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过去了，《甄嬛传》《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等优秀历史剧仍然有无数拥趸，不仅有逐字逐帧的剧情拆解，还有从人性、职场、心理学等各方面的解读，你甚至能看到主角人物和各种流行梗的互动，可以说是常看常新历久弥新，呼唤“申遗”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权斗已经快进到像《延禧攻略》那样疯狂发糖、打怪升级的大女主爽剧模式，一根金手指从头到尾拼命开挂，历史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色，逻辑、服化道、价值观等等都不重要，于是也就彻底走向它的反面，让人觉得幼稚无趣形同儿戏。
有人说了，好的历史剧缺的不是好演员，而是好编剧和导演。其实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编剧更具有想象力，也许一句话的背后就有无数的利害权衡，若干处或真或假的记载却暗含着草蛇灰线，一个历史教训的得出有赖于无数血泪，不明就里的读者却觉得味同嚼蜡。
历史剧不管怎么拍都只能是历史的简化，如果简化到只剩下猎奇的情节、雷人的话语也就无足可观。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个最优秀的编剧，因为他必须依靠客观的证据和适当的想象去还原那些难以抵达的真相。
而历史可一不可再的偶然，还有众多当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和无奈，个别英雄人物的穷途末路，小人物对于人性的坚守等等，都不免让人代入而不胜唏嘘，进而引发一种敬畏感和崇高感，促使人去思考更深层次的因素。
小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书，是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自从89年出版后畅销数十年，至今仍然是了解东晋的必读书，在某瓣上的评分高达9.4分。读者评价它为治史典范、令人如沐春风、击节赞叹，更有人说看这本书如同看剧一般畅快，所有这些都归功于田余庆先生的史学功底和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达。
说起门阀政治你可能会觉得望而却步，但是如果跟你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就会熟悉亲近得多，其实王谢就是东晋的士家大族，王谢的凋谢不完全是偶然，过去许多人想当然觉得，那些大族名士风流俊逸，靠着不羁的外表、清谈的才学还有和皇室联姻的荣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最闪耀的存在。
但是其实，在这种表面的和平背后，无不是实力的较量和关系生死的权力角逐，这些细节普通人自己看正史自然不明所以，田余庆先生这本书第一次把前因后果、脉络线索都梳理得极为清晰，而且还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论概括和见解。他一生只写过两本书和一本论文集，这本《东晋门阀政治》第一次出版时是1989年，当时他已年过65岁。
这本书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并且在第一届“思勉原创奖”评选中，也是得票第一，今天我们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一同走入那段看起来唯美而又纷乱的历史。
写在前面的话
小北计划推出两个新栏目“读一本书”和“教授书单”。“读一本书”的初衷是这样的，因为以往头条图文限于篇幅，往往只能围绕某个要点展开，也展示大家观点，拓宽理论视野，也抨击社会偏见，给它们一些难堪，也聊点诗词歌赋，为生命留些余裕，但是一直没有对于一整本书的完整的解读。事实上小北有许多堪称经典又有一定阅读门槛的书籍，他们没准此刻就在你的书架上躺着，这一次我们打算通过这种形式，在五六千字的篇幅（结合音频、思维导图等等）里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一些好书的核心观点和洞见告诉给你。
如果说“读一本书”解决“怎么读”的问题，那么“教授书单”则是针对“读什么”，小北会邀请博雅讲坛的讲者（各大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针对他们的研究专长，围绕特定话题推荐若干图书，并且对于推荐图书加以介绍和评价，希望能作为你在书海遨游的凭借。
对于热爱读书的你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些快乐更加易得但也更加廉价，我们不作阅读的替代者，更不做知识的打包人，我们只想要分享探讨、共同思考，想要为你带来经典阅读的切入点，和你一同从高质量的浅阅读走进属于你的深阅读。
今天是“读一本书”栏目的第3期，我们一般在每个周日定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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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门阀政治的起源
