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府志》纂修始末
丁武光
在安顺历史上,《安顺府志》的纂修是一件大事，影响也尤为深远。该志聚合古今，集清代咸丰之前安顺人文地理、山川风物、人物纪事于一帙,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安顺地方历史文化的主要史籍。
《安顺府志》的纂修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该志是安顺古、近代史上唯一留存的府一级史志类定本。
初版《安顺府志》
明清两代，地处黔腹的安顺一地，“巍科显仕，代不乏人”，致力于地方志修纂者不乏其人，历经数百年，今大多仅存书目，文字则散失殆尽，无从查考。最早记载见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洛阳人孙铎修《普定卫志》，成一卷。此后，景泰间本土士人娄广、弘治间安顺进士汪大章、正德间举人潘瑞、汪大有均有过纂修《普定卫志》的记载。及至明末崇祯年间，平坝壬午科解元谭先召也曾纂修过《平坝卫志》。以上各志均属私家纂修，无印行记载，清之前皆佚。
清代，安顺府属各州县陆续修志，先于《安顺府志》的有：
道光《安平县志》：主纂者刘祖宪，福建闽清人，举人。道光四年（1824）任安平县知县。该志在前知县徐玉章初成七十二篇的基础上增修编纂，分十卷，并于道光七年（1827）十月付梓。
道光《永宁州志》：主纂修者黄培杰，字植圃，一字克俊，浙江会稽人，道光乙酉科举人。道光十四年（1834）任永宁州知州。该志总成十二卷，并于道光十六年（1836）付梓。
从上可见，明代虽有六志存目，却无一传世：而清代及至道光朝，虽有安平（今平坝）、永宁（今关岭）二个州县志付梓，但府一级地方志仍是空白。
安顺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建城置卫，至清咸丰《安顺府志》问世，已有近500年历史，历任知府中不乏文显高科的能吏干员，郡内进士举人也代有人出，延至近代，却无一志乘。与居于黔腹之地，相对省内其他地区发展较快的地位极不相称。这就不难理解《安顺府志》的纂修所承担的历史份量。
《安顺府志》序三
我们再来看看《安顺府志》之所以问世的历史背景和原由。
清代自康熙朝始，社会稳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文教逐渐兴盛。朝廷律令各地修志，贵州亦入大流，修志遂成历任地方官的职责。康熙至道光间五朝，朝廷屡颁部文催行。嘉庆十三年（1808），礼部咨准国史馆《添办志传章程》，通行各省，要求将府、州、县等“志”每刷一部，装璜成帙，送礼部转投国史馆，以备取用。实际上已将修志一事通过律令抵达府县，地方官再无可推诿。
道光十六年（1836）贺长龄出任贵州巡抚，对府、州、县修志督办极严，并多方提供条件，不仅在经费上严令各地给予保证，而且在人才的选荐上采取了不少举措。道光二十五年(1845)，邹汉勋应贺长龄之荐入黔，首纂《贵阳府志》，成为几年后创修《安顺府志》的首聘人选。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书从朝廷选任贵州学政。到任后遂督办各地修志事宜，律令各府州县，复查儒林文苑，广集黔地著述书籍，以昭显于中华。
地处黔中腹地的安顺，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其结果，竟然尚未修志，且“著述寡闻”，无以应对。合郡公直言：“无志则拔本塞源，数典忘祖，所为遗讥大雅也”(见《安顺府志》跋)。这是历史留给安顺人的一次尴尬。
道光二十七年（1847）常恩由朝廷外放到安顺任知府，是年春到任，睹此窘境，慨然曰：“是余之责也！”
安顺府总辖舆图
由于常恩的到来，使纂修《安顺府志》再无延缓得以施行。常恩，字沛霖，长白人，为镶白旗忠顺佐领下，“笔帖式”出身。“笔帖式”是一职官名称，清代各部院、内行衙署均有设置，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一般由旗人充任，清代通过笔帖式任职外放充任地方官的不少，到安顺做官的旗人就有好几位，其中不乏真才实学的儒吏。在到安顺之前，常恩任职朝廷户部，经办财赋统计与支调，道光二十六年（1846）末选授安顺知府，二十七年（1847）春到任，二十八年（1848）转任黎平知府一年，二十九年（1849）回任安顺知府，咸丰元年（1851）因丁母忧离任回籍。因其特殊的经历，常恩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严谨而谦和极有责任心的官吏。当时担任贵州按察使的山东曲阜人孔庆鍸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过这样的描述：“与太守相接，温文尔雅，蔼然有儒者风。及询以政事，侃侃焉如烛照……”安顺士人称其“虚怀下问，殷勤备至”。
