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回顾，既是经验思考，也是对申遗价值的重新审视。在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我们特再次刊发本文，以资纪念。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泉州申遗文本技术团队
2021年7月，泉州如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对热爱泉州文化遗产、长期投身泉州文化研究与遗产保护的人均是莫大鼓舞。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的泉州人，从此迎来新的世界身份。我们惊喜于申报的遗产点历经辗转扩为22处，泉州的遗产宝库似乎在被进一步揭开、博得更大程度的认可。各个区、县都在欢欣盘点各家门庭的遗产点数量，鲤城8处、晋江3处，……何其荣耀！
笔者团队与泉州各界学人勠力同心筹备此次重新申报技术工作，深知这份荣耀来之不易。世界遗产有其专业规范及话语体系，如何将我们深知深爱、习以为常乃至理所应当的文明与文化故事讲与他人，转译为听者的话语体系，帮助更广大范围的世界读者充分理解、建立认同，是申遗技术工作的核心难点。泉州的故事纷繁而绵续，22个点即22条故事线索，遑论其主题、领域的复合，何以讲述？
为此，我们聚焦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反复强调的“整体叙事”。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珍贵留存，有如一块块不同时间、空间和主题类型的图斑，拼凑出人类社会自史前至当代史诗般的恢弘演进历程。然而，历史与实物的留存毕竟有限，这一拼图的单元和过程是不完整的，它并非人类文明的全部，只是星星点点提示文明发展的脉络、粗线条地勾勒各个文明体的轮廓。这些图斑着意讲述的并非图斑本身，而是其所共同拼凑出的、需要联想串接的人类文明整体。基于这一逻辑构建的世界遗产体系，是将个体的特殊性（突出）寓于整体的共性（普遍）之中的有机系统，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大于个体之和。这也是由多个组成部分构成“系列遗产”申报的技术核心：系列遗产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从多维的角度组合一体、共同证实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而不是其各自的价值。
回到泉州：让我们荣耀的，其实不是22处遗产点自身，而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个称谓整体。这个称谓罕见地将世界、一个国家与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也罕见地用一座城市的全部空间系统来界定一项遗产。泉州人需时刻意识到：泉州世界遗产是整个泉州，而不仅是22处遗产点！对于不熟悉泉州的听者，或许不了解开元寺、洛阳桥等各自的具体故事，但很难不从“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响亮界定获得共鸣。这正是世界遗产整体叙事所强调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相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泉州是一块重要图斑；而相对于泉州，22处遗产点则是更细微的图斑。无论是全球世界遗产名录体系、还是宋元泉州系列遗产，重要的不是每个图斑本身，而是其所着力刻画的拼图整体叙事。
得益于海内外学人对泉州的持续关注，有关建筑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成果丰硕，蔚为泉州学之盛况，为世界遗产语境下宋元泉州的整体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站在巨人的肩头，我们得以从世界格局、区域演进、宋元整体图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关键特征等方面系统讲述宋元泉州的整体故事。让我们从22处单个遗产点的深度思维中转变视角，聚焦宋元泉州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整体叙事。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14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形成了学者们研究界定的“首个世界体系”。地中海的海上商业王国蓬勃发展，亚洲大陆的三大文明社会也早已步入了各自帝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并以其强大的经济与文化实力，为亚洲及东非海洋贸易网络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共识，10-14世纪是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10世纪前后，宋代社会经济、东亚政治体系、亚洲海洋贸易网络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亚洲大地普遍发生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动荡使原来连通其间的陆上贸易路线受到阻断，沟通的重心转向海洋。中华帝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正发生着商业化的变革，是处于经济与文化飞跃期的宋朝(10-13世纪)，在社会变迁中生产力提升、商业与技术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北方的边境压力发的军费开支需求也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工商业的增长以及国家财政对海外贸易收入的倚重，从而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海洋贸易的发展。中央政权将目光投向了蓬勃发展中的世界海洋贸易网络，鼓励并大力推动海外贸易的开展，将其收入列为补充国库的重要来源。
