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竭诚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1988年，又到了中南海海棠花开的时节，这一年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十二载过去。时光匆匆，岁月如流，84岁高龄的邓颖超不由得抚花思人，她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回忆起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的“海棠之恋”，忽如一夜年少。
时光退回34年前，正是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花开正盛，而彼时的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无缘目睹这人间秀色，于是邓颖超特地剪下一枝，将其制成标本压在书中，由“鸿雁”带到日内瓦，只为周恩来也能遥相共赏这人间春色，感受这份来自故土的温度。
“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周恩来焉能不察个中深情。他知道小超最爱的是鲜花。于是，百忙之中，他托人带回了一支芍药送给邓颖超，作为回应。
周恩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这朵海棠花，就像珍惜两人的爱情一般，回国时他特意把这枝海棠花带了回去。从北京到日内瓦，从海棠到芍药，这份象征爱和思念的信物后来被邓颖超用一张纸作衬，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至今完好，一如他们永不凋零的爱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五四”，那时的邓颖超还叫邓文淑，年仅15岁的她已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并担任了“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当时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并于天津知名报社担任主编，已是小有名气。
一次，周恩来在母校南开正好见到了演讲中的邓颖超。在台上，邓颖超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的情况，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
在座不少学生受其感染，悄然饮泣，周恩来也感动不已。这个名叫邓文淑的女学生就这样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象。而邓颖超早先其实曾看过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等新剧，早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只不过当时他们彼此虽互有印象，这个印象却是淡淡的。
直到1919年9月，天津学界中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男女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在觉悟社中，21岁的周恩来和15岁的邓颖超再度相遇，并真正熟识了起来。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将前往巴黎勤工俭学，临走前他约邓颖超会面。邓颖超曾天真地想和朋友们一起帮助周恩来实现独身的愿望，与此同时，她自己也对婚姻抱着悲观厌恶的想法。她说：“在我走读上学的路上，遇到结婚花轿的时候，我心里常想，这个妇女她完了。”
但是，对于周恩来的远行，她心中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她从拎包里取出一件毛衣塞给周恩来：“据说西欧的冬天很冷，助你御寒。”那件毛衣领子内侧还绣了一行娟秀的字：“给你温暖——小超。”
旅法期间，周恩来虽青鸾有信频寄，与邓颖超鸿雁往来数百封，但邓颖超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便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只是因为周恩来一向含蓄，她还不知道，他当年在法国的女朋友，虽“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在周恩来看来，“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是他选择终身伴侣的基本原则，而邓颖超，无疑属于最佳人选，他们的思想相通，灵魂契合。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特殊的明信片，上面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还在上面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同年，邓颖超接到寄自法国巴黎的一封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周恩来的。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周恩来第一次在明信片上套上了信封。明信片上画着的是春光明媚，绿草如茵，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在迎风奔跑。翻过来，三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四年的回忆中。但她心中仍然有着拂不开的疑云。即使周恩来与法国友人如今并非恋爱关系，但他不是坚持独身的吗？出于一个姑娘的矜持，她在信中先以工作的名义征询，继而切入主题，委婉地探询：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想法？
周恩来在回信中坦诚地相告，他谈了自己改变“独身主义”的原因，更是向她倾诉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邓颖超的母亲本建议她不要答复，等周恩来回来再考虑确定恋爱关系，但她的感情却就此沸腾了起来，一向主张恋爱婚姻自由的邓颖超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他们互诉衷肠，确定了彼此心意，爱情之花亦随之盛放。
1924年秋天，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东工作，而当时邓颖超在天津工作，二人相隔两地。由于公务繁忙，周恩来归国近一年都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怎会不思念？1925年1月，周恩来到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后，便委托高君宇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以诉相思。
不久后，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邓颖超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考虑到邓颖超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同时也是考虑到她和周恩来的恋爱情况，促成二人的婚姻。
1925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去广州途中，特意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两人已经许久未见了，邓颖超相信周恩来一定会到码头接她，然而，邓颖超在码头上左等右等，却迟迟不见周恩来的身影。
原来这一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抽不出空，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周恩来就交给警卫副官陈赓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他，还特意叮嘱他买鲜花，因为“小超喜欢鲜花”。陈赓来到码头，瞪大眼睛紧紧盯着，生怕看漏了，然而直到旅客都走空了，也没见到他要接的“新娘”。
此时，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陈赓一见这局面，有些手足无措了。忽然门口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又惊又喜，正是相片上的那位“新娘”。
原来，邓颖超在码头没有见到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