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说一下门阀政治的形成，其实这种提法在东晋就普遍存在，《南史》里说当时存在一句谚语，叫作“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王氏家族和司马家一起共享天下。《世说新语》里有这么一则故事，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居然要让辅佐他的王导一起坐龙椅，王导三番五次推辞还不行，最后不得不说，“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这不是一般的推辞和礼遇，背后其实是刀光剑影的政治博弈。比如当王导的弟弟大将军王敦要起兵推翻皇帝自立的时候，晋元帝说得就更卑微了，他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大意就是说你要让我下台说一声就行，我立刻退位让贤回琅琊。
那你可能会说，都到这一步了，王家完全能够取而代之，但是你要注意到，其他士族不同意啊，他司马家虽然不怎么样，怎么说祖上阔过当过皇帝，你王家凭什么啊，其实背后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王敦第二次起兵，就被士族联合击败。
士族和皇权之间达成了某种动态平衡，田余庆先生精辟地把原因概括为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就是士族掌握着兵权，而皇权又不够强大，二者缺一不可，它其实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且严格来说只存在于东晋一朝。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皇权不振，这就得从司马懿那边说起了，司马家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司马懿的个人谋略和隐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根本上还是在于，他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的政策则一贯是加强中央的集权和专制，势必会让士族不满。司马家夺权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吸取曹魏灭亡教训，采取一个后来广受诟病的政策，那就是分封同姓王，更致命的是他还取消了州郡的武装，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八王之乱，就是那个说出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皇帝司马衷当政时候，司马家八个王互相杀伐的著名历史事件。
八王之乱示意图，东海王司马越成为最后赢家，皇帝痴呆和窝里斗导致了皇权不振
总在御驾亲征的“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八王之乱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但是八王之乱的最终赢家和门阀政治密切有关，这个人就是东海王司马越，他的封地在今天山东南部，八王之乱前期他一直坐山观虎斗，最后才来了个一锅端，然后把晋惠帝司马衷夺回洛阳，司马衷不久就暴毙而亡，他的一生一直忙着跟不同王御驾亲征，也不知道是谁害死的，总之接着晋怀帝司马炽上台，那司马越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辅政大臣的位置是不仁不义从其他司马那边抢来的，那谁能服他呢？他得找人来帮忙站台啊，于是他看中了琅琊的王衍。
对了，这个王衍就是后来被说清谈误国的那个，信口雌黄这个词就是为他而造的，他号称为玄学大家吧，其实对于玄学也没什么贡献，而且他表面上与世无争，其实广结党羽，他的两个女儿嫁的也都是当朝权贵，把鸡蛋放在了不同篮子里，当时北边正处于五胡乱华的历史时期，刚刚经历八王的内斗又逢民族矛盾当前，王衍身居高位却没采取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更无耻的是他后来被胡人石勒抓住，一边给石勒分析我们就是这样这样，才被你抓住的，一边又劝他赶紧称王称霸，连石勒都瞧不上这种人，就把他给弄死了。
田余庆先生指出，这个时候的西晋朝廷，其实也是王与马共天下，这对CP呢是司马越和王衍的组合，司马越用他的宗室身份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权势，而王衍为司马越拉拢名士装点朝堂。
与此同时，另一对王与马的CP，也就是刚才我们的司马睿和王导，他们后来共同开创了东晋王朝，此时他们正奉命经营江南的大后方，主要是为还在中原的西晋政权搜刮财富和漕运粮食。历史的偶然也就发生在这里，面对北方的胡人的威胁和入侵，司马越和王衍他们的策略不是退守，而是守住国都洛阳，依托于徐州，然后带着军队跟敌人周旋。这么做是因为司马越的军事力量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为主，那里是他起家的大本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目光的短浅。好巧不巧，司马越和王衍拥军东行，司马越中途病死，王衍还坚持带着他的灵柩归葬东海，这才被刚才说的石勒的军队追上。
