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1928年5月28日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8岁时，在罗圈村读私塾，直到1941年因国民党政府把老师抓走，关进监狱，从此罗圈村学校就停办了。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事和农活。
杨贵10岁那年，村里一位名叫吴楼的老师准备回家结婚，因为随身携带着准备写对联的红纸，被日本鬼子当做“赤化分子”砍了头。血淋淋的惨景，在杨贵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对敌人的仇恨种子，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1942年，在中国共产党动员抗日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他参加了抗日和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斗争。在秋冬组织山区人民的抗粮斗争中，因人告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抄家和捉拿，他被敌人抓捕了四次，但都未得逞。
1943年春，共产党解放汲县山区，他被选为罗圈村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领导减租减息；同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6月，他被选为汲县一区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
1944年汲县、淇县合并，次年五月杨贵调汲淇县五区工作，先后任五区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区长。1947年汲县、淇县分设后，他历任淇县五区、二区区长、六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淇县县委委员兼二区区委书记、淇县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据《淇县县志》记载：1945年至1950年，杨贵一直在淇县五区（现高村镇、庙口镇一带）、二区现北阳镇一带）、六区（现西岗镇一带）战斗、工作，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建设工作。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杨贵一直在前线坚持对敌斗争。他深入敌后，散发传单、书写标语、串联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斗争，曾参加拔除庙口日伪据点等战斗。他不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一直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他为淇县的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巩固、扩大解放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贵传记《巍巍山碑》（关劲潮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7月第一版）中描述：1947年3月的一天深夜，带领武工队与国民党保安团打了两天两夜游击的杨贵，正在淇县庙口镇北部的葛箭村的一间茅草房休息，县保安团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派人将葛箭村包围了起来。杨贵当机立断，命令武工队员们立即抢占村西面的山头，占领制高点。
此时，敌人从四面包围过来，子弹像雨点一样向武工队员们所在的山头嗖嗖射来……面对多于己方十几倍的兵力，杨贵和战友们沉着应对，在制高点上奋力反击。他们以石头为掩体，向敌人猛烈开火，十几个敌兵中弹毙命。面对武工队的勇猛还击，敌人最终灰溜溜地逃走了。
1947年7月6日，在指挥三里屯突围战斗中，战友逯灿吉身负重伤，杨贵背着他冒着敌人的密集枪弹，边打边撤，终于死里逃生。为了救战友，他自己也中弹负伤。伤未痊愈，他又调淇县前方指挥部工作。多年之后，逯灿吉还念念不忘：“如果不是杨贵舍命救我，我早就没命了。”
其间，敌人对杨贵恨之入骨，贴出告示：谁要活捉了杨贵，官升两级，赏大洋2000块、小麦200石。尽管多次悬赏捕捉他，敌人均未得逞。
走进淇县高村镇，有一座红色的关楼，其正中的门匾上写着“淇澳翠竹”四个字。关楼的左前边立着两块纪念碑，其中一块正面刻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其碑文如下——
1946年5月15日凌晨，敌人杨富（淇县反动武装头目）率大批匪徒到高村一带抢粮，在三里屯村和人民武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杨富下了死命令活捉五区区长杨贵同志。杨贵身受重伤突出重围，他的通讯员陈清志同志（大牛庄人）身负重伤被生擒后，高村村农会主席闫喜、村长郭振清和积极分子民兵骨干李老明也被杨富抓住。杨富把他们拉到高村村里召集群众开会示众，当场用铡刀铡死陈清志同志后，又枪杀了闫喜、郭振清和李老明等人。
1947年春天，杨富又组织了一个48人的突击队，一是刺探我军情况，二是对我村干部打黑枪搞暗杀，三是催粮派款。4月20日杨富率土匪又到了高村村抢粮。穷凶极恶地在火车站激战中打伤了又用刺刀刺死了民兵队长李永富后，又在转移群众中在北地打死了民兵骨干任保生同志。无数先烈倒下了，他们甚至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他们用鲜血铸就了今天的和平年代。
从上述碑文中可以看出，在对敌战斗期间，为了保护杨贵同志脱险，我方牺牲了陈志清、郭振清、闫喜、李老明、李永富、任保生等多名战友。这些英烈的名字永垂不朽！
在淇县黄洞乡黄洞村（县政府驻地）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杨贵望着悲伤的人群，擦干眼泪郑重地说：“我们要牢牢记住烈士的英名，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握手中枪，多多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后来，武工队在杨贵率领下，参与了解放淇县县城、活捉伪县长汪秉钧等多场战斗，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
