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近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上新”重要考古发现，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几乎在同时，青年学者萧易《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四川成都首发，这部酝酿多年的“考古宝典”，用科学的方式，破译三星堆文化密码。
《寻蜀记》
萧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宝墩新石器古城
藏着三星堆源头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横空出现，震惊了世界。那些神秘而诡异的器物，颠覆了此前人们的认知，甚至有人将三星堆文化与玛雅文明、外星人文明联系起来，传得神乎其神。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一首《蜀道难》，道出了蜀地山高路远的艰险，也侧面反映出唐朝时古蜀文化已经颇为神秘，这就难怪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三星堆的存在了。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以及出土的铜大立人像和铜纵目面
当年三星堆遗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如今，经过30多年的研究，特别是结合蜀地更多新的考古发现，三星堆的前生今世正变得越发清晰。
1995年冬天，一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在成都平原被发现，名曰宝墩遗址。宝墩遗址的外城为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经过测算，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76万平方米。这个数字仅次于陕西榆林石峁古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这座四千多年前、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巨无霸”，总土方量达到了140万立方米，今天看来依旧是个庞大工程。
1995年宝墩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过去受“中原中心说”的束缚，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唯一中心。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高度与黄河流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国古代文明喻为“满天星斗”，指出文明起源是多元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中原地区以外，山东地区、辽宁内蒙古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江浙地区都曾经是文明起源的“星斗”。
相比之下，中国西南考古起步较晚，此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少之又少，文明的火种一度“星光暗淡”，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蜀地早期是莽荒一片。然而，宝墩遗址的出现却如流星一般划破长空，证实了巴蜀地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辉映，进而说明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古蜀文明发展沿革示意图
话题回到三星堆。三星堆的存在曾经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然而通过对比，三星堆出土的宽沿平底尊、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等器物，大多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可见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正如《寻蜀记》所说，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今天，宝墩古城还在不断带给世人惊喜，但频频发现的城墙、大房子，却掩饰不了宝墩古城少有精美文物出土的尴尬。同为史前古城，良渚古城以精美的玉璜、玉璧、玉琮、玉镯、玉牌、玉钺为代表，陶寺古城则发现了诸如特磬、龙盘、鼍鼓等高规格礼器，而宝墩仅有简单的陶器、石器出土，这也说明蜀地的早期文明程度有限。
金沙“黄金王国”
道出三星堆去处
既然三星堆的重要源头被找到了，那么它的后继者在哪里呢?《寻蜀记》一书以“从考古看四川”为主题，按照时间线索，对蜀地近五千年的文明进行梳理，给出了答案。
今天在中国许多城市，我们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影子，它自当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以来，就成了文化遗产的象征。太阳神鸟金箔内层有个旋转的火球，外层等距离分布四只飞鸟，向同一方向展翅高飞，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精湛的工艺与天马行空幻想的结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及四鸟神金箔
太阳神鸟又称“四鸟绕日”，造型出自四川的金沙遗址。太阳神鸟被考古界认为寄托了古蜀人对太阳的理解与诠释，在古蜀先民看来，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崇拜太阳，认为太阳的运动靠鸟的飞行完成，因此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金沙，整个古蜀都狂热地崇拜太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号开明，“开明”二字，意为“推开窗户见太阳”，本身就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词语。可见，晚于三星堆的金沙文化，继承了三星堆的部分精髓。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迄今为止，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包括金面具、金冠带、太阳神鸟、蛙形器、鱼形器、喇叭形器以及大量散落的金片。在此之前，中国商周时期的古遗址从未出土过这么多金器，金沙是当之无愧的“黄金王国”。金沙被视作三星堆后古蜀政权的又一个都城，而当时统治金沙的，学界推测是蜀王杜宇。《华阳国志》记载，杜宇东征西战，开辟了疆域空前的古蜀国。
金沙遗址出土了多达千根象牙
如果对比一下河南安阳的殷墟，就会发现中原王朝流行青铜器，却少见黄金制品。安阳殷墟是商朝国都，自1928年始，商王武丁之妻妇好与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相继被发掘，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单妇好墓中的青铜器就有1925千克，制造难度和精巧程度远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青铜神像之上。
中原先民不尚金，已成学界定论。论财富实力和制造工艺，商王朝想制造黄金制品并非难事，选择黄金还是青铜、玉器，更多恐怕还是族群的文化偏好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三星堆虽然出土文物造型带有浓郁的地方族群特色，显得特立独行，仍是工艺上受到了中原以及良渚文化的影响，并非与世隔绝。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
此外，从出土文物中能明显感受到，古蜀时代存在一条通往南亚甚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带来了技术、物资和艺术的种种交融，进而丰富了三星堆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三星堆的独特文化风貌。
萧易认为，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揭开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面纱，宝墩文化则将成都平原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这三者按照时间和内涵排序，成功建立起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连续的考古学序列，解开了三星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谜团。
半个多世纪接力
考古“西南夷”
根据检测，新面世的三星堆祭祀坑时代相当于商朝晚期。在商王朝的甲骨文卜辞中，诸如“征蜀”“克蜀”的记载屡见不鲜，可见商王朝完全知道三星堆先民的存在。古蜀国与商王朝之间的战争不断，商人经常在甲骨文中诅咒远在西南边陲的古蜀国。《华阳国志》里说“蜀侯蚕丛，其纵目”，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像很可能寓指初代古蜀王蚕丛，只不过进一步艺术夸张了。
古蜀国的尾声是开明王朝。2000年7月，成都商业街船棺重见天日，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如此巨大的船棺。制造这些船棺的楠木，树龄在500年以上。
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群发掘现场
船棺曾经被盗，青铜器几乎荡然无存，残留的漆器却依旧透露着皇家之气。正因如此，考古学家推测这里有可能是开明九世迁到成都的宗庙，庙中埋着开明王朝的列祖列宗，甚至包括王朝的缔造者鳖灵。
古蜀国人的安宁生活在公元前31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苴侯联合巴人谋反，末代蜀王率大军攻巴，巴人节节败退，求救于秦。秦惠文王伐蜀，末代开明王兵败被杀，蜀王子安阳王率领三万蜀人远迁交趾，即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如今，越南也保存着一些船棺遗址，显示出与四川的强烈联系，或许便与此次迁徙有关。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方式书写，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更为有限。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
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老龙头墓葬发掘现场，墓上覆大石，是老龙头墓葬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寻蜀记》中，作者萧易对诸多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定位: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中国之最，画像砖的出土数目也是中国最多；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
这些蔚为壮观的文化遗产，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川地之最”，也集中向大众介绍了四川近些年来的考古成果。“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
《寻蜀记》在努力从微观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在神州大地，有更多的三星堆，等着人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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