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与哲学的本体论建立起一致性关联，也说明了，在中西方政治发展史上，都有一段长短不一的由君主主导的共和制，未被现代政治哲学准确界定清楚。从常识化视角看，发现这种显而易见的自圆其说不能，很容易，但如何圆了别人的自圆其说不能，很难。这就是发现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容易，但终极解决这些基本问题难的翻版，这当然也是预见大道至简单容易，但具体实现大道至简难的翻版，因为人类文明是从零起步建构的，每个人也都是从无知开始渐进提升自己的知行合一水平。如此则不难理解，只要没有终极哲学指导，在哲学普及之前，任凭谁，也都只能活在低层次的和非终极的知行合一人生中，共同演绎五十步笑百步的鄙视链，就是我所谓必然的互害人生。这当然也是“知行不一也是低层次的知行合一”的一种常识化解释。要想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互害指数，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把知行合一正确上升为哲学的基本属性，然后再通过终极战胜形式逻辑，让辩证逻辑上位于人思维的主导地位，最终终极瓦解由形式逻辑主导的不可知论才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逻辑陷阱对人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绝对干扰。在常识化视角下，哲学研究以认识和驯服人性为目的，但从价值观角度看，人性的善恶二元属性是不变的，所以哲学思考的难点在于，在善恶交织的五彩人生中，要通过终极认清善与恶的对立统一性，然后才能找到终极扬善抑恶的法门。这其中，人有了自我意识，相当于无中生有了一个人类文明，用数学等式表示，就是0＝1；有了自我意识的人基于价值观区分善恶是非等二元矛盾意识，就相当于一生二；有了二元矛盾意识的人与人之间演绎的不同层次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相当于二生三；基于不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演绎的不同人生就相当于三生万物；不同人生演绎的整体一致性，就相当于万法归一。上述解释，就是我对中国传统道文化的本体论的常识化解释，如果认为是牵强附会，那我只能提示你，你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能力和水平上，都差得太多了。对于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来说，因为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所以既没有绝对善的感性，也没有绝对恶的感性，同时当然也既没有绝对善的理性，也没有绝对恶的理性。要想在这样一种基础环境中认清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关系，靠简单直接的形式逻辑根本行不能，只能靠辩证逻辑主导的辩证思维。但其实，在人的显意识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则只独立存在于人的本能行为中，比如膝跳反射，比如心脏跳动，所以任何基于形式逻辑的本能行为，都是有机生命存在的基础，也是有机生命进化出辩证逻辑与辩证思维的基础。可惜旧哲学从来不讲这些。许多不懂辩证法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本能行为如果是形式与现象，那么形式逻辑就是内容与本质；同理，如果辩证思维是形式与现象，那么辩证逻辑就是内容与本质。可惜上述解读却是错的，因为辩证思维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存在，所以用辩证思维进行哲学思考，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是感性与理性同步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辩证法所谓的对立统一关系，相关的专业哲学讲得非常明白，为什么就是普及不了呢？就是因为懂辩证法的人都不真懂逻辑，因为旧哲学根本无法定义逻辑，所以哲学专业研究其实仍停留在骑驴找驴的尴尬中。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只要不能跳出形式逻辑陷阱，再高明的哲学家也不算真懂哲学，当然无法常识化给别人讲明白哲学，因为大家都一致对逻辑存在关键误解。就以哲学所区分的感性和理性这一对儿基础概念为例，区分它们，不是为了让二者截然对立于人的思想，而是为了让人更好过统一的和具有一致性的知行合一人生。反之，忽略了二者共同建构的哲学与人生的知行合一性，又迷信形式逻辑，那么在逻辑天花板的笼罩下，在不可调和的感性与理性冲突中，不整体迷失于不可知论，才怪！
通过这样的论述，希望大家反过来能明了，只有清晰论证清楚中西方君主共和制的差异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才能真正讲清楚，新中国只能采用共和制，不能采取民主制的原因——我们虽然有共和的传统，但本质上，其实是形而上学于没有逻辑天花板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这一切。
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我系统地阐明了，正因为有道文化这样的本体论思想帮我们突破了逻辑天花板，所以中华文明才有自圆其说水平最高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种环境下的中国传统政治，因为被哲学绑架得相对理性，所以显得相对最成熟，所以大家必须常识化地认识到，本体论相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形而上学的层次最高。科学，只是方法论指导下的一种证明方法体系，连方法论都不算。思考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哲学，是哲学的分支，不是科学。对不起，我又絮叨了，但没办法，为了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我必须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用这种新视角重新解读政治哲学与历史，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只是我也必须强调，这样创新后的哲学，却不可以再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其中最主要的本体论思想终极创新基础来自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最终实现的天下大同，虽然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异曲同工的，却比对方早了两三千年。在人类思想取得终极大同前，这种具有终极创新意义的新思想只能正本清源地回归于中国传统哲学，因为人类文明在文化上的终极融合，需要一个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政治主导力量。现在看，这个主导力量非中国政治莫属，因为在利他属性上，只有中国政治的真诚度最高。有了常识化的新视角，我们自然不难发现，从本体论角度判断，中国哲学，包括政治哲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其思想体系之成熟，从来走在同时期的西方哲学前面。西方文明之所以在近现代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反超，只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自圆其说水平最高，但在本体论问题上，仍存在自己所发现不了的逻辑缺陷，所以只能停滞到主观优越感彻底被归零后，再通过现代政党政治的充分竞争，比如国共两党竞争，求得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强。
因为国民党借鉴的，只是形式民主所代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内容，而共产党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追求绝对消灭阶级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同时吸收了指导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本体论，尽管这种本体论至今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但以唯物辩证法为代表的逻辑分析方法，却事实形成对《道德经》中的朴素辩证法的绝对补强，于是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横空出世，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所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稳步上升。在常识化视角下，这一切，无不体现中华文明一直在被动状态下，正在通过自身独具的开放性，向外部文明寻求不失主体性的无意识被动补强。这种无意识被动补强状态，只是相对于全民族而言的，对于从事专业思考的哲学专业人士而言，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求不得的理论创新难。透过中华文明近现代的苦难，大家要明白一点，正因为曾经有最高明的本体论，所以在方法论方面，我们虽然会因为思想的保守而一时技不如人，但外部力量也不能因此而终极瓦解我们民族的主体性。如今我们已经恢复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但我们的对手却妄图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彻底否定我们的主体性，这一点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谈判条件的设定上可见，这就是美国政府因为缺乏本体论指导，所以必然导致的盲目相信技术实力，结果必然陷入傲慢与狭隘的固步自封。所以说，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补强中华文明本体论上的缺陷，真实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有高明的本体论，而是他们有我们一贯缺失的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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