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他已经开始撰写回忆录，在公号上连载了十几次，文笔简洁，细节密集，清新好读。我觉得，和孙国栋的回忆录《童年往事》，有不少相近之处，可谓各有千秋。
陈远生于1978年，今年46岁。当下40多岁的人，写回忆录的并不多。但陈远谈到，胡适在四十岁的时候写下了《四十杂忆》，并且不遗余力地劝身边的朋友写回忆录，目的就是为了为将来的历史留一点资料。胡适的这种想法，一方面是因为他历史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父亲早亡有关，在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那就是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早亡。
这种紧迫感，正是一种史家的体悟。
以下，就是陈远回忆录的部分内容：
童年
1978年，我出生在河北武强，隶属衡水地区。衡水地处河北东南部，东边，与沧州以及山东德州相邻，西部，则与石家庄、辛集接壤。
在我小时候，曾经流传着一句话：在河北省，衡水最穷，在衡水地区，武强最穷，在武强，闫五门最穷。
闫五门，就是我们村。
在哥哥姐姐们的记忆里，还存有关于饥饿的过往，我则不曾有过。
在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这个背景，让我缺失了关于饥饿的回忆。尽管，那时候的生活说不上多好，但是对于故乡和童年，我始终有着美好的回忆，尽管当时，我曾经那么拼尽全力地离开了它。
在我的记忆里，农村的生活是闲适的，尤其是进入冬天之后，大人们聚在一起，不是打打扑克，就是打打麻将，当然，还有喝酒。
孩子们没有繁重的课业，作业当然是有的，但是家长不管，如果做不完，自己去面对老师的拷问。所以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生活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我们那些孩子，最喜欢的事情，是去田野里奔跑，发动和邻村孩子们的“战争”（拿土块相互投掷），即使受了伤，家长看到了也只会说一声：该。并不会找到对方门上去。因为尽管不是一个村子，但是其实都不算远，一两里地的样子，十里八乡，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红脸的。当然，自家孩子被打的严重了，也还是心疼，只是不说出来。
那时候天是蓝的，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甜的，可以直接喝，到了夜晚的时候，躺在自家的院子里，可以看见满天的繁星。
但是比我大六七岁的姐姐和哥哥的记忆则和我截然不同。他们有关于饥饿的回忆。听妈妈说，在他们小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有一次夜里，哥哥姐姐饿的前心贴着后背，翻来覆去睡不着。
“娘，饿。”
娘说：“忍忍。”除了忍，也没有别的办法，家里实在没有吃的。
到了早上，妈妈对他们说：要不然你们去姥姥家看看吧，也许有什么吃的。姥姥家在邻村，于是哥哥拉着小他一岁的妹妹去姥姥家，妈妈不去，能省则省，姥姥家也不富裕。
走在路上，姐姐说：哥哥我走不动了。哥哥说：我背你走。结果，路上碰到了因为浇田挖的沟，身材矮小的两个孩子无法跨越，只好等待着大人来“救援”。总算到了姥姥家，姥姥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炒豆面，拿水冲了，至少可以暂时抵挡饥饿。
我听着这样的故事，像天方夜谭。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文革还没有结束。
姥姥家
关于姥姥家的回忆，多半是听妈妈讲述的。自我出生之后，姥姥就住进了我们家，姥姥老了，需要人照顾，妈妈的两个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都早已去世，姥姥只剩下两个女儿：妈妈和阿姨。
据妈妈讲，姥姥出身地主家庭。关于这一点，童年关于姥姥零星的记忆可以佐证。从来没有见过姥姥生气的样子，她说话，始终和和气气；从来没见过姥姥邋遢的样子，她总是保持着干干净净的形象，即使生病，也没有例外；姥姥吃饭，应该是比较挑剔的，但从来没有听到对饭菜有什么抱怨。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能做到尽可能的不麻烦人。
所有见过姥姥的人，都说姥姥是个好人。