这两人一死，西晋王朝离灭亡也不远了，客观上为南边的司马睿和王导的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说到这里再回到刚才提到的皇权不振，其实不管是司马越还是司马睿，他们的权威都不足以统治王朝，必须借重于士族的威望和力量。尤其是南边的司马睿，他在司马家本来就是旁支，又是逃难逃到南边来的，这时候离吴国灭国也不过几十年，那设身处地地想想，谁会买他的账呢？按照《晋书》的说法，这个时候王导就搞了次营销活动，在上巳节那天带着一群人跟着司马睿招摇过市，南方士人一看这个派头都拜倒路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不仅时间人物对不上，而且也描绘得过于儿戏，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王与马的关系，以及南北士族的矛盾的关系。
甚至有传闻说晋元帝司马睿和司马家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说完皇权不振，再来说说刚才提到了门阀士族得以维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士族专兵，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士族这么硬气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手里有兵。王导家族的两个成员，王敦和王澄分别占据着荆州和青州，这个安排出自于王衍，他自己则待在首都洛阳，这里又诞生了一个词，叫作狡兔三窟，这三窟本来是用来图谋霸业的，不过王衍自己先走了，后来是在王导的带领下，让王氏家族走向成功。
后来东晋王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共天下的不再是王与马，而是别的士族和皇帝，但是都是因为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才得以维持共同享有天下的局面，皇帝也想过重振皇权、士族也考虑过自立为帝，但是因为北面所共同面临的民族矛盾，以及其他士族的从中阻挠和周旋，使得矛盾和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是门阀政治的实质。
02
门阀政治的较量
在第二部分，我们会展开来说说士族之间以及士族和皇帝之间是如何较量的，其中的一些斗争是摆在明面上的，而另外一些则是隐藏在史书里的蛛丝马迹之中，田余庆先生为我们总结出了一条基本规律，士族掌握政治权力一方面是靠驻守方镇掌握兵权，另一方面是靠控制中枢、发展党羽，如果地方有兵、朝廷有人就会另有图谋，影响到门阀政治的平衡，那皇帝和其他士族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他。
而当时面临着北方的胡人的威胁，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有实力的军队大多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的军队常常是占据长江上游，首都建康位于长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上游的士族一旦坐大，顺流而下就能够直取京师。
长江上游的荆州、中游的江州（今天九江）、下游的京口（今天镇江）都是重要的方镇，长江淮河之间是战争前线，也是战略缓冲区
东晋一朝和司马家共天下的士族，一般认为有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我们分别来大致看看，他们是怎么实现这种动态的均衡的。
王氏家族，刚才我们提到了，王导是宰相，王敦手握重兵，他们俩可以里应外合。而晋元帝司马睿想加强皇权，必然会动士族的奶酪，也必然会招致反对。他也曾经考虑组建自己的军队，让那些从北边逃难到江南的难民，就是后来成为了世家大族的农奴的那些人，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当兵。但是这样的武装既没多少战斗力，又让江南士族觉得抢了他们的人，所以王敦第一次攻入健康很顺利，朝内朝外都表示理解。
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刁协、刘隗，他们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被称作“刻碎之政”
后来即位的晋明帝司马绍就吸取教训，他把目光转向了长江以北的流民，这些队伍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大多是从敌占区跑出来的，有着长期的作战经验，属于敌后自发的武装力量，各自有统领的将帅，也被叫作流民帅，朝廷因为自己弱势，也怕引狼入室，对于他们是既利用也防备。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郗鉴出现了，他是流民帅中的一个，但是因为有一定士族背景，就得到了晋明帝的重用，他就引入了其他的流民武装，在王敦第二次企图造反的时候，平定了叛乱。在这之后，流民苏峻的叛乱引发了一些小插曲，但是东晋居然实现了七十年无内战，不是士族们都不再有野心，而是郗鉴从中周旋的结果。
王敦的第二次叛乱遭到了士族的反对而失败，连王导也选择了站在皇权一边
他主要做了这么几个大事，首先是作为徐州刺史经营京口，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位于建康的下游，有许多北来的流民可以当兵，而且靠近今天浙江沿海一带不愁粮草，郗鉴利用这些优势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这个就是他政治博弈的资本。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自身门望不高又为人谦退，所以始终调停其中。王敦之乱平定后，在位的晋明帝成帝就对王导不信任，而倾向于庾氏家族的庾亮，庾亮的起家在于他是成帝的舅舅，也就是我们说的国舅爷了。郗鉴却在王导不得势的时候，选择和王导联合，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这就是典故东床快婿的由来。
