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此刊发一位85岁老人的人生经历，她叫韩秀芳，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位老人，没上过多少学，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记忆组成的，所有的浪花聚在一起，会成为岁月的大河……见微知著，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位老人讲故事。——魏辉注。
我（韩秀芳）。
1932年1月22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老潍县城安丘巷子，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姓韩。在韩家我们辈数高，我是17世。我家那条过道里住的都姓韩。（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分家），家里有我的父母、大爷大娘，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大爷大娘为什么会跟我们一起过呢？据说是因为没有孩子，而我的父亲母亲为人懦弱少言，很难撑起一个家。在我记事之前以及之后家里的许多事情，都是大娘告诉我的。
我的父亲叫韩豫初，那时候妇女多半没有名字，都是＊＊氏。所以家里女性长辈的名字，都是解放后派出所给起的。母亲叫李玉年，大娘叫康玉范。我有过三个姐姐。大姐叫韩秀英，二姐三姐出生后就夭折了。我大哥小名叫韩州，从我记事时，他就已经瘫在床上，手脚都不会动，吃饭得母亲去喂他。大哥小时候还是我们家还是大家庭，家里每天都有40多人一起吃饭，推举有些文化的长辈开了私塾，家里的孩子们都跟着开蒙念书。有一次先生不在家，学童们闹着玩儿，把个学堂弄得人仰马翻，凳子桌子都摞到了一起。先生生了大气，孩子们就都指着平时最老实的大哥说是他的主意。不知道先生当时是怎么打大哥的，反正从那以后大哥就更老实了，嘴里还常常流出泻涎。那时候又正是兵荒马乱，有一次大哥跟着大家逃难，夜黑心急，一脚踏空掉进一座枯坟，好歹爬出来，腿已经瘸了。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人在意，大哥就渐渐地不行了，十几岁开始就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废人。大哥很喜欢我，常常把我叫到床前，教我识字。我站在地上，抬着头看着他，他教我念小九九。有一天我会念了，他高兴极了，咧着嘴笑。大哥在床上躺了将近二十年，在1950年去世。我现在想起他，我就流泪。我想着，如果大哥能活到现在，我就会照顾他，给他按摩，给他看病。我很想念他。
我大哥。
我在四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进了潍县城，来了好多鬼子。当时我家有三间小草房，大爷大娘住一间，我们住一间，中间是过道屋，走路。鬼子非要给他们一间。没办法，我们就两家住一间。以前生活困难，每家每户都有大缸，秋天下来萝卜便宜，买下些腌上，一年就够吃的。有的日本鬼子很坏，在我家院子里咸菜缸上小便。
日本鬼子把中国人害惨了，听大娘说中国姑娘叫他们害死的不少。那时我大姐、我侄女她们正好二十上下，家里人便把她们藏在隔壁院子的磨坊里。我二哥叫韩瑞玖，他管着送饭。我亲眼看到，有一次送饭被一个鬼子看见了，鬼子就往墙上爬，二哥就在下面拽，把他拽下来了。那时二哥小，鬼子没把他怎么着，就把大爷叫去了。大娘知道出了大事了，就把我姐她们转移到别处去，她们没出事，大爷可遭了大罪了。大娘找人请了日本鬼子当官的客，才把大爷放回来。我大爷回来就吐血，不久就去世了。
我大爷去世后，我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青岛有个远房嫂子，知道了我们家的难处，就把大姐带到青岛给她找了个工作。我们家是大娘主家。那时潍县城人，都是叫大娘是叫娘，亲生母亲叫婶儿，父亲叫大，叔叔叫大大。我和二哥从小就跟着我大娘，我们都和她很亲。我父亲一直给人打零工，挣不着什么钱，全家六口人的日子就很难过，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娘就到处借钱借米。我有两个姑姑，她们家过得好，人家做买卖，有店，雇着人。我大姑家的表嫂很好，她很客气地把我们让到屋里，给我们拿上吃的，拿上穿的，叫我们在她家吃了饭再走；我娘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但还是领着我走了。我还有个五姑，我觉得她是二姑，但家里人说大排行是五姑。她家的表嫂很厉害，见我们去她挂耷着脸，她说我家又不开米店！我娘很生气，说：借给一瓢，等孩子们长大了会还你的！我想着这些事，我娘当家是不容易，家里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人挣钱，自己小没有能力。那时我家一个胖人也没有。我写到这里，难过得写不下去了：人穷就低人一等吗？
我那时也就是五六岁，不爱说话，光听别人说。大人们都喜欢我长得白，说我长得秀气，听话，大人叫我干什么，我从不悖文儿（悖文儿，潍县方言，意思是反驳，不听话）。所以他们出去总带着我。父亲经常领我出去买油盐酱醋。有一次父亲给我买了一块熟藕，我吃着可香了（母亲至今爱吃熟藕，就那么清水煮熟，什么佐料都不加。原来，里面还有一份深深的思念）。还有一次给我买了一个酥皮火烧夹着点驴肉。我想着，从记事起，父亲买给我吃的，就那两次。我家街头有个张家小铺，小铺什么都有，以后家里的买办就成我的事了。
我们那过道里，女孩儿没有上学的，只有男孩子上学。七八岁时，我和小伙伴玩儿，跳房儿，拾簸狗儿（一种用小石块或小布包当玩具的游戏，把一块向上扔起，在它落下前把地上的其他簸狗儿排成各种形式，然后接住扔出的簸狗儿，可锻炼手指灵活）。
我二哥。
父亲常常找不到工作。有一次，他带我去了青岛。那是我头一次坐火车，说是运牛的，凳子很破，车厢有个小窗口，把人摇得难受。到了青岛找到我姐，我姐结婚了，住着一间小屋。我们没地方住，父亲就领我去逛公园。我高兴极了。可是玩着玩着，我们找不着出来的地方了，我们找到黑天才找到出口，好不容易回到姐家。第二天我姐夫给父亲找了个地方，在车站卸货，可还是没地方住，我又太小没人用我干活儿，干了几天，我们就回家了。
我大娘说，父亲想做买卖没有本钱，就去给人家讲买卖，有时挣着钱有时也挣不着。挣不着钱的时候，父亲就自己去小铺赊上二两白酒，喝上，回家睡觉。我娘和婶儿就不愿意，说，又没挣着钱，又喝酒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父亲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怎么才好，也不敢说话。我现在想，父亲是想喝酒解愁，实际上是愁上加愁，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应该是振作起来，想法子去挣钱。
从小我娘就经常对我们说，将来孩子长大了好好教育，男孩不让喝酒，女孩找婆家男人也不能喝酒。我牢牢地记住了。我找对象的时候，只要求对方不喝酒不吸烟；我二哥也记住了，他从不喝酒、不吸烟。我们俩个都做到了我娘的希望。
娘是个很要强很要好的女人。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们出门，娘总是把我们打扮得干干净净，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基本卖光了，只有空着的柜子箱子桌子，我娘都擦得干干净净。我娘人很利索，会和人讲理，很会办事。可惜旧社会女人不能出头露面，要不然，俺娘肯定是把好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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