听妈妈讲，她的爷爷，也就姥姥的父亲，通过行医，积累了最初的财富，然后开始买地，日积月累，家中开始有了富裕的田地，还请了长工。妈妈说，你老姥爷，后来名气很大，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不管什么病，到了他那里，没有看不好的。
老姥爷的医术后来传给了两个学生，也是我的两个远方舅舅。虽然和妈妈辈份相同，但是年龄上却比妈妈大许多。
这两个舅舅，我只对其中一个印象深刻，另一个则全无印象。
印象深刻的舅舅叫王圣恩，至于是不是这两个字，我并不清楚，但读音肯定没错。
圣恩舅和妈妈一个村子，村子有两大姓，一个姓郑，一个姓王。妈妈出生于姓郑的地主家庭，圣恩舅则处在姓王的地主家庭。圣恩舅家的地，比姥姥家还多。在圣恩舅六岁的时候，家里给他取了童养媳，整整比他大六岁。圣恩舅的妈妈对他说：媳妇是用来打的，不是用来疼的，不听话，就得打。圣恩舅没有听妈妈的话，对媳妇很好，一直到老年，两个人还非常恩爱。
圣恩舅虽然和妈妈一个辈分，但年龄上比姥爷小不了多少，从小和姥爷一起围着老姥爷转，就对学医产生了兴趣。
在我的印象里，老姥爷是不是神医我不知道，但圣恩舅是当之无愧的神医。我小时候，扁桃体特别容易发炎，西医治起来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要用差不多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好。但是到了圣恩舅家，圣恩舅拿着银针，几针下去，药到病除。
我那时候太小，被扎疼了，对着圣恩舅破口大骂：
王圣恩，你个王八蛋，把老子扎疼了！
王圣恩，你个老绝户，下手忒狠了！
妈妈上来就一个巴掌打到我脸上，比扎针还疼。妈妈还要打，被圣恩舅拦住了：小孩子懂啥呢。临走，还在院子里摘一兜石榴带给我们，我拿了石榴，说：谢谢圣恩舅。
圣恩舅家的院子很大，前后两进，圣恩舅和圣恩妗子住在前院，院子里种满了石榴树，到了石榴开花的季节，煞是好看。他们的儿子国瑞哥住在后院，国瑞哥一生未娶，不知道为什么。国瑞哥还有哥哥，死的早，媳妇带着女儿再嫁到别的村子。
圣恩舅给人看病，从不收钱，不管是谁，只要找他看病，他也从不拒绝，哪怕之前人家整过他，他也不计前嫌。
妈妈说，在圣恩舅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外出行医，天黑了才往回走，路过一个树林，看到一个人吊在树上，身体都快硬了。圣恩舅也不害怕，把那人放下来，救活了。那人活过来之后，嚎啕大哭：你为什么救我？圣恩舅说：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救。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
其实那人确实没有太大的事，做生意赔了钱，被家人说了几句，一时想不开，跑到小树林里上了吊。圣恩舅把身上的钱拿了出来，数都没数留给了那人。那人千恩万谢，让圣恩舅留个名字，好将来还钱。圣恩舅说：等你有再说，我是郑庄的。没留名字就走了。后来那人翻了身，专门跑到郑庄还钱，圣恩舅说：你要不来，我都忘了。
圣恩舅和圣恩妗子都活了很大年纪，无疾而终。但身后凄凉，那么曾经繁盛的一大家，在两个人走后，家中没人了。
另外一个舅舅，我应该管他叫满舅。现在已经不记得见没见过他。妈妈说，他名气也很大，正骨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谁的胳膊腿断了，到他那里，百分之百，恢复如初。
“你满舅看病，不管是谁都得给钱。但他看的好，人们还是愿意找他看。”满舅后来就不在他们村子里住了，到了城里，买了房子，还开了一家医院，据说是挣了很多钱。我对于满舅的了解，就只有这么多。
关于圣恩舅，还有一点补充。
1949年之后，要根据家庭情况划分成分，这让村干部比较为难，圣恩舅家是郑庄田地最多的人，不把他划分为地主，说不过去，但划分为地主，村干部又不忍心。村干部左思右想，去找圣恩舅：虽然不得不把您划分为地主家庭，但只要您好好改造自己，不会有什么问题。
圣恩舅听了，说：该怎么划就怎么划，我一生都在给人治病，没有什么好改造的。
村干部走了，不久被撤了职，据说，理由是同情地主分子。换上来的村干部就不一样了，后来的各种运动，圣恩舅都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员”，但是开批斗会的时候，任村干部如何动员，愣是没有一个人批斗圣恩舅。
圣恩舅去世的时候，只剩下国瑞哥一个儿子，但是据说丧事办的很风光，村子里的人都去给他送行。我在外上学，没有看到当时的景象。
等我知道消息的时候，圣恩舅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常常想起圣恩舅，一头白发，还有花白的胡子，以及他和蔼的笑容，还有他家院子里的石榴树。我后来吃过很多石榴，都没有圣恩舅院子里的石榴甜。
