释中国“为何如此”提供一条新思路。既然以往的理论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们就必须力争闯出一条新路。假如说过去我的不少观点很新，那么本书就更“新”。新就新在主要利用地缘传播说，重新审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基因研究也引入到了这个领域。而其“简”，也说明了“新”所付出的代价，“简”不仅是简明，而且有简陋的含义。
其实，我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所谓“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的一个探索性回复。尽管看起来，我的研究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在书里也向无提及，但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再对“李约瑟难题”心存困惑。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宏观视角看似大而无当，而实际上，完全可以在多个领域内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但这个宏观，却不是随便可以实现的，它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局限，条件的制约。我之研究“西来说”也好，研究人类文明同源也罢，都必须有一个全球史知识的积累。这个积累的过程非常漫长，并且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直到今天，全人类都尚未彻底完成这套体系。所以，我们的努力才是必须的，并且我才有了一个广阔探索的空间。
人类拥有成熟的全球视野或整合全球观的欲望，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而在人们统一了地理、时间条件之后，将之缝补起来，连贯为一种“全球发展史”，才不过大约100年的时间，今天看汤因比（Arnold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的时代，还只算开了个头。
汤氏在1945年“环境挑战论”的分析，只是一种相对分割的集合，所以名为《历史研究》，反映了一种在这个领域的试探心态，但这本书籍在当时看来是一种创新。假如我们把全球史看做一种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探索的话，那么或许应该再推前一些，比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甚至再早些的韦伯（1864年－1920年）的一些著作，都涉及了这些话题。在这同时也有美国人试探更为完整全面的叙述，如海斯、穆恩与韦兰三人合写的《世界史》——好的世界史几乎都是合写的，因为难度太大，中国在1946年尚无能力写出这样的著作，但却出版了《世界史》的翻译本。这些都是第一批探索全球文明史的学术努力。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能够涉及或解决这些全球史问题的前沿学者都出现于当时的最发达国家，所以，全球史的书写乃至一般历史的研究水平，都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水平。
全球史在20世纪下半叶首先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国。而在我国，则是一片空白。49后，中国人最熟悉的世界文明史，是希腊裔加拿大籍的左派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个“通”字，说明了无所不包，当然，也从古至今，栏杆拍遍，这本书对全球历史学界，影响巨大。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球通史”。
一个有趣的史实是，被认为第一本具有全球视野意图的书籍，也出自斯氏的祖国希腊，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于大约2400多年前写下了《历史》一书，展现了古希腊时代的最大“全球”视野，看来希腊人眼界一贯宽博。
中国人的第一部“通史”，是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的《史记》，他比希氏晚了一些，而且视野也相对狭窄了一些，核心只是中国或东亚。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人的特色，从古至今，展现中国人“只知有汉”的文化心理。不过，既然这是中国特色，所以也就不能怨天尤人，在中国的地底下，一定存在着这样的魔咒，从一定意义上我所作出的诸多文明探索，也是为了探求这种“魔咒”的所在。我认为，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它，部分线索就在这本书里。
总体看，世界史是一门非常不成熟，或曰正在飞速成长的科学。而中国人也从20世纪开始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以，由中国人自己来张望世界的尝试，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我一直对世界史感兴趣，但没有料到最终会写一本近乎全球史的书籍。不过，由于其全新的探索性，所以不能当一般的正史看待。本书甚至可能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学术”。但不可否认，这本书确实提出了一些全球视野下，对于文明起源的新思想与新思路，尤其集中在最深的底层，从地球生命开始讲起，一直把中国人与中国文明追寻到空无的起源时期，经由旧石器时代，一直讲述到新石器 时代的文明起源， 这样就可以看到最深层的人类发展时期到底与今天的中国文明是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力求最“深”刻地认识问题，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我认为，唯有审视如此宏观的漫长时段与深度，才能看清轮廓。这是以前中国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值得；但其简陋也可以想见，我一个从未受过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培训的人如何可以把握如此广博的话题？所以本书必定是一本抛砖引玉之作。
全球史已属一个新领域，而全球史著作中的史前史部分，许多更像似近年来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新东西。他们的出现，屡屡震惊了全世界的知识界，历史学界因此而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冲击。比如楔形文字、甲骨文乃至西亚、希腊的诸多古代文化遗址，都是近一两百年来才逐渐被人们从考古中挖掘出来。比如辉煌的西亚文明，除了《圣经》有一些描写之外，几乎是个空白，然后突然由于考古就成为一门显学。
其实，想想那么大一个“新大陆”，都是500年前才“发现”的，历史视野中突然爆发的新发现之多，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一般当代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些，不仅是专业之外的人认识不到，连专业之内的人，其实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些巨变天天都在发生着。多年前，一位中国考古学者在书中感叹，他认为考古学内的大发现都已经被前人做完，他哀叹在他的时代已没什么大事可做。“世界上并不缺乏美，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的格言，在这里依然成立。在历史领域里，其实每日都有创新与发现，只是缺乏创新的思维与眼光罢了。当我私下与一些国外的历史学人士谈到中国的史学研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遍地黄金等待大发现的伟大时期，所以根本不能理解为何中国学界却有相反的看法。当然，具有这样悲观思维的考古人可能不在少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考古界的一潭死水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就没有做好准备去创新与挖掘。所以，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还附带给自己一个社会文化任务：打开封闭社会的眼界。
“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最新的《新全球史》（美国本特利，齐格勒等人着、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在中国首版）面世后，注定了其他旧的世界史著作，都将有被束之高阁之虞，这局面令人深感遗憾甚至残酷。其实，“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残酷的学科，它更新太快（可能在中国才是例外），让许多历史理论的假设者一旦被推翻，必然面临学术的难堪，这种本属正常的“丢丑”现象可能使保守的中国人不愿意太多涉足史前史，而且也是史前史落后的原因之一，因为史前史需要大胆的假设，而很多假设都必将面临着被后人的批评检验乃至推翻。
无论如何，今天飞速发展的新科技造成的新手段在历史考古与其他科学领域的应用，都使历史学面临着一次新的“大发现”浪潮，这也必将是一个前人理论被大推翻的时期。而互联网以及基因技术，已成为最大的挑战者。以一个文明研究者的眼光看来，在这个时代假如没有一个有关历史学的大变革，那就不符合一般的文明发展逻辑。所以，我来了，我希望我这个外行的捣乱能给中国的相关学界一些震动与反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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