泉州远离黄河、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进程晚于中华帝国的文明核心区。先民利用极为有限的山前平原和山间谷地发展农业，并自海洋获取渔业资源。4世纪东晋南迁后数百年不断的北方移民，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文明核心区的技术与文化。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割据一方的闽国等地方政权着力经营，泉州迎来了重大发展，农业、水利、手工业等均取得了进步，平原、山地、河流、海洋被初步整合利用。另一方面，受困于耕地资源匮乏的泉州，长期对海洋贸易动态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自8世纪中叶以来，欧亚经济与文化交流在海路上的发展日渐兴盛，大量的海外商人带着舶来品来到中国，泉州商人积极把握转口贸易商机，活跃在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东亚的海洋贸易网络中。
1087年，已积累了长期海外贸易经验的泉州迎来了关键性的历史机遇，大力推动海外贸易的宋王朝在这里设立了市舶司，泉州自此成为国家级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在农业、手工业、城镇商业、交通设施等方面已经具备基础条件的泉州，以海外贸易需求为导向，依托于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帝国保障，涉及产、运、销环节的各行业迅速地联动发展。柑橘、荔枝、糖、酒等特色农副产业，陶瓷、纺织、冶铁、造船等手工产业，道路、桥梁、码头等公共交通设施，以及城市和村镇建设，全面进入了整合与发展的高峰期。1127年宋王朝都城南迁、随后大量宗室成员入驻泉州，以及地方精英因科举考试的成功而取得的政治地位，使泉州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实力提升等方面更加受益。1279年建立的元朝政权进一步强化了泉州作为南海地区贸易首要港口的地位。宋元泉州的海外贸易范围涉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广大区域，来往于泉州的中外商人、使者、官员、士大夫、僧侣、民众等各界人士，不仅留下了多元而绚烂的贸易活动和文化、生活印迹，还将中国及泉州的商品与文化，通过繁荣的海洋贸易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国家口岸泉州也由此声名远扬。
在上述内外发展格局下，来自中央、本土和海外的世界性多元社群合力开创了中华帝国国家口岸特有的产、运、销跨行业整合的海外贸易体系，共同造就了该时期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辉煌。这一举世瞩目的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东端中心港口，覆盖了泉州境内从曲折的海岸线经丘陵和平原一直绵延到山区的广大空间范围。它以坐落于江口平原的城区为运行中枢，东南面的辽阔海域是其对外门户、西北面的广袤山区是其产业腹地，贯穿其间的陆路、水路运输系统将泉州的区域内外紧密联结，呈现为区域高度一体化的海港、城市、腹地联动发展的整体繁荣景象。宋元泉州的整体图景，由此徐徐展开：
执掌国家海关大权的市舶司1087年初置时位于当时的城市南门外临江地带，承担着发放商贸许可证、查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的货品、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等职责。繁荣的城市和村镇里生活和忙碌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商人、使者、贵族、士大夫、僧侣、产业劳动者、平民等各界人士，他们所带来的儒、释、道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等文化与信仰、生活习俗、以及商业与技术等知识在这里汇聚、交流与共存，他们在社区中精心建造的富有鲜明个性的宗教和文化建筑—一文庙及学宫、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天后宫、草庵摩尼光佛等成为了具有强大文化象征和凝聚力的社群精神纽带，以及街区中的标志性景观。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的数千名南宋皇族成员是泉州社会中的特殊角色，他们享有着优厚的待遇，是海外奢侈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南外宗正司管理着这些宗室人员的生活和各项事务，留存至今的历史街区和古迹遗址见证着当年皇族的尊贵身份。