很奇怪，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的满舅，也总难忘记，尽管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关于他，也有一点值得补充。进入新时代之后，满舅表现得十分积极，看病不再收钱了，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这样表现，他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这两位舅舅并不是我的亲舅舅，姥姥有两子两女。二舅早亡，不曾结婚，我没有任何印象。大舅过世也早，但是有子有女，也就是我的表哥表姐，我印象也不深刻。
然后是妈妈和阿姨。当她们正值婚嫁的时候，被划为地主子女。
妈妈对这段往事避而不谈，惟一的事实是我长大后知道的，妈妈嫁给了爸爸，一个黑五类子女。阿姨嫁给了姨父，在他们村是最穷的贫农，虽然根正苗红，但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姨父在兄弟中排行最小，过了结婚的年龄，仍然单身一人。
姥姥在郑庄过的如何，我并不知道。想来不容易，儿子都走在自己前面，跟着儿媳妇，能怎样呢。但自从姥姥到我们家，儿时的我，不曾听到过她有过一句怨言。
但偶尔想起大舅和二舅，她会一个人偷偷在房间里哭。
对于姥爷，我没有任何印象。
关于姥姥家的情况，我能记起的，只有这么多。
我们家
妈妈被划为地主子女，是因为她的家庭；父亲被划为黑五类，同样是因为他的家庭。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陈家高祖来到闫五门，是在晚清时期，据说有过功名，到我这一代，整整五服。
我上小学时，振作大爷倡议每家出一点钱（家中没有男孩的不用出钱）重修家谱，年轻人无人响应，振作大爷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劝导，说明修家谱的重要性，相应者还是不多，后来振作大爷急了：谁不同意，就不把谁写入家谱。这样每家才出了钱，不足的振作大爷自己垫了。
振作大爷家并不住在村里，而是在县城，应该是我们村比较早住进县城的。村里人无论谁到县城办事，只要振作大爷知道了，必定会跑前跑后的帮忙。
家谱后来修了出来，每家按男丁人数，人手一本。可惜没有人重视，我现在想找一本，却找不到。
另外一支的六个爷爷家，我影响比较深的是三爷爷家，三爷爷过世早，三奶奶一个人把五个叔叔拉扯大。因为家里穷，早早去当了兵，转业之后，回到县城，成为我们县医院的院长。村里人无论谁去医院看病，大叔总是尽可能给予帮助。对我们家帮助尤其大。大叔对三奶奶极孝顺，对三奶奶几乎言听计从，三奶奶的花销，也从来不和其他叔叔分摊，相反，其他四个叔叔谁对三奶奶照顾的多，大叔就对那个叔叔格外照顾。
另外印象深的是四爷爷家，四爷爷过世也早，我小时后，四奶奶还在世，我的印象中，四奶奶很干净，说话总带着一种威严。她的二儿子三愧叔是我们村的村长，他想学四奶奶的威严，但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却是嚣张。在父亲那一大帮堂叔伯兄弟里，三愧叔曾经和父亲最好，后来却产生了隔阂。
我们家这一支，因为曾祖抽大烟，所以12岁的大祖父和6岁的祖父，不得不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大祖父先是去他的姥姥家跟着一个医生作学徒，后来把师傅的店盘了下来，自己当了掌柜，之后又去了天津，成为天津的名医，他人生的巅峰是成为政协委员，我家里曾经有张照片，是他担任政协委员时全体政协委员的合影，照片上近千人，很是壮观。我读中学时，那时华北医学院的院长，多数是他的学生，为此家中一度希望我学医。但我没有听家中的意见。
祖父去了东北，并且逐渐在那里扎下根来。鞍钢建厂之初，祖父是核心成员之一，我对此曾经半信半疑。我读高中时，父亲在北京开了家餐馆，开始的时候，取名东北餐馆，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到餐馆吃饭，父亲不在，二哥掌的勺，饭菜上桌，结果客人说，你们这东北菜不正宗，二哥年轻气盛，言辞之间就起了冲突，把桌子一掀，跟客人大打出手。那时正好赶上父亲从外面回来，赶紧给客人道歉，并重新做了一份。交谈中得知客人是鞍钢的，父亲就说祖父原来也在鞍钢。说起祖父的名字，客人竟然知道，说是听老辈人说起过，“老先生当年可是个人物。”这个故事，让我对祖父的经历不再怀疑。后来的公私合营，祖父的家产被没收，锒铛入狱，头上戴着两个帽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奶奶和爷爷离了婚，叔叔跟了奶奶，爸爸则跟了爷爷。出狱后，祖父不愿再待在伤心之地，回了老家，父亲就跟着祖父回了老家，叔叔好像也短暂跟爷爷回过老家，一是受不了农村的苦，二是受不了人们的冷眼，又回了鞍山。