东床快婿的典故
当时的局势是，庾亮因为在刚才提到的苏峻之乱中，几次三番逼迫苏峻要夺取他的兵权，直接造成了苏峻的反叛，为此他离开中央出镇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毗邻建康，他的军队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到首都建康，建康中央是以王导为主，位于长江下游，而长江上游则是陶侃的军队，他是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不满于王导的专权，想要废除他，被郗鉴劝阻，后来陶侃死了，庾亮占了中上游，也想要废王导，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但是郗鉴也不是唯王导是从，他也曾经厉声指责王导的过错，郗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介入维持江左的和平，就这一点来说他做到了。
这么几股势力之中，陶侃和郗鉴虽然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是因为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在这个看重门第的时代，注定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庾亮和王导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矛盾，这个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主要以门户利益为转移。早期当皇帝想用法家手段重振皇权的时候，按理说利益直接受损的是当权的王氏家族，而庾亮却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当皇帝亲近宗室和其他外戚，并让他们掌管禁军的时候，庾亮在剪除宗室时也毫不手软，和王导站在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庾亮和王导之间休戚相与共、抱团取暖。
但是当庾亮出镇芜湖，尤其是后来陶侃去世，他的驻地进一步迁到上游的武昌时，庾亮和王导之间的斗争白热化，王导要有自己的军事地盘，核心在于抢占位于长江中游的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这里多流民多钱粮，是长江上下游之间的军事要冲。根据史书里的线索，田余庆先生指出，王导的做法是让将领谎称北边的胡人要打过来，然后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还让自己的侄子王允之镇守芜湖，从而占有了之前庾亮的势力范围，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庾亮的反弹，江州在数年之内几次易主，而史料里看起来却都是和平进程。
而庾氏家族一边和王氏家族争江州，一边还巩固他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尤其是挤占和经营了襄阳，襄阳是南北战事前线，它时刻威胁着荆州的后方，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不过庾氏家族因为是外戚，对于东晋也没什么功劳，所以几个重要人物相继去世后，很快就堙灭无闻，他们的经营便利了后来占据荆州的桓温。
襄阳是荆州的门户，水路纵横东西、陆路联通南北
桓氏家族就是东晋王朝的第三支重要的士族，说起桓温你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辛弃疾词里有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是说他的，是他在北伐途中看到年轻时候种下的柳树有感而发，而北伐的举动也是和朝廷争权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桓温是怎么起家的？桓温的父亲是桓彝，但是再往上，就谱系紊乱了，这在重视门第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田余庆先生详细考证，认为桓温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桓范，桓范因为是曹爽一党而遭到诛杀，桓氏族人被株连，桓温这一脉很可能是漏网之鱼。
桓温的父亲桓彝大概是在八王之乱后过江的，他积极地跟当时的名士清谈，还获得了江左八达的称号，不过他其实是志在功名的，跟其他名士并不相同，他在政治地位上的上升，有两次重要的契机，第一次是王敦叛乱的时候，他参与了晋明帝和郗鉴的密谋，第二次是前面提到的流民帅苏峻之乱时候，他为司马家而死节。这些都是桓彝给桓温留下的政治资本，桓温因为自身的军事才能和不显耀的家世，成为了庾氏和朝廷争夺的对象，先是成为徐州刺史不久又成为荆州刺史，这就为他的坐大打下了基础，但是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向下游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都受阻。