周恩来还有会要开，没说上几句便匆匆去了。邓颖超并不介意，她通情达理，明白他们工作的辛苦，如今她能与周恩来团聚，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而她自己来广州，亦是来工作的。
第二天，邓颖超便去找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报道，落实工作。当天傍晚，邓颖超才返回寓所门口。周恩来和陈赓说笑道“你看，小超比我还积极。昨天下午刚到广州，今天就急着上班去了，还让我们等着她。”“谁让你们等了。”邓颖超一脚跨进房门，她笑着说:“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同志们的见证下结婚了。这年10月，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此时周恩来正在外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加上母亲不在身边，自己在广东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邓颖超担心会因为怀孕耽误了革命工作。为此，年轻的邓颖超做出了一个终生遗憾的决定——吃药堕胎。母亲匆匆赶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后来，邓颖超见到周恩来，如实相告。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周恩来不单单觉得她私自堕胎太过轻率，更是心疼她，担心她的身体。
1926年底，周恩来为了革命工作，只好让再次怀孕的邓颖超在广州养胎，自己赴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在妈妈的陪伴下，一面支持周恩来的工作，一面坚持自己的工作，注意养胎，等待爱情结晶的降生。
1927年4月，邓颖超住进了德国教会开办的医院待产。然而由于胎儿长得太大，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又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导致孩子的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的她十分渴望丈夫的安慰。
祸不单行，就在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周恩来成了通缉犯。但即使自身经历严峻变故，处境艰难，周恩来仍记挂着在广州生产的妻子，他当即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形势危急，在医生和护士的仗义帮忙下，邓颖超和母亲分别打扮成医院的护士和工友，随“船工”，一起搭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然而茫茫人海，他们都在躲着国民党反动派，不知对方身在何处。直到邓颖超的母亲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短短五个月，两人已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各自感慨万千，也更珍惜今后相爱的每一个瞬间。
周恩来因担心邓颖超的身体，遂带她到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然而结果却令二人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今后很可能不能再怀孕了。但即使邓颖超无法生儿育女，也不能改变周恩来对她的爱。周恩来虽然很喜欢孩子，但还是不断宽慰邓颖超，加倍爱她。
只是当时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又要和邓颖超分开了，而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虽有千言万语，但出于保密，他不敢多说。
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随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路上，军委的主要工作责任都落到周恩来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要挂起地图，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路线，通过分析研究各方面情况后再起草作战命令，一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发出后他才睡觉，又关心着邓颖超的病情，夜以继日，累日操劳。
到了毛儿盖后，由于粮食缺少，周恩来的身体也支持不住了。他患上了肝炎，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又急需排脓。但当时条件恶劣，医生们只好用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肝区上方。周恩来病重，于是特意把邓颖超接来照顾。整整三天三夜，她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直到他转危为安。
建国后，周邓二人因为喜爱海棠花，定居在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建设，二人的工作更加繁忙。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随时随地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拿书垫又没有三合板衬垫方便，于是他就在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取用。但周恩来这样批改文件也实在辛苦，特别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
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还在桌面四周加了边框。
因为周恩来常常需要出国外交，奔赴各地，二人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正如邓颖超所说的那般“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1951年3月31日，邓颖超在杭州养病，周恩来此间忙于国内事务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等工作，但还是不忘抽空给爱妻写信，其中一封写道；
“超：昨天得到你23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梢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4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4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可见不论病中还是忙中，二人时时刻刻都挂念着对方，想念桃李海棠盛开时，身边站着对方。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最后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的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做手术时，不论白天黑夜，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对待疾病和生命，她同周恩来一样，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此，即便在最亲爱的人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她也能保持着沉着与镇定。
有—次，夫妻二人在—起交谈时，周恩来或感时日无多，便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残酷来临。然而，他们想说的话，终究还是随着周恩来逝世永远地埋藏在彼此心底了。
周恩来生前最喜爱海棠花。庭院中的海棠树下，曾是周恩来邀请友好国家使节赏花之处，也曾是他同邓颖超散步的地方。后来即使周恩来永远地离开了，每当海棠花盛开的季节，邓颖超总是一如往日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赏花。临行时还要赠送一束娇艳的海棠花。她就像周恩来在世时一样，总是善于把温暖的情意送到朋友们的心中，正如她在文章中所写：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End.
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更多名人轶事，文学解读，欢迎关注我的账号@晓读夜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