祖父入狱的时候，正是大祖父的人生巅峰。大祖父对弟弟的境遇，毫不过问。在他老年时，想落叶归根，才开始每年回到村里。祖父对哥哥，亲切而又尊重。我不解，问祖父：你落难时，他在哪里。祖父说：你们不懂，那样的年代，只能保住一个。祖父很少提起过往，他的晚年，基本在打牌和喝酒中度过，早起喝，中午喝，晚上也喝。我上中学后，有意识的想让他讲讲过往的经历，他缄默不语，我也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时代不公，只是偶尔喝醉时发上两句牢骚。
1978年，我出生了，也是在那一年，祖父获得了平反。组织上给他定的退休金是一百多块钱。在当时，这应该是很高的收入。
从我记事起，父亲和祖父就很少说话，祖父自己住在我们村子的正中间，前面有个院子，种点花花草草，后面有个院子，种了很多枣树。
后来我问过祖父，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住。祖父说：人要是能照顾自己，就不要麻烦别人。
父亲不怎么和祖父说话，但他在二哥三岁的时候，把二哥送到祖父那边，和祖父说：让孙子陪着你吧，有什么事的时候，得有个照应。
祖父说：好。
二哥跟着祖父长大。逢年过节，家里人都是在一起过的，祖父和二哥走的时候，父亲总会让二哥带些东西回去。二哥聪明，父亲让带一捆葱，他带三捆，因为年纪小，拿不了，就在地上拖着，沿着村子一路走到祖父院子。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为父亲守灵，二哥问我：你知道咱爸为什么和爷爷这么隔阂吗？
我说：不知道。
二哥说：因为咱爸小时候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然后又一下子跌到悬崖，他觉得这些都是爷爷造成的。
我说：咱爸还在这里，你说这话不合适。
二哥说：这是事实。
二哥的话，大概没错。但是祖辈和父辈那些事情，哪是我们理解的了的。
祖父从鞍山回到老家，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那个大家族的族长。每到过年的时候，家族的叔叔伯伯们拜年的第一站，必定是祖父的院子。那时候的拜年，是要磕头的。到了祖父的院子，哗啦啦跪倒一片。祖父照例是很早就起来等着，准备零食，给拜年的人分。
我们家族中要是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事情，叔叔伯伯们也会先去征询祖父的建议。尤其是三愧叔，虽然是村长，但无论有什么事，都会说：看看檐叔怎么说再说吧。祖父名忠杰，字藏檐。
但不管是谁去征询祖父的建议，祖父都会说：你们怎么办都好，怎么办我都没有意见。
后来我也问过祖父，做为族长，你咋觉得啥都好。祖父说：不好又怎么样？我说不好，你以为人家就会听我的吗。人得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后来祖父老了，只好搬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去世的前一年，忽然就糊涂了。刚刚吃过饭，就过来跟我们讲：你们自己吃了饭就不管我了吗？
没办法，妈妈只好再做一次，给祖父放到桌子上。
糊涂之后的祖父经常乱走，而且常常忘记回家，每次出走都会说：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东北。我要回去。
在祖父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辉煌过。
自我记事起，父亲确实很少和祖父说话，祖父和二哥住在村子中央的院子里，我们则住在村子的最东头。
1978年，祖父刚刚落实政策的时候，退休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足够祖父和二哥的生活开销，以及祖父打牌输钱。
祖父的退休金，有过一次上调，调到了两百多，哪一年我不记得了，自那以后一直到祖父去世就没有上调过。但村子里有位开始和祖父退休金差不多的离休干部，按照村里的辈份，我管他叫流（音）爷爷，流爷爷的退休金后来调到了两千多。流爷爷根我们讲：你们要去争取呀，不争取，谁会给檐儿哥主动涨工资啊。
争取是要祖父本人去争取的，至少要他签字。父亲对这事根本没兴趣，二哥倒是有，天天催着祖父去争取。祖父说：争取什么呢？钱多了是麻烦，够花就行。
实际上，那时候他的退休金已经不够花了。退休金寄到了村里，半个月就花光了。祖父院子的西边，是村子里的小卖店，开先大爷的儿子存夫哥开的。父亲对二哥说：爷爷的钱花完了就让他去存夫那里拿东西，月底我去结账。
父子关系真是种微妙的关系。无法彼此理解，却又无法彼此割舍。