年过六旬的傅浩是鹤壁市知名的高级摄影师（鹤壁市政协委员），他的电脑中保存了杨贵的上千张照片。和杨贵多次接触，让傅浩更加了解了杨贵的事迹。“在淇县百姓心中，杨贵率领的武工队是一支无私无畏、坚韧顽强的队伍。”傅浩说，杨贵曾跟他讲起，他一生中在两个地方工作时间较长，一个是淇县，一个是林县。他1945年春到淇县，在淇县工作五年，五年中打了四年的仗。四年中，他没有脱衣服睡过一次安稳觉，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荒山野岭、坟头野地都是他的栖身之所。
杨贵晚年回忆离开淇县时的情景，曾对傅浩说，过去打仗，和淇县老乡们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刷碗，一起保家卫国，那个亲热劲儿，一辈子不会忘，八辈子也忘不了！
在淇县庙口镇形盆村附近，有一条渠，名叫民主渠，附近八九个村的村民们饮水、灌溉都依靠这条渠。“村里老人说，这条渠是杨贵在淇县工作时修建的，至今已有70多年，用着渠里的水，村民们都会想到杨贵。”形盆村党支部书记和记平指着民主渠的取水口说，他小时候，经常在渠里抓鱼、游泳。
《巍巍山碑》中记载着杨贵和这条水渠的故事：1949年初秋，淇县遭遇大旱。作为淇县县委委员，杨贵望着干裂的土地、旱死的秋苗，脸上露出了愁容……
“让人民群众过上太平日子、富裕日子，是共产党人革命的最终目的。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带领人民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灾害，让这里处处充满绿油油的生机和金灿灿的富裕……”
面对严重缺水的局面，杨贵想到了淇河。“要是能把淇河水引出来浇灌农田，不就能抵御旱灾了吗！”杨贵的想法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经过细心考察地形地貌，杨贵最终确定在淇县庙口镇形盆村东北边的淇河修建堤坝，抬高水位，引出淇河水，向东南方向修建一条水渠，浇灌庙口镇原本庙村以东八九个村庄农田的建设方案。从炎炎夏日到数九寒天，杨贵带领干部群众一起斗酷暑、战严寒，劳动在工地上。当时只有21岁的他和群众一起摽着干、比着干，搬石头、开渠沟、推车运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施工，一条20多里长的水渠竣工通水，沿岸八九个村庄的人畜饮水和3万多亩农田浇灌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大家给这条渠取名“民主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民主渠是杨贵组织修建的第一条水渠，工程量虽然不算很大，但却给杨贵带来了初涉水利建设的兴奋和感悟。
在淇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杨金国说：“杨贵曾经跟我讲，水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紧紧相连，发展经济、振兴农业，必须兴修水利，这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1950年秋天，杨贵离开淇县调任汤阴县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12月，杨贵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5月，年满26岁的杨贵，调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兼林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从此，他在林县一干就是21年，杨贵亲切地称之为第二故乡。
林县地处河南省最北部、太行山脉东麓，位于豫、晋、冀三省交界处，是个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贫瘠山区。在面积2046平方公里中，山坡、丘陵占86%，其中一半是荒山，林县人民只能靠天吃饭，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干旱少雨的年份里，林县的粮食大都欠收，人民的生活几乎没有着落。
据史料记载：在上世纪50、60年代，林县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常年人畜饮水困难，其中100多个行政村的老百姓需要到5公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抛洒在那些漫长的取水山道上。农作物也深受其害。由于经常遭遇旱情，林县粮食产量极低，亩产只有200斤，仅为南方地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粮食产量不够，老百姓只能过上“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杨贵早就听说过“林县十年九旱”的话。在这里的老百姓，平时都没有水来洗手、洗脸，衣服更是长年累月都洗不了两次。只有在婚丧嫁娶的时候，他们才不舍地从水缸里舀出一点点水，全家人在一个盆里轮流洗，洗完的水，也不能丢掉，收起来给牲口喝，或者是拿去浇菜。
林县水贵如油，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吃。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精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
其实在1953年底杨贵就到林县考察过，那时候就对林县比较了解了，又缺水又穷，地方病也多。而杨贵书记去的时候，二话没说，还把全家从安阳都带去了。当时林县的老百姓都议论说看来这个书记是要长期干了，家属都带过来了啊。
来之前杨贵书记就对爱人说林县穷，那里人都穿粗布衣服，颜色也比较单调。而那个时候，爱人才19岁，在安阳银行工作，爱美，也爱穿花衣服。他专门给爱人说，不要穿花衣服，不然的话就脱离群众了。爱人在林州待了16年，没有一张穿花衣服的照片。
在其位，谋其政。担任了县委书记后，杨贵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1955年杨贵在下乡调查中，发现了任村乡桑耳庄和河顺乡马家山两个深山区村劈山修渠解决了人畜用水的典型，立即在县委会议上作了介绍，并连续组织全县乡村干部到那里参观学习，开展讨论，推广他们艰苦创业的先进经验，在全县迅速掀起了大办小型水利的热潮。采桑乡土门村座落在旱土岗上，地下挖不出水，外边引不来水，他亲自深入这个村蹲点，发动群众家家户户打旱井。实现了10亩地一眼井，杨贵称赞它是“旱井世界”，在全县山区进行推广。
