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丨忆豫皖苏边区中学

忆豫皖苏边区中学段兴一1948年的夏天听到界首中学招生的消息，当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无不喜出望外。界首沙河以北地带，自1947年初已处于敌我“拉锯”形势，各类学校都已停办，许多学生失学在家，有志于学习的青年无不心急如焚。我们村十几个回乡学生在我父亲的主持下，每天组织在一起自学复习功课，盼望有机会复学。界首中学招生广告中载有董种珊任教务主任的消息，他是我们当地人，曾是我原就读的倪邱中学校长，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父亲正苦于这批青年失学，所以便带着我村十几个青年到界首报考。但也有些青年惑疑观望，怕上了共产党办的学校，国民党来了找麻烦。我父亲曾在施庙、张堂、邴集几个学校教过书，这一地区青年看到我父亲都带着独生子去考学，又有董种珊办学，所以大都也打消顾患，陆续跟着到界首报考。当时是随到随报名随考，头一天考试，第二天就出榜录取名单，我们的同学个个榜上有名，无不高兴得很。据说后来的同学随到随填个表，校方与其谈谈话便录取编班学习。

曹川林（1922—1999）我原同班同学来界首中学的，有的报考高中，有的报考初中。我的辅导员(即班主任)是王凡。寝教一室，班里设班长，下分七八人编一组，班组长由辅导员临时指定，开始学习时大部分是上大课。上大课时，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里，席地而坐，大多是曹川林同志讲课，其他还有乔道三、贺升平、徐子佩等讲课，讲革命道理、革命形势、蒋匪必败、革命必胜，以稳定学生情绪，坚定信心，安心学习。具体内容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社会发展史》，使学生转变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每上了大课后，各班由辅导员带领，在班里分组讨论；各班上文化课，就在宿舍里坐在地铺上。同学们逐步学会了开小组学习讨论会和生活会检讨会。除上文化课外，学校很重视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进行革命教育和活跃文化生活。当时普遍学的歌曲有《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捷报如同雪花飘》、《走，跟着毛泽东走》等，还有根据流行的“秧歌调”、“李玉莲调”“苏武牧羊调”、“大补缸调”、“游春调”等曲调填写的新内容。教了歌，就开展了“拉歌”。1948年秋，在召开的全市庆祝济南解放的大会上，建国学院的学生唱了个《东方红》后，由一人带领齐声大喊：“界中的来一个。”界中同学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学问老师：“叫我们去一个干什么?”老师虽知道是叫唱支歌，但界中因为刚开学，一首歌还没教，所以同学们像傻鸡，老师们很尴尬。总之，当时学习的内容和开展的一切活动，同学们都感到新鲜有趣，加上学校的领导、教师都和蔼可亲，和学生打成一片，所以同学们精神舒畅，积极学习。到了1949年春。文化课就比较正规了。各班级还成立学生会，由学生民主选举，我当时在初二乙班，被选为主任委员，还有一个副主任委员，生活、文艺、学习委员，学习、生活、文体活动、班级事务，大都依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中有意见纠纷，一般都靠每周班组生活会自行解决，只有疑难问题，才找辅导员解决。学习没有课本，大都靠学校自编的厦材，油印讲义，如国文课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等；有的没有讲义，就由老师随堂讲授，学生记笔记，然后由各学习组讨论核对笔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学校动员组织部分学生参加支前。为避黄维兵团过境，学校大部分师生由曹川林同志带领向西北方向转移。行前曹川林同志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当时形势，行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如何防空防弹等。队伍基本上按班级编队，队长由辅导员担任，下分若干小队，小队长由学生担任。我们中队长是辅导员周尧，他教学生怎样打背包。经过两天的准备，便开始出发了，每个中队为一伍，中队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途中吃饭住宿，都由打前站的同志安排到群众家中。我们到河南郸城时，驻在其城南二三里路的曹楼，为了不麻烦群众，由学校发给菜金和面粉，分小队自己做饭吃。虽然很艰苦，但同学们尝到了行军的乐趣，受到了锻炼。我们在郸城驻防大约十天左右的样子，便返回学校，返回途经沈丘杨集时，师生留下就地参加秋征工作，大队部驻在杨集西某寨；我因生病，由大队部派人把我和其他病员送回界首。到界首中学学习的学生，都不收学费和生活费，以班级为一个伙食单位，各班分六人一个生活小组，开饭时各班排队教室门口，互相“拉歌”，由值日生把大馍笼、大稀饭桶抬来，并把每组一盆菜分别摆在门口，拉开一定距离，然后“拉歌”停止，各组围蹲就地就餐。当时的生活很苦，开始吃的是纯高粱面窝头，大家称它是“钢盔馍”，在郸城驻防期间，发给各生活组的也是纯高梁面，很多同学做不好饭，煮成面糊，拍成锅巴，同学们称它是“合掌馍”、“挨耳光馍”后来有一段时间，吃的是纯黄豆面粉。每组一盆菜，几乎每餐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油很少，分量也不多，只有每逢星期天略有改善。