当时北方动乱，东晋朝廷一度打回北方，甚至还抢回了传国玉玺，要知道这之前东晋皇帝一直被嘲笑为“白板天子”，于是一时间人心振奋，北伐成为普遍诉求，桓温作为方镇势力和当时坐镇朝廷的一方，都想要抢夺北伐的旗帜来拓展势力。桓温的高明也在这里，他总是欲取之必先予之，表面上说要北伐，朝廷怕他抢了功劳借以自重，让褚裒、殷浩先后带兵北伐，结果是先后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既丢了北伐的旗帜，又损失了军事实力。
继而桓温出兵，两次北伐接连获胜，第一次北伐时候还打到了西安边上，据说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过桓温志不在此，北伐只是手段。两次北伐胜利，桓温未能向长江下游渗透，于是又徐徐图之，胶着了十余年，最后是通过第三次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权，成功地进入了首都建康，控制了当时主政的司马昱。
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了，但是借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权
这个时候的桓温离篡位只有若干步之遥了，朝廷内外已经没有军事武装能制约他，但是他一方面因为第三次北伐失败有所顾虑，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士族的掣肘，还不能够立刻称心如意。他先是另外把司马昱立为帝，然后诛杀朝中异己，更换禁军。立简文帝司马昱是希望他禅让给自己，简文帝甚至也说过“君自取之”的话，但是在王谢士族的干涉下，简文帝的遗诏只是让桓温像诸葛亮、王导那样辅政，后来不多久桓温病重，让朝廷加九锡，也被谢安拖延，以致于不了了之。桓温其实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但是还是被门阀的政治格局束缚了手脚，同时也是鉴于王敦之前的失败，害怕其他士族群起而攻之，而且桓温还吃了一个亏，就是桓氏家族人才欠缺，没办法朝内朝外里应外合，像当时王导王敦那样，总而言之桓温的失败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桓温之后代他而起的，就是在阻碍他篡位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谢氏家族因为这个时候人才辈出，率先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大家所熟知的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谢安就来自谢氏家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谢氏家族和前面提到的郗鉴有着相似的作用，他们都是袒护东晋皇室，力求平衡各方势力，维持稳定局面，懂得急流勇退的人物，不过谢氏家族更具有名士风流，而且政治影响力大得多，所以更为后世津津乐道。
说起谢氏家族的起家，又和桓氏家族有着一些相似性，谢鲲和桓彝都是江左八达，都是谈玄的名士，谢鲲的儿子谢尚则和桓温有着类似的际遇，都是在王氏、庾氏家族衰落之后，被用来驻守方镇，以平衡士族势力，谢尚最初是被朝廷派为江州刺史，因为庾氏家族的阻挠，所以出为豫州刺史，豫州就是谢氏家族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兴旺发达的基础。而让谢氏家族走向巅峰的，则要归功于最出名的谢安，谢家三代人的努力，走上了权力的巅峰。
我们看桓、谢家族都是因为朝中无人而得以据有方镇，又都是凭借着据有方镇而起家，桓氏家族势力正盛的时候，谢氏家族就受到排挤，其中谢万因为仓促用兵北伐大败，成为了桓温废他为庶人的把柄，而这之后为了家族的利益，谢安就不得不出山了，他出仕的第一步就是离开东山给桓温当司马，这也就是东山再起的出处，历史上把他说得对功名嗤之以鼻，并不完全是事实。
谢安善于观察形势，他在桓温气势正盛期间，始终是引而不发，直到把桓温给熬死，才又重新执掌中枢，利用手段逐步把桓冲，也就是桓温的弟弟排挤出首都，使得桓冲退回到上游荆州梁州的大本营，与此同时，谢安还让侄子谢玄在下游组建北府兵，这个事情之前郗鉴也做过，根据田余庆先生的考证，谢玄主要是重新招募将帅，然后再利用流民补充兵员，这支队伍并不精良，也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训练，唯一的优势就是有敌后的实战经验。
这一时期，桓、谢之间又重新回到脆弱的平衡，除了各自实力的起伏变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临着来自北边的前秦的威胁，前秦的君主此时是励精图治的苻坚，他已经一统北方，对东晋虎视眈眈，他的军队号称百万，自称投鞭断流，就是鞭子扔下去就能把河水截断。面对前秦这一共同的敌人，桓谢之间暂时弥合矛盾，上下游之间相互策应，让苻坚军队疲于奔命，君臣之间也暂时一致对外，这才有后来的淝水之战的大捷。
但是，田余庆先生也提醒我们，即使是在这种关键时期，东晋高层的政治斗争仍未停歇，桓冲和谢安还在争夺中游的江州，朝廷中央也忌惮谢安专权，另外让年仅20岁的宗室司马道子和谢安共同为相，可见君臣之间、士族之间仍在争斗不休，所以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很快被排挤出中央，谢玄也回家养老，从此谢氏家族就开始走向衰退。
03
门阀政治的终结