1957年12月13日，在中共林县二届二次会议上，杨贵作了题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动员报告，在全县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采取了开渠引水、筑库蓄水等十种办法，大搞治水工程，提出了旱地变水田、秃山变绿林等“十变”治理措施，在全县很快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治山治水高潮，涌现出东冶、庵子沟、七峪、高家台等一大批治山治水先进典型。
庵子沟是个穷山村，从1953年开始搞水土保持，苦战五年，山坡地实现了水不下山，土不出田，总结推广了“水是一条龙，先从山头行，治下不治上，等于一场空”的成功经验。1958年1月1日，杨贵在该村主持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大力推广庵子沟治山治水经验，并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动员全县人民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
经过连续几年的兴修水利，全县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建成了天桥渠、抗日渠、淇南渠、淇北渠、英雄渠等引水渠道和要街、弓上、南谷洞、石门等中型水库，从而大大改变了山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1958年9月，林县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国务院嘉奖。
1958年11月1日，杨贵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地委书记一起来到了毛主席的专列上，汇报工作。在专列上，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杨贵的手，和蔼地说：“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治水很有一套嘛！”随后，毛主席向杨贵询问了林县人民的生活情况、生产情况和治水情况。最后，毛主席说：“吃水是个大问题，不能马虎，一定要解决好，要为老百姓分忧解难！”杨贵坚定地说：“是，我们一定不负主席的嘱托，请主席放心！”
这一天，对于杨贵来说，那真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毛主席的样貌，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动作，都深深地印在杨贵的心里。回去后，杨贵回想着毛主席的重托，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解决林县人民吃水困难的问题，为林县人民造福。
1959年，林县旱灾严重、河渠断流，井塘干涸，老百姓又面临更严重的饮水困难，他们不得已翻山越岭，走十几里路去找水。在严竣干旱的威胁下，为彻底解决饮水问题这一困扰林县千年的难题，杨贵亲自带调查组沿漳河流域调查水源。当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大胆地作出了修建一条水渠，把山西境内浊漳河的水引入林州的重大决策。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杨贵便带着近4万名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喊着“让太行山低头，让浊漳河听用”的口号，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他们自己带着口粮，带着睡觉用的被褥以及生活用具，来到工地上。
望着陡峭如削的太行山，许多人对这一工程产生了畏惧，有些人甚至开始质疑。为了表明修建红旗渠的决心，杨贵站在山上，指着山沟，大声说：“红旗渠修不成，我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林县人民谢罪。”杨贵的话听着虽然有些悲壮，但这就是他的决心。
在工程建设中，杨贵带领全县各级党政干部，实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的“五同”工作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工程的节节胜利。
红旗渠开工后，山沟里一下子涌进3万多人，全线摆开长蛇阵，物料、技术等困难接踵而来，施工受阻，杨贵深入现场解决问题。1960年3月6日，在工地前线指挥部盘阳村召开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学哲学、用哲学，决定由全线开工改为分四期施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成一段渠，通一段水，以水促渠，从而大大鼓舞了建渠群众士气，加快了工程进度。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他表态：不管一些反对派怎么说三道四，我们都要坚持修下去，建议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工程，要高举着红旗前进。
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奋斗，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1965年4月5日，举行了盛大的通水仪式。浊漳河的水，沿着红旗渠，流到林县境内，灌溉着林县的土地，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这真是划时代的奇迹！
总干渠建成通水，林县千百年来干旱缺水的历史结束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解决了56.7万林县人的吃水问题，以及54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干旱、贫瘠的林县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为此，杨贵又同县委共同研究，及时提出了一条渠顶两条渠用的战略决策，组织实施支渠配套和长藤结瓜等建设工程，制订了以渠带库，以渠带电，以渠带路，以渠带卫生等“一带十”工程项目，成立了红旗渠工程管理机构，加强用水管理，充分发挥红旗渠效益，促进工农业生产。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篇）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称杨贵是他的良师益友，他曾多次听杨贵书记讲过：“群众利益无小事。当官的不关心群众疾苦，不给群众办事，还算什么官？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带领林县人民修渠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马家山村一位叫崔王保的20多岁小伙儿下到山腰点炮不幸摔伤，腿部骨折，找对象成家成了难事。杨贵书记得知后，叮嘱村支书，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并且一直关注着崔王保的婚姻问题。半年后，崔王保结婚，崔王保和家人对杨贵书记十分感激，称他为“共产党的好干部”。