城市南部的沿江地带舟车辐辏、商贾云集，逐步发展为集中的商业功能区，1230年扩展城墙围合了这片商业区，新建的城市南大门（后称德济门）守护着这座繁华的贸易之城。沿江分布的天后宫、真武庙等海神庙寄托着远洋商人们对平安的祈福，九日山下更成为市舶司为祝祷信风如约、商船往来顺利而举行官方祈风祭典的特有场所，石刻纪事生动地叙述着千年前的航海知识与贸易周期，以及国家与地方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与海神庙相伴的是航运繁忙的港口码头，泉州沿江及沿海条件多样的内港和外港，为往来的大小商船提供了便利的停泊条件，古城东南郊的江口码头、扼守海门的石湖码头，见证着泉州港奇珍异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的繁荣景象。
泉州城西北的戴云山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优质的瓷土资源和精湛的制瓷技术保障了德化窑场的陶瓷产品畅销海外，沿海地区的磁灶等窑场也在高涨的外销瓷需求中快速发展。青阳深山的铁矿被发现和开采，留存至今的大量矿洞、冶铁遗迹及炉渣堆积，反映出宋元时期该地的冶铁产业热潮。联系着山区腹地与沿海平原的大型水、陆交通网络，承担着繁忙的进、出口商品运输任务，沿海地带自北向南横跨了洛阳江、晋江、石井江的三座大型石桥洛阳桥、顺济桥、安平桥，在泉州与其南、北向富庶的沿海城镇间建立起了高速而便捷的通道，广阔的内陆腹地出产的瓷器、丝织品、铁器、酒、糖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送至港口，装载着特色商品的商船在冬季起航开赴南洋。来年的春季，返航的海舶满载番货而归，高高矗立于宝盖山的万寿塔标示着家乡的方向，遥对岱屿门的六胜塔指引着泉州城的归途。
宋元泉州的整体图景是宋元泉州社会的全貌，包含了空间、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复合因素。在横向勾勒宋元泉州的整体图景之外，整体叙事方式仍需在纵深向条分缕析地解读宋元泉州何以成功、以及成功的诸多表征。为此，我们将这一图景提炼为六个并行的价值线索和关键特征，从不同侧面构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四个世纪间的立体维度。
A.制度保障及其代表性物证
一套适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运行与发展的关键保障，10-14世纪泉州海外贸易的长期繁荣，正得益于其特有的制度体系——官方制度与民间规约的相互配合与共同保障。
泉州海外贸易官方制度的代表是帝国推行的市舶制度，民间规约的代表是海神信仰。这两种制度又分别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地方文化传统，并通过官方主持海神祭典的方式得以结合，反映了官方与民间在互惠共赢、共享发展上的高度共识。代表性物证包括：体现官方制度的市舶司遗址、九日山祈风石刻；体现民间规约的天后宫、真武庙。
经考古揭示的市舶司遗址是1087年国家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推行市舶制度的珍贵物证。市舶司官员不仅按照国家要求开展商贸管理，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包括与地方官员共同开展航海祭祀活动、主持开展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九日山祈风石刻是市舶司官方推动海洋贸易的又一重要实证，泉州文庙及学宫也有市舶司官员的活动记载。同样体现官方管理保障的是守护着泉州城滨江商业区的城市南门德济门。
民间规约强调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海神是海商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信仰，妈祖、真武大帝为人所信奉的法力不仅包括护佑海上航行平安、救助航海中的落难商人，还包括惩治不法之徒，体现出对商业行为的明确约束意图。为了便于船员往来祭拜，海神庙宇一般位于港口附近，天后宫靠近南关港，真武庙靠近法石港。天后宫是妈祖信仰传入泉州建立的第一座庙宇，元代统治者对妈祖的推崇奠定了这座妈祖庙的官方地位，也使这里成为妈祖信仰向海外传播的中心。真武庙是宋元时期祭祀真武大帝的道教庙宇，也是古法石港的重要地标，法石真武庙的信仰在15世纪后广为传播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
这些海神信仰均起源于民间，却最终通过加封、官员的参与、列入国家祀典等方式增加了官方色彩。12-13世纪在通远王祠的祈风均由官方要员主持，并列入了国家祀典；13世纪泉州太守真德秀在顺济宫（天后宫）、真武庙祈神；元代将妈祖祭祀列入国家祀典。这一民间信仰的官方化过程体现出正式的官方市舶制度与非正式的民间信仰的融合，是宋元官方借助海神信仰推动海洋贸易的重要举措。
B.多元社群及其代表性物证
社会群体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直接带动者和实践者，在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蓬勃发展的背景机遇下，推动宋元泉州世界贸易中心港口整体繁荣的核心力量，即来自宋元泉州由政府官员、皇族、地方精英、中外海商及其族群、宗教人士、平民等多元社会群体。
