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20世纪犹太裔德国哲学家。
施特劳斯见证并预见了现代文明存在的问题，认为其若要继续保持活力，免于毁灭，必须需要某些前现代的传统权威。对他的批评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
施特劳斯理解的哲学并非一种建构性的或构造性的活动，而更多是一种怀疑性质的活动，也即哲学是“原初意义上的怀疑”，知道自己不知道，或知道知识的局限。他追求的是整体性知识，不是为了得到具体的答案，而是追寻这个过程。理解了这一点才更可能理解施特劳斯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两者都是现代性知识的基础，在他看来，也恰是它们制造了一种人造的洞穴，是柏拉图自然洞穴之下的人造洞穴。在自然洞穴，人们看到的是投射到墙上的影子而非真实世界。而人造洞穴使人连自然洞穴也够不着。按照《现代性及其不满》一书的理解和辨析，施特劳斯对实证和历史的基本态度是反思而非否定。
原文作者 | [美]史蒂文·史密斯
摘编 | 罗东
《现代性及其不满》，[美]史蒂文·史密斯 著，朱陈拓 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1月。
哲学，一种事业
施特劳斯以其作为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而最为人所知。但是他对政治哲学的理解也并不能省却对哲学的通常解释。
他解释道，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或者说是对关于“整体”的知识的探求。他所谓的整体，指的并不是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清单，一个关于所有存在事物的范畴；他指的是一种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也就是由这样一类存在构成的基本范畴，对于这些存在我们能够提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知道事物的本质或其所属的范畴来了解一个事物。哲学力求范畴性的知识，而非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关于这类范畴，施特劳斯所举的例子是关于上帝、人和世界的知识。
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事业出现，是因为这类性质的知识并非即刻可以得到。我们对于各种事物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可靠的意见，但此类意见经常展现出内在的不一致，甚至可能会彼此矛盾。在施特劳斯的表述中，哲学是“有意识的、连贯且不懈的努力，试图用有关政治基本原则的知识取代有关政治基本原则的意见”。
《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7月。
但即使哲学力求关于整体的知识，整体从根本上说也是难以捉摸的。我们或许有关于部分的知识，但整体仍旧是神秘的，并且在缺乏关于整体的知识时，关于部分的知识仍旧是不完整的知识。施特劳斯承认，对一致性与完整性的崇高雄心和结果的微不足道，这两者间的不一致“可能会显得哲学像是西西弗斯式徒劳或丑陋”，但是他继续肯定说，哲学“必然由爱欲（eros）陪伴、维持和提升”。换句话说，哲学首先且主要是一项充满爱欲的活动，更多由对知识的追求与欲望构成，而非由智慧的完成或实现构成。
有时候，施特劳斯会将哲学同某一类型的因果知识联系起来。“哲人的主导性激情是对真理的欲求，即欲求关于永恒秩序、永恒原因或有关整体的原因的知识。”施特劳斯再次强调欲望或激情（也即爱欲）构成了哲学的特征。这种激情是对整体原因的知识所抱有的激情，而非对任何特定事物的知识所抱有的激情。实际上，对知识的这种激情会让哲学家对人类事物不屑一顾，而人类事物同永恒秩序相比则只会显得“微不足道且短暂”。由于哲学主要关心事物的原因——以及事物的形式（eidos），这让哲学显得不关注事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特殊性。
施特劳斯知道——并且深知——对这一哲学概念存在着一个显然的反对意见。古代的或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概念认为哲学是“关于整体的知识”或一种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这似乎预设了一种“过时的宇宙论”，在这一宇宙论下世界表现得像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在这宇宙中人类和其他物种都有各自预先决定的角色。这样的观念同物种进化与宇宙无限膨胀的现代科学概念完全不一致。
整体性知识的可能性
如果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话，那么整体知识这一观念也就变得不连贯了。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获得关于其知识的整体？关于自然的目的论概念，如今看起来就像神创论和其他伪科学的主张一样过时。对这一非常尖锐的反对意见，施特劳斯是否有答复？