1968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杨贵担任林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林县武装部政委，继续领导红旗渠建设配套工程。同年7月，杨贵带着近万名民工，前往修渠工地，实地指挥了修渠。
截至1969年7月，杨贵带着伟大的林县人民，带着那些修渠的英雄们，在缺乏现代机械设备的艰苦条件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整整斩断了1250座山头，跨越了850条沟壑，架设了151座渡槽，开凿了211个隧洞，挖砌了2225万立方米土石，施工了12408座各种建筑物，终于使红旗渠所有的工程全部竣工。
红旗渠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1969年7月6日，历时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干支流工程全面竣工通水。
红旗渠的建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水利建设上的一面旗帜。这条盘旋于太行山上的水利工程，被周恩来总理称为能与南京长江大桥媲美的新中国建设两大奇迹，有“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美誉。
红旗渠，扛起了林县人千百年来改变苦旱的梦想，扛起了亿万中国人战胜贫穷的重任。人们都如此评价这位伟大工程的缔造者说：“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1969年7月8日，在红旗渠竣工之后，《河南日报》发表了 《规模宏伟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文中详细报道了红旗渠全面完成的情况。
7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又以题为《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的文章，对红旗渠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配发了社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就在这一月，当杨贵调离林县去调洛阳地区任职时，自发为他送行的群众排成了长龙，每人端着一碗清水，一片感谢、赞扬声，有的泣不成声，苦苦挽留，有的打出横幅“太行一渠清水，杨贵一身正气”。
是的，人民群众的评价最有公信力。在修建红旗渠的十年中，他没有发生一次请客送礼，没有一处挥霍浪费，没有一例贪污受贿，没有任何一个人挪用建渠物资，建渠质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考验，这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对英雄的纪念和缅怀，体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记忆的珍视、对人民英雄的敬重和对国家的挚爱。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位英雄倒在红旗渠工地上。
其中，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1960年3月，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当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
吴祖太，1933年2月18日出生于新乡市原阳县白庙村（现属原兴街道办事处）。因为家乡遭灾，1940年，吴祖太随家人逃难到郑州，依靠父亲卖水为生。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吴祖太考上郑州一中，担任二年级乙班班长，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1949年8月23日，吴祖太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国立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乡专署安阳水利局工作。
1954年10月，在陪同水利部专家勘测漳河沿途高程期间，吴祖太看到了林县人民因为干旱生活的惨状，也了解到杨贵书记带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豪情壮志。同年进林县后，他就和杨贵结上了缘。当二人握住手时，两位新乡人的心也碰撞在一起。两人心中达成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改变林县干旱贫穷的面貌。此后，吴祖太虽然身在机关，但心却飞向了林县的山、林县的水。自从他们在林县首次邂逅后，各自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
1958年，中共中央做出全国“大兴水利”的战略部署，同时号召城市机关青年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祖国的大建设掀起了一个高潮。形势与时机，不约而同又触动了两个人的心。吴祖太写申请调动，杨贵打报告要人。当年二人如愿以偿再次于林县相遇，彻底走在了一起。
杨贵为吴祖太来到林县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林县还没有一个真正科班出身的水利技术人员，吴祖太的到来，补了这个空缺。吴祖太也认为，林县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所以，吴祖太头天报到，还没安排办公室，第二天杨贵就迫不及待地把他领到了南谷洞水库工地。