我上大三那年，父亲得了脑梗。平时早点铺出摊，都是姐姐和妈妈提前一个小时去准备，然后父亲起床过去，那天父亲迟迟没去，姐姐回家一看，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送到医院，医生说：希望渺茫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姐姐给大哥和我打了电话，我从学校赶过去，看在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忍不住大哭。姐姐正心烦意乱，一把推开我：哭什么哭，不许哭！
在医院待了一周，父亲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兄弟四人，在医院里愁眉不展。后来姐姐给大叔打了电话，说了父亲的情况，大叔说：回老家咱们自己的医院来。
大叔派了车，跟着车到了北京，北京的医院不让转院，医生说：病人这样的情况，在路上出了问题谁负责？我们兄弟几个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叔说：我是他弟，我负责。
回到我们县医院，几个医生看到父亲的情况面面相觑，为难的对大叔说：大概也就这样了。大叔说：死马当活马医。
我们兄弟几个在医院轮流守护。有一天我从医院回到村里，祖父正站在村口，看我回去，赶过来跟我说：三儿，你跟我说，你爸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几个都不和我说。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跟祖父说了父亲的情况。祖父一口血吐到了地上，把我吓傻了。祖父却说：我没事。从村子里叫了人，又把祖父送到了县医院。
姐姐狠狠地瞪着我：你就会添乱！
祖父和奶奶离婚的时候，叔叔在法律上判给了奶奶。但叔叔跟父亲说：哥，我想和你们一起回老家。父亲说：回老家，会受苦，会让别人看不起。叔叔说：不怕。
叔叔跟着祖父还有父亲回到了老家。一个黑五类子女，在村子里受人歧视和欺负是可以想象的，有一次被人说是黑五类子女，叔叔急了，跟人家打了起来，一开始是一对一，后来就变成了多人打叔叔一个，打得惨了，叔叔一边大哭，一边叫着父亲：哥啊，有人打我了！
父亲听见了，跑过去，手里拎着木棍，一阵狂抡。那帮和叔叔打架的孩子们怕了，纷纷散去。父亲拉着叔叔说：不怕，有哥在，没人敢欺负你。
叔叔说：他们说我是黑五类子女，什么是黑五类？
父亲没说话，拉着叔叔往家走。
叔叔最终还是没有在老家呆下去，自己跑回东北找奶奶去了。再次回老家，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小时候，根着父亲去东北看过奶奶，但在我的记忆里，奶奶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不记得她的样子。
祖父平反之后，奶奶让人给祖父带话，说想回老家。祖父说：回老家看孩子我没意见。
奶奶回过一次老家，父亲带着她去祖父的院子，院子里空无一人，祖父听说奶奶回来的消息，早早躲到了邻村他的姐姐家。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劝他回去，祖父一言不发。后来村子里的乡亲去寻祖父，祖父又从姐姐家去了另外一个村子。
奶奶最后又回到了东北，再也没有回来。
自从和祖父从鞍山回到老家，父亲变得沉默寡言。那时候还是生产队，靠工分过日子，祖父早就忘了农活怎么干，父亲从头学起，也生疏得很。父亲主动和生产队提出去挖河，挖河不需要技术，肯出力就行。
别人挖河的时候都悠着劲儿，父亲不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工分每次都拿满分。可是那年月，即使工分拿满，也还是吃不上饭，在河道上，父亲累到咳血。
他不明白，日子为何会过成那样，但是他知道不能再这样过了。
时间已经接近1978年，农村开始出现了变化。要分田分地包产到户了。当然这是时候的回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当然也不知道。他只是隐约觉得，要发生变化了，更重要的是，他想过上好的生活。
在别人分田分地的时候，父亲开始在十里八乡收鸡蛋，那时候家里有鸡蛋的人家没有人舍得吃，但也不敢卖。父亲偷偷地收了鸡蛋，背到外地，偷偷地卖出去，一点点的积累了一点钱。
这些故事，都是我零零散散听母亲讲的，对我来说，这都是遥远的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成年之后，这些记忆，时不时会浮现出来，挥之不去。
父亲
经常有朋友批评我：易冲动，爱怼人，不计后果。