这些社会群体不仅来自泉州地方和帝国腹地，也来自欧亚大陆与泉州以海相连的众多域外港口，构成了泉州极富世界性的交往维度。这一世界性多元社群是宋元泉州价值观交流的主体，他们共同构成了泉州独特的商业型社会结构，并广泛参与到海洋贸易的各个方面，谱写了宋元泉州的繁荣与独特。
南宋皇族
南宋皇族是当时泉州最具独特性的社会阶层之一。1130年，因都城南迁临安，管理宋代皇家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携349名皇族迁驻泉州，至1233年，在泉的皇族已扩展至2314人。保存至今的南外宗正司遗址记载着这些皇族在泉州留下的珍贵历史信息，他们带给泉州特殊的政治地位，也极大地刺激了泉州的高端消费市场和贸易需求。他们广泛参与到各项社会事务中去，甚至直接开展海外贸易，后渚沉船上发现的丰富遗物证实了皇族参与贸易的情况。
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
宋代士大夫阶层是泉州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带动者，他们兼具官僚、知识分子、资本持有者等多重身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为泉州海外贸易的长期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宋代泉州科举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进士数量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首屈一指，造就了大批高等级人才。12世纪的闽南精英阶层在政界和商界都享有广泛的机遇，为官者传达国家政令、主导地方政治；从商者积聚财富并建立人脉关系网、形成利益集团。宋代泉州地方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和城乡建设的发展表现出同步的特征，显现了社会精英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社会精英也是儒家、道家和佛教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主体，显示出农业文明帝国对其世界贸易中心港口的内在影响。
泉州文庙及学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代表性物证。它是儒家祭祀场所和泉州最高等级的教育机构，是包括政治要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泉州“精英群体”的象征，这些社会精英在宋元海洋贸易的推动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庙及学宫建筑群的高规制反映了海洋贸易给泉州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开元寺、老君岩造像、天后宫、洛阳桥等史迹，也分别从行政管理、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科学技术等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宋代社会精英阶层在泉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外商及其族群
宋元时期，伴随海洋贸易来到泉州的外商及其族群，成为口岸城市特殊的社会组成部分，使泉州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特征，也体现了泉州的海外贸易范围。11世纪初于当时的泉州城外建造的清净寺是该时期穆斯林在泉州活动的有力证据。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后，大量外商来到泉州并定居下来。从历史文献和实物证据可知，这些外商社区主要位于当时城市以南及以东，而南部区域在13世纪以后被纳入城中。
元代的泉州留存下了更多外商活动的印迹。据文献记载，元代城市南部可能还建有多座印度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寺院。元代泉州的阿拉伯裔官员蒲寿庚家族的府邸也位于这一区域，历史地名留存至今。1327年，阿拉伯裔的丁氏家族始祖葬于城东的圣墓一带，而更早建造的圣墓也在1322年进行了重要的修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发现了伊斯兰教石刻近400方，印度教石刻近300方，基督教石刻近100方，多数为元代遗物，有力佐证了元代泉州的外商社群。摩尼教自宋代以来就在泉州传播，元代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其信众在泉州活动的珍贵物证。
宗教人士
以佛教僧侣为主体的宗教人士是宋元泉州社会构成中的特殊、重要力量。他们的活跃和话语权源于寺院经济的强大和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属性。僧人广泛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活动中来，桥梁、石塔的建设多由僧人募资或直接注资。僧人在国内外游学过程中掌握了语言、商业信息乃至于工程技术，这使他们不仅可以在建设活动中有所创新，又常常扮演商业交易的中间人（牙僧），甚至直接从事海外贸易。开元寺是宋元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其寺院经济及多元文化遗迹反映出宋元海洋贸易带给国家口岸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共存特征，与寺院关联的闽国等地方政权统治者、宋元官方、僧侣、地方大族等人群对宋元社会经济和海洋贸易具有重要贡献。
