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语文 || 第一章 我的语文先生们（02）

一、许先生

在蒲场学校，第一个影响了我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许先生——许玉琴。

1971年春天，我入读小学一年级。那年我七岁。

我没有经过幼儿园的教育过程，直接进入了小学阶段。

这一人生经历，我一直引以为憾，我也因此一直以为我的受教育历程是不完整的。连幼儿园的教育过程都没有享受过，哪能算是完整的幸福的教育呢？

我本来还可以早一点上学。

记得上学之前，我的父亲和二哥、三哥他们三个人，曾联合起来策划了一次让我上学的事情。

我当时喊小学校长顾林桂是干爸爸，叫许玉琴干妈妈。干妈妈其实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当时叫她许先生。

他们其实并不是我们蒲场大队的人。我在《书香门第》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里，以他们作为原型塑造了两个年轻的乡村教师由上面安排下来教书的情节。而他们的到来，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竟然是我爷爷的思齐学塾。思齐学塾因为蒲场村有了新学校，而被责令关门了。那应该是1955年的事。

我父亲是1946年的兵，后来转业到地方上，1957年回到了蒲场村。跟着我们的父亲一同回到老家的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大哥。那时候，我们的二哥还没有出生。

我们的父亲一家经由扬州回家，在那时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谁能想到，十年前离开蒲场出去打仗的人，十年后回来，便拖家带口的，而且，全部家当将一条大木船都压得沉沉的呢？

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顾家和我们家，两家走动起来了。听我母亲说，有一段时间，还走动得特别热络。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从小就非常怕我的干爸爸和干妈妈。

我同样非常害怕学校，小时候，我总觉得学校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这可能与我二哥、三哥经常回来说老师经常打人、熊人有关。他们每次回来，带回来的话，都是这样的，今天，谁被先生熊了，谁被先生拿尺子打了。

这样的话，势必会在我心头投下阴影、恐惧。因此，我在还没有上学前，便开始害怕学校。

六岁那年，父亲、二哥、三哥他们，把顾校长请到我们家，让顾校长抱我去上学。我一听是上学，吓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从顾校长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无论他怎么用“干爸爸喜欢你呵”“干妈妈也喜欢你呵”来哄我，我仍然是说什么也不肯上学去的。

最终，还真的是挣脱了。

后来，顾校长哄我道：“小四，只要你去上学，干爸爸我就给你买糖。”

那个时代，一粒纸包糖和一张漂亮的糖纸，对一个孩子的诱惑是巨大的。然而，饶是如此，我还是没有答应去上学。

哪有这么容易吃到糖的？能吃到糖，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料定这糖没有那么容易吃到。

所以，上学的事，也就黄了。

后来，我料定，我父亲和二哥、三哥他们，也并不是特别认真地要我去上学。

所以，我继续没心没肺地又玩了一年。

直到7岁搁在头上，实际上是虚8岁了，这样，便无法逃脱了，必须上学了，而且，一般大的小伙伴们，都是那一年春天上学的，我也就没有理由再待在家里没心没肺地玩了。这时候，我如果不去上学，我们的父亲和哥哥们，一定是要揍我的。

正式上学，是在那年的春天。

那时候，学年是从寒假后的春学期开始的。

我正式读小学一年级时，干爸爸顾林桂已经调离了蒲场小学去到唐刘中心小学做校长了。不过，他好像每天都会回到蒲场，我时时看到他坐在他们家堂屋里读书；到了夏天，干爸爸打着赤膊，坐在巷子里或院子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读着砖头一般厚的书，旁边放着热水瓶，茶杯里放了一半的茶叶。那样子，是非常享受了。

干爸爸是个非常体面的人。在我心中，干爸爸一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那时就非常憧憬干爸爸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一天，我也能享受到这样的读书生活，我便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在二年级上了三个学期，这样一来，才终于调整成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的学年制。新的学年制，在那一年正式开始了。

上学后才发现，学校也不是那么令人恐惧，学校里的老师们，当然是让人畏惧的，但也不是那么像哥哥们所说的那样让人害怕。

日子长了，事情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形：蒲场学校的老师们，哪里会打学生呢？他们其实都非常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生活得非常体面、非常高贵。几乎每一天，他们都非常体面、非常优雅地出现在学校里。他们衣着朴素大方，谈吐优雅，待人和善，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一个做先生的尊严与高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全社会整体贫困乃至贫寒的时代，教师群体却显得非常高贵、脱俗。

我们这一届一年级，其实是非常幸运。这份幸运，是我们的干妈妈许玉琴老师带给我们的。

因为，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在刚刚走进校门上一年级时起，便开始学汉语拼音了。

打开课本，第一课就是汉语拼音。

这太新奇了。因为，上个年级的课本，打头的还是语录，还是最高指示。汉语拼音的内容是零零星星地安排在各个单元的。

而且，上一个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学汉语拼音。

上一个年级里，有我的三哥，还有干妈妈的二儿子顾振华——顾振华后来与我在唐刘中学成为同事，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直到现在，这一届的学生都无法准确地把汉语拼音字母与英文字母准确地分辨清楚，就更不用说准确地拼读汉字了。

全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可以把汉语拼音课像模像样地上起来。而这个老师，就是我的干妈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许玉琴老师。

这让我在整个小学时代都感到无比自豪与满足。

现在想起来，我仍然非常自豪与满足！

也许，就是这一点，使我在七岁的时候就滋生了长大做一名老师的理想。

许先生这一年循环到了一年级，接手教我们。她说，她会把我们送到三年级。

许老师虽然是我的干妈妈，但是对她的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听人说，干妈妈大约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学历也只是初中毕业。她的老家也不是我们这里的，而是离我们蒲场有十八里远的戴南镇上的。

