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福柯对精神分析做出的批评的一个拉康派的回应（下）
译者:王婧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校对：张涛
原文出自Fink《对抗理解：以拉康派的钥匙开展的评论与批评》第三章
对于权力关系的错误观念
福柯在他的《性史》上提出的一个更深远的批评涉及到他认为在西方世界中权力行使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据他说，自18世纪以来，我们基本上抛弃了权力关系的司法模式，即一种权力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无论来自国王还是议会机构的胁迫总是诉诸法律和整个法律制度。在此之前，权力是以法律的名义行使的，为了证明新的权力使用是正当的，必须对法律制度做出改变。然而，从18世纪开始，随着社会学、人口学和医学的发展，权力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话语和学科中产生，这些话语和学科都以某种形式诉诸规范和标准——实质上，诉诸的乃是一种中庸以及对中庸的偏离。福柯认为，这导致了不再需要诉诸任何主权机构通过的法律的权力来源的扩散和传播。
福柯认为，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从司法权力关系的角度，以及在它的拉康化身的角度，设想性欲望与法律的宣示密切相关。根据福柯的说法，法律导致在合法和非法之间、立法者和服从的主体之间有一套明确的区别。福柯（1978年，第83页）说，在精神分析学中，“性是基于它与法律的关系而被解读的”；精神分析学在其对性欲望的概念化中，并没有质疑“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第88页）。
现在，按照福柯的思维方式，权力关系的司法模式“完全不符合新的权力方法，这种方法的运作不是靠权利而是靠技术，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规范，不是靠惩罚而是靠控制”（第89页）。他建议，鉴于自18世纪以来权力关系形式的转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构想“没有法律的性”（第90页），一种不会回到性欲望与禁止有关的观念的将性概念化的方式。根据福柯的说法，精神分析是“历史上的‘复古版本’”或是落伍之物。他认为“我们必须根据与权力与时俱进的技术，而不是那些过时的技术，对性欲的调度进行概念化”（第150页）。
福柯的批评引起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作为对它的回应，我认为，首先，权力关系的司法模式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完全抛弃，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法律模式，它与心理、精神、医学和教育话语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规范化模式并存。事实上，福柯在书中的某些点承认了这些不同的权力关系模式的共存。事实上，鉴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些主张和其他地方的全民投票引起的骚动，更不必说最高法院的决定及类似事情，很难坚持认为司法模式所产生的那种对行为和做法的禁止不会再存在。正常和不正常的概念并没有完全取代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别，而这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也不应混淆法律与父母在家里和子女所宣示和/或执行的规则和禁令。
关于法律所带来的那种禁止的效果，福柯似乎接受了他在另一方面拒绝的理论所表达的观点，即压抑的假说。
压抑的理论家们，如威廉·里奇和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需要相当多的性压抑，现在是时候解放我们在过去两三个世纪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一些过剩或过度的压抑了。当里奇和马尔库塞缩减性地理解压抑假说时，它似乎暗示了性的非此即彼的模式：压抑导致力比多的消失或缺失，而没有压抑，我们见证了力比多的出现或存在。
这种对压抑假说的缩减性理解源于弗洛伊德的某些水压隐喻，据说禁止会导致力比多“筑起坝”。把力比多的流动比作流体的力学，似乎暗示了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模式，即力比多要么流动要么不流动。然而，弗洛伊德指出，当力比多被禁止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流动时，它会找到其他的出口，而这些出口又会变得高度色情化。乔治·巴塔耶和其他20世纪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作家（包括德勒兹和瓜塔里）经常强调禁止不仅不会阻碍性欲的流动，反而会加倍其强度，并导致新的力比多动力和新的情欲对象的产生。
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强调父母和超我禁令不可避免的色情化效果，这种禁令用情欲来宣泄权力关系，并创造积极和消极的激情都会指向的新的对象从而导致“认同侵略者”等现象。禁止的色情效果通常被认为是禁止的意外后果，但它们在引导性能量进入新的、不同的通道方面的效果并不亚于福柯如此详细描述的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散漫程序。[ 他将这些论述的结果描述为“有意的和非主观的”（福柯，1978年，第94页），就它们有益于某一群体或阶层，但不一定是任何医生或科学家个人而言是有意的。]
我在这里试图提出的是，权力关系的司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禁止并非基于一种规范的发布，而是一种法律——也许并不像乍一看看起来那么简单：它不会产生一种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性欲非开即关，除了存在就是不存在。举一个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非常重视的禁止形式为例，儿童被禁止在其发展的某一点上与其母亲保持密切关系，父亲宣布的分离的禁令的结果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的话并且当它发生时。从理论上讲，正是这种禁令造成了孩子对母亲的渴望，而在禁令或阻挠之前，这种渴望根本不能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渴望。因为当一个婴儿想要某样东西并被立即给予时，似乎没有机会形成在精神分析学中被称为欲望的东西。人类的欲望，为了形成，表面上必须遇到一些障碍，在冲动和满足之间有一些延迟，有些至少是对象的暂时缺乏。（注意，福柯在他的性史第二卷中引用了柏拉图在菲勒布斯（Philebus） 44E中的话，以及随后的话，他说欲望是建立在缺乏的基础上的【福柯，1984年，第52页】；同样的论点显然也出现在柏拉图的200a-201c年的研讨会上，这表明它不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发明）。