宋元时期道教信仰在泉州活跃，受到社会精英及寻常百姓等各界的尊崇。宋代官方鼓励道教的发展，老君岩是泉州道教发展的珍贵遗存，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造像。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为中华帝国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建立在帝国边隅地区的宏伟纪念物体现出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以及帝国对泉州港口的极大关注。13世纪宋理宗皇帝亲自作序并刊印推广的道教文本《太上感应篇》，主旨为宣扬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涉及许多商业行为的约束警示内容，引发泉州社会各界重视和流布，道教信仰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的民间规约力量之一。此外，这一巨大的石雕造像是以雄厚的社会财富积累为保障的，体现了世界贸易中心港口的繁荣成就。
C.城市结构及其代表性物证
城市是贸易体系的运行中枢，它承载着多样且复合的功能，也沉淀了社会经济繁荣和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宋元时期泉州城市在规模、功能、布局等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滨水商业功能区的显著扩展，体现出海洋贸易对海港城市形态的直接塑造。
泉州城始建于8世纪初，历经唐、五代时期的发展，至10-13世纪的两宋，整体表现为符合官方规制的地方行政性城市形态。这时的泉州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分别有城壕环绕。城市以行政性的衙署区为核心，以十字形的主干道形成城市轴线，各种功能区有序布置，重要建筑皆围绕行政中心设置。这种强调中心、方正、轴线、秩序的城市形态是中国传统行政性地方城市的典型布局。
伴随泉州城市职能的丰富，同时因商业沿江开展的便利性，贸易管理、外商社区及商业服务区正在城市南向的江岸区域逐步形成。1087年，市舶司设置于城市南门外的沿江地带。11世纪初，南城墙外建设了首座清真寺。12世纪末，服务于众多海商的天后宫（时称顺济宫）建于城南晋江畔的码头区。直至1230年，南宋游九功在沿江地带建起防洪堤，称“翼城”，使这一沿江地带初步与城市融合，并于顺济宫之南开设城门；1352年，元代玉立将翼城与北部的原外圈城墙合而为一，并拓修南门，称“德济门”。与北部行政性城市空间的规整布局相区别，南部的商业性城市空间呈沿江分布的不规则三角形。
德济门是宋元泉州城市南部的商业功能区显著扩展并最终成型的代表性物证，体现出泉州作为世界贸易中心港口，其城市形态因海外贸易繁荣而发展形成的显著特征。德济门一带的沿江区域既靠近江畔港口，又是出入城市的节点，市场、商人聚居区、天后宫等海神庙、码头、顺济桥均在此集中建设，成为功能复合一体、极具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节点，这一海港贸易城市特有的功能区所具备的形态和面貌特征、以及繁华市井的场所氛围历代延续和传承至今。
同样可以作为珍贵物证的是，分布于城内北部的开元寺、文庙及学宫、南外宗正司遗址，证实了泉州城固有的行政性城区的功能和布局；分布于城市南部的清净寺、市舶司遗址、天后宫、德济门遗址，则证实了随贸易拓展的商业性城区的功能和布局。留存至今的历代护城河及沟渠网络证实了古城的整体规模和范围。宋元时期城市轴线的十字形主街走向证实了城市空间格局及其所连接着的城门位置。位于城郊的史迹也有助于证实宋元城市的整体框架：城北清源山下的老君岩造像反映了北部行政性城区的中华帝国主流文化特征；位于城东的灵山圣墓则反映了外商社区分布于城市以南、以东的史实。
D.商品产地及其代表性物证
能够大量生产具有海外市场优势的出口商品，是引擎型世界贸易中心港口保持发展的关键条件，泉州海外贸易的长期繁荣，得益于其具有强大的陶瓷、铁制品、丝织品等商品的生产制造能力。
根据《诸蕃志》、《岛夷志略》的记载，宋元泉州出口及转口贸易的商品主要包括丝绸、布匹、瓷器、陶器、铜铁、金银、铅锡、香药、乐器、饰珠、食品、图书及其它杂货等，其中，陶瓷和铁制品最具特色。制瓷和制铁手工业是农业文明帝国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孕育发展出的优秀文明成果，是宋元时期中华帝国对世界贸易体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海外贸易的驱动下，宋元泉州的制瓷和冶铁产业经历了生产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发展，产品被输送向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