在《安顺府志》序言中，我们可得知，常恩的祖父、父亲任地方官时，尤重方志的教化作用，“每寻其志以教，皆有异效”。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初到任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遵循父、祖之意，于地方志中取其精义劝谕斯民，然而当他发现安顺无志可循时，随及召集安顺缙绅耆儒商议，采择众议之长，产生修志以补旷代之缺的打算，刚有头绪，便于二十八年（1848）转任黎平知府。一年之后常恩回任，恰遇时任云南巡抚的清镇人张日晸因母病逝告假回籍守孝，极力促成修志。不仅视修志为急务，且首倡捐银200两，并指点访修诸人。常恩叹道：“盖先生幼览群史及博物诸志，长撰纂修，考古知人者也。予故诚信不疑。”张日晸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曾任成都知府、湖北、四川按察使，四川、云南布政使等，参与过《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常恩尊之为师。由于他的作用，《府志》的运作在短时间内便全面推开。是时张日晸已疾病缠身，更加顾念家乡，二十九年赴滇续职后不久便去世，最终也沒有看到《安顺府志》的问世。
《安顺府志》序四
常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从黎平回任安顺知府，经与缙绅合议筹划，很快便就修志一事作出周密安排：
一是向各县、州、厅发出文书《致各属劝捐修理考棚志书启》，将修志与修考棚捆绑运行，除增强资金的筹措理由并拓宽筹措渠道外，以此強调修志的重要性，需举合郡之力完成。即令各县、州、厅并府共八属，“每处捐银四百两，定于八月底一体收齐，送至府中。如有不敷，捐廉弥补”。发此文时为六月，按此方案，两个月内即要求筹银3200两，各县、州、厅官府对分派的400两无力承担的，可动员士绅捐补。常恩亲自到各县、州、厅动员，选派杨春发、梅克薰等8人负责城中劝捐，杨燮珍、齐燮渭等4人到各县督办。并明示：凡採访遗漏或未及者，均准自行交局；有捐银者，可自呈局中登簿收银。
2006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安顺、黎平府公牍》中，有不少关于修志的记载，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元年的“告示稿”和“书禀稿”看，大量文字是常恩与各属知县、知州的公文往来，内容多为劝捐、催交银两等。其中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日的“致各属”和三月初七日的“致七属”，一方面反映所需经费的紧迫，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修志及扩建考棚的进度和阶段性成效。按书禀所说，原定每处捐银400两共3200两，但考棚工程已用去3600两，而志书一项尚须筹解。所聘府志“主修”邹汉勋已于月内抵署，搁笔以待。要求各县州厅“再为竭力续捐，以期共成盛举，庶免半途而废也”。之后各属捐银陆续到府，常恩一一致书作答。可见，《安顺府志》实为聚全郡之力而成。
二是即颁告示《为合修府志考棚预行晓谕》，通晓府属各地，广泛动员士民共同参与。文告先就修府志和修考棚的总体安排明示，说明此举之必要：“安顺为滇黔通衢大郡，自国朝作育以来，人文蔚起，忠孝亷节，代有其人。且山川毓秀，间气钟灵，名宦乡贤，彬彬日盛。年糓顺成，四民乐业，赋课一秉典章，疆域式辟土宇，天时永协，地利聿兴，文物声名，于焉为盛，而志乘阙如，无以昭明宪章，将何以上承盛世之休明，下开后人之劭述？”告示既出，遂将修志一事传至万户，于情于理皆视为必然。
安顺合郡山水全图