在这种情况下，禁止构成了一种障碍，使孩子对母亲的冲动成为对母亲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在理论上必须是无意识的。这里的禁令并没有抑制孩子的性欲，而是将孩子的性欲固定在一个现在被认为无法接近的对象上。孩子开始有意识地相信，在色情层面上，他们不能不关心自己的母亲。事实上，与母亲的某些形式的亲密关系往往会被有意识地体验为感到恶心，恶心是压抑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标志。
伴随着这种使孩子无意识地对母亲产生欲望的压抑的是孩子对某个人或某种其他事物的一种新的有意识的欲望，实际上常常是对新朋友、新伙伴和新活动的一系列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特殊的禁止，虽然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固着，同时产生了一种变化的，多价的、多方面的欲望，在拉康理论中，以对其他事物的欲望为特征。根据拉康的说法，人类欲望和想象的无休止的扩散始于这样一个最初的禁令。
与其他一些分析家不同，拉康关于这些不断扩展的欲望和幻想的形成考虑了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他决没有忽视“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的程度（参见，例如，拉康，2006a，第628页），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欲望是建立在周围人表达的欲望和幻想、电影、杂志、音乐、文学等所描绘的欲望和幻想的基础上的。事实上，他说“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拉康，2006a，第16和379页），这意味着无意识充满了我们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和形象，充斥着在我们周围传播的霸权主义和不那么霸权主义的话语、形象和幻想。
拉康把无意识描写为四处弥漫的，并渗透在我们周围的所有话语中，无论是医学和社会学，还是电影和文学，这似乎使他受到许多文化和后结构批评家的喜爱。而且，事实上，他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将无意识等同于——在某些人看来——语言，或者更广泛地说，与文化本身等同起来，使无意识更容易被某些现象学家所接受。虽然这种对文化的包含对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修正——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分析者的所有欲望和幻想都减少到俄狄浦斯情结或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三四个这样的情结，而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使得现象学批评家相信拉康有效地疏散了一些他们在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观点中发现的令人不快的东西：即，他对动态无意识的坚持，即对被积极压抑的东西的坚持。
这导致一些思想家好奇地接受无意识的概念，而不是压抑的概念。他们回避压抑的观点，认为压抑会造成一个空洞或一个缺口，一个可能会引起整个经济运转的结构性的缺口。回到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假设父亲禁止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假设这种禁令（如果真的存在和当它真的发生时）会导致一种缺失——最早的的情欲对象的失去——这种缺失在移置并且仍然让许多欲望继续移置。拉康认为，人类的欲望总是建立在缺乏的基础上，建立在失去母亲这一基本客体的基础上。因此，缺失是内在于欲望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总是空的，是由禁止所创造的。
这根本不是福柯作品中欲望的写照。福柯拒绝了“缺失”的概念，似乎更倾向于将欲望视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被填入和来自它自身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为存在于禁止之前和独立于禁止的东西。在他看来，缺乏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可能暗含一种主观的真理被固定在某个点上的那种缺位、那种否定性。由于压抑，缺乏可能会引入某种隐藏的概念，某些形式的解释性原则——福柯（1978）在其性史的第一卷中反对的概念（例如，见第34-35页）。
压抑意味着某种东西从意识中丢失了，并非表面上看到的一切。然而福柯歌颂的是表面和表面现象：他说，性与“我们困难地试图抓住的潜在现实无关，而是与伟大的表面网络有关”（第105页，译文被修改过）。[ 然而拉康还是同意拉康说的分析解剖不是人类的命运，与弗洛伊德不同。]同样，他认为深度（或者说把性作为真理）的概念是“幻影”（第157页）和“阴影”（第159页）。
诚然，“表面”和“深度”构成了一种需要解构的二元对立，而动态的无意识几乎没有被充分的理论化。弗洛伊德经常求助于深度隐喻，他的许多追随者，如荣格，进一步扩展了这一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意识是很难找到和遇到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它经常以非常惊人的方式出现在表面上。例如，我今天在阅读自己的文档时已经犯了几次口误，可以说，口误在我的话语表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若非它们的原因的话；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这意味着我们在日常言语中发现了无意识的显现，或无意识的干扰。类似地，轻微的犹豫和省略可能暗示着我选择隐藏在视线之外的干扰性想法。