根据考古发现，泉州现存宋元时期瓷窑遗址约78处，集中分布在晋江几条支流周边，包括：九十九溪沿线的晋江市磁灶镇，东溪沿线的德化县城周边及南安市罗东镇，西溪沿线的安溪县城周边及南安市东田镇。这些遗址中，以磁灶窑、德化窑两大窑系的产品最具规模，均在宋元时期达到生产顶峰。泉州制瓷产业呈现出显著的外贸导向，磁灶窑的军持、龙纹罐，德化窑的军持、粉盒、小瓶等均是泉州瓷窑生产的外销瓷，有明显的异域特征。这些生产特征还可通过宋元时期沉船出水以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海外古遗址出土的遗物等资料证实。磁灶窑和德化窑两处遗址共同展现了引擎型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铁制品是宋元海上贸易的重要外销产品，发现于多艘宋元时期的沉船中。南海I号发现的铁器数量巨大，仅次于陶瓷器，截止2017年12月，已发现的铁器达80吨，主要为铁条、铁锅。宋代，福建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矿冶产地，其冶铁产业在11世纪有较大发展。泉州的铁矿资源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晋江的两条支流——西溪和东溪流经的戴云山区。目前已发现的古代冶铁遗址10余处，主要分布在西溪流经的安溪县、洛阳江流域以及惠安县的沿海地区。这些冶铁遗址分别属于采矿、冶炼和铁器铸造等生产流程。其中，安溪县的青阳村冶铁遗迹的分布最为密集。这里曾是宋代官方设置的青阳铁场，铁生产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经考古发掘的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是宋元泉州冶铁产业的重要实证。
E.运输网络及其代表性物证
交通系统是支撑贸易运行的大动脉，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极大受益于其在水陆联运交通网络方面的飞跃式发展，由一系列桥梁、道路、码头、航标组合构成、并纵贯南北的沿海大通道，将泉州的区域内外连为一体，其突出的运输能力和便捷程度助力泉州牢牢把握了商机，走向了多元繁荣。
泉州与帝国内陆的连通被西北部的大山阻隔，沿海狭窄的平坦地带则被三条东西向的河流一一洛阳江、晋江、石井江切割断裂，因此，泉州的对外交通并不顺畅。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引发了迫切的运输能力提升需求，沿海交通的贯通成为首选途径，而大型跨海石桥的建造是交通网构建中的关键。1059年洛阳桥建成于洛阳江上，开启了泉州约3个世纪的大规模造桥运动，随后的1152年安平桥建成于石井江上、1211年顺济桥建成于晋江上，三大天堑均被成功克服。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共同实证了泉州港跨区域的陆上干道一一沿海大通道的形成，体现了泉州作为世界贸易中心港口，能够便捷地与广阔的内陆腹地及海洋世界相连通的优越交通条件。顺济桥遗址同时也是泉州区域内部交通系统完善的实证。这些桥梁的建造多由政府官员等社会精英主导，僧人、商人和民众等社会各届通力合作，体现出世界贸易中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全民参与。跨海大桥体量巨大，其建造也反映了海洋贸易带给港口城市社会财富的积累。
江口码头和石湖码头则分别实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港口码头水运体系。江口码头是内港码头的代表，可以承接古城的货物转运。石湖码头位于晋江、洛阳江两江交汇的海湾中部，是外港码头的代表，既可以承接由两江上游山区腹地运来的产品，也可方便地进行国内其它港口货物的转运。两处码头与晋江及其支流的航线共同呈现出泉州的河道运输体系，并与海上航线相连通。
万寿塔和六胜塔是海上航线的地点标志和精神端点，他们分别建于沿海的制高点和突出海湾的半岛上，均具有极显著的海上视野，实证了宋元泉州海湾建塔在精神、航标及景观方面的重要作用。
F.整体布局及其代表性物证
产-运-销是海外贸易经济体系的核心功能环节，能够建立并高效运行这套体系，取决于区域性资源条件的综合利用与高度整合。宋元泉州作为引擎型贸易中心港口，不但针对性地开发利用本地山区、平原和沿海地带的多样性资源和环境条件，开展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适应性发展及创新，还重视依托广大的周边区域及帝国腹地资源，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多元整合发展模式，由此形成了基于资源和环境条件有机布局功能、使用交通网络相互紧密连接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特有的宏大形态与复合景观。
●生产布局与背景环境相互依存
10-14世纪，中华帝国处于农业社会商业化变革的过渡阶段，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商品流通都发展迅猛，组织经营模式也日趋成熟。基于深厚的农业生产基础，此期支撑贸易的产业主要包括经济作物、农副产品、手工制造业等，大部分需要依托特定的资源环境，以及以农村家庭为单元的劳动力，组织产业运行。
因此，宋元泉州海外贸易中心的生产基地，一般分布在腹地山区、郊区或滨水的乡村地带，尤其是窑业、冶铁、酒业、造船等需要依托特有的矿产资源、自然原料、地形条件、风土环境和生产条件的特色产业，更具有空间布局和建设模式上的特定规律。这些生产基地与其背景环境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呈现出极富特色的形态与景观特征。
●运输网络整合空间与功能联系
保证产、销衔接，实现商品流通的关键环节是运输能力。由于泉州海外贸易特色产业与其背景环境间的特定依存关系，大量的山区生产基地与沿海交易枢纽在空间上距离遥远，因此，联系其间的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网络则成为了泉州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显著形态特征之一。