三是对修志相关人员的选用。宣布成立志书局，“延聘湖南邹君叔勣主修志乘，设局崇真寺，派拔贡吴寅邦总理局亊”。除常恩自任“总纂”，邹汉勋、吴寅邦任“总修”外，府志局还抽选了一批地方名儒参与修志，由普定刘起春、郎岱张懋德、安顺段炳然、镇宁白玉珍、安平何官酂等5人任“分修”；普定刘庆臻（举人）、安顺余超汉（举人）、安平张煌（举人）、郎岱李梦笔（举人）、安顺杨春发（副榜）、普定梅克薰（拔贡）、镇宁陈鉴清（训导）、归化陆尚卿（监生）等36人任“采访”。并明示下乡採访，发给盘费，不许派索夫役。按修志资料所需，各方人员及时交流工作进展情况，邹汉勋、吴寅邦负责汇集各稿，分目辑正，最后呈请“总纂”常恩裁酌审定，整个纂辑工作分工明确，运作有序。
这里有必要就参与修志事宜的主要人物一作介绍。
受聘担任主修的邹汉勋，字叔勣，湖南新化人。著名地與学家、方志学家。他博极群书，著作宏丰，既精汉学、與图学，又通天文、六书、九数、金石之学。世人论及湖湘学者，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的口誉。道光二十五年(1845) 邹汉勋应贺长龄之荐首修《贵阳府志》后，二十七年(1847)应大定知府黄宅中之聘主修《大定府志》，成书后，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为该书作《序》。二十九年(1849)底，应知府常恩礼聘到安顺主修府志，道光三十年(1850)又应兴义知府张锳之聘，总修《兴义府志》，于咸丰三年(1853)定稿付梓。邹汉勋不仅是当时海内名儒，而且有很高的史德修养，他总结了自己多年修志经验，在短短的八年时间内，连续主修四志（共计二百六十六卷），这在贵州乃至全国方志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与邹汉勋一道出任《安顺府志》总修的吴寅邦，其身份名望显然比邹氏小得多，乃至不能与其他参与分修采辑的部分名士相比，然而他于修志的贡献则不亚于其他人。吴寅邦，字清臣，永宁州（今关岭县）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安顺、清镇、贞丰书院讲席。其高祖吴视，为乾隆年间进士，首破永宁进士之天荒。筹修府志之所以公推其总理志书局事，不仅在于他的组织协调能力，还在于他的学识和多年来致力于地方志研究积累的经验。从《安顺府志》文本补阙的不少篇目中，我们可见吴寅邦的作用。大致统计，府志中历代人物及相关事件，经吴寅邦的考订且撰写的人物传记达25篇之多，如《陈亮传》《葛公衮传》《张太守经田传》《应太守先烈传》《庆太守林传》《学博谢庭薰传》《邑侯刘祖宪传》《齐超渭传》等。这些人物及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分布在明代至清代各个时期，人物所在地包括安顺、安平、镇宁、关岭各地，很多史实是在他细心考证大量资料和实地采访后得出，如葛公衮、张经田、齐超渭、葛文杞等。从中可见其治学严瑾，一丝不苟，对一些尚难查考的人物事由，吴先生均存疑而不轻下结论。
除邹汉勋、吴寅邦任“总修”外，府志局抽选的人员，多为地方名士。这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常恩的学识加上谦和的作风，很快便形成一个团结协作工作效力极高的修志团队。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开局，咸丰元年(1851)六月成书。卷首有贵州学政翁同书、布政使吴式芬、按察使孔庆鍸和常恩作序各一篇，后有合郡人、吴寅邦和普定县知县邵鸿儒跋各一篇。
《安顺府志》创修后，一直引起省內外的关注，翁同书、孔庆鍸、文海等皆予很高评价，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清代方志类书籍104种，《安顺府志》名列其中，称全国名志。总览该志，其优长有三：
其一，该志纪合古今，资料搜罗宏富。全书54卷，由9大纲77个分目组成，即《天文志》1卷、《地理志》16卷、《营建志》3卷、《纪事志》3卷、《经制志》4卷、《职官志》6卷、《人物志》5卷、《烈女志》5卷、《艺文志》11卷。以清厘定的安顺府属区划为记，內容涵盖府亲辖地及普定县（附郭）、安平县（今平坝区）、清镇县、镇宁州、永宁州（今关岭）、郎岱厅（今六枝地）、归化厅（今紫云），共3县2州2厅。时间跨度始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止于清咸丰元年（1851），共记录了2131的历史。重点反映了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状况及山川风物的构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清镇县舆图