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你方唱罢我登场，士族门阀政治在内忧外患和内耗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向退出的终场，而伴随它消亡的，是另一支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和王导家族琅琊王氏不是同一支。刚才我们提到，在淝水之战期间，孝武帝也不过就十几岁，但是已经用兄弟司马道子为相加强皇权，这对于排挤士族起到了作用，但是很快又演变为皇权和相权之争，太原王氏家族就分为两支，分别联姻和依附于皇帝和宰相，后来又分别占有上下游的武装，不久孝武帝用手段夺回了上游荆州的控制，在与司马道子争权过程中占据上风，但是因为非常无厘头的原因，就是他说宠妃张贵人年老色衰，还说要废了她，于是就被棉被捂死，他的儿子晋安帝即位，这又是一个白痴皇帝，于是司马道子反客为主掌握了中央，但是上下游的方镇早就不受他节制，于是起兵反对，在这个过程上游的桓玄——也就是桓温的儿子坐大，终于篡位自立。
不过桓玄很快也被北府兵的将领刘裕起兵击败，刘裕就是后来的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我们看东晋末年的事情看起来十分杂乱没有头绪，而田余庆先生给了我们线索，那就是士族已经腐朽衰弱，并且士族专兵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因为士族没有足够的人才尤其是武将，另一方面，皇权本来有重振的可能，但是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孝武帝又死得莫名其妙，于是就变成了一场闹剧，于是士族门阀政治终于无法维系，这些权贵一起走向了没落。
那么怎么看待刘裕的取而代之呢？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次等士族的胜利，这一时期的声势浩大的次等士族势力，还有利用五斗米道起义的孙恩，刘裕和孙恩都是门阀士族的掘墓人，但是他们也不是直接就走到这一步的，刘裕在北府军的上司刘牢之，在淝水大战中一战成名，后来在东晋末年依附辗转于不同士族之间，最后走投无路而死，孙恩的叔父孙泰，早年也是在门阀士族那里求发展，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被诱杀。这一时期的历史潮流，是门阀士族的衰弱和次等士族的取而代之，刘裕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果实，在于他掌握了北府军这支重要的武装。
随着东晋的结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就结束了，东晋以后士族虽然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过是历史惯性使然，而且他们的骄矜作态，正好说明了他们的没落，也是他们在精神和现实上自卫的一种手段，说祖上阔过其实是为了再阔下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寒门开始出贵子，君主利用寒人加强了皇权，士族逐渐成为悬置的吉祥物。
04
到了这里，我们就把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和脉络说完了，总结一下，士族门阀政治有着特定的历史根源，早在汉末三国时候，世家大族就处于上升时期，他们是各种意义上的人生赢家，不过这一时期，他们总体上还是支持一姓皇权，虽然不断抗争其实还是为了皇帝好，希望他江山永固，因为这符合大宗族的利益，而这也是黄巾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它必然腹背受敌。直到后来皇权实在回天乏术，曹魏和司马家取而代之，但是皇权和士族的矛盾始终存在，也被自然而然继承下来，基本上只能躺平接受现实，司马家索性大行分封，自己成为最大最牛的士族，然后发生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大事件，使得皇权大受打击，司马家名声扫地，只能和手握兵权的士族联合。
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皇帝和士族、士族和士族之间既斗争又联合，核心就在于争夺藩镇武装的控制权，常常表现为上下游之争，上游的襄阳和下游的京口都是必争的军事重镇，主要的兵力来自于北方逃难来的流民，北伐是一面旗帜也是争权夺利的手段，攘外和安内都是东晋王朝面临的难题，安内受制于攘外、攘外也服务于安内。某种程度上，不管内斗、防守还是进攻，都在持续不断地内斗，最后民不聊生顶层腐败不堪，个别野心家带领着愤怒的民众起义推翻统治，这才又立了皇帝坐稳了奴隶，寒门开始有上升的通道，纯粹的贵族门阀政治告一段落。
当然，东晋的门阀政治能维持百年之久，证明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弹性，皇位在司马家的变更或是个别宰辅的地位变化，并不会影响到政治大局，个别大士族也是如此，其他士族会为了自己的门户利益居中调停。与之相对，玄学文化一开始是针对特定现实政治的哲学探索，到后来则沦为无意义的清谈，乃至只是吃药喝酒而已，成为贵族政治的遮羞布，而在门阀政治中有所作为的，恰好是那些不受玄学约束力图有所作为的人，但是不可避免地受到门阀政治的约束和局限。
● 关于本书：国家图书奖获奖书，魏晋历史专家田余庆教授扛鼎之作，是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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