水路交通系统沿着河流和海湾分布，由一系列各具功能的渡口、码头、航标设施构成。陆路交通系统穿行于山间、河谷和平原，跨越江河，由一系列道路、桥梁、关隘、停靠站构成。水、陆交通系统在城乡聚落或自然地理枢纽接驳，共同构成了高效的物资运输和人流集散网络。泉州从海港经河口平原至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从乡村到市镇到城市的聚落层级、以及分布其间的各个贸易功能环节，被串联其间的庞大而先进的交通系统有机地整合了起来，并与国内南北沿海地区及广阔海域建立了顺畅的联系，共同呈现出复合一体的海外贸易经济体系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
●城市枢纽集聚多样功能和多元社群
城市是贸易活动和人群往来的枢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成果也往往在城市空间得到集中呈现。泉州城作为将海外贸易商品产地、港口和运输系统整合为一体的关键节点，具有复合完备的功能布局和多元荟萃的文化面貌，是这一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中枢。
1087年，宋王朝正式指定泉州为国家级的对外贸易口岸，在此设置市舶司。围绕着海外贸易的运行与管理需求，泉州的城市职能在原来的地方行政城市的常规内容之外，逐步增加了海关管理、外事接待、皇族管理、外商社区建设与管理、外贸商品交易、榷货保管及纲运、交通集散、高级文教、大型祭典等内容。在这些功能需求的塑造下，泉州的城市功能分区日渐细分和完善，城市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具特色的是城市南部顺应沿江地形扩展出了布局自由且紧凑的商业区和外商聚居区。城市的城门均直接通往交通要道和重要的桥梁和码头，是区域交通接驳的核心枢纽。汇聚泉州的皇族、高官、中外商人和城市平民，带来了丰富多元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他们的住宅、庙宇、公共建筑等，留下了各自鲜明的文化印记，共同构成了泉州异彩纷呈的城市面貌。泉州在长达400年的海外贸易繁荣中积聚了大量财富，留存至今的众多宋元时期的宏伟史迹，证明了10-14世纪泉州这一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多元繁荣的盛景。
通过上述整体叙事分析可知，宋元泉州以杰出的方式整合了空间、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留存至今的22处珍贵史迹的故事也串联其间。这些个体将其最闪亮的侧面作为图斑，共同拼凑出尽可能完整、真实的宋元泉州整体图景。这一叙事方式下，很容易引发两个疑问：一，是否还可以有更多的图斑？二，如何看待每个图斑隐藏的其他侧面？
第一个问题，系列遗产申报方式已有认定。系列遗产重在界定整体，并确定整体的构成方式。系列申报需要通过选定的组成部分构建起可被完整、真实感知的遗产整体，即使在先期申报中并不能囊括全部组成部分，仍可在未来进行拓展。但在具体申报实践中，鉴于各缔约国对新增世界遗产数量的关注，鲜有为旧项目拓展而占用本国年度申报名额。对于宋元泉州，我们在欣喜于有22处遗产点被认可的同时，更应欣喜于宋元泉州经由这22处遗产点的拼图而被整体感知。这一整体认定实则将宋元泉州的所有历史宝库囊括其中。我们可以认为，有关宋元泉州的任何深化历史信息，都是具有特定维度的图斑，都可以让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整体图景更加清晰并易于感知，都将为这一宏大遗产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基于这一认识，泉州申遗成功将为泉州城市文化持续深入发掘提供不竭动力。
第二个问题，对于系列中的每个遗产点，均兼具“群像”与“个像”。群像构成整体叙事，而个像则是群像生长的完整根基。以每个个像的充分认知为基础所提取的群像特征，一定具有最大限度的概括性和群体代表性。但这一过程难免要做抉择：总有个性突出乃至出类拔萃的个体，在讲述共性线索的故事时，很难不暂时回避某些反映其他线索的侧面，哪怕这些线索相当诱人。这既是世界遗产申报对主题性的要求，也是采用归纳思维认知事物的一般方法。正如前文关于宋元泉州一系列关键特征的陈述：当文庙及学宫、开元寺、老君岩所代表的儒、释、道精神与宋元泉州相遇，不得不先从不为常规思路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地缘政治乃至商业精神等角度将其与商贸故事联系。再如德化窑，尽管其在晚近的明代创造了“中国白”的显赫，宋元的故事仍需先聚焦其仿烧北方名窑、而后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开展传承创新的朴素过往。
这种抉择是寻求关联、获取更广泛共识的必然代价。但从另一个角度，选定的图斑丝毫不会遮掩其他侧面的光辉：正如开元寺在宗教传播、多元文化融合乃至石构建筑营造等方面的卓越典范丝毫不会受损。恰是这些立体的侧面，让图斑所展现的整体图景因真实、生动而深刻。
本文主要执笔人
傅晶
王敏
任远
王藏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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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泉南文化》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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