郎岱厅舆图
其二，该志为安顺府一级方志之首创，时间上虽晚于省内不少府县，却能采众家之长，且有所创新。全书以纲目体编纂，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网罗众目，统览一方。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广泛汇集地方史料，并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变通适当增损。在体例上虽趋同于前清大部分志书，但局部也颇具有创造性，主要有两点：
一是增立“纪事志”一纲，把“纪年”与“本末”配合起来，纳入《纪事志》。如书前《凡例》所叙：“以安郡原无志乘，藉以收罗往事也”。“纪年”主简明，诸大事皆记；“本末”主详明，择大事畅辩详言。二者或详或略，一经一纬，相轴而行，有事为“本末”未载者，已备列“纪年”；有事为“纪年”未详者，当参见“本末”。《纪事志》分三卷，“纪年”之后，置“本末”6篇，分别为：《牂牁夜郎二国本末》《牂牁置郡本末》《夜郎置郡本末》《唐宋琰蛮功清四州本末》《普里本末》《安顺置府本末》。可以想见，在旧无志承的情况下，这些篇目的形成，均出自对浩繁的史料的筛选斟别和精心考订而来，虽有所局限，在史承链接上有断续之嫌，但其间的付出，可谓艰辛备至。我们今天了解安顺明代以前的历史，相当多的史料来源出自这三卷《纪事志》。
二是创新“地舆”的制图。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舆地学研究，注重古为今用，创新发展，并通过实地调查，以补古之不足。他依据以经纬测绘地图的理论和方法，提出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1.明分率（比例）；2.分准望（方位）；3.定中宫（坐标）；4.测日量，即作图以经纬度划成方格，每格按比例等于若干里。对府志“地舆”的制图，为避免疆界及山川河流诸方面的差错，该志博采其他舆图的长处，把经纬度划成方格，分出三十四向，用红色印板套印，看起来清晰醒目；凡城郭、塘汛、铺、疆界、水道、桥梁、山脉、道路、村寨等，都各有标号。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舆图的绘制仅有《大清会典》和乾隆《贵州通志》“安顺府舆图”两图作参考，远未概全，而各州、县、厅俱无前本可循，全凭实地堪验绘出。安顺清时插花地广布，绘图精准不易，常恩亲验考订，吴寅邦奉其意施行，先是派负责采访的刘起春按例取材成初稿，犹虑其未详，吴寅邦再度实地踏堪绘图，十余日而还。而刘起春“则山岭、水涘、苗寨、猓村，露宿草行者四十八日，安顺(指府亲辖地)、普定之地，足迹所不到者鲜矣，乃敢厘定成图。”对此，翁同书十分赞赏，就其对“插花地”这一绘图难点，在该志《序》中道：“而地之华离者别之以图，弹丸黑子，表以白书，此又绘图之创格，足以为式者也。”
安顺府亲辖舆图
其三，重实地调查采访，以补史料来源不足。安顺历史上形成统一的建制较晚，及至明洪武初建城，虽延衍数百年，文化积淀日厚，但前无志可承，文献资料零散不全，搜求困难，欲修府志，必须花大力气调查采访。可以说府志的形成，是建立在大量调查采访的基础之上的。从修志的人员结构看，负责采访的人员，以各州、县、厅知州、知县、同知领衔，参与的36人中多为德高望重的地方文士，这一举措的效果从府志的文本中可以得到印证。以《安顺府志》“营建制”中“坛庙”部分为例，我们将《安顺府志》与之前的乾隆《贵州通志》作比较，仅安顺（含附郭县普定）一地，《府志》收入寺庙祠坛等古迹达99处，而作为《府志》主要资料来源的乾隆《贵州通志》，合府仅列19处。可见大量的记载是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和多方查寻资料编辑而得。再从《府志》“人物志”看，不少人物传记及人物简述，来自采访中获得的私家谱牒，仅文本所注，就有平坝《黔南陈氏族谱》《宋氏家谱》；安顺《梅氏家谱》《张氏家谱》《葛氏族谱》《娄氏族谱》《王氏族谱》《潘氏族谱》；镇宁《夏氏家谱》等。