另一种说法是，我把这些想法排除在我的话语链之外。拉康引入了话语链条是由它所排除的因素决定的的概念。在治疗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当我作为一个分析者，谈论一个特定的话题时，我很可能是在绕圈子或回避这个问题，我的述说恰恰回避了我不想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想说的话，我排除在外的话，决定了我的述说所走的弯路，实际上决定了我想要说的话。这相当于根据我的述说的“内在”链和“外在”链（或从该链中排除的内容）对情况进行概念化。虽然它避开了表面/深度隐喻，但它引入了自身的内部/外部隐喻，尽管它需要两者是不可分割和相互决定的。
现在，我们错误地推断，链条中包含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排除的内容决定的。事实上，福柯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链条中包含内容的多少是由我们周围流传的规范性话语的过剩决定的。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忽略这一点，这正是福柯的作品对许多精神分析话语起到了有益的纠正作用的原因。然而，我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一个链的决定因素而忽视另一个。我们是否必须假设链条的所有决定因素都易于接近一种话语分析的形式？从广泛的临床经验来看，难道不是似乎分析者不仅有不愿意说或羞于说的话，而且还有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话吗？分析者难以诉诸话语的东西在精神分析中有许多名字：被压抑的，无意识，实在，创伤，创伤的实在。
在我看来，分析家和福柯主义者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如果对于他们是以根本不同的人类心理概念运作的没有弄得十分清楚的话。对于福柯主义者来说，精神是由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讨论构成的——一个观点，即精神分析家应该做好支持和整合——但自身不是多层面的；套用福柯对性的看法，精神本身对他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表面网络”（第105页）。另一方面，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所接受的概念是，精神本身是由多个层次或结构组成的（例如，无意识、意识和前意识，或本我、自我和超我等）：它是多方面的，并且像一次莫比乌斯带一样，至少有两个局部可区分的表面。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临床医生们显然被分析者对性的回避程度以及他们如何难以用语言将性表达出来所震动，尽管福柯使性进入语言和将“性转化为话语”称之为数百年来的鼓励。他们的读者们显然被分析家将性与无意识和创伤联系起来的程度所震撼和震惊，并且发现很难接受性对人类生存如此重要的观点。
福柯认为，这一命令只不过是天主教和科学界长期以来的规则的延续，即把所有的性经验都纳入到话语中，他认为这一指令始于1215年的拉特兰议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随着性经验的医学化和精神病学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规则继续存在着。在我看来，他没有去强调这一规则逐步应用于经验的许多的方面的程度，而且并不仅仅是性的经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我们看到这种“转变为话语”的规则被扩大到包括诸如火车失事、飞机坠毁、配偶虐待、对儿童的语言和身体暴力、同性恋殴打、学校爆炸、自然灾害等创伤性事件。如果福柯反对这种一般性的话语，他似乎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境地，即批评自己试图将我们当代的权力关系经验转化为话语的努力，因为他的作品确实可以理解为一种试图将影响作为人类的我们的新的权力关系形式象征化的尝试。
不管心理学家和其他“灾难专家”对特定的犯罪现场的某些干预措施看起来多么可笑，将所有形式的创伤经历的工程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不管是否可取）。但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象征化创伤经历：
1 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从外部象征出来的，就像在心理干预中经常做的那样，简单地在上面放置一个预先定义好的所谓科学术语的网格（例如，人们被告知一个人有“上瘾”或“神经失调”）；这只会导致主体在大他者的话语中越来越异化。精神分析话语也会对此做出贡献，许多分析者在接受治疗时已经将自己的经验简化为一些陈词滥调的流行语（比如“这都是因为我的恋母情结与父亲竞争的缘故”）。
2 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符号化的层面，尽管它必然要从分析者自身的话语中发挥作用——它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话语渗透而来——但它远不止简单地用新的术语来编码分析者的创伤：这会带来真正的工作。然而，的确，我们的文化话语常常是这种象征形式的阻碍，但他们难道不是永远不可去除的吗？
新的医学和心理学话语已经开始构建我们的经验，但正如福柯自己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经验已经被宗教话语所构建。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希腊人已经构建了详尽的关于性的道德和美学的论述。
福柯是希望我们回到这样的话语之前吗，仿佛我们能够回到先于话语的原初经验？是否存在某种真正意义上被转化为话语因而受到玷污或损害的原初性经验？这难道不是《堕落》（Fall from Grace）或《卢梭的自然状态》中的观念的另一种版本吗？
这篇论文是2000年8月8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心理协会（APA）国际年会上发表的，作为“心理分析与性”专题小组的一部分，题为“对解构批判的分析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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