朋友的批评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却是容易冲动，但并不爱怼人，除非不得已，也不是不计后果，只是能承受的时候就不考虑那么多。
我的性格，源自父亲。
父亲跟着祖父回到老家，成为黑五类，从此夹着尾巴做人。但，并不是没有脾气，我的叔叔，他的弟弟被人欺负的时候，父亲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把那些欺负人的人干翻在地。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认真做事，好好做人，上天从不辜负任何努力的人。
父亲在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好朋友就是三愧叔，四奶奶的儿子。有一年四奶奶生病，需要输血，父亲的叔伯兄弟们要么不愿意，要么不匹配。父亲说：输我的吧。那一次，父亲输了很多血，脸色苍白，愣是一声不吭。从那以后，三愧叔说：祥子哥，以后我都听你的。
在我们村，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三愧叔和我爸一起买了一辆车，那个时代，货车司机是很吃香的。看过《平凡的世界》的人都明白。
买了车，挣了钱，又买了一辆。结果赔了。三愧叔根父亲说：哥，都是听你的，你说怎么办？
父亲说：车归我，我把钱给你。
大叔从来不说三愧叔那样的话。大叔的三弟，我叫他三叔，又叫小叔。有一年，小叔还没有搬到县城住，他家的房子着了火，小叔睡得沉，被闷在屋子里，全身得皮肤，烫伤四分之三。熊熊烈火，没人敢进。
父亲拿了床棉被，泼上水，泼透。
然后把棉被裹在身上，把小叔抱了出来。
我们村，有一家单门独户，姓江，辈份很高，他家儿子和我父亲平辈，性格桀骜不驯，有一个，峰叔，全名叫江瑞峰，跟他媳妇吵架，动手打了媳妇，结果被小舅子拿着大刀追的四处跑，最后跑不动了，被小舅子卸了一条胳膊。
血流不止。眼看就要活不成了，父亲抱起血泊中的峰叔，送到了医院，大叔二话没说，安排了急救病房。命是捡回了，胳膊永远失去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峰叔，是在石家庄，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他已经重建了家庭，有一天去学校找我，跟我说：你爸没空，所以让我来看看你，缺钱的话跟叔说。
我说：说啥呢叔，我不缺钱。
就这样，喜欢去我家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春节。我们县里的领导，村里的领导，就是三愧叔，还有我们村学校的老师，都会聚在我们家，吃饭，喝酒，吹牛。
父亲则忙着做菜，母亲打着下手。
那是我记忆中特别温馨的场景。
有一年冬天，父亲在富镇捡到了五千块钱。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候，三千块钱，可以盖一套不错的房子。
那天很冷，风很大。
父亲站在风中，等待丢钱的人回去找。
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眼看就要天黑了。跟父亲一块去富镇的秀年哥有点不耐烦了：别等了，要想找，早就回来找了。
父亲说：再等等。
秀年哥说：太冷了，你不走我自己走了。
世上事就那么巧，秀年哥话音刚落，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向这个方向走来，看到父亲和秀年哥，着急地问：你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包吗？
父亲说：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那人说：五千块钱啊。
父亲又问：什么颜色的包？
那人说：黑色的。
父亲拿出包，还给那人。那人拿了包，扭头就走，连声谢谢都没有。
秀年哥说：老陈你看看，连句谢谢都不说。
父亲说：我们做事，不是为了感谢，而是为了心安。
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父亲在东北和老家之间往返做小生意的时候，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传奇人物，也姓陈，名字还有一个字和父亲的名字相同。两个人聊的投机，干脆做了结拜兄弟。
那位传奇人物，名字叫陈振声，比父亲大，父亲管他叫大哥。
父亲后来回忆说：这个大哥开始跟我说他是东北赌王，我不信，觉得他是吹牛。结果他拿出牌来，问我想要什么牌，然后又把牌交到我手上，让我随意洗牌，洗完之后他把牌拿过去，不看牌面，就把牌挑出来了。
父亲说：后来大哥给我留了个地址，告诫我不要赌牌；大哥说，十赌九诈。
但是大哥的话，父亲并没有听进去。我出生那年，过年的钱被父亲输光了，妈妈愁眉不展：这个怎么过年啊？