戴南镇，在我们蒲塘里人看来，就是城里了。

戴南镇上的人，在我们乡下人看来，是比起兴化城里的人还要洋气些的。

许先生的普通话特别好——当然，这是儿时的看法，现在，我抛开热爱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不谈的话，许先生的普通话，实际上只是地方普通话，但是，在那时候，在乡下，已经算是一个了不得的神话了。那时候，哪里能听到学校里有普通话啊，连县城的学校里也难听到。而且，她教汉语拼音特别认真，特别带劲。

我们于是跟着许先生先学习汉语拼音。

我们不是从汉语拼音字母表开始学的，我们是从元音字母开始学的，先学了六个单韵母：a、o、e、i、u、ü。

然后， 我们开始学四声。每一个单韵母我们都以朗读的方式学四声。

我们读的时候非常卖劲，往往都是四声连在一起读，所以，阴、阳、上、去四声听上去抑扬顿挫，韵律悠扬，非常动听。

我们每天都在诵读，诵读熟了，就难免快起来、连起来，这一来，我们的那种朗读，就太有点像唱歌了。

其实，这种唱读法，我们倒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许先生不高兴了，脸一沉，说：“你们读得难听死了！”

我们于是不再唱读了。

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读，其实非常好听，怎么就难听了呢？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许先生说，唱读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提倡的那一套，读起来摇头晃脑，读起来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总之，许先生就是不喜欢这样的读法，许先生不喜欢，我们就不能再这样读，因为，我们也不想惹许先生生气。

但是，许先生为什么不喜欢私塾的读书法呢？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回望那段岁月，我倒是觉得，许先生可能错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读书方法——至少，如果唱读法真的像私塾里的读书法的话，那么，古文吟诵之法，是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的。

可惜，这样的方法，硬生生地被掐断了。

我们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我敢断定，我爷爷是会吟诵法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父亲没有学会，我叔叔也没有学会。

而到我出生时，我们的爷爷，早已经不在人世。听说，他的思齐学塾被关闭，差不多是他最后致死的原因。

我爷爷于1958年去世。是在我父亲回到蒲场的第二年。那一年，我们的二哥出生。

后来，我上大学后，与我们村一名叫姜生的老人有过一次闲聊。这位老人，比我们的父亲岁数要大一点，比我们的爷爷又要小很多，他说，他会吟诵。

但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他的父亲、他自己，都被划成了地、富、反、坏、右中的“地主”。

他和我的那次聊天，是198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那时候，他才敢稍稍讲些话的。

说起来，他一定是想把话说给懂的人听的——他跟我父亲打听过，知道我读的是中文系。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满脑子先锋小说，一门心思要成为朦胧派诗人，又哪里会把这个非常中国化的东西放在眼里呢？姜生先生一定以为我这样一位修习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一定会从文化的高度，认真地听他吟诵，并将吟诵技术传承下去的。可惜，我那时候，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位老先生将刘禹锡的《陋室铭》吟诵完毕，却没有作任何记录。更没有想到请他吟诵出四书、五经的内容。

不过，我已经非常幸运了，毕竟，我亲耳聆听过那远古的声音，亲眼看到了古人是如何读书的。

我们读汉语拼音的唱读，其实不完全与吟诵一样。吟诵，还有一种得意后的忘形与陶醉，一种与文意浑然两忘的快乐。

这是我从姜生先生那里感受到的。

认真说起来，我们的许先生教我们汉语拼音，其实并没有教全，或者说，并没有太系统地把汉语拼音的全部内涵都讲清楚。那时候的她，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她自己的汉语拼音，也全都来自于自学。

所以，我们学的汉语拼音，可以说是一种散装的汉语拼音。譬如，我们当时并没有学全全部的韵母知识，对整体认读这样的知识，对“一、七、八、不”的变音，对“Y、W”零声母的知识、拼写中大小写的规则、隔间符号的使用规则、声调标注方法等，我们都没有学全，甚至有些全然不知。

但不得不说，我们跟着许老师，非常认真地学好了汉语拼音。每天，我们非常快乐地诵读，将汉语拼音学得滚瓜烂熟，至今仍然受用。

这让我们蒲塘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惊讶不已，因为，就连许老师都说，从蒲塘小学开办以来，还没有一届学生能够从头到尾将汉语拼音学得如此扎实的，以致长期以来，蒲塘小学都不可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但我们这一届，就这样幸运。而我们的下一个年级，好像就又没有汉语拼音这一个环节了。

当然，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普通话教学也仅仅限于是许老师的课堂。而且，许老师的课也无法全程使用普通话。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老师的缘故，而是因为学生的原因。我们班后来来了很多插班生，加上一些留级生，使得我们后来的语文学习也无法全程使用普通话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一年级下一学期，我们在学习一首诗歌时，我被许老师点名站起来诵读。当我朗诵到“高唱《国际歌》，红旗遍天下”时，因为是用普通话来朗诵的，又因为朗诵得非常激昂，很多同学都听不习惯，竟然引发了哄堂大笑，我则有点脸红，有点尴尬。这时候，许老师讲，姜广平同学的朗诵非常好，同学们不应该笑话他。反倒是你们这些孩子，自己说不来普通话，还讽刺打击能说普通话的同学，这很不好。

一下子，教室里安静下来。

现在想来，许老师的这种鼓励，对我而言，真是一种巨大的动力。此后，我在语文课上更有劲头了，读书读得非常投入。全班同学也因此都被带动起来，每到语文课，全都精神饱满，忘情投入。那时候，虽然是1970年代初，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在我们那所小学校里，我们班的语文课，竟然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