杨贵在他的回忆录《红旗渠建设的回顾》里写道：“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是当初红旗渠工地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小伙子长得很英俊，高个子，在工程技术上是挑大梁的……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从1954年末到1956年末，杨贵发动群众打旱井、挖山泉，两年时间，打了5000多眼旱井。不料，天不下雨，旱井里存不住水。从1955年开始，杨贵根据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的实际情况，又确定了“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出地下的水，蓄存住天上的水”等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并制定了中期和长期规划，带领群众修渠建水库，修建了天桥渠、淇河渠等。建设中遇到许多技术难题，都是杨贵专程把吴祖太请来“救援”解决的。
1959年10月，林县县委作出引漳入林的决定。当时，这项工程的设计重任，杨贵交付给了吴祖太。
吴祖太带领技术团队经过测量，将引水点定在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崔家拐村候壁断，终点在林县任村公社坟头岭，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平均坡比为8000∶1，也就是说渠水每流8000米，落差只有一米，渠线全是从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通过，随山势蜿蜒盘旋。
在测量时，水平仪在悬崖上找不到合适的支点，吴祖太就让人用绳子把他吊在悬崖边，让水平仪的两个支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测出渠线。
由于好多天都在山里搞测量，他的的头发、胡子长得特别长，蓬头垢面，衣服也被岩石和荆棘扯成了一条一条。他白天不敢进城，怕吓着群众。回到县城第一件事就是烧一盆开水，把衣服里的虱子烫死。
由于测量队缺少水平仪，他就做了一种叫“水鸭子”的简易水平仪，即在一个洗脸盆中盛上半盆水，再在盆里放上一个空碗浮在水面上，空碗上放上一根直棍，通过棍子两端的点和要测定的点共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来测量水平是否准确。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吴祖太和测量人员爬过了550座山，蹚过了无数条河流，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设计蓝图《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
当他把测量图纸交到杨贵手中时，杨贵看着胡子拉碴、衣服破烂、像个野人一样的吴祖太，泪流满面。他抱紧吴祖太，动情地说：“谢谢，谢谢，林县人民感谢你啊！”
红旗渠选址详勘的过程中，吴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忙。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干部口粮是每个月29斤，不足支撑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测任务。杨贵嘱咐食堂蒸包子犒劳吴祖太和测量队员，大家吃得狼吞虎咽。杨贵问：“祖太，吃了几个？”吴祖太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七个，嘿嘿。”
工程指挥部设在山西平顺县王家庄的三嵕龙王庙内，杨贵和吴祖太的办公室正对门，他们经常一起交流修渠思路。修渠之初，采取全线开工，战线拉得太长，杨贵领导起来不方便，吴祖太监测施工质量也不方便。他们及时研究，将修渠思路调整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段段突击”。
吴祖太的设计富于创新，解决了许多难题，如青年洞一段，原拟绕山挖明渠，工程量大，施工难度大。经过反复比较，吴祖太改进设计方案，采用凿隧洞的方式，让渠道通过天险绝壁。
在总干渠跨越浊河的地方，他拜访附近山村老人，掌握河道地质基础和水文资料后，科学地设计出“空心坝”，让渠水从坝心通过，河水从坝顶溢流，解决渠水与河水交叉的矛盾。
他根据王家庄隧洞的土质特点，把原来设计的“单孔洞”改为“双空洞”……
英烈出自平凡，但造就了伟大。吴祖太牺牲当时还不到30岁，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杨贵曾经回忆吴祖太说：“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1995年，杨贵离休后，在北京方庄居住的院子里修了个水窖，用来贮存雨水，浇菜浇花。年近七旬的他始终魂牵梦萦地挂念着千里之外的红旗渠和林县人民。
2009年5月7日，81岁的杨贵老书记回到家乡，参加新乡解放暨建市60周年庆典活动。5月9日，杨贵在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等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罗圈村，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乡亲们拿出核桃、煮鸡蛋招待他，还端来了杨贵爱吃的小米焖饭盛情款待久别的亲人。
2016年10月15日，杨贵老书记最后一次回河南，又来到老家卫辉，吴金印再次陪同老书记在唐庄镇参观，感受家乡的变化。
2018年4月10日0时48分，90岁的杨贵老书记在北京病逝。家乡的人除了赶往北京参加追悼会，也在卫辉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新乡日报社原记者张伟元在新乡市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石榴巷举办了“杨贵同志在新乡”摄影展，展出杨贵书记生前在家乡活动的60余幅图片。
卫辉市狮豹头乡党委、政府将罗圈村杨贵书记的故居做了修缮，供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九部委联合为“红旗渠建设者”颁发了“最美奋斗者”集体荣誉，杨贵等受之无愧。
卫辉，因有杨贵这样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骄傲！因有这样的英雄而自豪!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铭记英雄是对人民力量和人民作用的充分肯定。把英雄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激励前行的强大力量，是对一代代后来人争做英雄的鼓舞和对国家发展英雄辈出的充分信心。
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红旗渠精神赫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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