当然，《安顺府志》虽为名志，但仅就与贵州其它方志相比而言，用今天的观点分析，也存在诸多不足。民国时期，任可澄、杨恩元、黄元操、柳惠希等一批前贤曾组织续修《安顺府志》，其间，对《府志》的缺失有过阐述。在“续修安顺府志计划书”：“旧志不良，宜有增损。新化邹氏，本良史才，酌定体例，足称谨严。乃与事者务广贪多，芜杂堆砌。而于重要部分，转未调查记载。碔砆鱼目，识者议之。是斟酌损益之工，万不可少。”按此说法，《安顺府志》有两大不足：一是务广贪多，芜杂堆砌；二是史实误判。
首先看“芜杂堆砌”的问题。今阅该志，以“人物志”“艺文志”“烈女志”等章节论，鉴裁似有过宽；人物的优劣鉴选，诗文的良莠取舍，可否入志，似可商榷。以“艺文志”11卷为例，按《府志》“凡例”所言“所重者扶持纲常，阐扬教化，非衡文艺也”。也就是说，衡量的标准并不全在艺文本身的历史价值，这无疑是一大缺陷。按此标准，其实用性价值十分明显。尤为不妥的是，入志的诗作中，有咏颂常恩多篇，将常恩任官安顺、黎平（黎阳）两地士人颂德组诗《黎阳舆颂》29首及《习安舆颂》“德政碑”铭诗收入，常恩身为“总纂”，有自誉之嫌。藉此上行下效，参加修志的不少人皆将自写诗入志，有身为“分修”的刘启春3首，“协议”魏承祝（普定知县）1首，任“采访”的普定刘庆臻、安平张煌、普定刘纶勋、清镇邓福谦各1首。
但这并不是该志的“硬伤”，史实的误判误载，才是《府志》最大的缺陷。以志载的“寺庙祠坛”而论，讹误遗漏之处颇多，我们将《府志》与明嘉靖《贵州通志》对照，《府志》所缺6处。分别为：汪公庙（永乐二年指挥王辕建）、五显庙（洪武十五年安陆侯吴复建）、二郎庙（洪武十五年安陆侯吴复建）、晏公庙（洪武年间都督顾成建）、肖公庙（嘉靖年间建）、关王庙(洪武十五年安陆侯吴复建）。另外，龙王庙、东岳庙、府城隍庙、玄坛庙、总管庙等5处，府志所记始建年代有误，应为：龙王庙，嘉靖年间建；东岳庙，永乐十一年建；府城隍庙，洪武十五年建；玄坛庙，永乐年间建；总管庙，永乐二年建 。再如安顺清泰庵,《安顺府志》记其创修于嘉靖五年(1526),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已有记载，该志成稿为弘治十三年(1500) ，说明在此之前就己存在。
更重要的是，《安顺府志》失缺了不少重要文章的采录,以普定、威清、安庄三篇“卫学记”为例，均撰于弘治朝之前，不仅时间早,且内涵丰富，是安顺教育发端的标志性记录,也是安顺文化的奠基之作,其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普定卫学记》，是今安顺文庙最早的文存,尚能保存至今,是安顺文化的一大幸事。另外，正统年间(1436-1449)的《崇真观记》和天顺五年(1462)的《圆通寺记》等,同样十分珍贵，《府志》均未收入。
至于诗歌,《安顺府志》对明弘治以前100年的文人诗基本未采录,《续修安顺府志》补录沈衡、丁养浩、沈庠等六人诗各一首,实际上远非这些。笔者初步统计,载入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竟达60首之多，相当于《安顺府志》“艺文志”全部明代诗歌的近一倍。这些诗通过艺术形式提供了大量讯息，诗作者众多，分布面广，是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早中期历史和探寻安顺本土汉文化源流的重要资料库。
之所以出现以上状况，与府志在编纂时，没有见到过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和万历《贵州通志》有关，在清一代三志曾视为佚志，即便康熙、乾隆、嘉庆各朝所修的几部《贵州通志》均未采及，这就使《安顺府志》在纂修时，虽言明事却无明书可凭，只能以清康熙、乾隆《贵州通志》为主要依据，自然遗漏讹误难免。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明代三志相关资料的缺如,是客观的历史形成,并不等于否定《安顺府志》的价值。《安顺府志》纂修于清代道、咸之交，在此之前近500年安顺无志乘。知府常恩及邹汉勋、吴邦寅等前贤举一郡之力,完成了这一旷代之举,值得后人敬仰,永久忆念。但正如该志总修之一的吴邦寅所说:“夫读书贵观其通,补缺正讹，甚赖前人之有是书,而后人得以考证也。”通过府志,我们能够鉴往知来,而“补缺正讹”也是各个时代承继者的使命,新史料的发现,又弥补了府志留下的遗憾,使历史的天空更加明朗，这是历史赋予今天的责任。
· 作者简介
2020年11月
值班编辑：柴其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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