1949年的元日，上午吃了一顿麦面馍和一顿肉。以后，生活略有改善，能吃到一定比例的细粮了；菜金也有所提高，每星期日可以吃一顿荤菜，平时也能吃上比较好的馍和面条。当时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很愉快。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关心，领导和同学同甘共苦，学校领导、老师视学生如兄弟姐妹，学生视领导、老师如哥哥大姐姐，甚至视之如同父母，非常亲切。文体生活非常活跃，全体同学都学扭秧歌，每班配一套锣鼓，各班由老师带领在校院大操场里扭着，还唱着自编的秧歌词，热闹非凡。有一次参加市城召开的群众大会。按班编队，全校师生在锣鼓喧天中扭着秧歌进场，很有声势，激动人心。另外学校还组织有腰鼓队、花棍队、文艺宣传队，排演小戏有《不要杀他》、《钥匙在谁手里》等，有的班级还自编自演小节目，参加学校举行的文艺晚会。我们班在辅导员周先绍同志帮助下，由我和黄之光同学编写并参加演出的小话剧《李延年的私塾》，大意是某偏僻农村的私塾里，学生不愿受旧封建礼教的约束，要冲出去，结尾是“走，上界首中学去……”。文艺宣传队经常到街头宣传演出，有时还在市里比较大的剧院“新舞台”、“中原舞台”举行文艺晚会，招待驻军、机关团体和工商各界，很受大家欢迎。学校设有体育课，开展体育活动，经常举行班级篮球赛、星期日篮球赛。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操场里有赛球的、扭秧歌的、打腰鼓、打花棍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9年“五一”与“五四”节期间，举行一次全校运动会，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比赛还有障碍赛跑、二人三足赛跑，算术等智力竞赛和跳绳、踢毽子表演赛等项目，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按班组织代表队，以老师为主组织各类裁判组，搞得有声有色，很是热闹。学校还组织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抽调学生去当地驻军和机关团体临时帮助工作的。我个人经历有这样几件事：一、在杨集参加秋征工作；二、1948年冬到温井驻军某部办事处绘制地图，我的任务主要是描图；三、1949年初到公安局帮助户口登记，在登记过程中，还查禁吸毒贩毒和赌博；四、和戴炳伦等同学一起到市民教馆和社会青年一起排演小歌剧《军民一家》、《陈家夫回家》等。此外，1949年暑假，学校指定携带学校介绍信到区政府报到，接受安排工作。我是光武区北片学生小组长，我和一部分同学分一个组，住在张忙庄，负责周围的几个村的征收工作。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学校还介绍不少学生到市直各机关单位和学校参加工作。动员一部分同学参加渡江南下，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当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界首中学开学不久，便开始建立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大约1948年11月，有一天我们村的同学段希聘(后改名段新生)神秘地对我说：“你可参加新青团?”并说新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这事可不准说出去。我出于好奇，表示要参加，请他帮我说说。不久我在《雪枫报》上看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后来段希聘参军渡江后，我不敢再找人问。1949年春我经辅导员周先绍介绍秘密参加了新青团。我入团填写的是油印“志愿书”。当时界中团组织是处于秘密阶段，活动都是隐蔽的。我们班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大部分是在周先绍房间里。经过团组织的教育，大部分团员被选为学生会的干部。当年“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界首市委副政委王政和曹川林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宣布界首市建立有新青团组织，界首中学也有新青团的组织，并简要讲了新青团的性质任务，号召有志青年，要争取参加先进青年的组织。但是团组织活动，仍然处于秘密状态。界首中学团组织公开，是在1949年6月27日，这天在校院里公开举行了团支部成立大会，部分新团员在这次会上举行了人团宣誓，我被宣布由侯补团员转为正式团员。记得曹川林同志宣布界中团的工作负责人周先绍、支书魏鹤山、组织委员郭殿臣。

1949年暑假，我正在张忙庄搞午收，接到区政府通知，要我回学校参加学习。我到校后，才知道是全体团员回校参加团员训练班。这次团训班，除界首中学的团员外，还有界首市第一小学的团员，申松林、任素梅、王桂枝等，学习的内容是团纲团章以及当时政治形势和组织观念教育：学习的方法是集体上课，分组讨论，时间总约半个月左右。学习结束后，部分团员介绍出来参加工作。我和刘仑峰、魏鹤山、徐乃廷介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界首市筹备工作委员会，在原税务局后院西楼上办公。从此我便结束了豫皖苏边区界首中学的学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