对于这种对古代哲学的现代批判，施特劳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应。他否认人性的古典概念预设了任何特定的宇宙论或潜在的形而上学。举例来说，有主张认为古典伦理学和古典政治哲学被一种目的论的物理学或一种形而上学的生物学扭曲，该主张是完全偏颇的。它将现代启蒙运动的修辞强加给过去，这一修辞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所有知识形式的基础或前提。施特劳斯认为，对于整体知识的欲望仍旧恰如其所是——它只是一种欲望。它并没有教条地预设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宇宙论，更别说声称表明了某种宇宙论。
施特劳斯宣称，古代哲学以“寻求宇宙论”的名义来理解人类的处境，而并未就宇宙论的问题给出任何特定答案。正是古代哲学对整体知识所抱有的开放性或怀疑态度，使古代哲学免于受到教条主义和天真烂漫（naïveté）的指控：“无论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是什么，它都无法影响我们对何为人身上的人性的理解。对现代自然科学来说，以整全的眼光来理解人意味着以次人（sub-human）的眼光来理解人。但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作为人完全不可理解。
电影《苏格拉底》（1971）剧照。
古典政治哲学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人。这肇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绝没有服从一种特定的宇宙论，因此其知识是关于无知的知识。关于无知的知识不是无知。它是关于真理和整体难以捉摸这一特性的知识。”
施特劳斯对哲学的理解是：它始于一种对整体知识的欲望，并以意识到“真理难以把握的特征”而结束。在关于整体的知识之前的必然是关于部分的知识。由于我们不可能立刻获得关于整体的知识，仿佛“从枪管里射击”（shot out of the barrel of agun）一样（这是黑格尔的著名比喻），我们必须以一种“上升”的形式到达整体，这一运动过程是从我们立即便能知道的事物——由“前哲学”经验构成的世界——上升到那些仍旧晦涩且被神秘所笼罩的事物的过程。
哲学必须从普遍同意的前提出发，“辩证地”向前行进。这一上升过程从我们所共享的意见出发，这些意见“对我们来说位于首位”，也即这些意见关乎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律令。
正是“政治”为我们的这一上升过程提供了最清晰的出发点。为什么会这样？
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
政治哲学并不仅像伦理学、逻辑学或美学一样，仅仅是整体哲学的一个分支。对施特劳斯来说，政治哲学是某种第一哲学。对政治事务的探究要求我们首先探究关于更好事物与更坏事物的意见，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意见，这些意见塑造了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所有政治都被意见所统治，而政治哲学将研究统治一个共同体的意见——这通常是写入法律、法规和其他官方文件的权威意见——作为其出发点。我们的意见在其核心处包含了关于政治生活本质的核心假设。如果没有做出关于法律和权威的特定假设，一个人不会将警察看作警察。只有从意见出发，我们才能够开始这一向政治哲学的上升过程。
如果说所有的政治都被意见所统治的话，那么所有的意见都关注维持现状或做出变革。变革是想要使事物变得更好的愿望；维持现状则是想要防止事物变得更坏的愿望。
电影《大都会》（1927）剧照。
于是由此可见，所有政治都预设了某些关于好和坏的意见，并据此评判变革。“政治事物依其本性，”施特劳斯写道，“便是支持与反对、选择与抵制、称赞与指责的对象……如果一个人没有严肃地对待它们或含蓄或明确的主张，那么他就没有理解政治事物之所是，没有理解政治事物之为政治事物。”
但关于好和坏的判断预设了某种关于善的思想，某种关于共同体或社会的善的思想。这些意见尽管本身并非哲学，但其仍然与哲学共享某些事物，也即对政治的善、对共同体的善的关注。但将政治哲学家同最好的公民或政治家区别开来的事物，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幸福的关注，而是其所拥有的特定视角：政治哲学家寻找塑造“好的政治秩序”的“真正标准”。
从某一角度来看，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存在的范畴，其仅不过是整体的一方面或一部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是整体的缩影。政治是自然秩序内对人类进行分组的最完整方式。因此，政治秩序为其他所有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或确定了它们的排序。在所有易毁灭的事物中，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异质性，最接近地表达了永恒秩序的异质性。关于整体的知识必须始于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究竟是成了终点本身，还是成了一种理解形而上学的手段，施特劳斯并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洞穴以及洞穴之下的洞穴