父亲想起了他在火车上认识的大哥。
趴上火车去了东北，按照地址找到了他的结拜兄弟。
父亲回忆说：大哥看到我，很高兴，说兄弟你怎么来了？
父亲不说话。
赌王说：输钱了？
父亲点点头。
赌王说：输多少？
父亲说：全输了。
赌王问：那你来干啥？
父亲说：想翻本。
赌王转身和家人交代了一下，和父亲来到我们村，和父亲说：你把那些赢了你钱的人叫来。
父亲出了门，一会一个人回来了。赌王问：让你叫的人呢？
父亲说：要不算了吧。在我们家玩牌，把人家赢了，还是出千的方式，我心里不落忍。
赌王给父亲留了点过年的钱，自己又回了东北。
好像也是那一年，父亲和三愧叔还有其他人的打牌，打到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去喊父亲，父亲沉着脸回了家。还没有躺下，就听外面有人喊：祥子家，祥子回来了吗？
妈妈出去一看，是四奶奶。
妈妈说：刚把他喊回来，这不正闹脾气呢。
四奶奶说：快别闹了，三愧儿被公安局找走了，那些打牌的都被抓走了。
父亲出门来，和四奶奶说：四婶儿别着急，明天应该就能放回来。
四奶奶说：你跟我去看看。
父亲和四奶奶去了现场，看到刚刚还在一起打牌的人都被拷了起来。
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赌过大钱。
姐姐
终于要写到姐姐了。
原因是姐姐看了我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跟我说：老三，咱们家，也就你念着老头的好。老头对我们，可没有那么好。
姐姐读书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书，家里并不会很支持，因为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
姐姐上初中的时候，我也开始出村上学，每天早上，姐姐早早的起床，给我和二哥做饭。
姐姐说：我是欠你们的吗？
姐姐又说：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出游，我只想买一个5分钱的冰棍，咱爸都不给。
妈妈去世之后，姐姐说：要是咱爸走在娘前面，我肯定还会照顾咱娘，咱娘走了，就咱爸那脾气，我照顾不了。我也不劝你，你也照顾不了。
因为这个，我和姐姐好几年不说话。
我和父亲说：娘走了，你以后去我家住。
父亲摇头，用手指着故乡。
我说：回去谁管你？
这时候大哥打来电话：老三，你以前嫌我对爸妈照顾的不好，你愿意让妈爸在你身边我没意见，现在咱娘走了，你再这么弄，村里人都会指点我。
我说：要是怕指点，就没有当初。
我和大哥，不欢而散地挂了电话。
但是我说服不了父亲，他坚决不肯留在北京。我只好跟大哥打电话：你要想把咱爸接回去就接回去吧。
大哥开车来到北京，把父亲接回了老家。
回过头来再说姐姐。
姐姐跟我说：三儿，你知道吗？咱爸唱歌跳舞，都很在行。
我说不知道。
父亲在深圳，本来也开始逐渐顺利，但因为我常常写信让他回家，他就回来了，然后在北京开了家小饭馆，妈妈，我，二哥，也一起到了北京。
饭馆开的很不顺利，一开始想做高档菜，没人来，后来做东北菜，二哥时不时会和客人干一仗。眼看就交不起房租了。
妈妈和爸爸说：要不把立荣叫回来吧。
爸爸说：她在深圳发展的挺好，叫回来干吗？来开饭馆？
妈妈还是自作主张把姐姐叫到了北京。
姐姐回来后，看看饭馆的情况，当机立断：做早点吧。这么大的地，也只能做早点。
姐姐读初中时，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我们乡的整体教育水平在我们县来说，处在下游。每年中考，考上高中的人聊聊无几。
这种情况，一直到我读初中时也没有太大的改观。
姐姐中考时，分数离高中录取分数线只差一两分。
妈妈和爸爸说：你县里不是有熟人吗？去说说，让孩子上高中吧。
爸爸沉默了半天：考的上就上，考不上就不上。
就这样，姐姐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打工了。
姐姐能吃苦，肯受累，在哪里打工，都能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今年清明，和姐姐一起回老家给父母上坟，姐姐的电话就没断过，都是过去小镇上的同事听说姐姐回去之后，邀请姐姐去她们家中去住两天的。
父亲在北京的饭馆陷入困境的时候，姐姐在深圳已经做到了大堂经理，每个月的收入已经两千左右，在当时，这个收入算是高收入了。
接到妈妈的电话，姐姐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北京。然后毫不犹豫地改变了父亲的路线：改做早点。
饭店是勤行，早点则是勤行中的勤行。