在他的各种作品中，施特劳斯都强调他研究哲学的方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里有着最典范的表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位于首位，还因为古人相较塑造其共同体的政治意见而言处于优势地位。
电影《苏格拉底》（1971）剧照。
这些意见——施特劳斯称它们构成了“自然意识”或“前哲学的意识”——塑造了道德的视野，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由这一视野产生，而根据这一视野也能够检查这些概念与范畴。正如施特劳斯所呈现的那样，古典政治哲学同政治生活直接相关，而所有之后的哲学都相当于对这一传统的修正，并因此只能间接地体验它们的世界，也就是说相当于透过一块玻璃在暗中看世界。自然经验透过哲学传统被进一步地扭曲了，而哲学传统在不同的时期与神学、科学交织，以及在近期则是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于是，我们如今是透过一个由各种概念组成的棱镜来体验世界，而这一棱镜阻碍我们到达哲学与城邦相对（vis-à-vis）的——冒昧借用约翰·罗尔斯的表述——“原初位置”。
施特劳斯寻求通过柏拉图关于洞穴的著名隐喻来解释哲学的自然状况。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的洞穴并不仅是一种黑暗和迷信的状态。它代表了日常生活的自然视野，代表了我们都在其中生活和行动的世界。洞穴中的“囚徒”——柏拉图认为关于经验仍旧存在某些原始的前哲学基础的观念，源自胡塞尔（Husserl）同“生活世界”有关的观念，但其仍旧未在施特劳斯这儿完全地理论化。
他们就是如此——被互相束缚，并且只能够看见投射到墙上的头像，而火在他们身后燃烧。苏格拉底称，这些人——消极且迷醉——“跟我们一样”。这一隐喻类似于现代的电影院或电视荧幕，观察者在其中消极地接受自己眼前看到的图像，却永远不被允许去看产生这些图像的原因。这些图像反过来又受“傀儡操纵师”控制，后者只允许洞穴里的居民看到自己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傀儡操纵师首先是城邦的立法者，是城邦的创建者、政治家和立法者，是带来关于正义的法律和法典的人。与他们并列的则是诗人、神话作者、历史学家和艺术家；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匠人、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所有这些匠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来装饰构成政治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洞穴。
我们所处情况的新颖之处——也是施特劳斯在使用洞穴隐喻时的原创性所在——是我们不再居住在柏拉图的洞穴之中，而是为自己在天然的洞穴之下挖了一个洞穴，这个人造洞穴为追求哲学制造了进一步的阻碍。这就仿佛是：
人们有可能变得十分害怕上升到有阳光的地方，并且很想使得自己的任何后代都不可能实现这一上升。于是他们就在他们出生的洞穴下方挖一个深坑，并退入这一深坑里。如果某个后代想要上升到有阳光的地方，他就必须首先到达与自然洞穴平行的高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发明新的、彻底人工的工具，而生活在自然洞穴中的人并不知道这一工具，这一工具对他们来说也毫无必要。如果这人固执地认为，通过发明新工具，他已经超越了他的穴居祖先，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就永远不可能见到阳光，将会失去对太阳的最后一点记忆。
造成这个新坑、这个洞穴之下的洞穴的原因是什么？
施特劳斯影像。
实证主义的局限
对于造成这一全新且前所未有的状况的原因，施特劳斯追溯至现代哲学本身所经历的错误路径，以及其“孪生姐妹”科学和历史所经历的错误路径。
必须要说的是，他并不反对科学和历史本身。他反对的是将科学和历史转变成两种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之名展开的伪哲学，而这构成了恢复哲学的最大障碍。
实证主义是如下信念，即认为“现代科学拥有或渴望的那类人类知识，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实证主义必然贬低所有非科学形式的知识所具有的价值，而不论其是传承而来的传统信仰、民间智慧还是简单的常识。只有能够经受科学的审查和控制的考验的事物，才能够算得上知识。
在社会科学里，实证主义者们通常坚持事实与价值间的根本区别，认为真正的知识只关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价值和“价值判断”据称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并因此不在知识的范围之内。因此，试图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关于正义的不同主张进行排序或评价的尝试，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早期短片《祖母的放大镜》（1900）画面。
实证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不信任所有前科学形式的知识并试图与之决裂，还在于通过复杂的科学手段它只不过确认了那些“每个智商正常的十岁小孩”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科学的还原论（“从望远到显微的知识”）或许在某些领域是有价值的，但当它被运用于社会和政治世界时则并非如此：“有些事物只有从与科学观察者截然不同的公民眼中来看，才能看到它们的本来面目。”带着对斯威夫特的致敬，他宣称要求科学般的准确性并不会使事物更清晰而只会导致失真，只会引向“令（格列佛，Gulliver）在浮岛（Laputa）深感惊愕的那类研究项目”。
历史主义的局限
导致我们下降到自然洞穴之下的第二个也是更显著的原因来自历史主义。我们不应将历史主义同历史混淆，后者是施特劳斯赞赏的一门学科；而与之相反，历史主义则涉及到历史的败坏。历史主义是如下信念，这一信念认为所有知识——科学的或是哲学的——都是历史性的知识，也即是其所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一种表达。实证主义坚持认为有一种知识，即科学知识，是真理的源泉。实证主义至少仍旧同哲学传统有着些许联系，而不论这一联系有多脆弱。历史主义则认为，甚至就连提出关于真理的问题，提出同“人性的永久特征”有关的问题，都是某种“腐朽的柏拉图主义”的旧病复发，这种“腐朽的柏拉图主义”有着永恒真理的观念并且认为社会有着一个正确秩序。
根据施特劳斯的解释，历史主义依其自身的标准也是失败的。历史主义是如下信念，即认为所有思想都是其时代的产物。
但如果所有思想都是其时代产物的话，这必然对历史主义自身也成立。然而历史主义却前后矛盾地将自身从历史的审判中排除出去。所有的思想似乎都是历史性的，但历史主义的观念却除外，也就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这一观念除外。同样存在问题的是，历史主义未能就过去的思想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
现代历史方法要求按照过去实际——本真（eigentlich）——发生的那样，或按照其实际理解自身的那样去理解过去。但如果将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这样的著作作为其时代产物来阅读的话，就没能像柏拉图和卢梭理解自身那样来理解它们。他们并非历史主义者，因此将历史主义强加在他们的作品之上，便是对真正的历史性理解的一种扭曲。而在思想史上强加某种形式的历史主义，这本身便是一种现代的建构。
对于这些构成了柏拉图洞穴之下的洞穴的教条，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从中抽身而出？
向“自然洞穴”上升
施特劳斯承认，我们不再能够直接知晓经验的原始意义，不再能够直接了解城邦及其神祇的原始意义，而这些是哲学的前理论条件。它被掩盖在一层层凝固了的传统之下，这些传统成功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掩盖了它。
但是讽刺的是，施特劳斯认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由于历史主义摧毁了先前的所有哲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一时代中传统的破灭使得对传统的反思得以可能。如果我们想要从地下二层走出并上升到那构成所有哲学前提的自然洞穴，这样的一种反思将要求创造“完全人造的新工具”。
施特劳斯和他的书房。
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新工具是从历史主义的同一个工具箱内取出的，而历史主义则是施特劳斯看起来在反对的。尽管历史主义或许会教条地将哲学局限于其时间和地点所构成的环境，但它同样能够被用来反对自身。施特劳斯认为存在如下可能，即通过关注哲学所处的环境，历史主义或许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自我毁灭：“历史学家或许相信，对人类思想的真正理解就是按照特定的时代理解每一种学说，或者将每一种学说理解为其特定时代的一种表达。
如果历史学家从这一信念出发开始其探究工作，他就必然十分熟悉这样一个观点，即他的最初信念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正是他所探究的主题不断向他强调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被迫意识到，如果受那一最初信念的引导，就不可能理解过去的思想。历史主义的这种自我毁灭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
施特劳斯的答案是，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我们才能够让自己回想起哲学的原初处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变得更具历史性，我们必须首先让自己从历史主义的迷惑中解脱出来。只有重新获得仔细阅读的技艺，我们才能够由自己如今所栖居的人造洞穴，朝着作为未来哲学之基础的“自然洞穴”开始这一缓慢且痛苦的上升过程。
原文作者 | [美]史蒂文·史密斯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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