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准备，到六点左右开始慢慢有人过来吃早点。人流一直会持续到十一点左右。下午的时候，又要开始采购第二天需要的食材。
父亲负责质量检查：蒸包子的肉，都是买最好的，炸油条的油也是。
慢慢地到早点铺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客户偶尔路过吃的满意，会专门开车来吃。后来一家人实在忙不过来，姐姐又雇了帮手。
离我们家附近的几家早点铺，吃早点的人寥寥无几。离我们家早点铺最近的一家，因为嫉妒，时不时在我们家店前倒垃圾。姐姐去理论，那人还是一副无赖嘴脸。
姐姐急了，和姐夫说了，那时姐夫还只是姐姐的男朋友。姐夫叫了十几个朋友，早晨起来，在那家早点铺如法复制，那人出来看到门口的一堆人，吓得又躲回了店里。
那几年是我们家收入又恢复到稳定状态的几年。每次暑假回家，零散的活基本都归我，我嫌累，姐姐把眼一瞪：花钱累不累？
我读大二那年，姐姐出嫁了。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硬汉，那天我看到他偷偷的哭了，怕被人看到，父亲把脸扭过去擦泪。
那时候我以为，这大概就是幸福的人生了吧。
可是爸爸忽然就病倒了。随后是爷爷和我。
三个人出院之后，家中的钱也花光了。姐姐恨恨地说：咱们家就不能有钱，有钱就有事。
2002年，我从石家庄来到北京，收入虽然不多，但逐渐稳定，和姐姐商量，把父母接到北京。姐姐说：你出钱，我出力。在姐姐家小区，给父母租了一间有点简陋的房子，但姐姐照顾起来方便。
姐姐照顾父母，一直到妈妈去世。
所有认识姐姐的人都说，要是姐姐读过书，她的人生不会是这样子。
命运的齿轮
大概是初三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找到我，问我：你喜欢文学吗？
那时我读书虽杂，但对文学，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反倒是沉迷于书法。但神使鬼差，当时我给了教导主任肯定的回答。
当时我们学校正打算办一个油印小报，而我，因为那样的回答，就成了油印小报的负责人。
算起来，这是我文字生涯的起点，虽然当时的油印小报上刊载的文章并无原创，都是些摘编的内容，但每期我都认认真真的选编，然后用学校提供的油印机，认认真真的刻出来。
小报印出来有什么反响，现在全不记得了。大概看的人并不多，我们那些农村的孩子，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兴趣。
可记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我们乡搞书法大赛，老师让我写了作品投了过去，没想到竟然得了一个二等奖。其实那时候哪懂什么书法，不过是依葫芦画瓢罢了。
初中三年，大致如此，命运的齿轮，在初三中考时才开始转动。
我读初中时，家里正遭遇变故。
二哥本来是考上了高中的，他知道家庭无力承担，默默地撕掉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也是因为这事，让姐姐对二哥一直心存内疚，觉得以他的聪明，如果能够一路读书，必然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走上赌博的道路。
然后就轮到我了。我的中考，距离高中录取的分数线差了几分。但当年出了新规定，录取分数线以下的，给学校交一笔赞助费，也可以有正常录取的资格。所以那一年我也收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我把通知书放在桌上，跟妈妈说：我要上学。
妈妈说：哪里去凑学费呢？咱们村里的人，哪个不是回村里种地？
我不肯，大哭：不让我上学，我就去死！
我躺在床上大哭，拒绝吃饭，哭的天昏地暗。
妈妈去找大哥商量，大哥说：上什么学，跟我一起去做点小生意不好吗？不吃饭，饿了就吃了。
整整一天，我没有吃饭。
妈妈让人给在县城打工的姐姐带话，让她回家一趟。姐姐回家了，看着躺在床上的我，说：真不懂事！然后就出去了。
几个小时后，姐姐回来了，还带了一沓钱，放在桌子上，说：上学的钱给你凑齐了，你要不好好上，有你好看！
妈妈问：你从哪里来的钱？
姐姐没好气地说：抢的？哪来的哪来的？还能哪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出门后挨家挨户去借钱，求人舍脸，总算把学费凑齐了。
事后回想，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否则，现在的我，大概就是一个面朝黄土的农民。
这样说，不是看不起农民，而是那时的我，是那样的不甘于命运的安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